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命加入中国的隐蔽战线,参与境外情报搜集工作

kamkwongho 收藏 9 13141

“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一个充满危险也充满自豪感的工作中来,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禄位、没有名声也没有厚利的工作。失败就等于死亡,而胜利归来时,也不会有一支军乐队。随着那些过时档案的归档,你的一切,将淹没在历史的尘雾中……”


———作者手记




集中培训 奉派出国


我潜回自己的第二故乡


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边、曾在西贡读书、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华侨———常修文,突然被党组织选中,奉命加入中国的隐蔽战线,参与境外情报搜集工作。


集中培训 奉派出国


我潜回自己的第二故乡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和妻子接受了高强度的培训。


1959年元旦后,领导发布了派出命令:目前,有关越南南部的情况,主要依靠一些从南越出来的人提供,质量不高,来源也不够稳定。我们希望派遣自己的干部进入越南南部地区,并在当地立足扎根,以便搜集第一手资料。派出之后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突破南越统治禁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我和妻子在香港停留了几个月,办妥了各项手续。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我妻子暂时留在香港。1959年3月,我由香港乘坐法航班机,前往我的第二故乡———金边。


由于我的全家人都在金边,因此,我很快就在金边站稳了脚跟。我还必须进入南越的西贡,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1959年的夏天,我进入越南南部的“敌占区”展开工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办一份合法的身份证。


进入西贡,随处可见美式战车、运兵车在南越的街道上穿梭奔驰;美国人驾驶的喷气式战机突破音障发出的巨响,常常惊醒梦中的南越居民;这时的美国军队尚未正式介入越战,但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美国军队,已经来了!


有了美国的支持,吴庭艳政权不仅拒绝进行民主选举,而且对南越境内所有抗击过法国殖民者、同情共产党的居民进行大肆搜捕。为了镇压百姓,吴庭艳甚至搬出了中国古代的“连坐法”,只要发现一人同情共产党,就会抓走一批人审讯。整个南越地区,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除了工作环境的险恶,还有两件事最难。


其一,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政府的各项资金都不充裕,因此,党组织无法提供工作经费以及生活经费,一切“费用”都要靠你自己去“赚取”,而且组织上还规定:不许巧取豪夺,不许参与走私。其二,深入敌后,千难万险,你在工作,你在战斗,但是没有勋章,没有荣誉;即使不幸被捕,党组织也不能像美国中情局、前苏联克格勃那样出面、花钱营救你。


1959年夏末,我回国汇报工作。党组织随即下达了新的工作指令:“在继续做好生根立足工作的同时,必须设法在柬埔寨、越南之间,开辟一条通畅的交通线,准备在必要时输送人员和重要物资。建成这条交通线的时间,不受限制,但必须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绝对安全。”


这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建成这样一条“绝对安全”的秘密交通线,偷渡边境要花钱,办理证件要花钱,广交朋友更要花钱……可我偏偏没钱!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已经逝世;我母亲年事已高,她自己的生活还要靠我的兄弟赡养;而我的兄弟们也只是小本经营的普通商人,而且,就算他们有钱,难道我能伸手朝他们要钱?


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我岳父岳母的)女婿,回国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最害怕见到自己的女儿和岳母。因为我们夫妻双双出境工作,在广州的小女儿,只能由她的外婆代为照看。女儿每次看到我们,总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在她身边多待些日子。可是,我们刚刚抵达广州,休息几天之后就必须北上京城,接受组织下达的新命令。


抚摸着女儿的头,我说:“小梅乖,爸爸去北京,会给你带回许多东西。”女儿哭着说,“小梅不要东西,只要爸爸!”岳母的牢骚更大,“你们既然要出国,就不该把我从国外喊回来!我这么老了,还要替你们照顾孩子!你们谁都不要出国工作了,难道就你们夫妇俩有本领,非你们去不可?”


可是,再次出发的时间到了!1960年元旦过后,我必须离开美丽的羊城,再次南下(根据组织要求,我的妻子继续留在香港)。那一天是周末,单位的领导都来送行,可我的岳母却带着小女儿去买东西了,因为她老人家害怕小梅会哭闹着不让我离开……


违背规定 参与走私


我圆满完成了上级指令


1960年初,我重返金边,然后又重返西贡。我的朋友已经帮我办妥了我在南越的身份证件,接下来就该考虑如何完成“建立运输线”的任务了。


考虑再三,我决定违背上级组织的相关规定,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我以为,这样做至少有三大好处:其一,参与走私,就能在越、柬边界地区长时间地自由往来;其二,参与走私,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其三,参与走私,才能够逐步积累资金,并最终完成党组织下达的“建立绝对安全的秘密运输通道”的艰巨任务。


需要说明,我在国内参加隐蔽工作时,培训我的个别领导曾经对我宣布过许多清规戒律:“不许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不许参与赌博”,“不许……”“走私就是犯法,如果走私被捕,一则影响工作,二则损坏名誉。”


在国内接受培训时,我也觉得这规定很有道理,但当我身处越南、柬埔寨边境地区,当我面对上级领导下达的“任务和指令”时,我才发觉,某些清规戒律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我开始按照自己过去经商的经验,在越、柬边界上,学着走起私来。


从1960年初到1961年的夏天,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走遍了越、柬边界上的所有走私通道,以便最终选择一条最为合适的“秘密运输通道”。与此同时,我的走私能力和走私活动,也越来越成规模了,甚至可以用“有声有色”、“成绩斐然”来形容。


在开展上述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在经济与法治落后的国家,部分“缉私者”往往和“走私者”存在着“共生”关系。当时的越、柬边界,控制十分严格,主要是吴庭艳政权害怕柬埔寨亲中国的金边政府,会对他们“渗透”。可是,边境的控制越严,当地的走私活动就可能越猖獗。


再者说,吴庭艳政权的边境工作人员,工资微薄,如果仅靠政府发的薪金,生活自然拮据,为了改善生活,他们对于能够和他们平分走私利润的人,往往会网开一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言之,如果走私者不愿和缉私者“共享胜利果实”,那么他们就会遭遇严厉搜捕;但如果你心甘情愿地奉献走私所得的部分高额利润,成为缉私者的“衣食父母”,那么他们就会庇护你、包庇你,甚至冒着风险帮你把私货“护送到”你所指定的目的地。


一年半之后,“安全和可靠的交通线”,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我则成了越、柬边界上众多“走私犯”中的佼佼者。我在边界的两侧,同时保持有“良好信誉”(缴纳足够的利润给缉私者),以致我完成上级任务、“改邪归正”不再参与走私之后,许多我过去结识的走私者仍会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我这里,或者干脆把货物交给我,请我代为销售。


千万别以为我会坐在金边或者西贡的家里,休闲地等着我所雇佣的走私者“帮”我把私货偷偷运到目的地———无论旱季还是雨季(注:越、柬两国,没有春夏秋冬之分,只有旱季、雨季),我都会穿行在丛山密林之中,参与走私。


在那些不见天日的茂密丛林中,我走过迷宫式的小路;在那些被洪水淹没的白茫茫的湖面上,我在隐秘的水草丛中乘船潜行;在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曾和我的伙伴携带利刃,通过阴森可怕的地区———因为那些地区据说有野兽,也有强盗。


脚上长着又粗又厚茧子的“苦力”,都是我这个“老板”雇佣的走私分子,他们说,这个“常老板”为了谋取厚利,真是不惜冒险、不惜吃苦!可是没人知道———为了完成任务,我必须踏遍每一条走私小路,以便最终确定哪一条路才是最为安全的,哪一条路还可以作为“越、柬秘密通道”的备用之路。


放手赚钱 化敌为友


我成为境外“大商人”


1961年夏天,我再度回国汇报工作。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要求我“千方百计地在南越生根立足,创建基业,以便更进一步地开展工作。”这就是说,党组织认为我在境外的“挣钱方式”,对隐蔽战线未来的工作,十分有利。


根据“创建基业”之要求,返回金边后,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间,我更加放开手脚地大做生意。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我从香港买入可以在金边和南越畅销的短波收音机、电视机、电唱机、唱片等物品,运回金边、运入西贡;同时,从香港购买人参、高丽参、西洋参、东北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利用航空包裹等形式,寄往金边……为了生意上的需要,我又和金边海关的官员们交上了朋友,通过他们帮忙,把各种货物作为旅客用品,报关进入。这样小批零的贩运,本钱小、课税少、周转快,可以立竿见影地积累资金。


与此同时,我开始学着买卖二手汽车,并利用父亲传授的部分医学知识,与人合作,在金边和西贡两个城市,先后开设了自己投资的制药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商业运作,不但为今后的工作积累起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更好地掩护了我的真实身份,使我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


一名隐蔽战线的特工,竟然需要自己去筹措资金开展情报工作,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情报工作的真实写照。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据我知道,有不少被派遣出国的工作人员都能体谅国家的难处,除了努力筹措在海外的工作经费,有的同志甚至自愿放弃国内的那一份工资。这种革命情操,在当时的隐蔽战线,被视为“理所当然”。


1962年深秋时节,我利用前往香港采购制药厂化验仪器的机会,再次返回国内,汇报工作。由于当时国内的经济尚未从困难中复苏,我在香港采购了大量食品带回国内。我的妻子这时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可惜,由于怀孕时营养不良,孩子并不那么健壮。尽管如此,我带回的大量食品,除留一部分家用外,仍有一部分交给了组织,请组织代为分配,以照顾机关内其他有病的同志和家属。


在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后,上级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我提出:由于金边、西贡两个地方的工作繁多,且我“创建基业”的商业活动也越做越大,因此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我的妻子———子辛,随我外派,助我一臂之力。


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这一请求。1962年冬,子辛带着我们的儿子,抵达金边。


组织上为什么


会选中我?

说来话长。1927年,我出生在金边,从小在金边长大,父亲是久居金边的华侨医生。10岁那年,我在金边私立小学读四年级,“卢沟桥事件”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华民族抗日情结,迅速蔓延到了金边的华侨聚居区。


小学的李校长非常爱国,他招募的许多老师都热衷于在课堂上向我们这些华侨小孩讲述爱国情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趁机占领了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日军占领金边后,当地西药的输入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金边缺乏西药,却使我父亲的中医诊所愈加忙碌起来,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儒医名望传播得更远了。


1943年冬,我初中毕业,不过,金边城里却没有华侨高中学校,当地的华侨子弟若想继续深造,就需到越南南部的大城市———西贡去,那里有好几所寄宿制的华侨高中。1944年2月,我独自前往越南的西贡市读书。


六十年前,西贡就已是越南南部最大的经济、商业中心,这里有东南亚著名的深水港,有闻名遐迩的“新山一”国际机场。因为越南、柬埔寨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因此西贡素有“小巴黎”之称。西贡的“堤岸区”,则聚集着数十万来自祖国各地的华侨。由于城市发展迅速,西贡和堤岸在三十年代就已合并成统一的行政区域,简称“西堤联区”。


在西贡,我不仅读完了高中课程,还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外围活动,还和自己后来的妻子———子辛,开始恋爱。子辛的父亲,是西贡著名的华侨商人,他往返于越南、柬埔寨的边境,从事边贸生意,家境颇为殷实。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我返回金边教书。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金边的华侨渐渐分成了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委员长;另一派则认为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我,一个20岁的华侨青年,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这一边。


40年代末,国民党驻金边的大使馆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拼命勾结柬政府,“压制”拥护共产党的华侨。为了避人耳目,我干脆辞去了教员工作,像子辛父亲那样,开始学做生意。没想到,在前辈和友人的帮助下,短短两三年时间,我就成了金边小有名气的“布行经纪人”,挣到了一大笔钱。


1949年,我和子辛结婚。


1950年,我提出“放弃在金边的事业,回国工作”。我的母亲不同意,她老人家认为:凭借我在商场上的优异表现,应该成为常家光宗耀祖的“希望之星”。幸好我父亲认为:好男儿志在千里,既然我的两个哥哥都在柬埔寨生活,那么常家也该在自己的老家———中国广东留下一股血脉。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实现了回国工作的夙愿,并在祖国的怀抱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越南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其背景如下:二战结束,越南人民在越南共产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又进行了十年的抗法战争。1954年,越南人民取得“奠边府”大捷后,法国殖民者不得不撤出越南。


1957年,联合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决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将越南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分别交由两个不同的政府领导。越南北方,由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南方,则由美国人扶持的吴庭艳领导。联合国同时规定:当年7月举行越南的全国大选,选举出统一的越南中央政府。可惜,由于美国的插手,这次大选未能如期举行。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冲破美国的反华包围圈,决定派出情报人员,深入西贡、金边两座城市,搜集情报。由于我前面交待的那些琐碎经历,组织上决定调派我加入隐蔽战线,从事境外的情报搜集工作。(未完 明天续登“我和国民党特工交“朋友””)



铁 戈

(授权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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