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蜀国后期姜维北伐和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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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淮南第三叛,是三国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南北双方投入的兵力大约为二十五万对三十万,不但大大高于三国时最为出名的官渡,赤壁和夷陵,甚至大于后来的魏灭蜀晋平吴之役。然而,南北双方数量上的接近掩盖不了质量上的差异。司马昭为了平叛倾尽全力,连长安地区防备西蜀的兵力都抽调了一部分过来,可见没有滥竽充数的部队,而诸葛诞的兵力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淮南二叛时毌丘俭只有五六万有战斗力的部队,两年后怎么就到了十四五万?有人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更多的看法是他强行将没有战斗力的屯田兵也拿来凑数,并临时抓壮丁。这样的部队能否对抗强敌

淮南第三叛,是三国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南北双方投入的兵力大约为二十五万对三十万,不但大大高于三国时最为出名的官渡,赤壁和夷陵,甚至大于后来的魏灭蜀晋平吴之役。然而,南北双方数量上的接近掩盖不了质量上的差异。司马昭为了平叛倾尽全力,连长安地区防备西蜀的兵力都抽调了一部分过来,可见没有滥竽充数的部队,而诸葛诞的兵力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淮南二叛时毌丘俭只有五六万有战斗力的部队,两年后怎么就到了十四五万?有人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更多的看法是他强行将没有战斗力的屯田兵也拿来凑数,并临时抓壮丁。这样的部队能否对抗强敌,不问可知。东吴先后出动的兵力也有十万左右,但吴国的统帅孙綝军事才能平平,吴军深入后补给也相对困难,兵力又是逐次投入成了“添油”而被司马昭挨个痛打而没有相应的效果。其中因为吴国宫廷之争还发生了全氏反叛投降之事。文钦和诸葛诞本来不但不算同仇敌忾,还有相当的旧怨。双方在压力下矛盾的激化直接导致了决策层的分崩离析。因此,看上去势均,打起来力不敌,最终以北方的全胜告终。

淮南三叛,整体发生的背景是司马氏执掌朝政后引发了政坛的震荡,这当然说明其统治有不稳固的一面。然而透视其经过,这三叛同时反映了司马氏统治稳固的一面:淮南三叛的共同特点,是高层人士的反叛得不到下层官兵的支持,因此在司马氏的大兵压境下全都土崩瓦解,没有任何真正的抵抗。司马昭在这场战役中,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军事素质和政治气魄。他对王基钟会的任用,对全怿文鸯等人的妥善处理,都大大加快了对手的覆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话将他定型为反面角色,但究其文治武功,不愧是将门虎子。在司马昭激战淮南的同时,蜀汉的姜维再次出兵关陇趁火打劫,却在司马望及邓艾的坚守下一筹莫展。这表明了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魏国的国力已经占据了对吴蜀之压倒性优势。司马氏代魏灭蜀平吴之势,已经不可逆转。六年后,终有邓艾钟会灭蜀之役。


甘露二年(公元257年)十二月,姜维趁司马昭倾全国之力平叛淮南时再次北伐,魏将司马望和邓艾进据长城(县名,今陕西周至西南,并非万里长城)相抗衡。魏军虽然人少,但军粮充足,面对蜀军的百般挑战就是不理。几个月后,姜维听说诸葛诞兵败被杀后撤退,并再次担任大将军。这一战本身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唯一的热点是在此期间谯周写下了一篇《仇国论》,对姜维不顾"蜀人愁苦"而一意孤行动武进行讽刺。《仇国论》的出台标志着蜀汉内部对北伐的否定达到了顶峰。在文章中谯周认为,如今的情势有如六国并立,并不是秦末鼎沸的乱世。蜀汉的正确路线,应当是向周文王那样休养生息,而不可能如汉高祖那样一统天下。相反,如果"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这个意见,其实并非谯周个人的独断,而是蜀汉国内对北伐一事持否定态度人士的大爆发。蜀汉国内反对北伐之势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是因为历年的北伐都证明,力攻强曹很难有什么战果,而自己的消耗不能忽视,战争毕竟是日费千金的事情。另一方面,同时是在外围压力越来越大的窘境下内部矛盾激化的反映。淮南的第三叛已经证明,北方在内部爆发大规模叛乱时仍有能力"看一个(蜀),挟一个(吴),吃一个(叛)",而蜀汉的国力,到此已经是"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了。甘露三年(公元258年)十二月,姜维申报蜀汉后主刘禅后,将汉中的防务彻底修改。原来的部署是遭遇进攻时占据各个险要关口,据敌于国门之外。这一方针从魏延到王平都加以贯彻,因此取得了兴势一役的大捷。姜维认为这样的防守虽然稳妥,但没有太大的好处。他新的部署是如果遭到魏军进攻,放弃险要退守汉乐两城,并坚守阳平关。趁敌人攻坚不克退兵时加以追击歼灭。然而,姜维的这个理由,说的难听点,挂羊头卖狗肉。他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蜀军战斗力的下降已经无法支撑全面防御的任务。姜维如今的行为,有如赌徒,开始下小钱,越输越下大注,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资本雄厚的庄家彻底清盘。在五年后的魏灭蜀之役中,我们将看到这一部署的恶果。


诸葛亮在世时,法令严峻。有人劝诸葛亮以大赦来取得民意,诸葛亮反对,认为治国不能以来这样的小恩小惠。当年刘璋屡次大赦,对他的统治有什么帮助吗?然而诸葛亮去世后,蜀国风向一变,大赦频繁,三四年一次。对此,大司农孟光曾当众责备大将军费袆,认为这白白便宜罪犯:“夫赦者,徒与罪犯有利,非明世宜有。衰弊穷极,必不得已,可权而行之。今国家未有旦夕之危,何以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但从费袆遇刺后蜀汉仍然坚持这一政策看,这不是费袆个人的心慈手软。个人的看法,与东汉对比,三国时人口剧减,为了尽快恢复人口来取得兵员劳力三国都费尽心机,并不得不采取些非常手段。魏国陈群钟繇等人曾有恢复肉刑的动议,听起来残忍其实仁慈:其出发点是以此处罚一些本来应该判死刑的人,这样每年可以从断头台上"节省"三千人。这个动议虽然由于肉刑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基础而不了了之,但魏国对此的努力可见一斑。东吴对此也有非常行动,卫温等人出海就是为了抓壮丁。蜀汉的大赦,应属于同样的性质。蜀汉人口变化的过程不详,这里仅按照现有的史料进行个推测。《晋书?地理志》记载:刘备称帝,约有户口二十万,人口九十万,这与夷陵之战时蜀汉七万大军的估计基本吻合。根据诸葛亮一出祁山时刘禅的诏书(实际为诸葛亮所作,刘禅拿着念而已),蜀汉有军队二十万。按照军民十比一的极限比例,蜀汉此时至少有二百万人口。当然,这个二十万就象赤壁时曹操的八十万一样仅仅是声称,不会真实。但以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时亲率十万大军,而国内必然会有少量留守部队来估计,当时蜀汉的人口应在一百一二十万左右,人口得以恢复是事实(注1)。然而,蜀汉亡国时人口状况白纸黑字,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口,可见从此后蜀汉人口在下降。诸葛亮去世后蜀汉频繁的大赦,多半是其恢复人口的一种非常手段,因此费袆对于孟光的指责只能"知错不改"。另一方面,人口的下降反映的是蜀汉内政的恶化。姜维北伐,从来没有过诸葛亮的十万大军,每次都是"数万",从侧面也可以看出蜀汉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恶化。在这样的困境中,姜维于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再度北伐。三国演义中称其“欣然”上表,不知道“民有菜色”时他怎么能“欣然”的了?被邓艾击败于侯和后,姜维退往沓中。这一败后怨声载道朝野鼎沸,黄皓诸葛瞻(诸葛亮子)等人有了解除其兵权并以右大将军阎宇代替其为全军首领的动议(注2)。从此姜维不敢回成都,当年十月起以屯田为借口驻扎在了沓中。蜀汉的北伐,至此全部结束。


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司马昭召集群臣商量进兵灭蜀的事宜。没想到,大家都持反对意见,连征西将军邓艾都反对他这个计划,只有司隶校尉钟会赞同。司马昭明告大家:"自从平定寿春的叛乱以来,休养生息已经六年,为的就是平定两边的叛逆。吴国广大而气候潮湿,不如先征服巴山蜀水。三年后,再顺江东下,水陆并进征讨江南。如今估计蜀汉兵力九万,守备成都和其他地方的不下四万,其他的不过五万。如果能在沓中先纠缠住姜维,令他难以分兵向东,然后大军直指骆谷,趁其空虚而直取汉中,就刘禅那两下子,边城外破,士女内震,哪有不亡国的道理!"于是,他将自己的主簿师篡派去当邓艾的司马。同时,他任命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一带。灭蜀之役开始进入最后的倒计时阶段。


司马昭大举攻蜀的消息,当然传到了东吴。当时就有人等着看笑话:"司马氏当政以来,四方的叛乱接二连三。如今又要自不量力地远征,不败就不错了,哪里还能赢!"襄阳人张悌(东吴的最后一位丞相)对此却忧心忡忡:“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敝,竞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无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忧也。”注1 东汉末年,鉴于沉重的人头税制度,隐瞒户口成风。因此史料中记载的人口增减并不仅仅是实际增减,有时是整理出"黑户"的结果,即仅仅统计上的增减。曹操在攻克邺城后改人头税制为户调制,清查"黑户"也是目的之一。

注2 关于这一点,由于阎宇在史料中的资料太少而难以深入分析,但三国演义将其归结于黄皓的专权,阎宇的奉承不可信,至少是太片面。蜀汉朝野此时对姜维北伐的态度已经是口诛笔伐。除张翼的劝谏,谯周的仇国论以外,姜维最后一次北伐前,蜀汉的右车骑将军廖化也称其为玩火自焚。在这样的背景下,姜维又打了败仗,其面临的压力是很自然的。三国志诸葛亮传中的一些注引也记载平常和黄皓并不和睦的诸葛瞻董厥同样参与了废姜维夺兵权的动议。此时姜维在蜀汉的处境,不比当年诸葛恪在东吴强。

44) 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司马昭大举攻蜀的动议,姜维自然也知道了。他立即上表后主刘禅,请求增派援兵加强阳平关及阴平桥头的防守。刘禅看到后,先问问黄皓啊。黄皓向来迷信,来个“不问苍生问鬼神”,然后告诉刘禅,没事!刘禅这下子放了心,从此将姜维的动议束之高阁,连朝中的大臣都不告诉。大家莫知大祸临头。


不知道是黄皓不够虔诚还是他根本就拜错了菩萨,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八月,魏军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后,在三个方向上同时发动了对蜀汉的大规模攻势。西路军由征西将军邓艾带领三万人进攻沓中,其目的是纠缠住蜀汉的主力姜维,使他无法支援东边;中路军为雍州刺史诸葛绪带领的三万部队进攻阴平桥头,目的是切断姜维增援汉中的道路,确实保证攻取汉中的成功;东路军为主力十二万人,由镇西将军钟会(其长史就是后来灭吴的名将杜预)统领,分兵数路直取汉中,得手后继续攻击西川。三路大军共十八万人,互相没有隶属关系,统一由司马昭指挥。钟会本人带领大军入骆谷,走当年曹爽走过的老路,东路军的其他部队则从斜谷魏兴郡等方面进入汉中。


这个时候的蜀军,史书中也有明确的记载。司马昭估计蜀军总兵力为九万多,而后来刘禅交出的册集中记载为十万二千人。其中大约五万由姜维率领,在沓中屯田及避祸;成都守备与中央预备队有两万多人,后来断断续续派出增援各地;南方守备部队一万人左右,一直不曾参战;这样首当其冲的汉中仅有两万人。整体上,魏对蜀为十八万对九万,具有2:1的相对优势,汉中一地则有6:1的绝对优势。面对魏军的攻势,蜀汉立刻作出了反应。从成都派出两路援军(各数千人左右),右车骑将军廖化向沓中增援姜维,左车骑将军张翼等向阳平关增援汉中,并大赦改元(注1)。然而面对魏军的压力,增援阳平关的部队在阴平附近停留了一个月以防止中路军向这一带的进攻。此时的姜维尚未从沓中撤出,如果这一带被魏军控制,蜀军各部的联系将被切断,立刻就是土崩瓦解之势。


九月初,面对魏军的三路大军,蜀汉按照既定部署放弃了汉中各个险要,退守汉、乐两城和阳平关。东路魏军主力顺利通过谷道后进入汉中平原后,钟会对姜维的城防战术采取了相当高明的对策。他派前将军李辅和护军荀恺各率领一万人马将汉、乐两城(各有五千蜀军)包围,来了个围而不攻,只要限制住他们不出来和我捣乱就行。其余的十万大军越过两城后直扑汉中咽喉阳平关,使得阳平关下魏蜀军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10:1!姜维精心部署的城防战术,就这么被轻易化解。


阳平关上有蜀汉部队一万人左右,由傅佥蒋舒两员将领统领。蒋舒原来是别处的守将,因为不称职而被撤换到阳平关上给傅佥当副手。他平常对此就相当的不满意,这时假称要出城迎战,趁机投降了魏军。魏军的先锋胡烈哪里会放过这个机会,立即在这个向导的指引下突袭阳平关。傅佥以为蒋舒出城至少能顶一阵,没想到他倒打一耙,魏军来得这么快!猝不及防之下,傅佥壮烈战死,汉中咽喉阳平关失陷。阳平关里有蜀汉的大批军粮,钟会"不劳而获"。阳平关的陷落,标志着汉中的失守,此时离魏军动手还不到一个月。汉中的丢失对蜀汉有切肤之痛,不但益州立刻就有了唇亡齿寒之感,更要命的是大约两万人的部队打了水漂,为下面的失利埋下了祸根。


姜维听说魏军进入汉中平原,再也不敢在沓中逗留,急忙撤兵去救援汉中。邓艾的责任就是纠缠住姜维,当即派出部队穷追,将这个无心恋战的姜维击败。原本逗留在阴平一带的蜀军也顾不得阴平了,连忙赶往白水关一带防止魏军的"得陇望蜀"。因此,阴平桥头就落到了魏军中路军诸葛绪的手里,姜维无法通过。他立刻向北佯动,作出攻击魏军后方的样子,诸葛绪果然上当回师防备。姜维于是向阴平方向突击前进,将为数不多的魏国守军冲垮后退入阴平郡。等到诸葛绪明白上当后再次回到阴平桥头时,姜维已经离开一整天了。这是整个战役中蜀汉唯一的亮点。此后姜维原计划增援阳平关,但半路上得到了阳平关已经失守的消息。不得已,他转向白水关,并遇到了停留在此地的成都增援部队,蜀汉的左车骑将军张翼等。商量之下,大家合兵一处,退守“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阁。此时的司马昭凭借攻克汉中的功劳,终于进位为相国晋公,并加九锡。


到此,蜀魏结束了第一个回合的较量。魏国的攻势丝丝入扣,车马炮紧密配合大举越过楚河汉界,并抓住蜀汉的失误轻易夺取了汉中;劣势下的蜀汉也有巧妙的运子,将士象集中至剑阁天险,也防止了魏国进一步逼近九宫吞并益州的图谋。然而,蜀汉丧失的不仅仅是土地,除汉中的两万人全军覆灭以外,姜维在沓中被击败时估计也损失了数千名士兵,其本来就不丰厚的防守力量更加薄弱。这时候,成都还有一万弱的蜀军,南方的一万守备军也原封不动,剑阁的蜀军估计为五万弱。钟会在向司马昭的报告中,也估计正面的蜀军还有四五万人。那么,蜀军对面的魏军,又有多少兵力?

邓艾见到姜维逃远了,和中路军的诸葛绪合兵一处,当时就有了偷渡阴平直取成都的设想。诸葛绪认为这不是自己的责任,反过来离开了阴平去白水关找钟会。没想到钟会暗中有反叛的意图,诬陷说他临阵退缩因此才被姜维这条大鱼漏网,一辆囚车把他打发回后方,并将他的人马全都编进了自己的部队。这样,钟会手下有了十五万大军(汉乐两城估计已经陷落),蜀魏双方以五万对十五万,在剑阁下拉开了架势。十月,惊魂初定的蜀汉向东吴派去使者求援。东吴接到求援后,以大将军丁奉攻击寿春(围魏救赵还是趁火打劫?);以将军丁封、孙异等人进入汉水,打算逆流而上;另以将军留平配合南郡的军队为机动。遗憾的是,此后蜀汉仅仅坚持了一个月就被打垮,东吴的好心也没有好报。


钟会虽然人多势众,但却拿天险剑阁无可奈何,而十五万张嘴巴吃起饭来吧叽吧叽吧叽吧叽,粮草看看就不够了,不得不准备撤军。这时已经七十多岁的邓艾出奇谋,建议不要撤军:"如今敌人已经元气大伤,应当趁此良机落井下石。我愿意率军偷越阴平小道,经德阳亭攻击涪城,这里离成都只有三百里。这样一来,如果剑阁守军回军攻打我,钟会的主力就可趁势强攻剑阁,若剑阁守军不回军,则涪城方面兵力不足将不是我的对手,我便在他肚子里大闹天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定能一举攻克益州。"作为个人最为喜爱的三国人物之一,这里对邓艾的生平进行一个简介。邓艾出身贫寒,年幼时父亲去世,孤儿寡母被农民收养。后来参加屯田,逐步升了个小官。为了汇报屯田状况,他被派去见已经升任太尉的司马懿。司马懿相当器重他,从此飞黄腾达。司马懿并没看走眼,这位农家子弟在淮南一带屯田兴修水利,成为三国时经济建设的一大商标。邓艾出镇陇西时不但在对姜维的战争中屡战屡胜,堪称其天敌,同时修要塞建城坞,后来晋朝建立后不久羌胡等少数民族发生叛乱,不少人就是依靠邓艾修建的城堡才得以安全。邓艾一生从淮南到陇西,他在哪里做官哪里"荒野开辟,军民并丰",大概是因为只有出身贫寒的他才能真正理解老百姓的疾苦。阴平小道,当年由东汉光武帝刘秀为了平定南方的少数民族而开凿,此时荒无人烟早已废弃多年。如今邓艾又以古稀之年勇闯绝地,创下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这一著名的奇袭战例。东汉名将马援之“穷当益坚,老当益壮”,邓艾当之无愧。


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中旬,老当益壮的邓艾以精选的一万轻装士兵(注2)开始凿山通道,翻过海拔3000米高的摩天岭,穿越700里无人之地,开始了对蜀汉的致命一击。征途中艰险异常,邓艾本人身先士卒,在遇到险阻时裹着毯子从高处滚下,他的部下则是攀岩附葛,最终征服了天险,大约在十月底突然出现在江油(今四川平武县南坝)。蜀汉本土多年不曾动武,防备松懈,江油守将马邈突然见到魏兵从天而降后大吃一惊,手足无措之下没有抵抗而投降。邓艾进据江油后有了个立足点,并得到了一些急需的粮草。


江油失守的消息报到成都,蜀汉震动,后主刘禅只好派出成都仅有的部队(大约五千人)由诸葛瞻(诸葛亮子)和黄崇(黄权子)统领前去阻击邓艾军。蜀军快速赶到涪城(今四川绵阳)后,没有继续向北前进,而是在此地犹豫不定。黄崇翻来覆去请求诸葛瞻快速进兵险要,不要让敌人进入平原旷野,以至于叩头流血,而诸葛瞻仍然是犹豫不决无法决断。诸葛亮和司马懿的龙争虎斗脍炙人口,儿子辈的较量则是一败涂地。趁诸葛瞻犹豫的时候,邓艾立刻长驱直入,先击败了诸葛瞻的前锋部队。诸葛瞻无奈,退往绵竹。邓艾写了封信来引诱他:"你要是肯投降,我将保荐你为琅琊王。"诸葛瞻大怒,立刻将邓艾的使者斩首并列阵相待。邓艾派自己的儿子邓忠和司马师篡出击,两人占不到上风后跑回来叫苦:"敌人不好打啊!"这下子轮到邓艾大发雷霆:"存亡之分,在此一举,哪里有不行的道理!"邓忠师篡立刻上马回身,一鼓作气大败诸葛瞻黄崇,并在乱军中将二人击杀。此后魏军畅通无阻,距离成都只有150里的路程了,并且再也没有雄师天险阻挡。成都与剑阁的联络同时被切断。


自从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攻克成都后,还从来没有人能够攻进到益州腹地,而邓艾这一下子就兵临成都,蜀汉朝野惊恐万状,当真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平民百姓抛弃家园向深山老林里逃命,蜀汉的官员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刘禅急中生不了智,满朝公卿也是大眼瞪小眼。成都虽然还有少量的部队,但显然已经没法再打下去了。有人提议吴蜀既然是同盟,不如逃到东吴组织流亡政府;有人提议南逃南中少数民族。蜀汉的光禄大夫谯周反对这些建议,并力主投降:"自古以来,没听说过跑到别的国家去当皇帝的。到了吴国必定是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何况,明摆着魏能灭吴而吴不能吞魏,难道等东吴覆灭后再次跟着东吴向魏国低头吗?如果南逃,早就应该有所准备。如今大难临头再去避难,那里的人可不是君子,完全没有保证。恐怕我们这里一动那里就变生不测,能否安全到达那里都是问题。如今我们虽然垮了,东边还有一个姓孙的,魏国不会因大局已定而拒绝我们的投降。如果他们不能裂土封疆来对待陛下,我将亲赴洛阳,以古人的道义力争。"蜀汉群臣的“东南飞”也不过是病急乱投医,听到谯周的大道理后都不吱声了。刘禅虽然还有南逃的想法,看到大家泄了气,终于来了个少数服从多数。他命令大舅子侍中张绍(张飞子)拿着玉玺去见邓艾,并下命令让姜维停止抵抗。蜀汉终于举起了双手。


这时的姜维,正在撤退的路上。他听说诸葛瞻战死后就知道不妙,不知道刘禅会往哪里跑,再也顾不上剑阁撤兵向巴东(重庆湖北一带)。原本打算撤退的钟会也重新出手,进占剑阁后紧追不舍。钟会自己进据益州枢纽涪城后得理不饶人,命令胡烈等部下追着姜维的屁股猛打。半路上姜维得到了后主刘禅的命令,也被迫举起了白旗。他先将自己的节钺送给了魏军前锋胡烈,然后自己带着张翼廖化等人亲自去见钟会投降。蜀汉将士见到如此窝囊地当了亡国奴,拔刀怒砍路边的石头,以为奇耻大辱。然而,生米成了熟饭,各地的官吏也在刘禅命令下一一举起了白旗,这时是景元四年十一月。自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八月到此三个月间,魏国全面征服了蜀汉,称帝四十二年的蜀国灭亡。

注1 这时大赦并非死到临头的闲情逸致,其目的大概可以从下面的事情中看出来。在古罗马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汉尼拔率迦太基军于公元前216年8月在意大利东南部的坎尼之战中,以5万兵力消灭罗马军8万余人,罗马一度岌岌可危。此后罗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防止局势的恶化,其中一项就是从奴隶主手里赎买了八千名奴隶,同时征召在押罪犯四千人用以组织两个军团。此时蜀汉的大赦,大概是同样的目的,即遭受严重威胁时尽量积蓄力量的非常手段。

注2 邓艾的偷袭部队有多少人,史书没有明确记载。邓艾军原有3万人,准备偷渡阴平小道,不可能将全部人马带来,史书称是率轻兵偷渡,那么必定会留下骑兵和重装部队来看守营垒和辎重。《中国战术史》(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中认为约为1万人,而《中国战争史》认为是精兵1万,另2万人在后面负责运输和后勤

(45) 原来偶然不偶然回顾蜀汉的历史,建国时相当艰辛。刘璋引狼入室,刘备仍花了三年才拿下成都,后来更是血战一年多才攻取汉中。这样的艰辛,其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地形的险要。然而,这么一个"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天府之国此时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在短短三个月间亡国,为什么?这样的兵败如山倒是不能仅仅从军事上解释的。个人认为,和军事上的失策相比,其罪魁祸首应当是经济上的崩溃。


首先清点一下蜀汉的遗产,三国志后主传中对此有很明确的记载。蜀汉亡国时"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馀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馀物称此。"军队官吏对平民百姓比例高得惊人(注1),其内政负担可想而知。有网友说这体现了蜀汉治理内政的能力,这仅仅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犹如射箭,将弓拉满当然有助于打击远处的目标,但同时也增加了拉断的危险。长期绷紧则必然导致其使用寿命的缩短。而"米四十馀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这样的家底到底是富还是穷?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首先列举以下的数字进行对比。

1 按照华阳国志记载,刘备入成都时一次性赏给关羽张飞诸葛法正四人每人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铜钱五千万,其他人的封赏还没有计算在内。而此时的蜀汉,连关张孔(明)法四人的赏钱都拿不出来了。

2 按照邓艾在淮南推广屯田时的自述,仅淮河两岸每年即可净收入五百万斛军粮;青龙三年(公元235年)洛阳闹饥荒时,仅司马懿从长安就送来了五百万斛,蜀汉此时的粮食库存不到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

3 还是按照邓艾在淮南推广屯田时的自述,三千万斛军粮等于十万大军五年的用度。根据这个比例,四十万斛够蜀汉的十万军队吃二十四天(注2)。

4 东吴兵败孙皓投降时,晋朝缴获了米谷二百八十万斛。在没有都江堰等水利工程的情况下,人口是西蜀的两倍半的东吴,其存粮却达到了西蜀的七倍。


早在春秋时代,管仲就曾经提出国家如果没有两年以上的存粮则“众有饥色”,而蜀汉此时的粮食储备是多少?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根本经不起折腾,难怪史料中会有蜀汉“民有菜色”的记载。除去蜀锦外,蜀汉已经是赤贫!蜀锦的价值,在于当时可以作为货币使用,这正是蜀汉贫富的争议点。但是如果把目光放大,先举一个现代的例子。日本最为缺乏的是土地,其在经济最为繁华时号称有财力将整个美国按照其地价买下。然而,美国会卖吗?以此类比,此时蜀汉最为缺乏的,毫无疑问是粮食。即使假定蜀锦很值钱,它买得到所需的东西吗?粮食一直是魏国用来掐蜀汉脖子的战略物资。从这个角度来看,争论蜀锦的价值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在最为根本的粮食问题上蜀汉实际上已经破产。曾经的天府之国如今是倾家荡产,为什么?值得注意的是,蜀汉的官吏基本上是廉洁的(这一点上,三国的官吏都很出色),那么蜀汉的钱都浪费在什么上面了?答案无非是两个,第一,刘禅的奢侈挥霍;第二,北伐的劳民伤财。后人有人说蜀汉亡于征伐,其实并不是指战场上的得失,而是指北伐,尤其是姜维掌大权之后的不计成本对内部经济客观上的破坏。有网友将蜀汉的北伐与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向比,个人对此不能认同:刘邓的关键,是争取到了毛泽东三种前途中最好的一种,即付出了代价而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将原来的国统区变成了自己的根据地,因此有此消彼涨之势;而蜀汉从来不曾在魏国土地上建立起根据地,每次的人力物资消耗都要靠益州汉中来弥补,其实是此消彼消。意图或有相同之处,效果无法相提并论。和北方司马氏掌权后上乱下不乱相比,蜀汉作为一个庞然大物,实际上烂在了经济基础,好比一棵树的树根上。其之所以一触即溃,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三国演义中将黄皓作为垃圾桶,有什么责任都往他身上推,并不公允。黄皓干预朝政,始于蜀汉灭亡前六年,而这个时候蜀汉的内部危机早已经表面化,谯周的仇国论便是在那时出台。顺便说一句,个人读三国演义中这一段的描述时,第一个感觉是蜀汉穷兵黩武,正是这个感觉让我拿起了史书。相对之下,北方经过多年的修养生息,拉大了双方原本就悬殊的实力差距,最后终于发动了对蜀汉泰山压顶般的攻击。


军事上,最大的责任还是要由三国演义中受推崇的姜维来负。首先,他确定的防守汉中的战略战术完全错误,从此成为军事教科书中的反面教材。汉中对于益州非常重要,黄权曾经告诉刘备:“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割蜀人股臂也。”杨洪也对诸葛亮分析道:“汉中,蜀之咽喉,存亡之机,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因此当年刘备得到曹操占领汉中的消息后,马上放弃了与孙权争夺荆州的计划,甚至不惜放弃三个郡。他急急忙忙回到益州,随后率领全部主力北上与曹操争夺汉中,后方不留一兵一卒。经过一年多的浴血奋战,终于把曹操赶出了汉中。此后,汉中基本上是由蜀国军事上最有能力的将领来守备,包括魏延、诸葛亮、吴懿、蒋琬、费袆以及姜维本人。自魏延到费袆,对于防守汉中的战略均是坚守各谷口险要地形,不使敌军进入汉中平原,并以后面的几座城镇作为后勤补给的基地。兴势大捷就是这一战术的产物。但是到了姜维掌管军事的时候,他却改变了这一战略。他放弃谷口的险要地形,只坚守几座城镇,让敌军进入汉中平原,以为这样可以诱敌深入,待敌军粮尽再加以包围歼灭。这个战略看起来好象更加主动,其实不切实际,超出了蜀汉的能力。魏灭蜀时仅钟会一路就有十二万大军,已经超过蜀汉全国兵力,因此当他从骆谷进入汉中后一下子就把蜀军推向了守不住吃不掉的尴尬。钟会走的是曹爽的老路,姜维却没有王平的务实。同时必须承认,钟会对汉乐两城围而不攻而直取阳平关的战术正抓住了破解的关键。蒋舒的投降对此危局可谓雪上加霜,但并非决定性因素,即使没有这样的意外钟会也可以凭借10:1的绝对优势来硬的。夏侯渊的先例已经证明阳平关虽然是天险,但决非不可逾越。第二,姜维和蜀军主力没有及时回收,导致全局的被动。姜维因害怕宦官的打击报复,于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十月躲到偏远的沓中去屯田,同时带走了蜀军的主力,而当年年底魏国立刻开始了灭蜀的倒计时,其中的关联可见一斑。尽管魏国开始准备这次进攻时,姜维就已经得到消息并要求后主增派军队,他本人仍然滞留沓中没有任何动作。至于其原因,或许是他害怕分兵会削弱自己的地位,或许是他太缺乏粮食而被迫留在那里种地?作为其后果,这样的部署直接导致了汉中守卫的薄弱。在战争开始时蜀汉曾经向阳平关派出了援军,他们却因为面临魏国中路军的压力而不得不在阴平附近逗留了一个月来接应姜维,援军丝毫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魏军大举进入汉中后姜维才向阳平关一带机动,而此时他的道路已经被魏军按计划切断。如果不是他灵机一动在阴平桥头成功地调动了诸葛绪,姜维自己将葬身沓中。遗憾的是,这样的战术胜利对全局已经是杯水车薪。第三,蜀军对于阴平小道的忽视。阴平小道据说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为平定西南少数民族部落而临时修建的。由于多年无人行走,已经荒无人烟。蜀汉对其重要性曾经有相当的认识。根据《中国战争史》,诸葛亮在进入阴平北上武都的时候,曾经惊叹:“蜀地之防,当在阴平。”江油关就是诸葛亮安排防守阴平小道出口的堡垒,而德阳亭则是防御涪江谷道出口的最后关口。当时的江油关是在今四川平武县的南坝,不是今天的江油市,实际上邓艾军只是走出了700里阴平小道,后面还要通过200里险要的涪江河谷谷道才能进入成都平原。如果事先在此地部署数千兵力凭险据守,完全可以让魏军的偷袭部队有来无回。但客观上讲,这可能是蜀汉最为无奈的一个"错误"。由于汉中的失守,两万部队连个响都没有就打了水漂,加上姜维本人撤退时损失数千,蜀汉的兵力有捉襟见肘之感。与此相对比,魏军这个时候还没有损失。姜维仅有不到五万人在剑阁对抗钟会的近十五万大军,实在难以安心分兵去防备阴平。毕竟,天下没有攻不破的天险。我在前面之所以认为魏延出子午谷的计策不能和偷渡阴平相比,就是因为邓艾钟会有魏国雄厚的实力作保证,因此有惊无险。偷渡阴平时邓艾看的很清楚,我的目的就是要么大闹天宫,要么调动姜维为钟会创造机会,你蜀汉只有这点兵力。邓艾钟会两人尽管不久后反目,此时却达成了完美的战术配合。蜀汉未能在阴平布防是由于粗心大意还是力不从心,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第四,诸葛瞻的部队没有及时封住邓艾前进的谷口。邓艾自阴平小道到达江油关迫降蜀将马邈后继续向南前进,成都也立刻派出诸葛瞻迎战。黄崇建议应立即向北进军抢先占据涪江河谷谷口(即德阳亭)的有利地形,依险据守,使邓艾军不能进入益州的平原地区。诸葛瞻犹豫不定,黄崇又多次强烈要求乃至声泪聚下,最后诸葛瞻还是没有采纳这个在当时唯一有可能挽救蜀国的方案。他没有向北进军占领谷口,而是向南后退,撤到了绵竹一带来迎战邓艾军。客观地说,邓艾离德阳亭有大约两百里的山路,而诸葛瞻离德阳亭有四百里的平原,即使诸葛瞻立即动手也没有把握,但这毕竟是蜀汉的最后一线生机。事实证明,无论是钟会还是邓艾在平原作战中都表现出了高出蜀军一筹的战斗力,放他进来无异于自杀。在这四个失误中,前两个是根本性的,而后两个则恶化了本来就不妙的局势。另外,蜀汉在南中一带有一万部队,尽管他们曾经请命北上却被刘禅拒绝。这只能理解为蜀汉对自身危机的掉以轻心了。


对刘禅采用谯周的建议而降魏,裴松之在《三国志?谯周传》中引用了孙盛的冷嘲热讽:《春秋》之义,国君死社稷,卿大夫死位,况称天子而可辱于人乎!谯周谓万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礼希利,要冀微荣,惑矣。且以事势言之,理有未尽。何者?刘禅虽庸主,实无桀纣之酷,战虽屡北,未有土崩之乱,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以重兵据白帝,霍戈以强卒镇夜郎。蜀土险狭,山水峻隔,绝岩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据江州,征兵南中,乞师东国,如此姜维、廖化五将自然云从,吴之三师承命电赴,何忧无所投寄而虑于必亡耶?观古燕、齐、荆、越之败,或国覆主灭,或鱼悬鸟窜,终能建功立事,康复社稷,岂曰天助,抑亦人谋也。向使怀苟存之计,纳谯周之言,何邦基之能构,令名之可获哉?刘禅既暗主,谯周实驽臣,方之申包、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

然而冷静分析,这些激烈的言辞未必公允。这里首先进行一个对比,晋灭吴时孙皓最后采用光禄勋薛莹、中书令胡冲的建议降晋,裴松之在《三国志?孙皓传》末同样引用了一段孙盛的评论:孙皓淫虐放纵,酷虐众生,晋绝其祚,如汤武革命,汉高奋剑,是顺应天意。孙盛这时既没有谴责薛莹和胡冲,也未提亡国复国的事情。孙盛是东晋学者,东晋偏据江东,偏安一隅却自充正统,类似于蜀汉,故其学者的观点不免偏颇。他的话,其实是说给东晋小朝廷听的,因此他以蜀汉类比东晋,“劝”刘禅硬挺却夸孙皓识相。其次,根据《三国志?孙休传》及《三国志?霍戈传》注引《襄阳记》记载,魏发动灭蜀之役后,蜀汉都督巴东的右大将军阎宇被召回,阎宇留二千人命令巴东太守罗宪守永安。蜀向吴告急后,吴将丁奉进攻寿春,丁封、孙异救蜀,留平、施绩驻南郡为机动。后来吴军听说蜀汉投降,以救援之名行袭击罗宪之实,罗宪对这样见利忘义的行径极为愤慨:“趁火打劫,这就是你们的道义?何况你们还能撑几天?我决不做东吴的俘虏!”随后他激励将士坚守顽抗。不久后钟会邓艾相继兵败身死,东吴见到益州出现权力真空而再起吞并西蜀的野心,连身上的羊皮都扔掉后派抚军将军步协西上,直接要攻拔罗宪这个绊脚石。罗宪知道势单力孤,反过来派参军突围向魏国的安东将军陈骞求救,并力战击退东吴的"侵略"。兵败后的吴人大怒,派出王牌镇军将军陆抗(陆逊子)增兵三万围攻,直到六个月后司马昭派遣荆州刺史胡烈攻西陵救罗宪时吴军才撤走。可见,罗宪守军只有两千,不是重兵,而东吴的"盟友"关系根本靠不住。这个问题其实好理解,兵败国破的刘禅又凭什么继续和东吴称兄道弟?刘备得益州,就是因为刘璋引狼入室,刘禅求东吴,也好比饮鸩止渴,其最好的结果不过是重蹈刘璋的覆辙。如果继续凭借本身的力量抵抗,姜维从剑阁撤退后无险以据,与蜂拥而上的魏军进行野战凶多吉少。此时蜀汉的安南将军霍戈驻守南中,大概有万余人马,是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即使姜维与刘禅成功退至南中与霍戈会合,面对外敌和内叛,恐怕也难以支撑。原因很简单,刘禅不像刘备,胸怀大志并且有百折不挠、化险为夷的本事,昏暗无能的刘禅只剩下败落家业、丧权辱国的能耐,而蜀汉群臣中有多少人真能和他同甘苦共患难?更何况一万人的驻军本身就证明那里并不太平。弱国庸主即无法在乱世立足,非等劣到桀纣的地步才会灭亡,没有道理。另一方面,刘禅即使南退南中想当勾践,司马昭也不是夫差;纵使谯周要学申包胥,孙休也不是秦哀公,而是多尔衮并会把其变为吴三桂。刘禅把社稷当儿戏,故他不会死社稷,卿大夫为行将就木死位,除了留下一个烈士的虚名外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由于三国演义的渲染,蜀汉给大家留下了相当好的印象。但从现有的史料中看,这样的印象并没有事实依据。蜀汉的灭亡,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恶化的必然结果,并非偶然,不是靠什么人的个人能力能够挽救的。刘禅姜维谯周等不过是这一过程的殉葬品。从魏国的角度看,这次行动计划周密准备充分实力雄厚,邓艾钟会也体现出了相当的军事素养,各自在关键时刻对汉中和阴平的处理都干净漂亮。诸葛绪的表现虽然不算出色,但中规中矩,战役第一阶段时他对阴平一带的威胁直接拖住了蜀汉阳平关方面援军的后腿,其作用不能忽视。最为关键的是,三路大军左右开弓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的配合,因此魏军在短时间内取得重大战果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灭蜀的决定性一击是偷渡阴平,这个战役本身确实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回顾整个魏灭蜀的过程,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为这个偶然性的最佳注解,必然性总是通过偶然性来体现的。

注1 很大程度上,这是个数学问题。众所周知,军队的主要目的是保卫国家,因此在边境上部署的军队密度高于内地。这里做一个简化的模型,第一,只有边境才需要军队,内地不需要;第二,所需要的军队数量与边境长度成正比;第三,国民的数量与国土的面积成正比。那么,对于大国来讲,它的边境与小国相比是线性增长,而它的面积却是平方增长,因此只需要相对较少的军队,相反小国却必须负担相对较多的军队。某种意义上,蜀汉有相当的先天缺陷。

注2 严格地说,邓艾谈论的很可能是“谷”(史书对此记载不明确)而蜀汉的存粮是“米”,二者未必相同。即使如此,根据唐朝杜佑编纂的《通典-食货典》,米与谷的比例大致为二谷相当于一米,这样的粮食储备仍然只能支持蜀汉十万军队五十天,并不能改变蜀汉饿肚子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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