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德国不得不归还中国的天文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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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写有「把山东权益无条件让与日本」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表达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极大地震动了世界。


但是《凡尔赛和约》还有一项副产品,当时的战败国德国是执行了的,如《凡尔赛和约》第131条规定:「所有1900年及1901年德国军队从中国掠去的天文仪器,在本和约实行后12个月内概行归还中国。所有实行此项归还之举,所需费用,包括拆卸包装、运送北京建设之费用在内,亦由德国担任支付。」



北京城的古观象台,是世界上现存古天文台中持续观测时间最长的一座。从明正统初年到1929年为止,这座古观象台持续进行天文观测近500年。观象台总高约14米,台顶观测场的面积400平方米,台下是古朴的四合院。清朝的康熙和乾隆年间制造的玑衡抚辰仪、象限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纪限仪、地平经纬仪、地平经仪、天体仪等8架青铜天文仪器至今依旧矗立在观象台上。



中国传统天文学在元朝发展到了顶峰,明朝曾经明令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历法,这就阻碍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崇祯二年五月己酉朔(公元1629年6月21日)日食,钦天监的预报发生了明显的错误,所以明朝政府下决心更改历法,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奉调进京参加《崇祯历书》的编辑工作,受命负责制造天文仪器、推演历算和翻译西方天文学原著的工作。从此欧洲天文学的先进成果开始融入中国的天文学。



1669年,康熙帝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负责「治理历法」,推算1670年的历书。南怀仁任职钦天监之后,发现留用在清观象台上的明制仪器有误差,而且其刻度划分是以传统的刻度来划分圆周,与西法以360度分划圆周的60进制不同。若继续沿用古仪,势必造成误差的积累和不必要的繁复计算。南怀仁提出用西法浇铸新仪。从1669年至1673年,完成了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纪限仪和天体仪6架大型青铜天文仪器的铸造工作,1673年安装使用。将明制的浑天仪、简仪等暂时移放在台下。南怀仁之后,法国传教士纪利安制造了地平经纬仪。



1744年,乾隆到观象台,看到台上的仪器都是西洋的构造和制度,遂下令钦天监按照浑仪的制度、西法的刻度铸造一架中西合璧的新仪。由当时任职钦天监的德国传教士戴进贤设计监制,经过10年,于乾隆19年(1754年)竣工。乾隆命名为「玑衡抚辰仪」。



玑衡抚辰仪未超出古典仪器的范畴,不能与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安有望远镜装置的天文仪器相比,只在制作工艺上更为精细。玑衡抚辰仪因此成为了大型青铜古典天文仪器的最后杰作。至此,观象台上有8架天文仪器。它们外形高大美观,支架上部雕有游龙。如3850公斤的天体仪,由一个直径六尺的空心铜球、子午圈组成(球上刻有1870颗星体)。它们都旋转自如,可非常迅速、准确地测算出,某时刻日月星辰在天空上的位置。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城期间,法国向联军统帅部和统帅德国人瓦德西提出申请,要求把北京古观象台的仪器运交法国。瓦德西同意。德军参谋长什瓦慈霍甫与法军代表马香反覆讨价还价,德军争到优先挑选权,得到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天仪等5件仪器,法国分到地平经纬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象限仪、简仪和一件漏壶。两国都将仪器搬运到各自使馆。法国政府后迫于各方压力,1902年将一直藏在使馆中的5件仪器归还中国。但德国却将仪器运到本国。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德国应归还曾掠走的天文仪器的要求,最终写入《凡尔赛和约》中。



战败的德国被迫于1920年6月10日,将这批仪器在波茨坦拆卸装日本「南开丸」号轮船,运回中国。轮船经日本神户时,日本政府将仪器扣下,要挟中国政府承认其在山东的特权。消息传到国内,引起国人的愤怒声讨。迫于各方压力,1920年9月20日,日本才将仪器装上另一艘日轮「樱山丸」号开往天津,1921年4月7日辗转到北京,由荷兰公使欧登克代表德国将仪器交给北京观象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国将明代制造的浑天仪、简仪、漏壶、圭表和清代制的小地平经纬仪等七件仪器运往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其它仪器仍矗立在北京古观象台供观众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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