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烈:不该回避也不能忘却的历史悲剧--西路军的覆没(上)

中央红军在二打遵义攻下娄山关时,我们敬爱的毛泽东面对如血的残阳,写下了那首:

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西风烈:不该回避也不能忘却的历史悲剧--西路军的覆没(上)

在凄婉的唢呐声中,回荡着红军将士的浴血疆场的惨烈与悲壮。然而,在红军历史上更为悲壮的一幕是西征军的覆灭。以前曾在荧屏上看到反映西路军的影视片《西风烈》、《生死腾格里》等,看完这些让我热泪盈眶。今天,虽提笔有千钧重,不知该如何下笔为好,但我也要写下去,以慰籍西路军将士逝去的英灵。

1936年的中国大地,除了延安,还有另一个几乎占国土面积六分之一的“红色”政权,就是背后有苏联支持、由军阀盛世才主政下的新疆。当时的“中革军委”刚到陕北,立足未稳,急需打通宁夏到蒙古或河西走廊,连接新疆,以获得苏联的支援,于是“中革军委”整合了红四方面军的精锐,组成两万多人的西路军,西渡黄河出征。然而甘肃与青海军阀马鸿奎、马步芳领导下的军队却不象西南军阀的军队那么软弱,在彪悍的“马家军”的围追堵截下,在中革军委的直接“遥控”下,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李先念带领四百多人的“左支队”穿越祁连山,突围到新疆。

要分析西路军失败的原因,就要说到四个人:毛泽东、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不提这四个人是不行的,要先说谁呢?我认为主要以毛主席说起,要从井冈山说起。

西风烈:不该回避也不能忘却的历史悲剧--西路军的覆没(上)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湖南湘潭人。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后,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他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后到湖南、江西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同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他任党代表、前敌委员会书记,朱德任军长。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发展武装斗争,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道路。后来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将毛泽东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共产国际的顾问李德和博古执行不同的战略和政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

从遵义会议以前,毛主席实际上在中共领导高层中是没有多少权利的,他只在红军指战员中威望很大,跟着主席能打胜仗。从近期看到的《红色摇篮》可以看到,喝过莫斯科洋墨水的人瞧不起土生土长的红军领导人,排挤打压,就连一般的人物如项英等都可以对毛泽东指手画脚,这对于一个掌真理的人(毛主席说过: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来说心里是什么滋味是可想而知的。毛主席精通兵法,不呆板教条,善于根据实际而灵活处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我认为他的知识非常丰富,晓得地理事故,人情心理,有战略家的头脑眼光,是一代伟人,真不知道怎么说才能表达我对他的敬佩。但伟人不是十全十美的,我认为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你想想,我们伟大的领袖在长期受到排挤甚至污辱(如红军长征的名单中刚开始还没有他,要把不听话的他留下来,这对他心里上...),而毛主席的性格属于我行我素型的,不让人管的那种,主张较强,敢说敢做,有主见,也敢张罗,这与周恩来等那种韧忍平和调停者的类型是不同的。正因为毛主席的才能和他的性格才使许多反对他的人改变了当初的看法,成了毛主席坚定的支持者,这包括以前反对过他的任弼时、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当毛主席领导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大手笔进行军事战略转移,摆脱了蒋介石的围追堵截时,就连博古李德等也佩服毛泽东了,特别当毛泽东当机立断与陈昌浩脱离北上,李德竖起了大拇指:毛,你是聪明的。所以,毛主席的果敢,坚定,有主见敢出头的性格往往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形成的以毛泽东为首,以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等一大批紧密团结的领导集体。但这种性格有时有些霸道,霸道的结果就是专制,搞大权独揽。“对反对他的党内同志睚眦必报,是毛泽东的另一个性格缺陷。毛泽东的报不是人家向他扔了个砖头,立即扔还回去,而是先把砖头藏到袋子了,等捂热了再重重扔回去”。不管网上怎么评论,我觉得战争的环境中有些决断精神是可以理解的,但和平年代就必须走向法治,不然的话就会酿成错误,如给中国造成危害较大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西风烈:不该回避也不能忘却的历史悲剧--西路军的覆没(上)

当毛主席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发难了。张国焘很聪明,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性格偏激走极端、爱出风头、爱投机。1931年4月,他再一次投机,获得王明的信任,被中央任命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总负责人。他抓住了机会,成就了他从1931年到1936年初长达5 年的辉煌。张的为人私心太重,心狠手辣。来到鄂豫皖根据地以后,借“肃反”之机,排斥异己,控制权力,将一批功勋卓著的领导人杀害,比如为了整在军事上不听话的徐向前,把他老婆抓起来找徐前的毛病想整他,没有得逞竟把他的老婆杀了。当然更严重的是后来以“右派首领”等罪名逮捕了反对他的曾中生并杀之,利用这些手段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曾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他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最强盛时期达4万5千人。后来,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西征川陕,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尽管张国焘领导红四方面军打了许多胜仗,红军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张国焘被公认为没有军事才能,这在徐向前反六路围攻中可以看到张的一个错误命令导致徐的围歼战变成了击溃战,痛失歼敌良机。

后来在长征中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以后,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毛仅不足一万人马,他想争夺中央领导权,认为北上是死路,没有吃的。决计南下,说明他在关键时刻,缺乏对全局的洞察和判断。比毛泽东要逊色得多。南下的失败是注定的,因为客观实际是红一方面之所以能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是因为国民党军内部还未真正统一,各地军阀拥兵自保,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使红军得以突破各道防线。而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之所以不能南下是因为蒋介石借追剿红军控制了大西南,国民党已完成应对红军的部署,毛泽东深知这一点而决定北上,那怕北上到那里心中没底都无所谓,结果在陕北有红二十五军迎接他们。张国焘不知道这一点而决意南下并成立非法的“第二中央”,结果国民党刘湘在那里以重兵打得他头破血流。张在回延安后被批判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而当他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被王明指为托派,并已枪决,想想这都是自己曾经用过的手段,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反党,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最后客死他乡多伦多。张的一生并非一无是处,他也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毛的功过七三开,他的功过??开),但他太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私欲太重,如果他为中国解放的革命意志坚定的话最后也不会落得身败名裂,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西风烈:不该回避也不能忘却的历史悲剧--西路军的覆没(上)

在张和毛斗争的夹缝中徐向前元帅可以说是“牺牲品”,他是本文的主要人物,西路军的覆没中的最痛苦的高级领导人。徐向前(1901-1990),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山西五台县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元帅之一(红四方面军中唯一的一名元帅),“我军有两个人最会打仗,一个是徐总指挥,一个是粟司令”,刘伯承说。

西风烈:不该回避也不能忘却的历史悲剧--西路军的覆没(上)

1901年11月8日,徐向前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的永安村。1924年,徐向前成为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的第一批优秀学生,1927年3月,徐向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广州起义磨炼后1929年6月,徐向前到鄂东北任红1军31师副师长。徐向前很注意发挥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徐向前很快受到指战员的爱戴,带领将士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第四次“围剿”时张国焘等人积极推行王明的“左”的路线,拒不采纳徐向前同志的建议,徐向前和红军被张国焘捆住了手脚,不能进行擅长的运动战,而去强行攻坚。这样就使红军陷入被动地位。最后红四方面军1.4万余人在徐向前总指挥的率领下,渡汉水,攀乌道,越秦岭,战寒风,翻越人迹罕至的大巴山,直下通江县城,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徐采用收紧阵地的战法打退敌人三咱围攻、六路围攻,军队壮大,发展到8万多人。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在严重关头,徐向前率部队强渡嘉陵江,冲破了“川陕会剿”的敌军拦截,在川西懋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长征会师之初,一、四方面军的实力对比为1:8,极为悬殊。毛泽东同志深感自身力量的单薄,对四方面军将领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态度就比较好,对中央领导比较尊重,所以,他们就成了毛泽东内部“统战”重点争取的对象,费尽心机。但四方面军长期在张国焘的训导下,几乎所有将领都成了他的心腹(不服的早都杀光了,),因此,尽管中央极力争取,但四方面军多数将领态度还是比较高傲和蛮横,黄超、李特、何畏、余天云等人连基本的礼貌都不讲,根本不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人放在眼里;陈昌浩、王树声、孙玉清、王建安等人对中央表面还算客气,但明显冷淡而且有很深隔阂;这让毛泽东有些恼火,影响他以后一生中对待四方面军将领们的态度。

西风烈:不该回避也不能忘却的历史悲剧--西路军的覆没(上)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西征军又一主人公陈昌浩。陈昌浩(1906 ?.? - 1967 07.30),湖北武汉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当年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1930年11月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工农红军时期的我军最高将帅之一。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党政军“三驾马车”(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之一,他年轻气盛,作战勇猛,因紧跟中央路线而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委,成为红四方面军中仅次于张国焘之下的人物。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委、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是长征时期最大一支红军主力部队的主帅;从担任红四军政委开始,与徐向前共同征战6年,陈昌浩作战勇敢,同徐向前等指挥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取得了成功。但陈昌浩一生有两次影响终生的遗憾,这就是对上级“机械的忠诚”。第一次是在长征中不听中央的命令,而是听本方面军的上级命令,执行南下的错误路线。第二次则是在西路军中有了第一次的教训而坚决地机械地执行中央的命令,而让“二万精英,喋血大漠”。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文化大革命后受迫害,发现像彭德怀这样的老帅都被揪斗游街, 于是在1967年7月30日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这年,他61岁。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

两军会师后,徐向前忙于打开北进的通道。 1935年9月,右路军过草地后,这时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不满中央的北进方针,认为北方荒凉“没吃的”,为实现其保存红四方面军的实力和控制整个红军的野心,强令四方面军南下,陈昌浩是坚定支持张挥兵南下的。在这个关键时刻,9月9日晚,毛泽东亲自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实际上是想看看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再说什么,遂告辞而归。其实,聪明的徐向前不会不明白毛泽东的来意,但还是婉言相拒。作为红四方面军创建者,他虽然知道南下不利,但内心极不愿把左右两路军分开,最终情感战胜了理智,选择了南下,犯了他“终身抱憾的错误”。其实从这和从他的妻子被张国焘杀害,这可以看出徐向前的韧忍和忠诚。徐向前在关键时刻还是选择了跟张国焘走,这让毛泽东有些失望,也使徐向前在此后一生中被毛泽东视为圈子外的人。

长期以来,史学界都认定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间张国焘向陈昌浩发出了要“武力解决”中央的密电,并认为这是张国焘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一大罪证,但陈昌浩是否认的。也有的说是采用党史内斗争来解决,可无论是怎样,张国焘派人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的事件让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不寒而栗,进一步认清了张的心狠手辣,毛泽东的手下两员大将叶剑英和李克农情报工作搞得特别好,让毛泽东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是不是要对党中央“下家伙”了。毛泽东不愧是领袖风范,临阵不乱,到陈昌浩那虚晃一枪从容撤退。当夜,毛泽东秘密率红三军团单独北进,逃离四方面军控制区域,向俄界的红一军团靠拢。可以想象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是何等的悲凉,由于自身力量弱,四方面军中竟没有一个高级将领愿意支持他,特别是李特追上毛泽东时横眉立目粗暴地质问,虽毛从容地,含笑地驳斥这个根本不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人放在眼里下级,根本没有资格教训自己的下级,但毛主席的心里是不是可以说进一步触发了本原的情感,李特最后的杀身之祸是否与此有关就不得而知。我从网看到的是王明他们问这些到新疆的西路军将士“去苏联还是去延安”?结果去苏联者去了黄泉。可以想象当毛泽东独自率一、三军团仅仅7000人北上时,攻击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腊子口时,他是如何看待这支忠心耿耿跟着自已的部队的,可以想象这7000为什么以后会出这么多的元帅将军高级干部,可以想象当时同样级别的四方面军将领为什么一直受到打击和压抑。

争取徐向前的失败,影响了毛泽东对徐向前的看法。但不管怎么说,徐向前是红四方面军的创建者,是红四方面军的旗帜,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而且在所有四方面军领导人中,徐向前对中央还算是尊重的,特别是徐向前在毛泽东秘密北进的关键时刻说了一句“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阻止了两军火并,“救了毛泽东一命”。因此,毛泽东以后也没有和徐向前计较,但是,他对徐向前和彭德怀、林彪、罗荣桓、陈毅等嫡系是有区别的,只是选择了徐作为“四方面军的代表”存在而已。他经常说:“向前同志是个代表啊!什么代表呢,就是代表革命军队中的四方面军。” 党中央率红1、3军团单独北进,徐向前不忍目睹四方面军一分为二,遂率右路军随张国焘踏上生死未卜的南下之路。红四方面军打了一个又一个大仗,损兵折将,军队由原来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多人,广大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们逐渐认清了张国焘的南下路线是错误的,只有毛泽东的北上路线才是正确的。朱德也常对张说:你这是什么中央啊?北上的路线才是正确的!后来红二方面军(毛泽东怕贺龙被张国焘吞并,令其改编成红二方面军)长征赶上来,贺龙、徐向前与朱德等同志做张的工作,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当时一年多中共中央的既定战略方针是指挥红军北上,打通与苏联的联系,获取军事物资援助,解决战略依托问题。1935年11月,斯大林关于不反对中共红军主力从外蒙古或新疆靠近苏联的意见,由从莫斯科归国的张浩传达给陕北中共中央。1936年2月14日,张浩(林育英)、张闻天将此意电告转战在川陕的朱德、张国焘,张国焘感到可能自己的行为不受共产国际的支持,处于弱势,所以开始妥协。至此中共党内军内对此皆无异议。6月6日,张国焘取消另立中央,同意北上。蒋介石见全国红军都集中到了陕北,立即调集大批国民党中央军入陕,配合当地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准备发起“通渭会战”,乘红军立足未稳,一举将共产党和红军围歼在陕北狭小的地域里。当时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都很同情红军,但又不能违抗蒋介石的命令,只好一面尽量拖延时间,一面速通情报给中共中央,要红军速做定夺。1936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提出三大主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决定由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和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部组成西征部队,在10月下旬执行打过河西的作战计划。中共中央打算通过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并打通同苏联的交通,得到苏联援助的大批武器弹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进而推动全国大规模抗战的实现。9月11日,共产国际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至2万支步枪、8门火炮、12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中国政府尚未承认外蒙独立)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洼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

1936年的10月10日,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长征,会师在黄河以东的甘肃会宁城下。会师后组成了中革军委主席团,其成员包括毛泽东、彭德怀、朱德、张国焘等人。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和军委决定,对全军作战进行组织指挥。为打通苏联国际援助路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十月十一日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全军争取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休整,作好渡过黄河的各种准备,然后红军主力向北发展,夺取宁夏。" 所以,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和中革军委既定的一个战略部署。

会宁会师的第二天,党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即“宁夏战役计划”)。那时的宁夏地域广阔,与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红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甘肃西部),就可以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开始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

1936年10月21日,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各路国民党军队向红军发起攻击,蒋介石亲自飞到西安督战。当时红四方面军第30军已控制了黄河岸边的靖远渡口,正在抓紧时间造船准备抢渡。国民党中央军集中了3个军的兵力,在飞机的配合下,由南向北推进,与红四方面军的后卫部队4军、5军和31军发生激战。国民党军在火力上占有很大优势,而战场上又到处是光秃秃的黄土坡,无险可守。红四方面军部队长征方息,弹药缺乏,武器也很差,虽拼死奋战,付出巨大牺牲,但仍然抵挡不住国民党军的进攻,被迫步步后退。

危急关头,10月24日夜,李先念率红30军由靖远偷渡黄河成功,经过战斗,打垮了对岸的国民党军,占领了渡河桥头堡。红军立即在河上架设了浮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及前敌指挥部于27日渡过黄河,后续的红9军也于28日渡河成功。按照原定计划,红四方面军的4军、5军和31军应相继在靖远渡河,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一部在打退南线国民党军的进攻后,应于中卫渡口西渡黄河。然而国民党军的推进速度太快,29日就追至靖远渡口。看守渡口的红5军抵挡不住,只好仓促渡河。国民党军的飞机迅即炸断了渡河浮桥,渡口亦被占领。未来得及渡河的红4军和31军独对强敌,只好退向打拉池一带,与彭德怀的红一方面军会合。

此时,红军如要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只有击退国民党军队,重新控制黄河渡口,打通与河西部队的联系。可这时彭德怀却不能统一指挥部队,原因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想保存实力,不想让红4军和31军与强大的国民党军拼消耗。彭德怀既指挥不动红四方面军,而红一方面军的力量又太单薄,阻挡不住国民党军的进攻。结果国民党军快速推进,相继占领靖远、打拉池和中卫等黄河渡口,截断了宁夏通道,过河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与河东红军的联系也被隔断。至此,“宁夏战役计划”已无法实行。

在执行中央宁夏战役计划之初,张国焘急于立功赎罪,对中央指示的贯彻是积极的,一致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对中央的具体部署却缺乏信心而消极指挥。中央组织宁夏战役的另一个意图是,在统一指挥时,让彭德怀把四方面军河东部队的指挥权拿过来,但彭德怀办不到,他指挥不动张国焘,调不动河东的四方面军,只能向毛泽东报告:"张对打击胡敌始终是动摇的,企图以四方面军先取(远)方(物)资后再说。"作战要求同心协力,而张国焘不肯让四军和三十一军去和国民党硬拼。由于红军指挥不统一,胡宗南部于10月底至11月初截断了宁夏通道,隔断了河东红军四方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这样,红军夺取宁夏的计划被迫中止执行,从此西路军走上一条坎坷不归路。10月30日,中革军委指示西渡黄河的红军部队暂时控制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线后继续北取宁夏。11月5日,张国焘电令渡河部队迅速西进,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因此,从执行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具体部署中,张国焘对宁夏战役计划的中途流产应负有一定的责任。

11月8日,毛泽东及中央军委电令彭德怀、朱德和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退回陕北,再图发展。而已过黄河的红四方面军3个军则组成红军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单独执行打通“国际交通线”的任务。于是,河西红军开始了悲壮的浴血西征。

中央根据敌情的变化,放弃宁夏战役计划,这时陕甘苏区军粮已告罄尽,筹粮、筹款、筹棉、扩红,均极困难,数万红军缺衣少食,难以熬过严冬所以要实行战略转移。1月8日,中央及军委提出了《作战新计划》。总的意图是放弃夺取宁夏的原计划,将河东三个方面军的主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分别从延长、延川地区和神木、府谷地区东渡黄河入晋,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继续逼蒋抗日,争取与阎锡山、蒋介石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定;河西部队则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但是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徐向前(徐在五十多年后的解密档案中才发现当年这个《作战新计划》)、陈昌浩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渡过河西的红军为3个军,其中9军和30军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5军则为原来的红一方面军部队。11月10日,西路军正式组成,成立了军政委员会,最高领导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任西路军总指挥。下辖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有3000余人,枪1000余支,平均每枪5发子弹;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有6500余人,枪2500支,平均每枪15发子弹;红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有7000人,枪3200支,平均每枪25发子弹。此外,还有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及机关人员,全军总数为21800余人。可以看出,西路军的武器只能装备全军一半人马,弹药更是缺乏,此次远征前途多难。

西风烈:不该回避也不能忘却的历史悲剧--西路军的覆没(上)

西路军西进,一年为期而不是立即打通新疆,,主要是为了隐蔽陕甘红军的战略企图,迷惑或调动敌人,保证河东部队实现战略新计划。那么就说明西路军不仅有打通新疆作战任务,还要对中央进行战略掩护。中央明确了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后,徐、陈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分左右纵队向西挺进,向一条山方向杀去,将挡路的青海军阀马步青的部队杀了个落花流水,前锋直向西进。初战胜利,红军上下充满了乐观情绪,认为马家军不过如此。其实,大错特错了。马家军是指青海和宁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和马鸿逵的部队,都是封建家族世袭统制的军队,其中马步芳被称为“青马”,马鸿逵则被称为“宁马”。西路军所要作战的对象正是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青马。青马部队士兵主要来自甘、青两省交界地区信奉***教的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人。在上层统治阶级利用宗教观念蒙蔽驱使下,也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与仇杀,青马士兵在对外族的征战中表现了很强的内聚力和奋勇精神以及残暴行为。青马军队作起战来极为凶悍顽强,擅长骑兵奔袭与白刃格斗,经常残杀俘虏,臭名远扬。此次红军大举西进,所过之处正是马步芳的地盘,他惟恐红军会占着不走,急忙调集青马军队主力步、骑共7万余人,大举向红军杀来。

西路军以红30军为先头部队出凉州,红9军出古浪,红5军断后。因为地势和人口稀少的原因,全军成一字长蛇阵形,一个团与另一个团之间也隔着一天路程。11月15日,红9军占领古浪城。古浪为河西走廊的要冲,南北两面临山,只有东西一条狭长的通路。红9军以2个师驻于古浪城外制高点,军部及机关人员驻于城内。因为对马家军估计不足,红军的战斗情绪松懈了下来。16日清晨,马家军以3个骑兵旅、2个步兵旅和4个民团兵力向古浪发起突袭。马家军骑兵在旷野戈壁上奔驰迅速,闪电而至。9军仓促迎战,陷于被动之中。马家军武器虽比不上国民党中央军,但比红军可强多了,而且还有山炮助战。城外红军很快被分隔开,许多人被压缩进古浪城中。守卫南山的1个团部队孤军无援,在马家军的反复攻击下几乎全军覆灭。马家军随即向古浪城发动猛攻,古浪城墙残破,多处有缺口,红军阻击火力薄弱,终被马家军突破。马家军骑兵冲入城内,沿街道猛烈砍杀。城内有许多红军机关人员,并没有枪,结果死伤惨重。9军组织反击部队顽强苦战,总算把马家军赶出城去。这时红军又犯了一个错误,竟出城进行追击。不料马家军进退神速,骑兵很快杀回将出城红军截断于旷野之上。经过苦战,这些红军全部战死。马家军又返回攻城,红9军官兵拼死守城,用木棍、大刀片、甚至砖头瓦块与敌血战。危急关头,城外的红9军1个师冲破马家军封锁,向古浪接应而来。马家军见天色已晚,又不惯夜战,便收兵而去。 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共毙伤敌人2000多人,但己方损失达2400多人,达全军三分之一,特别是电台及技术人员损失很大,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政委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牺牲,可以说元气大伤。当日夜里,红9军放弃古浪向永昌退去。许多红军重伤员无法带走,只好留在古浪,并留书信希望马家军善待俘虏。第二天马家军进入古浪空城,第一件事就是把红军伤员全部杀光。

古浪一战的失利,已暴露出西路军面临的困境。西路军装备低劣,人数又远少于马家军,从作战态势上就处于下风。而马家军盘踞河西多年,地形熟悉,且多是骑兵作战,机动迅速,战斗力甚至强于国民党中央军。河西地区人烟稀少,物产贫瘠,西路军补充不易,粮弹缺乏,前途不容乐观。

西路军右纵队三十军和五军乘虚疾进,过武威、克永昌、占山丹。

西风烈:不该回避也不能忘却的历史悲剧--西路军的覆没(上)

正当西路军大步西进之时,中央11月19日来电指示:“你们的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本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对于中央要西路军停止西进的意图,徐向前百思不得其解。许多年以后,徐向前才弄明白,当时国民党重兵云集陕北,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的情况极为危急。中央此令意在摆出河东红军可能渡河向西与西路军会合的假象,使国民党分兵扼控黄河沿岸,陕北红军主力可借机向东或向南突围。

兵贵神速!孙子曰:“兵之情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西进就要趁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可是在一条山蹲了那么久,现在又要在永凉一线搞根据地。永凉一线能建立根据地吗?创建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要建立根据地,显然力不胜任;而且一屁股蹲下来,也就失去了战场主动权。敌强我弱,外线作战历来强调灵活机动,这是保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中央军委于1935年2月16日发出特别命令:红军必须经常转移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个特别命令几乎成了长征后期的口号,使红一方面军赢得了作战主动权,从而获得了长征最后胜利。永凉一线以至整个河西走廊,地区也难以建立根据地。河西走廊是一条“弄堂”,永凉一线地处走廊蜂腰部。南临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祁连以南又是大坂山、大通山、宗务隆山等大山;北依龙首山和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走廊平川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甚至没有护卫,仅有的屏障就是星星点点的土围子和战士仅有枪上的刺刀和少得可怜的子弹、手榴弹。

11月24日,徐向前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25日中央复电:西路军应着重在凉州、永昌之线,各个消灭马敌,尔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中央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

西路军领导人对于党的战略新计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知道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由西路军独立打通新疆,而不知三个方面军准备南出或东出,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尽管如此,西路军的行动确是准确无误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在永昌,西路军电台收到马步青给马步芳的一份电报,电文大意是:如果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河西“四郡”被地方封建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弟兄占领。任何军阀都把地盘看得比性命还重要,有了地盘就可以征兵,收税、派粮,要他的地盘自然是要他的命了。从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西路军苦苦坚守于永昌、山丹、凉州一线。马步芳见红军在自己的地盘里停下不走了,不由大急,连日驱动马家军向西路军发动进攻。马步芳不惜动用其青海老巢的全部人力物力投入扩充和保卫势力范围的战场。“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就是他的一名口头禅,他还冠冕堂煌地提出“军队民众化民众军队化”的口号。历次战争中,马步芳都大量征集民团,驱使在第一线效命。“二马”先后在河西投入的总兵力超过125000人,是西路军的6倍。按照中央命令,西路军在永凉一线摆开,不进不退,终日与优势敌人拼搏,试图站稳脚跟。徐、陈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凉根据地,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西路军在永凉一带艰苦鏖战之时,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根据政治、军事形势,军委主席团12月14日电示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12月18日复电指出:“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22日,西路军电复说:“西路军为按期完成任务决定逐渐西移。已令三十军四个团位永昌附近,两个团位水磨关一带,侦察连与九军均在水磨关西南30里之新城堡一带。再争取相当长时间休整,拟于明年1月中九、三十军抢占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年2月中旬直到安西。”

这时,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开向潼关,直逼西安。张学良、杨虎城破釜沉舟,决心集中主力,以兰州地区为战略后方进行西安大会战。张学良考虑到东北军向西安地区集中,胡宗南、毛炳文等蒋之嫡系就会乘机袭取兰州、天水、宝鸡等地,直接威协西安侧后方的安全,故要求红军主力出动打胡、毛,固甘肃,并望西路军以一部东返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敌。12月20日,周恩来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央,并建议:“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学忠)军打通。”党中央根据张学良的要求,一面放弃陕甘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转移计划,改为南下关中,援助友军抵抗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一面拟令西路军东返。军委主席团22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征求意见。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绝大多数委员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困难更大,取胜把握较小,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或与红军同在永凉线上,东进势必与强敌决战,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二马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陈昌浩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向河东进击。徐向前认为乘虚西进,把握较大,损失较小。他认为,既然军委征求意见,就应如实反映情况,反映看法,如果上面最后决定东进,当然无条件地执行。会后,陈昌浩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徐向前则派人侦察敌情,作东进的准备。中央24日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20天到30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8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次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军委主席团:“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徐、陈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当时,中央并不愿放弃打通苏联的计划,想叫西路军东返,只不过是河东形势吃紧关口的一项应急考虑,形势缓和下来,自然又令西路军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西安事变不久,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但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内战的硝烟并未散尽。国共开始谈判,合理解决红军驻地,是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之一。

从战略上着眼,当时红军极需一个人口稠密,物资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中央一致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甘西,不言而喻,正是我党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索取河西地带的“资本”。但是,蒋介石始终坚持红军应留在陕甘宁边就地“整编”、“驻防”,而且暗地授意马家军加速进攻步伐,彻底消灭西路军。12月下旬,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冒着西北高原凛冽风雪继续西进,至此,建立永凉根据地的任务才告结束。西路军鏖战永凉,肩负的是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战略行动的千钧重担。西路军坚守永凉时近两月,冒白刃,餐风雪,疲兵屡战,元气大伤,兵力降至15000人。

西路军向甘、肃二州挺进,整日被马家军围追堵截。敌人的骑兵在红军队伍前后奔跑,步兵成群结队游行似地要威风。红军指战员把子弹推进枪膛,食指紧扣扳机,直到敌人靠得不能再近时才开枪。当敌人略微远一点的时候,大家又把食指松开,将子弹退出来装到子弹袋里。因为只有消耗难得补充,一粒子弹真是宝贵胜似一两黄金。红军天黑突出重围,天亮又被包围,于是坚持到天黑再突围。就这样,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行军,突围,行军。西路军以五军开路,三十军殿后,前攻后卫,边打边进。1937年元旦,五军攻占高台,在高台的一仗也异常惨烈,时任红五军四十五团政委张力雄回忆说,红军刚进高台城,敌人骑兵就追上来了。这一仗打了20多天,2000多红军面对的是2万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敌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等2000多人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 一月上旬,九军一部围攻甘州未下,进到临泽东南的沙和堡;总供给部、总部直属队和五军一部驻临泽;总指挥部及三十军驻倪家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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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是中共党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以老毛的军事天才,能不看出数万疲惫之师在荒凉,民情不熟,地形险2恶,敌人重兵围攻的态势下中央指示朝令夕改,战略方向不明,踌躇不前会造成何种后果。当时1,2,陕北红军约有三万余,4方面仍有约4万,张在实力上仍占据优势。要确保南方集团在中共的领导地位,就必须有效削弱4方面军的力量。现在办法有了,就是卑鄙的借刀杀人。徐向前在晚年的[历史的回顾]中旧队当时中央的指令不能释怀。只是他个人和4方面军大批将领在后老毛时代终于站到了中共核心,没有翻案罢了。西露军在中共内部的阴谋,敌人的攻击双压力下毫无避免的覆灭了。从此张,4方面军再也没有象王树声斥责罗炳辉;[你一个军团怎只剩3,4百人了/你当啥军团长,去当个营长算了。]的气势了。而是托派,军阀,逃跑主义,右倾了。[之前连火暴的老彭都不敢放个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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