海誓——北洋舰队 第五部 甲午风云 第241节:国际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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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_13579.html][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_13579.html[/size][/URL] 第241节:国际法庭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击沉了英籍商轮高升号。与中日在朝鲜战争打响的同时,为此事件,中、日、英3国随后展开了外交斡旋和法律斗争。一场艰难的、长达10年多的外交攻防战,也在北京—东京—伦敦间此起彼伏地展开。这便是国际战争史和国际司法史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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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1节:国际法庭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击沉了英籍商轮高升号。与中日在朝鲜战争打响的同时,为此事件,中、日、英3国随后展开了外交斡旋和法律斗争。一场艰难的、长达10年多的外交攻防战,也在北京—东京—伦敦间此起彼伏地展开。这便是国际战争史和国际司法史上著名的高升号案件。——平山大侠


众人散去,李鸿章独把罗丰禄留了下来。

“高升号一案,谈判进行得如何了?”李鸿章关切地问。

“唉!”罗丰禄长叹一声“波谲云诡、一言难尽。英美明显偏袒日本,谈判十分艰难。

自7月28日,中英日3国联合调查委员会成立以后,第一项要务就是取证。8月2日,日本首先向3国联合调查委员会提交了官方的初步报告。尔后,中、英也提交了报告,只是3国的证据大相径庭,光是海难中死亡的确切人数就各持一词,争执不休。而英国提交国际法庭的证据,又明显有利于日本。高升号船长、大副与主要船员都是英国人,他们都做了不利于我的证词。”

“那我方就没有充分的证据嘛?”李鸿章忧心忡忡地问。

“有!我方占有优势的证据一是:高升号启航到被击沉时,中日之间并未宣战,两国还处于和平邦交状态中,而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击沉的是第三国没有武装的商船。

二是: 高升号沉没后,日方对处于水深火热——海难危机里的中方人员,不但见死不救,反而疯狂地进行屠杀,悍然违背国际公法的准则,这一点引起西方德、法、俄、西班牙等国的强烈不满!”

罗丰禄将情况详尽地向李鸿章述说了一遍。

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击沉了英籍商轮高升号。与中日在朝鲜战争打响的同时,为此事件,中、日、英3国随后展开了外交斡旋和法律斗争。一场艰难的、长达10年多的外交攻防战,也在北京—东京—伦敦间此起彼伏地展开。这便是国际战争史和国际司法史上著名的高升号案件。

1894年8月12日,3国联合调查委员会在日本长崎举行了第一次听证会。不过,获救者们的证词,因为各人所处的位置、落点的不同、以及尔后的境遇,而充满了相互矛盾。

高升号上26岁的司炉工董阿新是广东丰顺人,已是12年资历的老海员了。他在听证会上做证说: “遭到炮轰时,我刚从机舱里出来,在船首甲板上洗脸吃饭。船沉后,我攀绳下水,先是登上了高升号的一条救生艇,艇上有40多人。

这时一艘日军汽艇向我们飞速撞过来,还用机枪向我们和在海水里浮游的人使劲扫射。子弹落在水中好像下雨一样。救生艇上的人当场就被打倒了一大片,我也不知死了多少人!舵也被撞坏,救生艇翻沉。我抱着一块碎木板,以为自已活不成了,一直挣扎到被法国军舰发现才获救。”

另一获救者王桂芬补充说: “高升号一共放下去3条救生艇,都满载了人,但是全被日本人打沉和撞毁了。”

士兵年庆新指证说: “浪速舰在高升号沉下去后,还向小船及水里的人开炮。”

清军哨长张玉林则模仿着日军炮手是如何转动炮口,嘴里还形象地发出机关枪“哒、哒、哒”的声音说: “我亲眼看见日本军舰的每一根桅上都有一人在发射机关枪,对高升号及水里的人放枪,扫射达一小时之久。骆营官被炮轰上了天,不见踪影; 吴营官落水后不久,就被机关枪打死。”

但是英国船长高惠悌的证词明显对日方有利。

浪速舰在德、法、英等国军舰赶来救援时,东乡下令放下几条小艇,只救西方人,终于打捞起跳水后的船长、大副以及轮机手等3人。

这样有选择的救援行动,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东乡对击沉英国商船还是心中无底,多救些欧洲船员上来,便于事后的周圜;二是日本人已经实行“脱亚入欧”多年,在心理上努力将欧洲人看作“同胞”;三是当时军情莫测,日舰担心北洋主力赶到,急于脱身。3人登上浪速舰后,船长高惠悌身上只剩下短上衣、汗衫和内裤。东乡给予他们优待,替换了干净衣服,并为他们准备了西餐和舒适的船舱。尔后,又很快被送到日本长崎,日本官方同样予以3人无微不至的优待,不久就释放了他们。这对于他们日后做出对日本有利的证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被日本当局释放后,英国驻长崎总领事奎因召见了高惠悌,他在奎因面前宣誓: “从浪速舰上用枪是打不到我的,因为中间有高升号隔着。”

因此,在听证会作证时,高惠悌还是坚持说:“船将沉没之前,我跳入水中……实际上是高升号上的许多清兵在用步枪向溺水者开枪……一弹落在水里,离我耳朵很近,我潜于水中屡避弹丸,随后即弹如雨下。从对我们发射的弹丸数量来看,我不得不认为,我们的一部分驾驶人员、轮机人员、舵工,已经被中国兵发射的枪弹杀死了。这是极为接近事实的。我没有看到日本人朝水里的人开火,我记得他们在高升号沉没后便完全停止了射击。是正在下沉的高升号的清军士兵屠杀落水者……我已经看到了中国兵对我们开枪。因有高升号船身遮蔽着,浪速舰上所发的弹绝不能击落到我的附近。我转过身来,看见中国兵正从船的甲板上及两甲板当中的缝里对我开枪。我尽可能以救命圈保护我头的后面,并尽力在水下游……”

这样的指控,就连许多英国人都表示怀疑,认为是船长因困于日本人之手,而受到了压力。英国驻仁川副领事吴谨顺在他的报告中说:“我只能表示我对中国士兵的钦佩,他们宁死也不屈辱地为他们卑怯的攻击者所俘虏。”

高升号上西班牙等国的船员都做了客观、公正的证词,尤其是德国人汉纳根的证词,大义凛然、以亲身经历痛斥日方的烂言,极具权威性!

汉纳根指证说:“我看见一只日本小船,满载武装士兵,我以为他们是来拯救我们的,但悲伤得很,我是想错了,他们向垂沉船上的人开枪,我不明白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那些可怜的人知道没有机会得到生还,便勇敢地还击。”

这表明:当时基本上是一片混战,不仅是日本人在继续扫射船上和水中的清军,船上和水中的清军也在与日本人互相射击。

在这种情况下,清军误伤落水者也是有可能的。

汉纳根的证词得到大多数幸存者,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洋人的支持。

大副田泼林则回忆说:“我跳海后,四周被子弹打得水花飞溅。此时我离船约70或80码远,没游多远,我发现日舰放下两艘小艇,其中一条向我划过来将我救起。

我告诉了日本军官我最后见到船长和汉纳根的方向,他命令另一艘小船划向我指的方向,尽管周围有很多溺水的中国人,但是日本人并没有设法去救。

有两条救生艇摆脱了沉船,上面满载着中国人。我所在小艇的日本军官下令用机枪扫射,并将它们撞沉了。但是日本人没有试图去救捞中国人。救我上来的日本军官说,他奉命只救欧洲人。他们不停地向坐满了中国人、有些人还抓着救生索的小船开枪射击。”

英籍舵手欧利爱脱则强调说:“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水里被人开枪打死,也不知道是否有人游水逃到岛上去,我并没看见日本人在水面杀人。”

抱着消防水桶跳海的舵工伊万杰利斯特则说:“中国人和日本人在相互胡乱射击,我勉强地避开了可能的死亡。后来一发子弹击穿了我的颈部,我立即昏迷过去。我一恢复知觉就大叫:我是西班牙人,救救我,救救我!”

随后,英国驻长崎领事馆为高升号案件举行了国际海事审判会。在国际法庭上,高升号船长高惠悌也许是受到了良心的谴责,所提供的证词转为客观了,他承认说:“我跳下船之前还没有见到有中国人受伤,但是见到他们有许多人在水里被打死了。”

大副田泼林坚定地说:“沉船上的中国士兵向日本小艇胡乱射击,至使一些落水同胞也被打死,而全副武装的日军小艇更是对挣扎求生的救生艇发起了冷血攻击……”

汉纳根则在国际法庭上,严厉斥责高惠悌说:“当时,日舰正在追杀撤退的北洋军舰济远舰,高升号完全有逃脱的可能。如果船长听从我言,不遵从日船命令而逃走,隐避于岛屿之间,全船生命很有可能得以保全。但因为船长对英国国旗的过度自信而没有实施。

而当日本人要求俘获高升号,并且要求欧洲船员弃船时,作为在航行途中对乘客生命和财产负全责的船长,也从未为乘客们的安全争取任何保障,居然欲放下小艇,自己逃生!即使仅仅从安抚全副武装的乘客们的角度看,这一举动也是十分不明智的,遭致清军刀枪相向,乃至沉船后清军向跳海的船员们射击,揆之情理,也完全可以理解,而终于招此厄运。”


中、日、英三国在高升号案件中,各显神通,利用了一切可资利用的手段,各方对这些劫后幸存者的证词都各取所需,日本的霞关外交再次显示了他的威力。

从事件发生到8月2号日本官方的初步报告出台,日本走了两步重要的棋:首先,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法制局局长末松按照“文明国家”的程序对事件进行调查。从7月27日到正式宣战(8月1日)的一周内,日本进行了大量的证据准备工作,主要是针对日舰浪速号军官、获救的高升号船长和大副的调查笔录,以及其他一些获救者的证词,于8月2日形成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这份根本没有中国人参与的单方面报告,形式上完全按照“国际惯例”制作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审判听证会上大派用场。

同时,陆奥宗光对驻英公使青木周藏作了“危机外交”的具体指示。一方面,要求青木控制好对媒体发布消息的节奏和分寸,—开始先不透露被击没的是—条英国轮船。另外,他要求青木向西方列强明确表态,日本将严格按照国际法办事,一旦确定责任在于日本海军,则日本将立即承担所有责任。陆奥本人还亲自向英国驻日公使巴健特重申此点。

随后,英国在获救者集结的朝鲜仁川以及获救者被送回中国的第一站烟台,收集了幸存者的证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提交给海事审判听证会的报告。

8月1日,英国领事也赶赴天津的北洋水师总部,听取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和北洋海军营务处罗丰禄(后任驻英公使)主持的联合调查报告会,美、俄、德三国领事也都到场。

8月3日,英国司法部官员们根据这些调查形成了意见,英国外交部遂以此正式指控日本,在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当日发给青木周藏的照会中,明确表示英国政府“认为日本政府应承担由于日方海军军官之行动所造成的英国生命和财产损失之责任。”同时通知印度支那航运公司,要求该公司尽快将损失详情报外交部,准备向日本索赔。

其次,日本不惜重金收买国际法专家,让他们在国际法庭上,昧着良心,做出有利于日本的裁决。就在英国草拟意见的时候,日本的调查报告已经送到了几个国际法权威的手里。在这个首次以攻击中立国船只作为战争开端的案例中,专家的意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8月3日,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在《泰晤士报》上刊文为日本辩护,认为: 日本击沉高升号是合理合法的行为。他的主要观点有三:一、高升号是为中国军方提供服务,这是一种敌对行为,不可以获得英国国旗和船籍的保护;二、不能因双方未宣战而禁止日本将高升号视为敌船。韦斯特莱克认为战争当然最好先有正式的宣战手续,但在实践中却往往相反,很难做到;高升号已经在从事敌对活动,已非中立;三、日本能够证明高升号的清军是开赴朝鲜应对日本军队的,这毫无疑问是敌对行为,日本将其击沉的确有军事上的需要。

8月6日,《泰晤士报》又刊登了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持同样论调的文章。他认为:“即使没有正式的宣战,战争状态也已经存在了;当日本军官用武力威胁高升号服从其命令时,作为中立国公民的高升号船长、其也已充分了解到了战争的存在;这样,不仅敌对双方、而且中立方均明了战争的存在,宣战的义务也算完成。况且,高升号从事的是带敌对性的地面作战部队的运送,高升号应该清楚地知道这样完全会被日本军队拦截并作为战利品而被缴获,因此,日本不需要向英国道歉,也不需要向高升号的船东、或那些罹难的欧洲船员的亲属道歉或赔偿。”

继韦斯特莱克、胡兰德之后,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教授劳伦斯也发表演说与他们呼应,为日本辩解。他们所持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日本是“文明国”,而中国依然是“野蛮国”。

这几位专家的论调经媒体传播后,英国舆论一片哗然,指责几位专家“卑怯”、“不爱惜自己荣誉”、“违背职业道德”、“寡廉鲜耻”。但是他们的论调已经明显地对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影响到了英国的海事审判。

8月14日,陆奥向驻英公使青木发出《关于高升号事件之训令》,表示高升号本身“非法征募”、违反了女王的中立声明,要求青木向英国“提出强烈抗议”。当日下午,青木即拜访了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政府饬令臣民严守中立。

除此之外,日本更是不遗余力地利用媒体来造势。其实,日本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弄清楚了活跃于英国的媒体哪些是可以被收买的以及收买的价码。事件发生前数日,陆奥就指示青木向路透社暗地里行贿600英镑,以换取路透社对日本的“关照”。以这样强力的“新闻策划”为支撑,青木成功地争取到了一些英国专家学者在媒体上公开为日本辩护。他在8月4日向本国政府报告英国和德国的舆情动向时,要求再“提供约1000英镑做特工经费”。

日本报纸率先渲染中国军队射击落水的欧洲船员的“野蛮与残忍”,8月7日的《国民新闻》就说:“英人船长以下均跳入水中,中国人见之,射击舰长等人。”

英国报纸也不甘落后,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大张旗鼓地刊登英国国际法权威的文章,颠倒黑白、推波助澜。

中国报界不甘示弱、奋起反击。

1894年9月20日《申报》报道:“有三菱公司之希古麦鲁船在此处行过,见高升桅杆尚透出水面四丈许,又有小艇一只,后梢已被炮击损。附近水面尸身甚多,想皆系中国兵士被日人妄施戕害者,然义魄忠魂,历久不泯,亦当化作厉鬼以杀贼矣。”

9月26日,《申报》另一篇报道说:“德国伊尔达斯炮船,在洋面捞获浮水衣一袭,知高升轮船之物,遂交回怡和洋行。细看衣内,被枪弹所击,密若蜂房,由此思之当高升轮船被击后,诸人虽凫水逃生,倭人仍用枪轰击不遗余力。此事英廷若不有以惩创,恐倭人不独藐视中国,即英国亦将为所鄙视矣。”

“大人,我方虽竭尽全力,汉纳根等洋人又仗义直言,但是,英国毕竟是高升号的挂旗国,英方倾向于日本,我方徒唤奈何?袒护日本的国际法权威们的意见最终起了作用,结论对日本相当有利,大长了日本人的自信。国际法庭8月20日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听证会上作出的裁决,竟然是日本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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