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与曼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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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来源:先驱社劳动民主网 廖化译 节译自《曼德尔—壮志未酬的反叛者》一书 在1962与1964年间,格瓦拉担任古巴的工业部长。他反对日益强大的亲莫斯科派,也反对日益增长的官僚倾向。他的经济思想大致在此时形成。他着重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这包括:实行比较集权的财政预算,还是让各个企业财政自主;精神刺激与物质刺激,价值规律与计划,彼此孰轻孰重;主观意识有多大作用等等。 切认为在经济领域中失掉了人道主义,失掉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是要不得的。“如果我们要与贫穷作斗争,那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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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先驱社劳动民主网


廖化译


节译自《曼德尔—壮志未酬的反叛者》一书


在1962与1964年间,格瓦拉担任古巴的工业部长。他反对日益强大的亲莫斯科派,也反对日益增长的官僚倾向。他的经济思想大致在此时形成。他着重的不只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主义的关键问题,这包括:实行比较集权的财政预算,还是让各个企业财政自主;精神刺激与物质刺激,价值规律与计划,彼此孰轻孰重;主观意识有多大作用等等。


切认为在经济领域中失掉了人道主义,失掉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是要不得的。“如果我们要与贫穷作斗争,那也是为了与异化作斗争。”在1965年一本小册子《古巴的社会主义与人》中,他警告大家:“以为用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迟钝工具,就能建成社会主义,那不过是一种幻想。”他所谓“迟钝工具”,指的是创造价值与盈利,或者是物质刺激,作为绝对的经济措施。切强调,实现社会主义不仅需要改变经济结构,而且要改变人。


德尔对古巴的国有化印象深刻,认为从此(1960年)古巴已经发展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事实证明了,古巴领导人为了巩固革命,不得不实际上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从民主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曼德尔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出版后,通过古巴在布鲁塞尔的领事馆,把书送给切和卡斯特罗。曼德尔一直同古巴革命政府有非正式联系。他的中间人是扎耶斯(Nelson Zayas Pazos),一个古巴托洛茨基主义者,也是法语教师,在古巴外交部任职。还有切的前妻Hilde Gadea,她是秘鲁经济学家,具有中国和印度血统,后移居哈瓦那。她接近托洛茨基的思想。由于这两个人,第四国际的文件经常都送达切。


1963年10月扎耶斯告诉曼德尔,古巴领导层中,切与亲莫斯科的一派发生争论。亲莫派主张公司享有财政独立,同时采取物质刺激来促进生产。切则主张财政集权,强化精神刺激。扎耶斯鼓励曼德尔参与争论,他相信整个中央领导,包括卡斯特罗和切,都欢迎他提出意见。一个月之后,曼德尔交出稿子,而扎耶斯在古巴领导层中散发。曼德尔支持切所主张的财政集权,不是因为他反对分散化,而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财政集权化有利于小型工业,这是当时最好的选择。他也同切一样,害怕官僚的增长,特别是因为切的对手主张运用物质刺激来促进财政的分散化。曼德尔并非反对物质刺激,只要它们是集体性质而非个人性质,以便保证团结,同时它们的使用必须是有节制的,这样才能压抑致富欲望所造成的自私。


为了反对官僚化,曼德尔主张民主而又集中的自治制:“工作单位要实行工人自治,它同时又受制于由工人委员会所选举产生的中央权力机构。”在这一点上,切与曼德尔意见不同。切支持由工会实行企业的管理权,只要这些代表不是共产党员,因为他说当时的共产党员不受欢迎。此外,有鉴于南斯拉夫的分散化的工人自治的经验——企业做了市场的奴隶——切也对于自治有戒心。曼德尔提醒切,不要在倒污水的时候,也把婴儿倒掉。他认为工人自治,与直接生产者民主制定中央计划,这两者是可以兼容的。


1964年曼德尔受邀访问哈瓦那。当时切已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为之振奋。他还找人把书的大部分翻译了。


曼德尔在哈瓦那呆了七个星期。期间他发表演讲,接受访问,与人交流,还被邀请写文章。他也跟切会面了四个小时,大家用法文讨论。他写信告诉朋友:切待他很亲切。


两个人一起回答法国经济学家贝图海姆(Bettelheim)对切的批评。1964年4月,贝图海姆发表一篇文章,批评切所主张的中央计划不智,因为古巴的生产力太低。外交部长和农业部长都支持贝图海姆。


曼德尔认为贝图海姆犯了在历史现实中寻找纯粹形式的错误。比方说,贝图海姆认为,只要还没有法律上的百分之百的全民所有制,就不存在生产数据的全民所有制。曼德尔认为这有点极端,有点技术官僚化。完全的全民所有不是必须的,只要(劳动者对生产数据的)占有足以令价值规律停摆,足以使有计划的发展得以展开,就行。大家都说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规律还要起作用,但是他们没有说,在经济的哪个领域起作用。曼德尔认为,关键是究竟是否让价值规律决定社会主义部门的投资。如果这样,那么,所有欠发展的国家,包括那些后资本主义国家如捷克和东德等,就注定永无发展之机。因为在这些国家,发展农业比发展重工业和大型工业能获得多得多的利润,而轻工业或小企业又比重工业盈利更多。更为重要的是,从世界市场进口,又会比本地生产的来得有钱可赚。曼德尔说:“容许投资按价值规律办事,会把资本主义的不平衡经济结构保存下来。”曼德尔不是抹杀价值规律,只是反对贝图海姆的宿命主义——他不承认,有必要在自觉的计划与价值规律的盲目运行之间,进行长期而艰难的斗争。曼德尔这篇论过渡时期的文章,由财政部长校对翻译,并发表在财政部的期刊上面。


曼德尔对于切能够不顾苏联专家的意见,邀请他来参与古巴的经济建设的辩论,感到钦佩。其实,在这场辩论背后,还有另一场不公开辩论,那是关于革命的路线,关于工人权力。除了辩论价值规律之外,还辩论工人阶级有多大自由去自己做决定。曼德尔看到,虽然切在公开的辩论中取胜,但是在不公开的辩论中他败阵了。保障自由是一个政治问题,它需要创立工人委员会及群众会议。这些机构在古巴从未建立。


当切在1965年离开古巴时,他是最受敬爱的领袖。如果当时让普罗大众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切能够连政治的辩论也赢得的。但是,正如曼德尔说,切不愿意诉诸群众,因为他不想公开分裂党。所以在他败阵于内部争论之后,他宁愿离开。


1965年切参加亚非会议,他的讲话从未像这次那样强烈反对苏联:“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可说有时做了帝国主义剥削的同谋。”他说,必须援助被压迫人民以武器,不收任何费用,要多少给多少!曼德尔知道切的演说之后,致电祝贺他,而切邀请他前往跟切会面。可是曼德尔来不及拿到签证。


这是切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他就去刚果和玻利维亚参与游击战,以便打破这些革命的孤立。他把这种国际主义团结精神总结为一句口号:“创造两个,三个越南!”这个口号成为1968年革命一代的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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