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的盛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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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唐朝皇帝屡次丢下可怜的人民仓皇逃跑,唐朝皇帝逃窜出首都次数创造是中国、世界之记录。完全是可耻的行为,为中国丢尽了脸。《读通鉴论》:“天子出奔以避寇,自玄宗始。其后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天子有,天下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诚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为重,而视其存亡为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于寇贼之手,于是乎寇贼之势益张,而天下臣民若丧其首,而四支亟随以仆。”《廿二史札记》:“玄宗避禄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陕州之行;德宗避涇师,有奉天、梁洋之行。迨僖宗走成都、走兴元、走凤翔,昭宗走莎城、走华

唐朝皇帝屡次丢下可怜的人民仓皇逃跑,唐朝皇帝逃窜出首都次数创造是中国、世界之记录。完全是可耻的行为,为中国丢尽了脸。《读通鉴论》:“天子出奔以避寇,自玄宗始。其后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天子有,天下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诚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为重,而视其存亡为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于寇贼之手,于是乎寇贼之势益张,而天下臣民若丧其首,而四支亟随以仆。”《廿二史札记》:“玄宗避禄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吐蕃,有陕州之行;德宗避涇师,有奉天、梁洋之行。迨僖宗走成都、走兴元、走凤翔,昭宗走莎城、走华州,又被劫於凤翔,被迁於洛,而长安自此夷为郡县矣。” 公元756年(天宝十五年),唐玄宗逃往四川,长安被叛军队攻陷。公元763年(广德元年),唐代宗逃往陕州,长安被吐蕃军队攻陷。公元783年(建中三年),唐德宗逃往奉天,长安被泾原叛军攻陷。公元881年(广明元年),唐僖宗逃往四川,长安被黄巢军队攻陷。公元895年(乾宁二年),唐昭宗逃往莎城,长安被岐州、邠州节度使李茂贞、王行瑜占领。 公元901年(天复元年),唐昭宗被宦官韩全诲等劫持到凤翔城。 公元904年(元佑元年),唐昭宗被梁王朱温强迫迁都洛阳后杀死,长安变成废墟,从此再也没有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唐朝手里把伟大隋朝兴建的两座雄伟奇迹般的城市长安、洛阳变成废墟。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一直是苟活。肃宗、代宗、德宗等皆昏庸无能,致使唐帝国的统治更加恶化,唐的政权主要以平息叛乱为主,而无暇顾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而周边各民族纷纷崛起,吐蕃、回鹘等外族不断对唐帝国构成威胁,此时的唐王朝内忧外患重重。唐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相继失陷,陇右与剑南西山之地入吐蕃。吐蕃的国势达到颠峰,数次攻入关中,更攻下长安。公元763年(广德元年)吐蕃乘唐边防空虚、兵力不济之机攻克长安。唐代宗又被迫出逃陕州,官吏四处藏窜,六军奔散,长安城大乱。蕃军在城内洗劫府库和市民财物,焚毁房舍,长安城“萧然一空”。代宗时期的“防秋”就是每年秋季布置大量兵力于关中西部防御吐蕃。德宗时期,唐联合回纥,天竺,大食,南诏,历经数代,才勉强摆平吐蕃,使西线得以安定。公元784年唐德宗又因战乱逃到陕西乾县一带,“财用困乏,士众冻妥。”起用韦皋为节度使后,才打开局面,重新联合南诏,几次大败吐蕃。公元806年,夺回了由藩镇割据的淮西等地,暂时使唐朝恢复统一(像韦皋这样一位伟大的将领,民族英雄不被人所知,完全是有些人维护所谓的盛唐形象的牺牲品)。但其后的唐宪宗宠信太监,最终竟被太监杀害。致使以后唐朝更是每况愈下。吐蕃、回鹘相继兴起,西北马场不能保全,唐朝手中再也没有一只强大的雇佣兵力可平定藩镇叛乱,国事日衰不可避免。唐代中后期起,南诏国大肆入寇西南,劫掠人口钱财,使得唐代最后的一块战略后方也被破坏殆尽。吐蕃、南昭这样的小邦都欺辱我大汉民族。这样强盛的国家受一次打击就一蹶不振了?这样的强盛只能说,空有其名,名不覆实。唐朝更多是是带给中原民族的耻辱。唐朝从未有真正的强盛。

《剑桥中国隋唐史》:“伴随着府兵制的衰落而出现的藩镇制在抵御外患方面的成就导致了一切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在内地的消失。京师保持有一支军队,但其素质变得如此之差,以致成了人们的笑柄。”唐朝时,一个节度使管辖一块名义上是唐朝的,而实际上是自己的一块势力范围——“领地”。自公元711年(唐睿宗景云二年),为了防范吐蕃、回纥的进扰,派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起,唐出现设立节度使。从唐玄宗时设置的边防十镇,再到安史之乱时,唐政府又增设了许多节度使。他们名义上是唐朝的藩镇,事实上是独立割据势力。安史之乱后,节度使达四、五十之多。《新唐书·兵志》说:“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连长安附近都成了藩镇割据地盘,在唐朝中后期的一百五十年里,河北三镇的五十七个节度使中,真正由唐朝廷任命的只有四人,而这些节度使中被杀和被赶走的就达二十三人之多。《旧唐书·罗弘信传》说:“变易主帅,有同儿戏”。唐朝内地许多节度使,也效法三镇,各占一方,唐朝的统一局面破坏了。这些节度使“虽称藩臣,实非王臣”,是独立王国,拥兵自重,并且随意自己订立税制。彼此之间、藩镇与中央之间不断争战,就形成了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新唐书·兵志》说“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旧唐书·田弘正传》:“自天宝已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外抚车马,内怀枭獍,官封代袭,刑赏自专。”《旧唐书·田承嗣传》说:“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虽曰藩臣,实无臣节。”唐朝大部分时期实质就是中国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分裂局面。唐朝藩镇有如下特点:一、自行委派官吏。 二、不向中央交赋税。三、军队不听中央调动。 四、节度使职位传子或部将。藩镇割据,战乱频繁,他们相互之间,时而彼此火并,时而联合反对唐朝廷。在所辖区内,横征暴敛,战乱之中,掳掠抢劫。这种生灵惨遭涂炭的藩镇割据局面,延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唐朝不仅没有凝聚中华,而且疏散中华,使汉民族分裂没有民族认同感,使中国四分五裂。以后侵略中原的无论是辽、西夏还是金、蒙古都有大量的汉族,直接加入对中原汉族的撕杀中。唐给中国造成的恶劣影响及后果,难以估计。


长年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政使唐王朝的统治权力名存实亡。唐军内部矛盾重重,互不相助,号令不一,官僚阶层间相互倾轧。唐朝自唐玄宗时代宰相李林甫杨国忠明争暗斗,再从唐穆宗到唐宣宗,牛、李两派相互斗争近四十年之久的“牛李党争”,唐朝的朋党争斗直至唐末,上至宰相、尚书,下到郡县令尹,无官不党。甚至连年已七十一岁的白居易,也因妻族属于朋党而不自安,以致日久积众怨。唐朝的朋党争斗就是狗咬狗,他们争斗是为各自集团和自身的利益而不是像宋朝为国家利益党派之争。李德裕当权,他只凭爱憎用人,对牛派朋党人士,一律排斥,唐武宗死后,唐宣宗继位,牛党得势,对李派朋党人士大加迫害。这样的官员能治理好国家,能给人民安稳的日子吗?


安史之乱以后,皇帝对拥兵割据的节度使失去控制能力,对握有军权的将领又猜忌多疑,于是重用宦官,致使太监们权势渐大。作为禁军的御林和神策二军竟然由太监掌控。自唐代宗起,节度使多从神策军派出,近镇诸军,也多请隶属于神策军,神策军遂得以扩大到十五万,这就是唐朝后期宦官挟兵权把持废立君王的武力基础。唐代宗又设置了“内枢密使”,由宦官担任,掌管“承受诏旨,出纳王命”的任务。自此,机要大权又落入宦官之手。宦官所在的内侍省在宫廷北部,称为“北司。” 在中晚唐时代,唐朝皇帝军事、政治、经济上已无实权。唐朝太监竟比明朝的太监权力更大,地位与皇帝不相上下,成为了唐帝国的真正掌权者。唐朝中后期宦官当政,就是说唐朝大部分时期是太监说了算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唐朝太监们一方面引导皇帝荒淫享乐。一方面用禁军武力威胁皇帝,镇压百官。皇帝形同傀儡。大太监仇士良就告戒其党徒说:“天子不可令闲,日以奢靡娱其耳目,无暇更及他事。”唐代太监们张扬跋扈,不止把持朝政、览阅奏章、参与朝廷机密、赏罚朝臣、任免将相,而且可以擅行废立,对皇帝生杀予夺。唐朝从肃宗皇帝起,大都生命掌握在宦官手上,宦官握有生杀废立之权。唐代宦官随时有可能杀掉不听话的皇帝,再换一个。顺宗后九个皇帝就有七个是宦官所立。唐朝有好几个皇帝竟是被太监弄死。宪宗以后的九个皇帝中,两个为宦官所杀,七个是宦官所立。宦官对皇帝的废立生杀,没人敢持异议。唐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宦官所立;顺宗、宪宗、敬宗、文宗均为宦官所害,昭宗也曾为宦官囚禁。唐代的宦官之祸远盛于明。尤其是唐代后期,哪个大臣敢和宦官对抗?朝廷的官僚又与宦官相勾结,结成朋党进行斗争。唐代牛李二党都不同程度地援结宦官之不同派系。即使是宰相也要依靠和宦官妥协才得到宦官的支持施展抱负,唐朝是太监的天堂。一个由不阴不阳的太监们掌握治理的长达一百多年的朝代,能有什么值得歌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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