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也谈“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


茅海建教授在《苦命天子》中介绍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奇怪特色: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并占领了广州。消息迅即传至上海,两江总督何桂清主动派下属与英法领事联络,宣布:


“粤事应归粤办。上海华夷并无嫌隙,应当照常贸易。”


他同时上奏向咸丰解释了这么做的理由:每年约百万余石漕米经上海海运入京;上海每年外贸关税收入已达数百万两;厘金(国内商业税)也有很大数额。咸丰批准了这一决策,指示:上海“为海运关税重地,非如广东可以用兵”,“上海华夷既无嫌隙,自应照旧通商”。


类似地,闽浙总督王懿德也上奏,若英国军舰前来窥伺,“惟有责其恪守和约,析之以理。”咸丰也批准了这一建议(茅海建:《苦命天子》,181-182页)。


茅教授于此惊叹道:


“由此而出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国的一部分与英法两国处于战争状态,而另一部却与英、法和平共处。本来按照国际管理,两国交战,应该撤退平民、中断商贸、向对方封锁港口、并在一切陆地和水域进行拼死的战斗;而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却出现另一番景色,酒杯照举,生意照做,一切与平时并无二致。它们是交战国中的‘和平区’。而上海尤其突出,清朝的官员与英、法的官员往从甚密,有时还称兄道弟,上海港依旧向英、法军舰张开怀抱,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北上南下的中转站与补给基地。”(同上,182页)


1859年6月大沽口炮战后,联军败回上海,苏松太道吴煦首创“民间外交”,与英商拟订停战条件:朝廷完全承认《天津条约》、大沽口撤防,另增赔款100万两。何桂清于1860年2月上奏探问口风,被咸丰严词拒绝(同上,207-208页)。


1860年6月26日,英法通告欧美各国,它们与中国处于战争状态。何桂清几次上奏主和,指出“现在东南要塞均为贼据,苏省无一兵一卒,全境空虚”,要咸丰接受英法条件“速定和议,借兵助顺”,被咸丰否决。但署理江苏巡抚薛焕仍不顾咸丰严旨,与苏松太道吴煦一道私下努力,使得英法宣布武装保卫上海,维护商业活动,并抽调了英军1030人,法军600余人在上海布防。茅教授又再次惊叹道:


“由此而产生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特现象:在中国北方与清中央政府作战的英法两国,在上海地区却与清地方政府进行军事合作。本是对手,却成战友。”(同上,209页)


于是,当联军在北塘登陆,攻破大沽炮台,挥师轻取天津,直捣北京时,在上海地区却与清军并肩作战。8月18日,发匪进攻上海县西门和南门,被英国守军击退。19-29日,发匪向北进迫租界。21日,也就是大沽炮台沦陷那天,联军击溃发匪,使之退至徐家汇。两天后,发匪被迫撤出上海地区(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卷一,668页)。


最滑稽的是,9月20日,亦即在张家湾战斗爆发、巴夏礼一行被抓起来的两天之后,中国官员还向英国公使卜鲁斯再次请求援军助剿(同上,669页)。


这的确是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清军与联军同时是盟军又是敌军,在首都一带厮杀,在上海并肩镇暴。


然而这并非空前绝后:此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北上进犯定海、厦门、镇江等地之前,先与广州达成停火协议,还获得了赎城费600万元。在此后的拳乱中,东南各督抚大员拒绝接受中央政府发布的宣战大诏,诡称那是皇帝在拳匪胁迫之下违心发出的“矫诏”,各自代表地方政府与列强达成和平谅解,承担保护教民的责任。论规模,这奇观可是远远超过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上海福建互保”。


用现代眼光也就是西式眼光来看,上述两类行为都属于high treason,也就是叛国罪。但有趣的是,第一次上海福建局部媾和,乃是皇帝本人批准的,天下哪有国家元首批准的treason?当然,第二次的东南互保非但没有得到朝廷批准,而且公开拒绝服从国家元首发布的宣战命令,绝对是叛国。然而罪魁祸首非但没有受到国法惩处,反倒是国家元首自己在西安下了罪己诏。


因此,中国的事,若用西方常理来简单判断,则一定会堕入迷魂阵,永远也拎勿清爽。若使用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到两江总督和闽浙总督的地位来看问题,我看不管是谁,都只会得出同样的“粤事应归粤办,与我等无关”的明智结论。


的确,同样是通商口岸,人家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的“华夷并无嫌隙”,哪闹出那么多事儿来?若上海也跟着这么闹,封港宣战,让好不容易营造出来的中国第一个经济中心毁于战火,国家财政收入就此断绝,还怎么剿发匪,攘外寇?岂不是自绝国脉?就算撑下来,又上哪儿去找1600两赔款(我这是刻舟求剑了,若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也封港宣战,则赔款绝不止此数)?原来虎门条约规定夷人不得进入内地,开放的口岸就是五个。结果这么一闹,闹出个北京条约来,使得天主教传教士不但可以深入全国各地,而且在各省广置田产,主教与总督平级,以致莠民趋之若鹜,如蚁附膻,假借教门名义欺压良善,作威作福,最终激起民变。


其实即使用现代也就是西方的眼光来看,上述两例中外战争史书上的奇观之所以显得荒唐,乃是打的那两场仗本身就是荒唐的,彻底违反了国家利益,完全应该避免。而如果不是朝廷和当地百姓以及拳匪比赛蠢笨,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战争规模越大,波及范围越广,兵民动员越彻底(也就是越像一次世界大战才开始的total war,茅教授其实是使用了一战爆发后才发展出来的战争方式,去评估第二次鸦片战争),则对国家利益损害也就更大,对民族元气的戕害也就越难恢复。


因此,真正犯了high treason大罪的,不是主张局部媾和的何桂清、薛焕、吴煦、王懿德和后来的袁世凯、刘坤一、李鸿章等人,而是挑起外战的拳匪和顺应当地“民意”的官吏诸如徐广缙、叶名琛和后来的毓贤、刚毅等人,以及国家元首道光、咸丰和后来的慈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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