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毛泽东的真实关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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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6][B]长毛泽东七岁的朱德与毛泽东的关系远不如年轻毛泽东五岁的周恩来那样亦步亦趋。 朱德在性格上的随和和政治上的不够敏感使他更象一个温厚的长者[/B] 朱德的长者风范表现在许多地方。比如他在江西苏区被战友们把小自己二十多岁的康克清嫁给自己后,他几乎没有用“老婆”的规矩来约束过这位甚至曾经做过苏区政府中央委员的万安暴动队员(1)康克清对索尔兹伯里说过,我一直没有给总司令做过饭补过衣,他有自己的警卫员嘛(2)比如他在延安不参与各种政治斗争,反而象是一个农民老汉一样平易近人,受到从百姓

长毛泽东七岁的朱德与毛泽东的关系远不如年轻毛泽东五岁的周恩来那样亦步亦趋。


朱德在性格上的随和和政治上的不够敏感使他更象一个温厚的长者


朱德的长者风范表现在许多地方。比如他在江西苏区被战友们把小自己二十多岁的康克清嫁给自己后,他几乎没有用“老婆”的规矩来约束过这位甚至曾经做过苏区政府中央委员的万安暴动队员(1)康克清对索尔兹伯里说过,我一直没有给总司令做过饭补过衣,他有自己的警卫员嘛(2)比如他在延安不参与各种政治斗争,反而象是一个农民老汉一样平易近人,受到从百姓到外国人的一致好评,共产国际驻延安记者彼德·弗拉基米洛夫在日记中多次提及(3)比如在朱总司令五十大寿时毛泽东也曾亲自草联“肚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4)比如在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朱老总因为曾经替彭德怀说话而遭遇了新任国防部长林彪元帅的奚落后不卑不亢,默默承受(5)这样的姿态在到了文革被红卫兵纠斗并被骂作“黑司令”时又出现过(6)而反映朱德在政治上不够敏感甚至不够成熟的表现也有许多。较为著名的一次是与邓小平等一起去参加苏区二十大,面对赫鲁晓夫发动了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和揭露的“秘密讲话”,朱德说“这是人家的事我没不要管”,而邓小平迅速表态“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邓的这一表态深受毛泽东赏识。文革中刘邓待遇不同也是因为毛主席说过邓小平在对苏问题上表现过硬骨头相比于邓小平,朱德显然更愿意选择恬淡坦然的民间姿态。


但即使是这样——俗话说“泥有土性”——作为毛泽东在其军事生涯中的第一个具有相当档次的竞争者(余酒度的实际级别和能力太低,在相当程度上算是毛泽东的下级,因此构不成毛的竞争者),朱毛关系仍然表现过足够的跌宕起伏甚至戏剧化情节。从一九二八年朱毛会师到一九七六年双双归去,二人的关系也很值得认真品读。


回顾朱毛关系史,也是体会二人各自性格魅力和人物风采的一个便捷路径。

一、会师秘史


朱德虽然年长毛泽东不小,在党的资格可是差了太多。在旧军中颇有一些经历的朱将军,在其思想上迷茫时动了入党的念头,却首先在陈独秀那里碰了钉子。幸亏在国外遇到了性格中正、思维灵活的周恩来(7),才算进入了党的组织。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论,朱德的党内资格倒与为毛泽东介绍入团的刘少奇相近。


在参加南昌起义之前,朱总还一直不算拥兵自重者。可正是在南昌起义中,他的军官教导团起了相当的作用。而在南下失败后在诸多大员(如周恩来)纷纷离队、诸多将士(如当时还是共产党员的文强(8))纷纷退出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收拢残余,算是再一次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位军人的责任感。


不过必须说朱将军的政治智慧还不能说是特别地强大。他所采用的当年张献忠和当前诸多败军之将所习惯采用的养兵之策,即把自己手下的将士编入老朋友范石生的队伍中以求暂时的生存的作法,虽颇显旧军传统的实用性却与“党性”坚定性有违。尤其与把秋收起义队伍带上井冈山的后来被认做是正统做法相比,接受 “收编”的作法实在有点“投机”之嫌,不管这样的收编其实上保留了多少独立性——当然,当以后他率领的整个红军队伍也主动地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后,他的这一有争议的作法明显可以得到谅解。


但是至少,这样的做法让朱德自己的心理也染上了一些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感觉,他用参与和组织湘南起义尽力弥补了自己的不安(9)。在接到有关方面要求他与井冈山的毛泽东会师的指令(10)后,他率领着南昌起义余部和八千农军上了井冈山。在这中间,在朱的队伍中的毛泽覃和在毛的队伍中的何长工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井冈山会师产生了中国红军史上的第一支正规军队,虽然其番号选的是“第四军”这样一个有着光辉前史的称号(11)——后来,在另外两个根据地也有两支红军选择了这一番号(12)。


红四军(以及以后由红四军为基础扩建的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被称作“朱毛”红军并由毛泽东出任一把手(党代表),虽然毛在井冈山的基干队伍明显不如朱所带来的队伍要强大——一则是毛的队伍的人数不如朱的多,一则是毛的队伍的主干是武汉警卫团而朱的队伍的主干则是叶挺独立团。这一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朱毛交往中的强弱势状态。以后二人所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毛泽东的“霸道”——连朱德这样的谦和长者都不能做到与毛的和平相处,可知这种霸道到了什么程度。有人回忆,当刚到江西苏区的周恩来听人说起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对负责后勤因为没有安排好住处的杨至诚破口大骂时,他对毛泽东与苏区同事们的关系特别紧张的现状有了一定的理解(13)。但是必须指出,这种霸道是以毛泽东强大自信和强大的成功率为基础的,虽然形式上有些激烈,倒也可以理解。在战争时代,这样的雷厉风行在更多的时候反而有助于效率的提高,动辄骂娘和要枪毙人的将军比比皆是——比如彭德怀,温温吞吞的性格反而是有害的。


二、井冈离合


井冈山会师不久即发生了湘南农军南返的故事。这一方面是因为井冈山的资源有限养不起多达万人的队伍,一方面也是因为宜章等地农军更想回本土作战(黄克诚和肖克在这些队伍中)。


但后来原朱德所部的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执意南下,却并不完全是因为湖南省委杜修经们的鼓动所致。这从毛泽东率一个营前往湘南接应失败后的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已经因被偷袭而成建制击溃)时对手下队伍极力强调不要对二十八团战士恶言恶语的训令中隐约感受到二支队伍整僵后所存在的不和睦(14)。因为这次悲剧性的分兵,井冈山根据地蒙受了因“八月失败”而遭遇了强大的打击。这也直接导致了一九二九年一月朱毛红军三千六百人的外线作战——从此,朱毛红军再也没有回过井冈山。


三、七大风波


中央派来的“军事人才”刘安恭的到来以及林彪与毛泽东关系的日益紧密,终于间接地导致了红四军历史上十分有名的七大风波。互相指责为“政治小鬼” 的非组织行为(甚至可称这宗派行为)和刘安恭不负责的“挑拨”,让朱毛之间甚至陈毛之间相互猜疑,这种将帅不和也表现在一次36:5投票取消前委和一次重新选举前委后毛泽东落选的“民主选举”中。


朱德被毛泽东说成“单纯军事化思想”和极端民主化,陈毅则被称作“陈毅主义”。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回信中表现出了显然是对朱陈的极大失望(15)。对刘安恭的看法也很能表现朱毛的不同立场。一九三六年,毛在接受斯诺采访时对刘安恭颇不以为然(16)。而朱德则在后来接受史沫特涞采访时称刘安恭为一个 “优秀的指挥员”(17)。“好”在这位刘司令员(刘安恭时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在进军东江时牺牲了(47),否则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插曲。


中央和周恩来的支持通过陈毅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体现出来,毛泽东有了用自己的思想整顿红四军的合法权威。红四军九大(也叫古田会议)的召开以朱陈的服从结束了朱毛之间又一波的矛盾。在这之后,陈毅虽然被毛泽东挽留,但仍然算是淡出了红四军中心决策层的三人组(18)。后来的陈毅先后任红二十二军长、赣西南负责人、军区司令员等职,仍然受到重用但不再算是大帐里的赞画军机者。也许就是从这以后,陈毅的“级别”不再比林彪要高——因为在此后不久,林彪成为红四军军长(主要由原红二十八团组成)、伍中豪成为红十二军军长(红十二军的班底是原来的红三十一团),而红二十二军是后来组建且并不是红军主力。


四、富田分歧


1930年12月富田事变发生后,谢汉昌与刘敌率红二十军移师永阳,并拘捕了湘赣苏区的部分人员(19)。


毛泽东力主平叛,并写下那篇著名的“讨逆檄文”(20)。但据菲力浦·肖特的《毛泽东传》披露,朱德拒绝签署命令(21)。不过,在史沫特涞所著描写朱德生平的《伟大的道路》中说,朱德对富田事变的否定态度是很坚决的(22)。


从日后的红二十军缩编为一七五团的史实看,红军之间有可能真的发生过冲突。这一“内战”也曾被写进某些文字材料中,沃马克《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中也有引用(23)。但这种冲突肯定不会很大,否则应该有较为明确的史料述及。红军之间终于没有大打起来,应该与朱总司令的拒签命令有关。


五、宁都中立


以上的事实至少说明一件事:朱毛的关系既不是特别的亲密也不是特别的疏远。二人在更多的时候保持了一种君子间的淡泊。所以我的题目用若即若离:既不是无条件的不离不弃,也不是势如水火。


在“剥夺了毛泽东的兵权”的宁都会议上,朱德的态度耐人寻味。到江西做过调查或接触过宁都会议秘档的某些人说,在整个宁都会议上,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只有王稼祥一人(24)。最能感受到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霸道”或“自主”作风的周恩来和朱德,都并不象后来记述的那样坚持认为支持毛泽东。


事实上,通行的那种记述是有问题的。前后方各有四人,如果只是后方四人提出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案而后方战友表示对毛泽东的支持,4:4的结果不可能让毛的兵权被罢免。纵是刘伯承在当时十分活跃地反对毛泽东的游击战术(25),可他并没有在苏区中央的发言权。从心理和关系场景上分析,周朱也不会在有后方中央即项英、任弼石等的坚决态度下“力挺”毛泽东。


最为合理的解释,朱德一如在遵义会议上一样,表现了稍稍偏向于主流的中立。


六、遵义附和


朱德在遵义会议上的态度,可以用他对张国焘的话来推断:老毛在游击方面有长处,我们想让他出来搞一搞(26)。


据杨炳章的研究,这未尝不是洛甫、博古、周恩来的想法(27)。越来越多的资料让人设疑:遵义会议也许并不象人们想象以及李德、索尔兹伯里描写的那样是毛泽东“担架上的阴谋”(28),它压根就是博古们的一个权宜之计:搞得好就搞,搞不好就解散。红一方面军是毛泽东的家底,他想保留这支队伍的心思应该最重。而据研究,长征路上,洛甫确实表露并实施过解散队伍后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的念头(29)。而对于朱德来说,换出毛泽东来与自己共同把二人的根本队伍红一方面军带出困境,至少要比让李德这类人打光要好。


七、与狼共舞


没有多少心机的忠厚长者与张国焘在一起的一年到底是如何相处的,也许并不象毛泽东想当然也是给朱总面子的那种说法——“他肯定不会同意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并和他做了坚决的斗争”——那样肯定,也不会象某些人想象地那样完全倒向张国焘。但从结果来看,从以后朱德的军政权力越来越成为点缀来看,他与张国焘的一些交往还是让毛泽东感觉不满。不管这种交往是被挟迫还是自愿。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的诸多将领都受到了这种怀疑。如董振堂、何长工、肖克、罗炳辉等。口无遮拦的董军长牺牲在西路军的战斗中,而其他数位也有过不被重用的短期历史(30)。陈伯钧应该是一个例外,因为他有过实实在在同张国焘进行抗争的记录(31)。


但是无论如何,朱德在与狼共舞中存在了下来,这比什么都重要。尤其是与反对张国焘而被“清洗”的曾中生等人相比,朱德与徐向前们一样是幸运的。


八、主席易手


身为红军总怀念的朱德是尴尬的。因为同时身为中革军委主席的他,却无时不受到军委负责人的领导。


这个军委负责人在江西时是周恩来,而身为三人团骨干的周恩来在名义上却只是军委副主席,但却主持军事大计;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又成为新的红军总政委兼理中革军委日常事务的张国焘的“部下”。这种名实不统一的现象,在一九三六年三个方面军会师后终于有所改变:毛泽东成为新的中革军委主席(32),这位纵使不是主席都要坚持负责的强人终于有了响当当的合法性,而朱德专任总司令也就用不着接受自己副手的指挥了。


到了延安的朱德经历了与张国焘的惊险交往变得更加随和,他越来越符合他的年龄:安于天命。


九、洛川立场


在决定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策略的洛川会议上,朱德似乎没有很强烈地支持周恩来、彭德怀坚持要打运动战的想法。他在与毛泽东的长期交往中越来越认可了一个事实:造成不要反对毛泽东。这一方面是党纪和党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和根本不是人家的对手有关——更何况,毛泽东一次次证明了自己的正确。服从真理本来就是朱德入党的根本信念(33)。


十、朱彭合作


抗日战争中与彭老总共同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在同样霸道且强悍的彭老总面前,长者朱德再次沦为一个配角,或者救火队员。不过,再与阎锡山、卫立煌等的官方往来中,朱德的资历和威望不可小视。电视剧《八路军》中有一个镜头很能表现朱彭间的有趣关系:彭总不同意一件事并气愤地退出,而朱德赶紧和颜悦色地去作他的工作(34)。这个时候的朱德,早就已经修炼地顺其自然了。


十一、工校“杂役”


七大后朱德成为中央五大书记之一,虽然位次在后来降到了刘少奇之后,这终究是对他的光荣资历的一种确认,也是对他坚持对毛泽东和党的忠诚的一种确认。


不过,身为总司令的朱德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却越来越显得不那么重要。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是:在中央所在的延安面对胡宗南的入侵分成前委、工委、后委后,朱总司令被分到以刘少奇为主的工委赴华北西板坡。


工委对外号称“工校”,而朱德的角色则有点象一个“杂役”。在刘少奇主持土改等大局时,朱总司令去接受另外一件中心工作:充当华北野战军的顾问,亲自主持了华北军队的“整理”,并指导了石家庄战役(35)。堂堂的总司令不在大帐中运筹帷幄却亲自去指导一支在五大战场上并不特别重要的一个野战军的工作,已经有些年迈的朱德在这个时候显然已经被毛泽东分配了相对较轻松的工作——与年富力强的彭德怀亲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年轻多智的林彪到了毛泽东寄予厚望的东北战场指挥百万大军相比。



十二、朱委员长


解放后的朱德获得了一个更加休闲的工作:人大委员长。他的人民军队总司令的职务正式转给国家和中央双料军委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在法律上也是国防力量总司令。


一九五五年授衔,朱老总当仁不让地成为十大元帅之首——不管彭林二帅在心底里是如何地不服气——彭在与朱同事共同主持十八集团军时就已经对朱老兄不以为然,而林彪则在某一天指着朱老总的鼻子说“仗都是我打的”(36)。


朱德与毛泽东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他们属下的朱毛红军经过一次次的会师和扩张甚至在最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构成。在长征前后实际上有过的四个方面军中——第三方面军当初是以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为基础组建的,但彭总主动选择了与一军团合编,这也使得后来的军史上没有出现第三方面军的番号(41)——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显然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地位最为显赫,尽管它在编入八路军时仅仅编了一个三四三旅。可在实际上,无论是二方面军编成的一二零师还是新四军的一、二支队,都有当年第一方面军的影子(42)。抗日战争中,是原一方面军的主要将领朱彭左等组成了十八集团军总部,而由原一方面军为主改编的一一五师也在山西、河北、山东、江苏(当时称晋察冀、冀热辽、冀南、山东、豫皖苏根据地)等大片土地上获得了扩张并取得了赫赫战果。解放战争中,除西北野战军主要由原一二零师组建、中原野战军主要由一二九师组建,其他战场即华东野战军(由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共同组建)、华北野战军尤其是军容强大的东北野战军(东野和华东野战军后来都是编了四个兵团,而中原和华北只编了三个,西北只编了二个)都有原一一五师的班底。抗美援朝的第一波攻击部队,也主要以原一方面军为主——其中的三十八军,前身甚至就是彭德怀的平江起义部队。朱毛红军嫡系在军史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朱毛”一直被当成一个人广为敌人、人民和外国人所知晓。据肖克的《朱毛红军侧记》说朱毛红军甚至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文字即将朱和毛二字迭在一起并区别不同的方向来指示路标。事实上,后来到了二方面军的肖克和隐伯钧也都是原一方面军的将领,甚至是最早的井冈山红四军的战士。而后来指挥了一二九师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也无不是原一方面军的将领。从这个角度说,朱毛红军最终构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无可争议的主脉。


可朱毛二人之间也经历了年轻气盛时的矛盾重重。但在最后,朱德也完成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忠诚或服从。这中间有朱的真心拥戴,也有他的顾全大局。


但朱老总也因为越来越与政治无争而长寿得穿越了耄耋之年而活到了九十岁。他用自己看似缺乏政治智慧的方式表现出了足够的人生智慧:人到无求品自高。对领袖若即若离而又不离不弃、不亢不卑的表现,让朱德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这种尊重也来自一些对毛泽东怀有反感的人,如弗拉基米洛夫。

周恩来逝世时的朱德:向总理敬最后一个军礼


核心提示: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1922年,朱德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50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无数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朱德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是他同总理之间的最后相见。


与总理最后一次相见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了开幕式。周恩来带着重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作报告的时候,周恩来的身体十分虚弱,但是坚持站着作完了报告。


朱德在这次会上继续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在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1975年7月11日,朱德正准备到北戴河休养,身体稍稍恢复的周恩来边在病房内做“八段锦”运动,边让卫士高振普打电话: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前几天,朱德曾经想去看总理,因为总理当时的身体不太好,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他在病榻上的样子,就没有请他去。当时,朱德也不想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当得知朱德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周恩来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条件不会比现在好,于是热情地向朱德发出了邀请。


下午5时50分,朱德走进总理的会客厅时,看见周恩来已经换下了病号服,远远地迎了过来。朱德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声音有些颤抖:“你好吗?”周恩来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


朱德的动作有些迟缓,当卫士走过来扶他坐到沙发上时,周恩来关切地问:“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朱德说:“这个可以。”


这天,朱德同周恩来交谈了20多分钟。周恩来知道患有糖尿病的朱德有按时吃饭的习惯,为了不耽误朱德吃饭,6时15分,两位老人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了。警卫员搀扶朱德上车时,周恩来一直目送汽车远去。


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1922年,朱德在德国由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入党。50多年来,他们曾经一起度过了无数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朱德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是他同总理之间的最后相见。


不相信总理逝世


1976年1月8日,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


上午10时,毛主席正侧卧在病床上,听工作人员给他念文件。昨晚他几乎彻夜未眠。负责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张耀祠匆匆忙忙走进毛主席卧室,他带来的是周恩来逝世的噩耗。


屋里沉寂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毛主席只点点头,一言未发。对于他来说,周恩来逝世,早已是预料之中的事了。几年来,从医生一次又一次的诊断报告中,他预感到不妙。此时无声胜有声!


过了良久,毛主席目光滞惘地仰视着天花板,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走了,他也走了。”说罢,不禁潸然泪下,唏嘘而泣。


当时,朱德的身体也不好,才出院不久。组织上怕朱德悲伤过度,没有立即告诉他有关总理病逝的消息。


当天下午,朱德还接见外宾,接受比利时新任驻华特命全权大使舒马克递交国书。回来后,康克清想让他对总理逝世有个思想准备,便慢慢地对他说:“总理病情最近又有恶化。”朱德听了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会吧,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怎么会这么快就恶化了呢?”


到了晚上8点,收音机里播出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朱德惊呆了。尽管他已经知道周恩来病情恶化了,但他还是无法接受总理逝世的事实。听着收音机里不断传出的哀乐,看到家人个个泪流满面的样子,他才肯定这一切是真的了。眼泪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滴落在衣襟上。他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


工作人员告诉朱德,总理临终遗言是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和江河里。这时,朱德说:“过去人们死后要用棺材埋在地里,后来进步了,死后火化,这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真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大家说:“知道一点,看了一些别人的回忆。”


“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朱德就开始讲周恩来革命的一生。当时,家人怕他过分伤心,身体受不了,没有让他说很多,但他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向总理敬了最后一个军礼


1月11日上午,年迈的朱德拄着手杖站在周恩来的灵床前,老泪横流,低声呼唤:“恩来!恩来!”他鞠罢躬,又挺直身躯,缓缓地抬起颤抖的右臂,庄严地向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然后才被人搀扶着蹒跚离去。


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朱德一路上都在掉泪,在车上他就要脱帽子。回来后,他一句话不说,不思茶饭。


周恩来的追悼会就要举行,秘书见朱德悲痛过度,连续几天彻夜不眠,身体特别虚弱,怕他撑不住,就征求他的意见:“去不去参加?”他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马上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可是,就在要上车出发的时候,朱德却两腿软得厉害,怎么也站不起来了。这使他非常不安,坐在沙发上难过地叹气:“唉,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


猛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连忙吩咐说:“快把电视机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电视机打开了,朱德怀着对老战友的哀思,随着低回的哀乐,眼含泪花,送走了那系着黑纱的灵车……


周恩来的逝世,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引起强烈的震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布满的花圈、挽联、悼词……不仅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失去这位卓越领导人的悲痛与怀念,而且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前途命运的焦虑心情。这年清明节前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朱德最后一次外事活动离他去世仅隔15天


当时,外面谣言四起,传说纷纭。广播里说“毛主席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黑后台”,朱德对此不屑一顾,他轻声地问康克清:“你知道小平同志住在哪里吗?”康克清摇摇头,朱德说:“现在,他连自由都没有,他出得来吗?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碰到鬼了!”


朱德有一次同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谈话,针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借机大肆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复杂,国民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不顾身体虚弱,带病坚持工作,每天早起晚睡,自己给自己加大了工作量。康克清多次劝他注意身体,但他每次都说:“毛主席身体不好,恩来也不在了,现在,我要尽最大努力支持华国锋维持局面。”


1976年的分分秒秒,对于朱德都是那么宝贵。他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听劝告拼命地工作。从2月到7月初去世,5个月中,他会见外宾18次,找人谈话3次,其中一次还是亲自去中央党校看望老教授成仿吾。


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朱德的肺炎复发了。但他毫不在意,照样工作,照样会见外宾。这年6月21日上午,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朱德要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早晨,朱德起床后,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家人劝他立刻休息,不要再工作了。朱德听后摇了摇头:“这是党安排的工作,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好而随便不去了呢?”


吃了药,他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踏进大会堂,来到预定的会见地点——迎宾厅时,却没有往日那种迎宾的气氛。原来,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时间推迟了,而竟然没有事先告知委员长。


正是盛夏季节,北京城里骄阳似火,燥热得炙人。由于不知马尔科姆·弗雷泽何时来到,朱德只好在人民大会堂里一间放有冷气的房间里静静地等候。


不知不觉,将近1个小时过去了,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车队缓缓驶进大会堂……


回到家中,朱德便感到身体不舒服,有些咳嗽,伴有低烧。经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25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治疗。朱德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坚持说:“不要紧,等明天我会见了外宾,再去住院也不晚。”但因为身体不适,他没有再接见外宾,外事部门对会见的有关安排作了调整。


“革命到底”成了他的政治遗言


几天后,朱德的病情稍有缓解。当时,天气很热,病房在4楼,没有空调,把房门、窗门全部打开同样燥热。康克清想为他争取调整一下病房,可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进到医院来,一切听从医院安排。他们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能再给他们添麻烦。”


但进入7月后,他的病情又再次加重,多种病症并发,医生说“心脏衰竭、糖尿病严重、心肌也有问题”,又增加了肠胃炎等,高烧一直不退。


接着组织会诊,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同时,成立了以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为组长的医疗组。


7月1日,朱德把秘书叫到床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了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之后,又提出要给他念书、念文件。秘书为了让他能安静休息一会儿,只好含着热泪悄悄地躲到别的房间去了。于是,朱德又断断续续地发出轻微的声音:“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感动万分,无不泪流满面,一齐发出哽咽的声音。

在病榻上与病魔搏斗的朱德得知毛主席因心脏病发作处于昏迷状态时,焦虑万分,特别嘱咐医疗组的医生们快到主席那里去。医生们尽力劝慰他,因为他的病情也很令人担忧。


朱德住院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委托他的女儿“几乎每天打电话到医院,询问朱老总的病情”。邓颖超、聂荣臻、李先念等纷纷前往医院探望朱德。在病榻上,朱德同看望他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作了最后一次谈话。他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不知是谁,把一盆兰花悄悄地摆放在朱德的病房里。当他看到兰花,有一种少有的满足。


7月4日,朱敏突然听到父亲在大声呼喊自己的名字,便从隔壁房间跑过来。朱德紧紧地拉着女儿的手,瞪大眼睛望着女儿,张了好几次嘴想说什么可又说不出来。泪水簌簌往下流的朱敏,此时俯下身子在父亲的耳边轻轻地说:“爹爹,您别讲了,我明白您的意思,要我们听党的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您放心就是了。”听到朱敏这些话,朱德露出了欣慰的神态。


7月5日,朱德的病情急剧恶化。他看到站在病床前的李先念、聂荣臻、王震、邓颖超、蔡畅等这些风雨同舟几十年的老同志时,嘴唇翕动着,想和他们说话,但张了嘴却没有发出声来。他努力地要抬起右臂和他们握手,却终于没有抬起来。看着当年驰骋疆场、威震敌胆的总司令被病魔折磨得如此虚弱,在场的老将帅、大姐们都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很快,朱德就进入昏迷状态。当时,叶剑英打电话表示想看看朱老总,极度悲痛的康克清说:“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那颗跳动了近90年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带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永远离开了亲人儿女,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救国强国的伟大事业。


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的毛主席,静卧在病榻上。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赶来向他报告了朱德逝世的消息,毛主席用微弱、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他嘱咐华国锋一定要妥善料理朱德的丧事,并感叹:“‘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朱德病逝后,康克清让孩子和秘书尹庆民、警卫员李廷良、徐宏、刘炳文以及护士盛菊花等给朱德换衣服。可是在家里找来找去,竟没有找到一件像样点的。直到最后实在找不着了,家人这才想起来他根本就没有新衣服。


孙子朱和平泪如泉涌:“爷爷辛劳了一生,一定得让他穿身新衣服!”于是,临时在红都服装店给朱德做了一身内衣,外衣中山装仍是他穿了多年的那件。


7月8日,向朱德的遗体告别的这一天,他躺在鲜花翠柏之中,那么沉静,那么安详,似乎是工作疲劳后的一次小憩,似乎他马上就要醒来,用他那种坚定的声音去指挥千军万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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