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迁时,法律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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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迁公司屡次上门辱骂、威胁被拆迁户,迫使其躲到女儿家中。拆迁公司追至其女儿家中继续辱骂,并且砸门、用胶水堵锁眼,公然侵犯公民住宅。其女儿愤然之下挥刀相向,造成歹徒一人死亡。2月20日,宿迁中院一审宣判,被告人吴曼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赔偿死者(袁某)家属经济损失人民币27万元。


尽管判决认定,死者骚扰、辱骂、砸门、侵犯他人合法住宅权利在先,被告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防卫过当”,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正义,但要说这是一个公正的判决,依然让人至少在心情上难以接受。


必须质问的是:当拆迁公司屡次侵入公民私宅,对公民辱骂、威胁甚且使用暴力时,法律在哪里?



逼迁者的行径与土匪何异?


被害人袁某为达到拆迁目的,带领拆迁公司多人多次到应某家中,辱骂、威胁老人,砸坏其门窗玻璃、放火焚烧其家门前木柴,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应某皮肤软组织多处受伤。迫不得已,应某最终搬到女儿吴曼琳家居住。未达到目的的袁某又追到吴曼琳家,指使手下人用强力胶水将吴曼琳家中防盗门锁眼堵住,致吴曼琳家人须从窗口爬进爬出……


或是停水、断电;或是放狗、放蛇;或是风高月黑之夜,如鬼子进村一样,强行入户将酣睡的居民抬出并控制住,瞬间就将人房屋夷为平地;或是光天化日之下,“大侠”突现,冲进“钉子户”的家中,抡起大锤、铁锹,一通乱砸,威逼其乖乖就范……逼迁者的行径与土匪恶霸有什么区别?


惨烈的中国式拆迁


为了抗拒拆迁,唐福珍将汽油泼到自己身上,点火自焚。弥留之际,她的数名亲人或受伤入院或被刑拘,重症监护室被4名治保人员警戒,亲人无法探视;


2004年4月媒体关注湖南“嘉禾拆迁”事件,最有名的是嘉禾县委书记的名言“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


2005年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179弄62号麦琪里动拆迁基地的“1·9纵火案”,导致两人死亡;


2006年发生了多起非法拆迁案件,包括《南方周末》报道的四川娥眉山附近的征收农民集体土地和私人房屋,补偿严重不足;


在上海,被拆迁女住户潘蓉手持自制燃烧瓶阻挡掘进的挖土机;


在贵阳,无奈的被拆迁居民用40多个液化气罐堵路讨要说法;


在昆明,因为拆迁一个大型集贸市场,上千商户上街抗议……


天南地北,形态各异,中国式拆迁所引发的对抗正逐步升级,方式则更为残酷惨烈。



《物权法》无力抗拆迁


关于拆迁补偿,国家虽早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拆迁法规、补偿标准跟不上房地产市场变化及价格上涨速度,实际情况较为复杂,如各地经济条件不一样,被拆迁房屋所处位置不同等,在拆迁过程中如开发商坚持不合理的补偿方案,拆迁工作遭到群众强力抵制也就难以避免。


在拆迁的对抗中,有媒体人士将这样的场景形容为:一边是高举着支持依法强拆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边摇动着本该更有力的《物权法》;一边是现实利益的铲车,一边则是铲车下迅即变成砖瓦石块的立身之所。


无法阻止拆迁,人们才发现《物权法》是没有牙齿的。2001年6月修改制定的《城市房屋管理拆迁条例》为拆迁矛盾频发埋下隐患。尽管2004年修改宪法时,加强了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保护性规定,并在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但拆迁条例并没有改变。


不少地方政府的拆迁行为都是以拆迁条例来支撑,高高地举起推土机铲。


拆迁背后的利益诱惑


拆迁背后有巨大的利益诱惑,现在根本问题是,我们没有制度去阻挡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


在涉及公共项目和基建项目建设时,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牌子进行拆迁,如果有合理的赔偿,想必吴曼琳和唐福珍不会以死抗争,但是,拆迁行为往往被利益集团和开发商利用,成为一种掠夺


地方政府出现罕见的拆迁冲动,是因为巨大的利益诱惑。


长期以来,政府确定拆迁项目后一般都交由开发商具体实施,由开发商与被拆迁群众协商补偿标准,政府只是仲裁者。但也有一些地方,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某些地方官员暗中与开发商相互勾结、结成利益联盟。有的拆迁项目之所以受到抵制难以推进,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是由政府还是由开发商为拆迁主体,这个问题很重要。由政府主导拆迁,可以在法律政策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维护被拆迁群众的合法利益,减少拆迁纠纷,赢得群众的信任,减少“暴力拆迁”。


暴力拆迁寻求法治


日前,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就老百姓最关注的“两会”热点问题联合在网上开展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依法拆迁”的关注热度排在网友最关注的十大问题的第四位,其中68%参与调查的网友认为强制拆迁引发的冲突事件责任在强制拆迁一方,65%的网友认为物权法是上位法,《城市拆迁管理条例》应该服从它,54%的网友认为应该修改尽快《城市拆迁管理条例》。


拆迁补偿要按照市价评估 杜绝与民争利


要杜绝借拆迁“发洋财” 禁止违法圈地官商勾结


应废除现行拆迁条例 尽快修改出台新条例


农村土地被征要纳入条例 应重视失地农民养老问题


城市拆迁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重点领域。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拆迁量还在不断增大。如何终结“暴力执法”,实现“和谐拆迁”,这是各级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新拆迁条例呼之欲出,社会普遍对其抱以高度期待,认为新条例或可终止“暴力拆迁”乱象。但切记,新拆迁条例是一部法律,法律如何落实、能否落实,主动权在司法者。其实以目前的法律,又何曾允许过“暴力拆迁”?



本文内容于 2010-2-23 10:23:39 被从心所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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