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远新与海城地震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6.8级地震,党中央、国务院立即组织力量救灾,周恩来总理迅速赶到灾区看望受灾群众,检查落实救灾工作。邢台地震后,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预测、预报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周恩来讲,“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专家和群众结合),土洋结合(土办法与洋办法结合),大打人民战争。”要各级政府、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抓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

1974年6月7日到9日,国家地震局召开了专门会议。会后国务院又发了文件(国发[1974]69号)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把华北及渤海北部地区定为地震高危地区,包括京、津、唐、张地区,辽南地区(大连、营口、鞍山)。该文件说上述地区在今明年内可能发生强震。会上有些同志认为华北已积累七至八级地震的能量,提出华北有发生七级左右强震的危险。

中科院的报告提出:“为了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思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的突然袭击”,并具体提出四条建议:

一、加强对地震工作的领导,北京、天津、河北、辽宁等七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都要有一名负责同志主管地震工作,建立健全地震局或地震办机构。

二、积极发展群测群防网,大搞群众运动。在生产大队和重要厂矿企业建立群众业余测报小组,农村特别要发挥中小学、气象站和群众科学实验小组的作用。

三、地震专业队伍要进一步开展科研工作,力争及时做出震前预报。专业队伍要与群众运动相结合,把开展群测群防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四、加强有关地区协作。

辽宁省地震办参加了这次会议。

历史已经证明,1975年2月辽宁海城7.3级地震和1976年7月唐山7.8级地震都在1974年召开的上述会议的预测之内。历史同样证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非常正确和及时的。

从1974年开始,营口、海城一带接连发生了一百多次小震,省地震办(局)经常向省委报告地震发生的情况。1974年夏,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发后,辽宁省委非常重视,专门开了几次会议,还请专家上课讲地震知识、监测方法等。辽宁省委常委按照国务院文件精神,决定:1、各级领导要重视地震监测和预报工作。2、建立健全省、地(市)、县、公社各级地震办公室,负责组织领导地震专业人员和群众业余的地震监测工作,宣传地震知识。3、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贯彻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准备大震”的指示精神,在辽南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中小学校建立群众性的业余地震监测小组,形成网络。配备简单设备、仪器,监测地磁、地电、地下水、井水、氡气、环境、动物异常反应等变化,并注意收集整理民间地震知识、经验。4、组织地质、地震专业人员对业余人员进行必要的技术培训。5、对地震监测、预报工作加强领导,严格纪律。各地震监测点、监测小组不得擅自发出地震预报,只能将异常情况向当地地震办汇报,再由地震办逐级汇报。地震预报权只能属于政府。

从1974年开始,辽宁全省,特别是辽南各地迅速行动贯彻省委决定,建立了大量群众性业余地震监测点,监测小组。1974年12月发生过一次4.8级地震。在地震前,群专结合的监测网及时准确的作了预报。实践证明,他们的预报是正确的,国家地震局还专门破格为此发了简报。由此,专群结合监测地震的情绪更高了。

1974年下半年到1975年初,辽南营口、海城一带小震越来越频繁,震级逐渐升高。省地震办不断的将地震情况上报给省委。当时辽宁省委的主要领导对辽南、营口、海城一带发生较大地震高度警惕。特别是地震专家给省委常委上课时讲的“小震闹、大震到”的规律给他们非常深刻印象。根据国务院文件精神要求,省委常务书记李伯秋亲自负责这项工作。

1975年1月4日,辽宁省委又专门召开了预防地震的座谈会,国家地震局局长刘英勇专程赶来参加会议。会上,刘局长肯定了辽宁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成功预报了4.8级地震的成绩,并说:“过去有人说,地震预报外国人没解决了,中国人也解决不了。这是错误的。我们解决地震预报,就是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具体体现。”

主持座谈会的李伯秋书记对全省下一步的防地震工作提出了要求,他说:“就像打仗一样,我们要立足于早打,打大仗,打原子战争,立足于敌人突然袭击。要做到有备无患。”会后,全省防地震的工作,更进一步展开。

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沈阳有强烈震感。李伯秋、毛远新等省委主要领导立即查问地震情况。省委办公厅主任尹灿贞根据华文(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组长,具体负责领导省地震办工作)凌晨的报告汇报说:省地震办(局)综合各方情况的预测意见是“在近期内,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李伯秋问:“破坏性地震具体指什么?”回答是5到6级地震。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主张向营口、海城一带群众发出地震预报,毛远新提出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播出,李伯秋说:“预测说是‘近期内,很可能’,什么叫近期内?一小时叫近期,十天半个月也算近期,电台一播,全世界都知道了。如果几天之内地震还不来,岂不要闹大笑话。”毛远新说:“关键在于要让群众离开不结实的房屋,特别是晚上,不能在室内过夜。”

然而,当时正是春节前夕,室外都在零下十几二十度,地震如果几天不来,是要冻伤人的。发出地震预报,还可能造成恐慌,可能有坏人借机造谣、捣乱,甚至形成难民潮,生产必然会受到影响。特别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一带,影响了鞍钢的生产也是不得了的事情。

李伯秋与毛远新商量的结果,预报要发,但要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就是省委电话通知营口、鞍山两个市,先召集海城县(属鞍山市)、营口县(属营口市)及当地驻军的紧急会议,省地震办派人去传达李伯秋代表省委提出的主要防震措施,然后通过各级干部、民兵下去动员群众不要在室内过夜。同时,通过县有线广播网直接传达下去。

毛远新又把商量的意见向代理省委第一书记曾绍山(沈阳军区政委)作了汇报,曾绍山表示同意,并说由他负责向当地驻军传达,要求当地驻军做好防震准备,还要随时准备派出部队去帮助地方救灾。

当天下午二时,在海城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意见,布置具体的防震措施。从当天晚上起,辽南地区,主要是海城、营口两县,所有人员都不要住在室内,生产队的大牲口、农业机械都要拉到室外。各级干部、党员、民兵全部下去,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到室外去。在生产队,在城镇的居民区,用大喇叭广播,动员群众搬到室外居住,要做到家喻户晓。

2月4日下午,尹灿贞打电话向李伯秋、毛远新汇报:在海城的紧急会议已开完会,正在全面落实省委要求。李伯秋对毛远新说,他准备第二天去海城、营口等地检查落实情况。当时李伯秋正在生病,毛远新说他去。但李坚持说他先去。

2月4日19点36分,海城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整个辽宁省都被震动了。沈阳、辽阳等地都有房子倒了。地震发生后,李伯秋当晚就赶到海城。不久,他给曾绍山、毛远新打来电话,说灾情比估计的要严重得多,倒塌房屋很多,但群众情绪还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群众说:“共产党、毛主席真神了,下午让我们搬出去,晚上就来地震”。群众还说:“房子倒了,但没伤着人,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李伯秋还说,39军救灾部队已迅速到达灾区,正在开展救灾工作。

李伯秋书记从灾区回到沈阳后,毛远新即前往海城、营口等地,继续组织救灾工作。在大石桥(营口县政府所在地)39军驻地,39军副军长在军部礼堂的废墟前对毛远新说,2月4日那天真是巧了,当天下午鞍山市委、市政府带着春节慰问团来部队,四、五百人在军部礼堂开联欢会,地方领导、军队领导讲完话后,主持人宣布,接省委通知,所有人员不要留在室内,文艺演出不演了,请大家按秩序退出会场。人员退场后二十多分钟,大地震来了,整个礼堂塌下来,夷为平地,参加联欢会的军地双方人员一个也没伤着。

海城大地震后,据统计,全省倒塌房屋一百多万间,伤一万余人,死一千三百余人(主要是老人、病人冬天不便搬出来,还有一些“胆大不怕死”的)。

有关部门估计,如果不发地震预报,死亡人数可能近十万人。

1975年10月1日,毛远新去新疆参加纪念活动,9月底路过北京去看望毛主席,先向毛主席汇报海城地震情况。毛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别提预报的事了。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主席指着毛远新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对照杞人忧天)的故事”。

毛远新说:“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

毛主席说:“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委上午10点发出了地震预报,当天晚上7点36分就来了地震,这纯属偶然。但从1974年国务院根据地震专家的预测专门召开了会议,并发出国发[1974]69号文件,辽宁省委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应对准备工作,健全了机构,组建了专群结合的监测网,普及了地震常识及防震教育,加上老天帮忙,4日凌晨将近5级的地震,提醒辽宁省委果断拍板发了预报。这大概就属于毛主席所说的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必然性。

地震预报的确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们无法观测到地壳运动的实际情况,也就无法确切掌握地震的规律。海城地震属于“小震闹,大震到”的类型,这只是地震的一种形式,唐山地震就不是这种类型。对地震专家提出过高的奢求是不客观的。

但是,也不能就此下结论说:地震灾害是不能预防的。

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说明,在人类完全掌握地壳运动的规律之前,也还是能找到某些可行的办法,最大程度降低地震造成的危害,特别是人员的伤亡。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方针,被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实践证明,至少在大量减少人员伤亡上是行之有效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说到底,在预防地震灾害的问题上,还是需要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没有专家的地质结构分析、中长期预报和日常的专业性工作不行;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组建业余地震监测网,没有普及地震常识和进行防震教育,也不行;没有党政领导的当机立断,采取有效的措施,还是不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地震灾害的预防及救助,更象是党政领导的一项系统工程。

如果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前,四川能象当年辽宁那样,形成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体制,各级都建立了地震办公室,建立了大量的群众性的业余的地震监测网络。就可能发现大量临震前的异常现象和信息,这些信息经各级地震办汇集起来,就可能促使各级党政领导形成决心,哪怕是基层领导及时采取某些临时措施,就可能大大降低人员伤亡。这就是 “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的人民战争思想,在预防地震中的应用。(苏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