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调整与中美战略大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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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级债危机,是100年以来最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至少持续到2010年,世界银行原来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下降0。5个百分点,至2009年5月份,又下调到下降2。5个百分点。日本经济已下降12%,美国则难以保证零增长。中国经济仍旧可以保持7%,10年翻一番。 中美实力对比变化有利于中国,战略格局也必定随之调整,关键是中国的精英崇美惧美意识太强,甚至形成了亲美势力,包括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盲目崇拜美国,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阶层,包括中国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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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级债危机,是100年以来最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至少持续到2010年,世界银行原来预测2009年世界经济下降0。5个百分点,至2009年5月份,又下调到下降2。5个百分点。日本经济已下降12%,美国则难以保证零增长。中国经济仍旧可以保持7%,10年翻一番。


中美实力对比变化有利于中国,战略格局也必定随之调整,关键是中国的精英崇美惧美意识太强,甚至形成了亲美势力,包括在政治思想文化上盲目崇拜美国,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阶层,包括中国一部分官员和知识分子,和一部分资本集团。中国内部利益集团能不能有效整合,向什么方向整合,与中美之间在世界格局的地位有关,只有中国顺利崛起,内部的利益集团才能真正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整合,在强国的方向上整合,而不至于形成公开的内斗。目前中美战略格局调整,需要精英们再来一次“与时俱进”,多一些爱国主义和自信心。


1.世界经济不平衡与美国金融危机


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不是偶然的,是35年以来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恶果,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经理论的破产。美圆危机是国际经济标准和美国国家信用的危机,被投机资本操纵的石油与商品期货的大幅波动,在1:30 的杠杆比例刺激下发展起来的经济泡沫一旦收缩,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消费下降,信心崩溃, 信贷自动紧缩,企业和银行的破产。


金融危机并非偶然,这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对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总清算。1971年,美国单方面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发行既不受黄金的刚性制约,也没有国际机构的软性监督。美国走上一条放纵美元发行,利用其世界储备和结算货币的特权地位,尽享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的惊人利益。印美元就能享受别人劳动成果,瓦解了美国立国以来所秉持的清教徒精神和节俭刻苦的社会道德伦理体系,违背了努力勤奋创造财富的美国梦精神,滋生和纵容了整个社会鼓励投机、崇尚奢华、放纵消费、寅吃卯粮、自我膨胀的恶性观念,腐蚀了社会新生代创造真实财富的热情,掏空了美国积累了200年的社会财富。当然美国仍旧掌握新科技革命大多数知识产权,文化产业和军事优势,但美国的真实经济已经衰落,除去开放国界,吸收更多的世界移民以外,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真正需要改革开放的,是美国和欧洲。


金融危机背后,是美国经济的高消费,高浪费,高负债,高逆差的结构性失衡,美国人浪费惯了,早已依赖债务生活,甚至“无工作,无财产,无收入”的三无人员(miniter)也可以依靠贷款住进大房子,这在西方经济学被美化为“超前消费,拉动总需求”,而在中国传统道德中则被认为是“二流子”和“八旗子弟”。长期积累的赤字和债务,极高的利息成本削弱了国力,美国国债、地方政府债务、企业债、金融债、私人债务共53万亿美元,还在以年9% 的速度增加,而美国常年可持续的GDP增长率不到3%。


宋鸿兵(2008)计算,1980年始美国总债务占GDP比重从163%上升到370%。加上隐性债务:社保基金13.6万亿美元,医疗85.6万亿美元,联邦雇员4万亿美元,政府医保2.7万亿美元,总隐性负债102万亿美元。把全民负债与政府隐性负债相加是155万亿美元。美国GDP 2008年是14万亿美元。2008年GDP只增加4000亿美元,而债务利滚利增加4.7万亿美元。国际收支赤字年5000亿美元,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6%,每天需要25亿美元流入才能维持经济运转。根本原因是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是美国负债过度导致支付危机,支付危机导致违约危机,违约危机导致资产价格危机,资产价格危机导致流动性枯竭,全世界资金倒抽回华尔街,引发全球股票市场暴跌。流动性危机导致市场恐慌和金融机构倒闭,投行倒闭和AIG、两房危机,触发金融市场恐慌和银行挤兑。电子银行挤兑已经发生,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上午11时,货币账户5500亿美元资金在2小时内经电子转账提走。财政部紧急援救1500亿美元,并关闭了所有货币市场账户。


余永定(2008)指出:60~70%美国人实际工资下降,靠借钱维持过去生活水平;20%美国人靠借款维持超出其收入水平的生活水平。依靠住房抵押贷款再融资,进一步扩大了负债,但利息率不能无止境下降,住房价格不能无止境上升,当ninjna们无法偿还贷款时,就是金融危机爆发之日。




他总结美国经济政策的重大失误是:


第一,无节制负债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的外债总额是3000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4%。美国的经常项目与GDP比一直在迅速增加,净外债余额比GDP增长更快。根本原因是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70%美国人实际工资下降,靠借钱维持生活水平;20%美国人靠借款维持超出其收入水平的生活水平。住房抵押贷款再融资,进一步扩大了美国人的负债。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只能转移不能减少和消除风险。利息率不能无止境下降,住房价格不能无止境上升。当ninjna们(无工作,无收入,无财产的三无人员)住了大房子又无法偿还贷款时,就是金融危机爆发之日。


第二,废除了限制资本市场过度扩张的各种政策,实行混业经营,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工具,以1:30的杠杆比例扩张虚拟经济规模。从次贷到RMBS,再到CDO、CDO平方、CDO立方,从参照实体到CDS,距离基础金融产品(如住房抵押贷款)越远的金融产品(衍生层次越高的金融产品),越具有投机性。投机加大金融市场不稳定,认为投机可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观点值得怀疑。各种金融游戏浪费了实物资源,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资源配置效率衍生金融工具可在全球范围内转移掩盖风险。资本市场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能制造巨大泡沫,资本市场越发达泡沫越大。


第三,政府对金融机构监管能力有限,私人评级机构也不可能对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充分了解,所谓加强监管流于形式,监管永远落后于市场,出现了离谱的高额利润和高收入。


第四,把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作为唯一的,最好的经济模式,向全世界推广,造成世界性的金融动荡。通过金融全球化,美国把次贷危机风险转移到世界各个角落。


我继续余永定的总结:


第五,西方民主制度也表现出其先天弱点,它毕竟是本国的国会而不是联合国的国会,而且美国的国内立法高于国际条约。在危机时刻国会必定代表本国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向外国转嫁危机。总统未必能够控制国会的利益集团,这就会出现各国之间的贸易战汇率战。巨大的国债发行,最后只能够通过“银行透支”,即美联储发行货币购买,中国在1994年就已立法禁止,美国竟然走这一条路,滥发美元制造世界性通货膨胀,通过美元贬值向世界转嫁危机,使储备了巨额美元的国家承受损失,美元贬值不可避免,欧洲和日本缺少移民空间,人口老化,还不如美国,欧元和日元将随美元轮番贬值。坚挺的货币只有人民币,不升值也不可能。只要石油和黄金仍旧以美元定价,美元贬值就意味着油价和金价上升。欧美对中国的反倾销已经强化,国际各种矛盾会随着经济衰退而加剧。美国通过次级债向国内外分散危机,继而通过制造世界通货膨胀转嫁危机,通过继续发债掩盖国内结构性弊病,只能够给自己和世界经济造成进一步损害。


2.新形势下的中美战略利益格局调整


美国内部的结构不平衡,一定表现为世界经济不平衡,主要内容是美国与中国不平衡,这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利益格局和战略博弈,中国是被动的,处于下风,有实力对比与历史因素,也有理论和战略失误因素:盲目相信美国,搞重商主义,国家收支长期双顺差,积累了过多的外汇储备;以出口导向盲目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严重依赖于美国市场;盲目进行海外海外金融投资,购买美国次级债等,造成严重的损失。


所谓美中“经济互补”,已发展成为严重的不平衡。美国的高消费和高逆差,恰恰就是中国的高储蓄和高顺差,美国的高负债,恰恰就是中国的资本净外流。是中国人辛苦劳动,低价把产品卖给美国,国内居民消费和国家石油黄金储备却没有跟上,积累巨额美国货币,一遇危机,既不能抛售,也无法扩大进口。国际投机资本还在继续涌入,中国政府被迫收购,外汇储备还会增加;国内投资大于储蓄,只能是资本净外流,而且主要流向美国,中国已成为美国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国,外汇储备中有70%是美元资产,大部分是美国库券,还持有美国机构债(对房地美房利美债权)3700亿美元。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人之一,正在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因美元资产价格暴跌,美元贬值和部分债券违约已遭受损失,如美国债和机构债再出问题,损失会更加严重。


美国政策的核心是保证货币市场足够流动性,资本市场有足够资金。国债的发放从年5000亿美圆,2009年要上升数倍,仅依靠国内购买是不够的,中日贸易顺差国(即对美资本输出国)增加持有美元和其他美国金融资产,是美国得以解决次贷危机的必要条件。至2009年5月底,中国已持有6700亿美元,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任何金融危机的解决都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承担的。现在我们终于理解了佐利克“利益相关者”的真正含义,中国应该成为美国的“损失分担者”。




余永定(2008)指出中国的尴尬:除了期盼美国次贷危机早日结束,似乎难有作为。美国人(除非是弱智政客,或装装样子)不会希望中国停止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更不会反对中国进一步积累外汇储备(只要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中国一些官员和经济学家似乎不了解自己尴尬地位,还留恋出口导向,保持巨大贸易顺差。对出口利益集团来说,这些顺差代表利润和就业,对整个国家来说,则代表遭受真实财富的损失。如果中国维持巨大双顺差的局面不改变,顺差不能转化为直接投资或其他币种的资产,我们就只能持有美元或购买美元资产。


我在2007年11月《华声报》组织的《华山论剑》论坛上指出:中国的股市必须走出独立行情,也能够走出独立行情。之后,中国股市从1600点走到了2009年6月的2800点。比股市远远不如的是中国精英的亲美思路。我的朋友们写了一本《中国不高兴》风靡全国,但主流舆论仍旧不变。在主流舆论看来:美国仍旧具有独霸世界的能力,美国一危机,世界各国都不能独善其身,也无法打破世界利益格局。大家只能盼望美国经济赶快复苏,帮助美国继续高负债,维持美国人的高消费,以恢复向美国可怜的出口。中国那些不想趁机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人,极力控制舆论,把反思只停留在技术和政策层面,小心翼翼地回避美国的结构,制度,战略和理论,这是典型的亲美利益集团所为,因为这样,也就是维持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


美圆贬值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摆脱危机,中国也不得不继续购买美国的国债,但美圆霸权将因此受到动摇。货币是信用,依靠国家信誉支持,美圆国际地位的下降意味着美国威信下降,中国话语权的上升,这对于中国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大格局,包括打破国内亲美利益集团对政治经济学术和舆论的垄断,都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抗危机的能力是超强的。


第一,中国经济从1949年到2019年人口老化,有70年高速度增长时期,靠的就是高储蓄和高积累,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几代人低消费的代价。计划经济依靠票证压低消费,把积累率提高到35% 以上。市场经济以来仍保持非常高的积累率,1998年37.5%,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长期性支出都由企业和政府承担,无需从工资中列支,居民的储蓄动机不强,储蓄被称为“强制性储蓄”,即排队太长买不到东西。 90年代后的改革打破了“铁饭碗”,企业不再直接负担上述支出,但社保体系并未有效建立,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同时,由于劳工工资成本的真实化进程是渐进的,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这也是有人建议中国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周小川,2008)


第二,持续高增长的核心是人口年轻和教育的成功。年轻人储蓄率高,因此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以维持到2019年人口老化为止。以文化传统和家庭支出为主,中国的教育已经超前于经济的发展,关键是加大技术升级的力度,企业就可吸收大学生,其国际竞争力将超过农民工。


第三.中国政府有比较强的政治控制力,既得利益集团还没有发展到控制政治的程度,只要不被它们左右,不出现大的决策错误;就可以抵抗国际危机。


第四,中国还有极大的内部需求潜力,如环境保护,农民进城,基础设施,技术进步。关键是能够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改善收入分配,提高人民的购买力。


在美国和世界经济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中国依靠启动内需维持 7% 以上的增长率是没有问题的,以进口拉动亚洲和世界经济也是没有问题的。中国不仅会加强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而且要加入周边安全保障体系,打破美国包围中国的态势。世界经济格局也应该变一变了,这就是发达国家减少浪费,而让世界上少一些贫困人口。无论如何,中国应该尽力促使这些转变,而不是无所作为,丧失机遇。


3.美国神话是最大泡沫,危机面前逃避大国责任


现在我们要问,在金融危机面前,是谁放弃国际领导者的责任与义务?


1.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相辅相成互相转化,只有国际领导者才必须坚持自由贸易。


世界经济形成,是以西方海洋霸权为标志的,类似中国春秋时期的霸主,先后出现过几个“世界领导者”,它们世界头号海洋强国,控制世界贸易通[0.85 0.00%]道,是国际贸易秩序的制订者和维护者,这样的国家无不以“自由贸易”为旗帜。


自由贸易有两重性,它既体现比较利益和国际分工的一般规律,对国际经济的总体发展有益;另一方面自由是以实力为后盾的,主要对强国有利,而对弱国相对或不利。所以一般强国主张自由贸易。不图进取的弱小国家想搭强国的便车,也只有加入强者主导的国际分工,依附性地生存;只有少数国家的领导人具有超人毅力,能够领导人民卧薪尝胆,在一定时期搞保护主义,这要付出很大牺牲,并承担对抗强国而彻底失败的风险,成功的只是少数,他们从后进国家跃到了世界强国的位置,这就是以弱胜强的辩证法。大国有兴衰,文明有周期,国际领导者地位也不是能够长久垄断的。


西班牙做世界领导者时,国际挑战者是葡萄牙;英国挑战荷兰时曾用死刑禁止进口奢侈品,独占领导地位200年,挑战者先是法国拿破仑搞大陆封锁,后有德国的统一,一战的核心是德国与英国争霸。他们虽然失败了,但在对抗霸权的过程中建立了强大的民族国家。真正通过战争和贸易保护崛起的是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和日本明治维新,都是在对抗海洋霸权中取得独立,发展民族工业。美国汉密尔顿主张独立发展制造业比德国历史学派还早。


1840年中国的失败在早期是因为闭关锁国,1948年GDP还占世界30%,但其制度早已腐朽,连续战败以后被迫实行5%的关税,100年来实行的并不再是闭关锁国,而是被迫的,没有主权的对外开放,民族工业根本发展不起来,1949年只占GDP 的10%,90%是农业。同期美国经济从2%,经过40%关税的高保护,二战以后工业占世界40%,黄金储备占世界70%,跃上世界领导者地位以后,才打起“自由贸易”旗帜。简单地说只有自由贸易才能强国,保护主义必然失败,恰恰把历史说反了。全盘否定计划经济的国家保护主义和赶超战略,是以政治篡改历史。落后国家不等于弱小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有大国底子和优秀文化的民族,在独立以后必须经历一段国家保护,等到比较强大以后再逐步转为开放,这才是强国之道。


台湾学者比大陆更加懂得其中的奥妙。我曾经问他们:你们都是美国留学的,信奉自由贸易,为什么对大陆搞保护主义啊?禁止大陆资本进入,限制旅游人数,甚至连投资大陆的台湾企业产品返销都不让,这是什么自由贸易啊?他们回答说:你们大我们小,我们对你们搞自由贸易,我们不就完了吗?我看他们比我们清醒,知道以政治统帅经济,也知道自由贸易对强者有利。


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是相辅相成可以互相转化的,其合理性取决于历史条件,不可以绝对吹捧一种贬低另外一种。不能简单地说自由贸易是双赢,保护主义是双输。这礼有一个实质平等和国际道义的他,不能只以利益来衡量。强国与弱国,大国与小国,富国与穷国,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其责任与义务是不一样的。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期,都是以自己国家民族利益作为标准的,尤其弱国需要如此,不可能在自己没有强大以前,就奢谈什么为全球经济做贡献。只有那些有“普适价值”追求,有抱负有实力的真正世界大国,才有资格成为国际领导者,去承担比较多的国际责任。尤其在世界性危机时,大国必须承担领导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自由贸易基本框架,否则就不配做国际领导者。


2.国际领导者必须要承担国际责任,美国的欠缺不在物质力量,而在政治与道德。


国际领导者必须要承担长期巨额贸易逆差,否则它的货币就不能供应世界,这相当于领导者国家用自己的国力维持国际货币的发行与稳定,这对于它的出口和经济发展不利的;但对于世界领导地位来说是必须的。货币霸权也会它带来进口与消费的好处,金融与物价稳定方面的巨大利益。


英国在历史上发挥作用200年之久。它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依靠海军获得欧洲霸权,殖民地比它本土大25倍。以自由兑换的英镑维持世界金本位,控制了通货膨胀。一战以后英法为核心的国际联盟不能控制世界局面,金本位蜕化成为金块本位,新的挑战者出现了。大英帝国衰落,其重大表现就是开始出卖盟国,放弃国际责任和义务,纵容法西斯德国崛起,这就是遗臭万年的慕尼黑阴谋,意味着英国200年世界霸权的完结。


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首先要稳定世界,除军事力量外,主要是以美圆充当了世货币。美国对黄金和各国货币要高估,承担巨额贸易逆差,才能使美圆能源源不断供应世界。战后20年资本主义黄金时期是美国扶植起来的,包括容忍日本15%的关税,向欧洲日本提供援助转移技术,仅核保护伞一项,就使日本节约军费,把GDP多增加40%。这是冷战的政治需要,也算是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恢复和发展承担了责任。直至1971年把美圆与黄金脱钩并贬值,美国才放弃了扶助欧日发展的国际责任。


苏联瓦解和新科技革命的



成功,使美国霸主地位大大增强,新保守主义就是重新认识和肯定美国实力,主张以单边主义推行美国价值观念的新霸权主义理论。9。11事件和金融危机,中国和俄罗斯的崛起,已动摇美国霸权的基础。但美国在数十年内仍是实力最强国家,它掌握多数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美国军费占世界的一半;其金融和商业资本资本操纵世界大宗商品如石油粮食的期货市场和战略物资,其能源总量和人均能源都居世界前列,美国还有自由移民的巨大空间。特别是美国建立了话语霸权,能把自己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作为人类最先进的“普适价值”向世界推广,其大大小小的代言人和代理人遍布全世界,迷信美国的人相当地多,尤其以改革以后的中国人为甚。





目前我们需要有水平的国际领导者,因为人类超国界的问题实在太多,如防止核扩散,军备竞赛和战争,保护环境,反对恐怖主义,保证人口与经济要素的安全与自由流动,特别是防止金融危机的蔓延。如果只讲国家和民族利益,就可能重导1929年覆辙。苏联解体以后,只剩美国一个国际领导者了,美国也以此风光了十几年,它敢把联合国撇开,推行单边主义,就是美国新霸权的尝试,现在底线已经探明:行不通,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已经失败。


金融危机拖累全世界,进一步损害美国声誉。它有点象当年的英国,推卸大国责任。美国仍旧是力量超强的世界领导者,不可学张伯伦。美国的欠缺不在物质力量,而在文化道德水平,宗教信仰和国内政治的欠缺。一向被奉为人类楷模的美国国会,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各种利益集团的大本营。




3.利用霸权地位搞双重标准,在自由贸易旗下搞保护主义。


身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有骄傲自大的毛病,以自己的文化作为“普适价值”,把他人视为流氓国家;以自己的宗教为正宗,把别人视为异教徒,有点象中国文化革命时期的血统论。搞“双重标准”是一种病态思维方式,集体无意识,深深扎根于西方文化之中。


他们有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认为自己先天优越。美国军费可以比中国多10倍,却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美国不存在侵略他人的问题,想打谁都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人权;美国消耗世界四分之一能源,却要求发展中国家限制汽车;甚至连美国的流氓也不是流氓,而是爱情的表现;在美国电影文化里,似乎全世界的美女都自愿上白种人的床;直至2008年西方记者把西藏打砸抢恐怖主义说成是人权斗士,才最终激怒了中国年轻人,他们发现,原来美国媒体也撒谎。那些国际投行的专家们打压中国股市的最好托词就是:中国企业造假,90%达不到美国的水平,现在大家才发现,原来美国公司也造假,美国政府也保护民族产业,而且比中国有过之无不及。美国神话的破灭是最大一个泡沫破裂,这是唯一一个破裂了以后,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泡沫。


美国在世界经济方面的双重标准就是:它一贯要求别人搞自由贸易,自己实行保护主义。什么是自由贸易?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国家不得干预。战后自由贸易是美国带头倡导,而由关贸总协定和WTO推动的,主要是推动各国互相减免关税。自由贸易原则承认对落后国家的优惠,承认有限的贸易保护,即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幼稚产业,在国内某一产业受到进口产品冲击的时候,可以启动临时保护条款限制进口。以“非歧视“为基本原则,以比较优势为基本理论的“自由贸易”原则,逐步扩大到投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但主要是对发达国家有利的。


在实践中间,西方发达国家在迫使发展中国家不断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自己却不遵守自由贸易原则。比如所谓“反倾销”就没有什么道理,他们非要说中国工资太低,要以印度和巴西的工资作为“市场经济标准”来矫正,这是什么道理啊?中国工资是人口供求关系决定的,西方国家的高工资却是垄断和历史造成的。人民币确实有低估应该逐步升值,但这与中美贸易逆差没有关系。中国出口中有55%是加工贸易,出口下降进口也下降,贸易逆差不会减少。真正造成中美之间贸易逆差的,是香港台湾的对美顺差的转移,他们把工厂搬到中国大陆了,其对美国贸易顺差就变成了中国大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再有,就是美国对中国实施高科技出口限制。


2008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暴露无遗。中国40000亿人民币的政府支出,已宣布内外平等,而美国8000亿美圆的刺激经济计划,却要求优先购买美国产品,引起渲染大波。我20年前在天津开发区主持了中国最早一本《国际惯例》,就发现,美国有“政府支出优先购买国货”的条款,当时吃惊不小,因为我们学习“国家资本主义”时知道,美国国家采购数量惊人,如果优先购买国货,那是多么强的国家保护!奇怪的是,多数中国人不理会我所说的事实,有人为美国辩解说:中国生产能力不行,保护国货就是保护落后,美国是先进生产力,所以是保护先进啊!------原来代表先进生产力就是代表美国的利益!这就是中国亲美派的价值观念,他们痛恨自己国家民族的毛病,急于改革开放,他们并不需要知道美国的缺点,他们只要知道和相信美国才是对外开放和自由贸易的样板,中国才有“义和团”。对美国的理想主义投射,是中国亲美利益集团的共识和意识形态,是集体无意识。


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也是西方话语霸权。它把劳动力自由流动完全排除在“自由贸易”之外,他们的贸易自由是资本的自由,而不是人的自由,这和西方的人权理论是违背的。




4.中美与世界各大国必须同心协力,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恶性循环。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导致各国保护主义,自由贸易秩序瓦解,出路只有战争。目前金融危机不亚于1929年,所幸的是,世界有了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的那套假话只是在电视台和大学教科书里,各国政府包括美国政府根本就不相信,美国对自己从来就不搞休克疗法,各国大力度发行国债拯救经济。


在国际协调方面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更加重要,其根据不是国家主义而是世界主义,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总体利益。一贯倡导这些理论的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绝对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候改口,这就意味着他们放弃对世界经济的责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贯被西方妖魔化为“狭隘民族主义和义和团”的中国爱国主义者,此时却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承担起与自己国力不相称的国际义务。这在1998年亚洲金融[2.58 -0.77%]危机的时候已经做过了,当时亚洲各国货币都贬值了30%,包括人均国民收入14000美元的日本;只有人民币和港币坚挺,中国开放了自己市场,大量进口周边国家产品,为此付出了三年经济萧条的代价,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当时只有800美元,我们依靠国债启动国内需求,维持了三年“其上八下“,终于在2000年以后把潜在经济增长提高到9%以上,至2008年,连续8年维持10% 以上的高速度。试想如果人民币贬值,亚洲必定出现汇率战,几败俱伤。


我在2007年《凤凰卫视[1.15 0.79%]》世纪大讲堂中讲到这事的时候说,不用美国教训我们,中国一直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当时北京大学的听众报以热烈掌声。


2007年是美国出了问题,形势更加严重,最严重的是美国的态度。如果说美国的总统和精英们主导不了国会,那么就说明美国的政治体制也有问题,议员们缺乏国际意识和大国意识,只对自己的选民和利益集团负责。世界各大国必须一致反对贸易战和汇率战,协调经济政策,维持国际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改造现有国际规则。


人民币还有升值趋势,但是暂时不应该升,也不可能贬值,应该保持稳定,并在香港实行局部的正式自由兑换。中国股市应该走出独立行情,经济应首先稳定下来。中国的出口提高价格,这不是汇率升值造成的,而是要提高工资,加入环境成本,这足以使出口价格提高20%以上。中国应该扩大资源与先进设备的进口,并扩大海外投资,要集中向东南亚和澳洲投资,并鼓励国内企业去国际上兼并竞争对手。


从1990年的中国威胁论,到2000年的中国崩溃论,中国饿死全人类论,到2005年以来的大国责任论,美国舆论不情愿地在一步步承认中国的崛起。佐立克的“利益相关论”是在有限度地承认中国崛起的前提下,要求中国进一步尽发达国家的责任,把人民币升值并纠正贸易逆差,以“大国责任”为笼头套住中国,配合美国解决全球问题,纳入美国全球化秩序的轨道。


作为历史上的大国,中国一直在努力尽自己的大国责任。从毛泽东时期的支持第三世界,我们和中东,非洲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到以后的人民币升值,和连续8年10%的经济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亚洲核心国家。2007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将进一步确立世界大国的地位。




结论




中国30年的对外开放,有关外资的战略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基本假设,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以韬光养晦为策略,不搞对抗;以开放促改革,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进入,以国内市场换取外国先进技术;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创汇等。地方政府把引进外资作为主要政绩,不择手段;某些国有部门把合资作为改变身份的机会,促使他们组成利益集团,以寻求特殊利益。




在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下,代表外资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能够得逞,但已经给国家利益和产业造成严重损害。领导层也认识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政策有所调整。比如造大飞机和航空母舰,争夺技术标准的控制权,控制投机资本不宣布人民币自由兑换等。


值得思考的是:那么清楚的事实,那么明确的理论,为什么国内就总是不能一致,非要走弯路受损失?


第一,我们还没有摆脱30年前“改革开放与反对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斗争模式,没有摆脱对于计划经济的偏见,盲目迷信美国。在教育和理论方面被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过大,某些著名经济学家和财经官员成为国际资本的代言人。国际资本作为利益集团,进行着长期而且有效的“寻租活动”,影响了决策。


2007年以来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宣布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打破了对美国的迷信,打破了对外资的迷信,促进了我们对于国内问题的反思。对外开放不是无限度的,必须注意国家安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必须要维护,民族企业和国家战略产业必须坚持自主创新和发展的道路,必须制止外资形成垄断,不能让他们影响中国的政策和政治。


国际竞争,不仅存在于企业和个人层面,也存在于国家层面,国家依靠实力和战略支持企业参加国际竞争,因此企业组成的利益集团背后,是有国家的影子的。这点被美国话语霸权所掩盖,他们的国家以各种形式扶植自己的企业,他们的企业也以各种联盟的形式进行策划,有些理论却不承认,把一切都归结于“市场经济客观规律”,让发展中国家盲目服从,放弃对自己企业的支持和保护。因此我加上了第五节,打通国内外,把企业竞争,行业竞争,利益集团垄断,与政府行为联系起来研究;从国家博弈的大视野,把中美战略格局与国内利益格局联系起来研究,从而了加深对利益集团行为的理解。


美国出现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了机遇,但是,如果中国已经被美国捆绑,处境十分尴尬,目前似乎除了把外汇借给美国,期盼美国结束危机,就难有作为。美国人(除非是弱智政客,或装装样子)希望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廉价商品,不反对中国进一步积累外汇储备(只要购买美国金融资产)。中国那些被美国洗了脑子的官员和学者不了解自己的尴尬地位,还在留恋出口导向和贸易顺差。对出口利益集团来说,这些顺差代表利润和就业,对整个国家来说,则代表遭受真实财富的损失。如果中国维持巨大双顺差的局面不改变,顺差不能转化为直接投资或其他币种的资产,我们就只能继续持有美元或购买美元资产。是打破这种战略格局,还是等待美国复苏后继续这种格局,不仅取决于“客观经济规律”,而且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战略:能不能真正启动内需,实现科技创新,这两项都是要克服既得利益集团阻力的,这就是国内整合利益集团,和国外调整中美利益格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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