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在派出所被围殴后上访遭强送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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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高作喜在分局值班室,被6个人“包围”,其中4人是民警。之后被强送进精神病院。他认为自己“落入一个设好的局”。两年来,他坚持向“设局”者讨说法。目前,呼伦贝尔市检察院已立案调查。


12月1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大杨树镇,民警高作喜在家中愁眉不展。他已两年没到所里上班了。摄影/本报记者 张涛


边看着电视,高作喜边跟邓毅聊着天。


这是2007年12月10日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大兴安岭农垦公安分局(下称农垦分局)值班室。


高作喜是农垦分局下辖东方红派出所民警,邓毅是分局法制大队队长。


他们有一搭没一搭聊着。按局领导安排,高作喜晚上就住在值班室。


与此同时,二楼会议室,正召开局领导会议。参会者有局长徐晨铭、副局长张强李宝全等。


“焦点访谈”结束了,高作喜去旁边小卖部买了洗漱用品,邓毅陪着他。


回来时,他喜欢的电视剧要开始了,高作喜盘腿坐在床上,邓毅坐在椅子上


此时,二楼的会议接近尾声。结论是一个字:送。


8点刚过,一楼值班室里,剧情开始前又插广告,高作喜说,广告真多。话音刚落,啪,值班室的门被撞开了,咚一声弹在墙上。


4名民警和两个陌生人进来,一名民警看了高作喜一眼,说:“开始吧!”


高作喜正困惑,六人冲上前,两人扭住了他的胳膊,两人抱腿,一人抱头。另一人拿出注射器扎入他体内。


惊慌中,高作喜隐约注意到,大队长邓毅一直坐着没动。


有个念头瞬间清晰,他觉得自己落入了一个局。


不过,药液注入,他很快失去了意识。


被殴的“高大虎


4年前,人高马大的民警“高大虎”被围殴了。打人者“逍遥”,高作喜告状


时间回到2005年。


那一年,民警高作喜被围殴了。


在被打前,高作喜很有威名,有个绰号,叫高大虎


东方红派出所60岁的治安员叶成江说,高作喜人高马大,办案正直不讲情面,东方红农场十里八里的小偷小摸都怕他,因此得名。


2005年6月14日晚,派出所接到有人闹事的报警,高大虎与同事张振勇出警。后来,张带了两个人回所里问讯,高作喜独自留在现场。但随后来了一拨人,“高大虎”被围殴了。


高作喜回忆称,过程中他先后四次拨打分局的值班电话,没有等来同事的支援。打人者走后,高作喜住进了医院。


次日,副所长王君利与张振勇到医院看望。王副所长说,所里人手不够,你住一天院就得上班。


高作喜没有听领导的话。医生认为他有轻微脑震荡,他在医院住了9天。


出院后,高作喜找到所长马春生,要求报医药费,并追究肇事者责任。马所长说,追究肇事者,归分局管。


高作喜又找到时任分局政委韩金桩,韩认为,这是治安案件,还是应由派出所领导处理。


在高作喜看来,所领导与局领导是在“踢皮球”。这让他非常窝火。


高作喜的同事叶成江说,那段时间,常看到高作喜愁眉不展、喝闷酒。老叶认为,警察被打,本身就是件窝火的事,何况“高大虎”又是个很要面子的人。


现任巴彦派出所所长的马春生告诉记者,如认为袭警者涉嫌妨害公务罪,应由检察院立案批捕,但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不立案。


被打一个多月后,高作喜又找到韩金桩。双方交谈不悦。


高作喜称,当时他提出,再不解决问题,他只能到市局去反映;韩说,你愿到哪告到哪告。


这话未得到韩金桩证实。


可以证实的是,高作喜的告状路,开始了。


抑郁的访民


事情私了了,但高作喜觉得跟领导“过节”没了,受到排挤,他不停举报


2005年8月底,高作喜得到了一个让他满意的回复。


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局长高苏和批示:这是近年来唯一的一起民警在执法中被打案件,要从强化执法力度、维护民警权益的角度,查明此案。


很快,农垦分局成立了专案组。2005年9月9日,带头打人者何四民被刑拘。


高作喜说,接下来的发展让他意外。


他说,所长马春生希望此事能私了,“马所说,人都刑拘了,再追究有啥意思。”高作喜称,他没答应,所长威胁他“警察不想干了”,他顶了一句“你吹牛皮”。


对此情节,马春生说,他并没威胁高。他认为,既然高受伤并不重,不必纠缠于此。他认为高一直纠缠,只是为得更多赔偿。


不过,他称“私了”不是他的意见,是上级领导指示。马春生说,检察院领导也多次要他们做做高的思想工作。此情节,未得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证实。


高作喜称,后来分局领导也多次找他,希望他“私了”了事。这让他感觉压力越来越大。后来他答应了。


在莫力达瓦自治旗检察院工作人员公证下,2005年9月15日,高作喜与何四民的哥哥何爱民达成协议,何家赔1.3万元医药费,高不再追究袭警一事。


不过,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高作喜感觉受到了正副所长排挤,陷入孤立。开会没人喊他了,聚会活动也不通知他,甚至也没人给他派工作了。他认为,这与他曾向分局反映所长逼他私了之事有关。


马春生后来说,他不曾排挤高作喜,可能有时言语上有过激。他说他与袭警者并无瓜葛,不是高“怀疑的那样”。


高作喜的同事叶成江说,东方红派出所民警不足10人,当时大家都知道高作喜与所长们有矛盾,没人敢理他。


高作喜的妻子窦艳敏称,高作喜从被打起就陷入抑郁状态,每天睡眠很少。高说自己的安全都保证不了,何以保障家人的安全。


2005年7月8日,高作喜被北京协和医院诊断处于抑郁、焦虑状态。


当年10月起,高作喜开始给市、自治区及公安部写信,举报自己被袭被要求私了之事,并称遭到所长排挤产生抑郁。


民警高作喜,正式成为了一名访民。


被激化的矛盾


副局长说,越级上访是“严禁”的,但“我们的警察”坚持越级上访,这让局领导十分恼火


高作喜有做记录的习惯。一些谈话他会录音,他还记备忘录。


2006年3月26日,分局局长徐晨铭到所里调解他与所长的矛盾。高作喜的备忘录里记着,局长答应让马、王两名所长公开道歉。


徐晨铭后来对记者说,高作喜称马、王排挤他,让他患上抑郁症、糖尿病,需补偿,“但这没有道理”。他说,没有证据证明马和王违法违纪,并且两人当着他的面给高作喜赔礼道歉了。


马春生与王君利也称,已向高作喜道歉。


不过,高作喜否认。


他称,他们不但没道歉,还威胁他不要再告状了。


在高作喜不断坚持下,2006年12月,农垦分局作出“关于对马春生、王君利进行口头批评的情况说明”,称两人身为派出所领导,不注意工作方法,使民警高作喜产生不满情绪,分局领导已对两人进行了严肃口头批评,责令他们向高赔礼道歉。


高作喜认为,这份“说明”明显避重就轻,不提私了之事。


马春生的父亲曾任大兴安岭农场管理局局长;王君利与分局副局长也有亲戚关系……高作喜心有猜疑。他继续上访。


2007年3月30日,在自治区公安厅、呼伦贝尔市公安局两级维权组协调下,高作喜与农垦分局正式签署协议,答应不再上访。


高作喜称,签协议的前提是,分局领导承诺,补偿他上访产生的费用及抑郁症的医药费,并让马、王公开道歉,但厅、市局领导走后,承诺未兑现。


于是,他又继续告状。

“说实话,我们局领导对高作喜被袭案的处理过于草率,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才有了事件逐步恶化的局面。”如今已调离农垦分局的李宝全认为,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激化了矛盾。


2007年11月份,高作喜再次去公安部上访。


李宝全回忆,这让农垦分局承受了巨大压力,“公安部和自治区公安厅曾多次批示,严禁越级上访。我们的警察上访,而且多次越级。这让市局和分局领导感觉压力巨大,十分恼火。”


家属不知的“精神病”


那一晚,分局领导的确在围绕高作喜的事情开会,只是,议题是:送入精神病院


高作喜一度以为,自己的要求要实现了。


2007年12月10日,高作喜接到了分局局长徐晨铭的电话。让他去分局一趟,说局党组将开会讨论如何解决他的问题,


当日晚饭后,徐晨铭让高作喜在值班室住宿,等候局党组意见。并让法制大队长邓毅陪着他。


当晚8点,在高作喜看电视的时候。局党组确实在开会,也确实围绕高作喜。


只是,议题是:强送高入精神病院。


齐齐哈尔市第二神经精神病医院精神二科主任高绪寅回忆,当时,他们接到了农垦分局副局长张强的电话,称该局有一名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希望医院配合采取强制措施。


高绪寅说,精神病院配合公安机关强治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并不鲜见。


他介绍,当时他和护士莫轶强坐火车,到了农垦分局所在的大杨树镇,徐晨铭和副局长张强接站,“穿着警服,开着警车”。


高绪寅称,徐晨铭告诉他,高作喜多次扬言要杀人报复,分局已请示了公安部、自治区公安厅,批示可强行送治。徐出示了一份鉴定书,是2006年4月3日,赤峰安定医院为高作喜做的鉴定,结论为“神经症”。


2009年12月8日,赤峰安定医院精神科二科副主任常素清说,神经症的症状为抑郁、焦虑间或产生臆想,“很常见,一般不会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她是给高作喜做鉴定的三名专家之一。


高绪寅称,当时他提出,强行收治精神病人,须家属同意。徐晨铭说,高作喜与妻子刚离了婚,孩子小,父母住很远,只能联系他在分局刑警队的二哥高作成。


据高作喜之妻窦艳敏讲,因领导们频繁让她劝说高不要上访,2007年12月初,他们办了离婚手续,高作喜拿着离婚证去给局领导看:以后有事直接找我。(两人后在2008年初复婚)


高绪寅回忆,2007年12月10日晚7点,徐晨铭与两名副局长带着他和护士,去高作成家。到门口后,“徐局长说我们不用进去,他给家属说就成。”10分钟后,徐从高家出来,称家属已同意,但不愿出面。


当晚,高绪寅和护士列席了分局领导会议。领导们决定,送高作喜入院。


连夜,高作喜被分局的越野车运走,法制大队长邓毅全程“押送”。


领导批示“强送”


公安分局给市局写申请,希望送“精神病患者高作喜”入院,市局副局长批示“同意”


2007年12月11日,高作喜醒过来,一度恍惚。


他发现自己躺在陌生房间,有穿格子服的人围着自己,那些人目光呆滞。


“你有精神病,需要治疗,公安局送你来的。”医生告诉他,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第二神经精神病医院,在“重症监护室”。


该医院所在的富裕县,离高作喜家约500公里。高作喜很是惊慌,连称自己没病。医生说,有你的精神病鉴定。


这让高愕然。


根据医生所说的鉴定日期,他查备忘录,2006年4月3日,是一次会见。那天,分局副局长李宝全给他电话,说自治区政法委领导要跟他面对面谈案情。当日,高作喜见到的“领导”是两男一女。


原来那是医院的人———精神病院里,高作喜“顿悟”:这是一个设计已久的局。


2009年12月8日,李宝全承认,当时的确是假借领导谈话,对高进行了精神鉴定。之所以隐瞒,是怕高情绪激动拒绝配合,“这是我工作的一个失误”。


李宝全称,是徐局长安排他找的医生。鉴定经过和结论,都没告诉高本人和他的家属。他说,高不停上访,分局压力非常大。不过他本人并不赞成送高入院。


医院里,回头想,高作喜认为,他其实早被“警告”过。


他的备忘录记着:2006年5月5日,副所长王君利对我说,你要再告,花点钱给你送到精神病院去。


东方红派出所多名民警证实,马、王二人曾当着高的面说,再告状就送进精神病院。不过,马、王二人均否认。


高作喜之妻窦艳敏称,2006年6月中旬,副局长张强曾到家里,说高作喜越级上访,已决定对其停职,在外遭遇任何不测,后果自负。


此事的背景是,当年6月9日,在北京治糖尿病的高作喜曾给徐晨铭打电话,称:“再不处理马、王二人,我就去公安部告。我等一小时。”一小时后,没等来局长回复,高作喜到公安部交了举报材料。


窦艳敏称,张强后来又找她谈话,称各级领导都对高作喜越级上访很生气,可能要追究责任,如果家属能证明他有精神病,就不追究了。


窦艳敏拒绝:“他怎么可能有精神病”。高兄高作成也称,全家人从来都不知弟弟有精神病。


据李宝全讲,高作喜2007年11月又到公安部上访后,分局领导向市局写了申请,大意说高作喜有精神病,需采取强制措施,市局主管信访的副局长批示:同意强送。


李宝全和徐晨铭均称,高作喜有严重暴力倾向,多次称“如果上访没结果,我就杀人报复”。


高作喜否认说过类似话语。他称自己与领导的见面,都是自己平静,领导“拍桌子骂娘”。


43天后“逃离”


三天后,做刑警的二哥被局领导找去,家人才知道高作喜被送精神病院了


精神病院里,高作喜曾琢磨“越狱”。


作为一名民警,他清楚,如没有家属同意,不能送他入院,但医生告诉他,你二哥同意了。这让他一度绝望。


他想,那只能是这样———逃。


他被当做重症精神病人治疗,打针,以及一次三餐后吃药。那些药让他不清醒。


他必须保持清醒。但如果不吃药,护士会强灌,吃药后还检查舌头。为“表现好”,每次他都主动吞药,护士走后,再去卫生间吐掉。


为了“越狱”,他偷偷磨尖了一支牙刷,还把被子里的棉花搓成了绳。


他还观察到,下午6点到8点间,整个病房只有一个女护士。


这是逃跑的最佳时机。


不过,他最终没实施计划。因为他后来得到一个打电话的机会,二哥高作成说,自己根本不知情,没有家属签字。


刑警高作成,是高家最早知晓此事的人。


他回忆,2007年12月10日晚,局长徐晨铭找到他,说组织上要处理高作喜。他说,只要合理合法,“我服从组织安排”。


三天后,法制大队长邓毅把他叫到副局长李宝全办公室。邓说,高作喜有精神病,已被送去治疗,你补写个材料,证明家属知情并同意分局送治。


高作成说,他此时才知道,弟弟被送去精神病院了。他没写材料。


2008年1月10日,高作喜二姐高春珍等人到了精神病院。


此时的高作喜,面色蜡黄,目光呆滞,头发像枯草般支楞着。家人差点认不出他。


因长期强制性呕吐,高作喜不但厌食,还得了胆囊炎。医生认为他有生命危险,必须转院治疗。


医生高绪寅说,他给邓毅打电话。邓回复说,局领导不同意高转院。


高春珍提出,家属不知情,而无法定监护人签字,医院属非法拘禁。高绪寅称“谁送进来的,我们对谁负责”。他说所有入院手续都由公安局完成,要放人须公安局同意。


高妻窦艳敏又辗转找到了主管副院长孙本生。2008年1月24日,孙本生了解情况后很吃惊,让医生立即放高出院。


被作为“精神病”治疗43天后,民警高作喜“重获自由”。


尚未结束的对峙


高作喜说,分局几次叫他回去上班,但他担心,会不会以他犯病为由,发生其他事?


梦魇一般,高作喜说。


那43天,除了精神折磨,身体最直接的损失是———胆囊摘除了。


去年1月25日,离开精神病院次日,高作喜就被家人送去做了手术。


之后,他继续上访。只是,举报的主要内容,变为了被强送精神病院的“凄惨”经历。


分局也没放弃“挽救”他的努力。


据孙本生回忆,高作喜出院次日,农垦分局来了两个副局长,指责医院放走高作喜,要求尽快找回。几日后,农垦分局还给精神病院所在的富裕县卫生局传真称,医院方不顾大局,使高作喜处于失控状态,“给我局造成严重负担”,要求医院尽快追回高作喜,“对其继续治疗”。


不过,医院和卫生局都没“追回”高。


孙本生说,没有监护人签字,“那不真成非法拘禁了”。他认为当时接收高作喜的医生是“一时糊涂”。


目前,呼伦贝尔市检察院已立案,调查高作喜反映的被强送精神病院之事。2009年12月8日,该院称“此案很复杂,还处在调查阶段”,未进一步介绍情况。


富裕县卫生局副书记李会武说,呼伦贝尔市检察院到医院调查过很多次了。他说,卫生局和医院的态度很明确,实话实说。


2009年12月3日,大兴安岭农垦公安分局主管纪检副局长张强称,当年送高作喜入院是局党组的决定,“作为个人我没有什么好解释的”。而一手经办高作喜入院的法制大队长邓毅说,他做的“都是组织的安排”。


检察院立案后,天津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受委托为高作喜做鉴定。12月7日,该所岳姓医师称,鉴定结果今年3月就已作出,“检察院和我们鉴定中心,都当面向他宣布了鉴定结果,精神正常”。


不过,高作喜的家人说,他们至今未拿到鉴定结论。


高作喜一直没回派出所上班。


他说,分局曾几次叫他回去上班,他没去。他的理由是,没有一个结果证明自己是正常人,那么,回去上班会变得“很危险”。


他担心的危险是,局里能送他进精神病院,会不会以他犯病为由,做出其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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