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国民党特工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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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size=16][B]我和国民党特工交“朋友”[/B]   在金边和西贡从事情报搜集的,除了我党派出的谍报人员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台湾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车生意的萧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常先生,我看你一点也不像是中共派来的特务!”   听了这话,我吓了一跳,但表面上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你大概是看特务小说看多了,你怎么会把我和中共特务扯到一起呢?”   萧先生笑着说:“依我看,你当然不像什么特务,倒像是《西厢记》里的张生,很有点风流倜傥呢。上次‘巴黎’西药房的女老

我和国民党特工交“朋友”


在金边和西贡从事情报搜集的,除了我党派出的谍报人员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台湾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车生意的萧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常先生,我看你一点也不像是中共派来的特务!”


听了这话,我吓了一跳,但表面上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你大概是看特务小说看多了,你怎么会把我和中共特务扯到一起呢?”


萧先生笑着说:“依我看,你当然不像什么特务,倒像是《西厢记》里的张生,很有点风流倜傥呢。上次‘巴黎’西药房的女老板说起你,还说是没见过像你这样潇洒的汽车销售经纪人,要我介绍你和她认识呢!可是,我虽然说你不像中共特务,但周先生一口咬定,说你是中共派来的。他不但告诉我一个人,而且还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多人。”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边华侨,他的父亲也是金边很有名气的中医。周球曾和我同在金边的学校读书。抗战期间,周球返回国内,参加过国民党在江西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出征缅甸,接受过抗日战火的洗礼,在部队中一度官拜少校。


小时候,我对周球很是崇拜,但抗战胜利之后,我和周球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开始分道扬镳。1949年之后,周球去了台湾,娶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儿,我则于1950年返回国内,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因此,1960年我刚刚返回金边时,就有朋友告诉我:“你要小心周球,听说他现在是国民党某机关派到金边来的,知道你要返回金边,他对你很有看法呢!”现在,周球终于公开了他对我的“看法”!


萧先生的这番议论,让我对自己的“表现”和“处境”更加警觉起来。既然我们同在金边工作,那么,周球对我的“看法”,就是隐藏在我身上的癌细胞,就可能随时发展成为致命的绝症。我必须想办法扭转被动局面!


周球喜欢阅读武侠小说,我们从武侠小说,说到了儿时在一起玩耍的情况,越聊越热乎。


周球又主动打听我们的校友刘标———我的这位同学,也很倒霉,回国之后,多次被怀疑为“特务”。更加倒霉的是,每次来了运动,他都会主动承认所有的莫须有罪名,结果搞到最后,他似乎变成了全世界各个“敌对国家”的特务了。


我用幽默调侃的语言讲述了这些满怀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学的悲惨下场,惟独没有“涉及”我自己返回金边的理由。不过,透过我在讲述时的语气和表情,周球大概已经推论出:这家伙在国内,肯定也是四处碰壁,所以才不得已跑了出来。


经过两次谈话,当然不能打消周球对我的怀疑。


为了做好防范,我首先在家养了一条机警的德国猎狗,只要有人靠近我的大门,这条猎狗不会狂吠,却总是立即跑到大门旁边,等待“访客”进来。与此同时,我也在耐心等待机会,准备和周球一起做一单生意。


我从侧面打听到,周球领取的台湾津贴,数额不少,但是,他的太太、儿女搬到金边之后,他的生活支出,已经渐渐不够宽裕了。


恰在此时,有人卖给我一批法国进口的瓷砖,价格十分低廉。我全数吃进这批瓷砖后,立即找到周球,请他设法找人,转手把这批货物高价卖出去。这是周球第一次做生意,他四处寻找买家,果然把这批瓷砖卖出了一个好价钱,赚了一大笔。


我把利润的大部分给了周球,同时在金边的朋友圈子里,到处赞扬说周球的门路广,这笔生意,多亏了他卖得价钱高,所以才能赚大钱。这些背后赞扬他的话,自然传进他的耳朵,周球听了,怎么能够不感谢我呢!


经过两三年的交往,周球对我的怀疑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亲王下令搜捕国民党在柬埔寨的特工,并不从事暗杀行动的国民党高级特工———周球,也遇到了麻烦。


一天晚上,周球忽然敲开了我家房门。原来,柬埔寨的军警已经开始上门找他的麻烦了,他语无伦次地告诉我:决定离开,但家中除了妻子,还有一儿三女,倘若一并撤离,势必很难脱身,因此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可是他走了之后,又害怕柬埔寨的军警到他家里搜查,趁机抢夺财物,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和美钞现金,全部委托我来保管,一旦他的妻子儿女缺钱了,再到我家分批领取。


我当即决定:帮助这位国民党特工保管财物,同时决定“好人做到底”,顺手给他写了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边境时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帮忙。


后来返回国内,我把自己做的这件事,如实向组织汇报了。上级两次肯定了我的做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从那件事之后,周球在西贡、金边的许多国民党朋友,也都慢慢成了我的“朋友”。


组织要求 设立电台


我和妻子学习无线电


长话短说,我在金边、西贡、越柬边界上的工作,一切正常。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积累的资金越来越多,组织上交待的所有任务,我都能按时完成。


1966年,我和子辛再次经香港返回国内,汇报工作并分析南越战争的未来走势。没想到,组织上突然通知我们:根据我们夫妻工作表现,决定交给我们一项全新的任务:由我们担任电台的报务员,并在南越筹备建立我党的秘密电台。


读者肯定清楚:身在敌占区的谍报人员,即使偶然暴露身份或者被发现,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都可以坚决不认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随身携带了无线电台,那么一旦被人发现,你的身份也就立即被确认了。因此我知道,携带电台出境,无疑是一件万分危险的新任务。


为了学习无线电台的操作,我和子辛在北京开始了新的学习。上级派来了两位工程师,耐心地向我们传授无线电收发报和密电码翻译。


在敌占区工作,电视机、收音机坏了,可以拿到专门的修理部去修理,但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无线电如果坏了,如果发生故障,那就必须自己动手修理,因此,我们的学习是紧张和无所不包的。电台必须拆开来重新组装,每一个零件的备用件是什么,用什么零件可以替代更换,判断乃至寻找机器的故障在哪里等等,统统都要学。


三个多月之后,我和妻子结束了紧张的学习,返回羊城。我的女儿小春梅看到爸爸妈妈同时回来了,非常兴奋,那时候,孩子们最喜欢唱的歌之中有《红梅赞》。我和女儿谈起了这首歌,我问女儿:“你懂不懂这首歌的含义呢?”孩子居然告诉我:“我懂,幼儿园的阿姨说了,你们的爸爸妈妈虽然都是‘外面的’,但他们都是天下最勇敢的人,和《红梅赞》里的江姐是一样的!”


原来,孩子是在机关的幼儿园里生活,阿姨们居然透露了这样重要的“情报”。好在阿姨又嘱咐了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外工作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


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一个充满危机也充满着自豪感的岗位之上。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鲜花,没有名禄,也没有丰厚回报的危险岗位。失败,等于死亡;凯旋,也不会有人为你举行欢迎仪式。你注定默默贡献,而且无论你的贡献有多大,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历史课本中也不会记载你的名字和你的功绩。即使你的一生已经结束,也只有极少数和你直接联系的上级领导,才知道你为党、为祖国做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即便如此,随着时间流逝,你的一切贡献都会在材料归档之后,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是的,当你投身于隐蔽战线的时候,你一生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你将终生默默无闻!


重返金边,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无线电台收藏好。第一,电台的收藏,必须绝对安全;第二,电台的取出(工作),必须十分方便。第三,万一发生重大变故,还必须能够迅速销毁电台。为此,我请朋友帮我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狗笼,里面有一个暗格,可以存放小巧的无线电收发报机。


与此同时,只要我开始收发电报,就会在电台旁边放上一桶汽油,并在身边不远处,准备好一个打火机。一旦情况突变,我必须和这部电台同生同死。


不论在金边还是在西贡,不论是雨季还是旱季,印度支那的天气都是闷热的,气温常常会达到30多摄氏度。需要发报的时候,我就让妻子把我反锁在房间内,在密不透风的房间内,汗流浃背地开始工作……


南越有战火 金边又政变


我的工作环境愈加复杂


从1968、1969年开始,美军在南越的军事局面越来越糟糕。越共游击队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下,越来越强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人策划了“金边政变”。


1970年1月7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毫无戒备地带着自己的亲信,前往法国看病休养,3月份,柬埔寨的军人朗诺,发动了亲美军事政变。3月18日,朗诺的军队占领了议会,宣布“罢黜西哈努克亲王”。3月29日,红色高棉的乔森潘等人,宣布拥护西哈努克,反对朗诺。整个柬埔寨,顿时陷入内战。


美国人支持的朗诺政权,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又宣布驱赶居住在柬埔寨境内的50万越南侨民,同时,为了追捕越共游击队,朗诺的军队还跨越边境,侵占了南越境内的几座小城镇。此时的南越政权,是靠美国人“输血的”阮文绍政权,可是,阮却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开始反击同样亲美的朗诺。


在这纷乱的局势下,我的一位商界朋友对局势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提出:转让他的运输汽车队。而这时的我,根据组织指示,早已开始经营汽车运输,并已拥有了十多辆卡车。看到机会不错,我决定代管朋友的那支车队,以便壮大自己的运输能力。


战火纷飞的年代,从事汽车运输当然是十分冒险的事,不过,战争的爆发也给汽车运输业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因为运输价格可以涨得很高———而且,我必须坚持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在越柬边界,拥有一条安全的运输通道。


为了完成任务,我和朗诺政权的军人们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因为倘若没有军人和军车的护送,在那样的形势下,汽车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每次出车之前,我都会打印货物清单、汽车编号,然后交给金边军界的朋友,把属于我的车队编入军车序列,然后在军车、军人的保护下,穿行于战火纷飞的越柬边界。


当国际红十字会在金边设立办事处的时候,我又立即和柬埔寨军队的后勤司令部取得联系,让他们把我———活跃于边境线上的汽车运输商人———介绍给国际红十字会。于是,我的部分车辆开始悬挂红十字标志,往来穿梭。到1971年,我的那位朋友,干脆把他的车队全部“卖给”了我,这使我的车队规模更加扩大。同时,当地许多独立经营的小车主,也非常乐意依附在我的周围,一起经营。


一个国家爆发内战,最倒霉的当然是该国的老百姓。由于红色高棉的部队打着拥护西哈努克亲王的旗帜,因此,1975年之前的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得到了柬埔寨人民的广泛支持,随着战局发展,朗诺的军队只能固守在金边等几座大城市内。中国有句古话:“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民。”随着朗诺军队的败退,撤入金边的所谓政府军,开始抢夺城内居民的财物,并随时射杀自己的同胞。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深刻体会“乱世民”的苦难。


红色高棉 杀入金边


中国特工被迫撤回国内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混乱的局势再次发生巨变。这一天,红色高棉的军队终于攻入了金边市区,朗诺的军队溃败逃走。可是,刚刚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负责人突然宣布:整个金边的约200万老百姓,必须全部撤离这座城市———撤退到贫困的山区去。


红色高棉在广播中给出的理由,一条是为了防止美国空军的轰炸;另一条则是为了改造“好逸恶劳的城市居民”。我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上级对于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化,显然也是毫无准备,因此组织上给我的指示只有短短十个字:“身份应保密,货物保存好”。这里的“货物”,就是我随身携带的秘密电台。


作为党员,作为中国隐蔽战线的外派情报人员,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带着我的家人和那部微型电台,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撤出金边,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最无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历史学家后来证明,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超过了柬埔寨的历代统治者!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红色高棉一拿下政权,就急不可耐地着手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然后推行合作社制度。他们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把知识视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干脆不设正规学校,学校改成监狱。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等,统统驱逐到农村,在文盲农民的监督和管制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还不让他们吃饱,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撤出金边后,我的无线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贫困山区根本没电,我带的干电池也迅速耗尽),我和祖国、和组织的联系,也全部中断。


那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难民。而且,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山区,我还染上疟疾。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因为我听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和红色高棉断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向金边派出了唯一的驻柬大使(朗诺政权时代,我国没有派驻柬埔寨的大使)。


我向红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干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他帮我向金边“通报”。回国之后我才知道,恰在此时,我的上级领导,北京的部机关———也向中国驻金边大使发出了电报,请驻柬大使帮助寻找失散的中国情报人员。我的名字,就在这份电报之中。


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乘坐卡车,返回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金边,见到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我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孙浩。孙大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你的领导让我代表他们慰问你!”


随后,孙大使通知我:根据我的上级的交待,我必须尽快把电台交给使馆,然后迅速回国休养。孙大使客气地问:“你是否愿意把电台交给我?”我立即回答:“您是祖国派来的大使,祖国相信您,我的上级领导相信您,我当然也相信您!”


孙大使又问我: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做什么?我想了想,坦率说:我们全家,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弟弟以及我弟弟的家人,都希望藉此机会返回国内,因为如果留在柬埔寨,他们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另外,我没有任何其他衣物,如果返回国内,此时正好是冬季,我们需要部分衣物,可否麻烦组织随飞机给我们送来部分御寒衣物,否则,我们这样的体质,恐怕无法抵御北方的寒冷……


孙大使立即嘱咐使馆向北京发报,转达我的请求。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


孙浩同志惊讶地问:“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孙浩同志也告诉我:组织已经回电,同意我家十人全部返回北京,御寒衣物,正在准备,会随机运抵。同时我还听说,到目前为止,大使本人也不能走出空城金边,因为红色高棉禁止大使先生深入柬埔寨了解情况。


三天后,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波音707的机舱内,只有我们全家和另外十多名大约是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飞抵北京上空后,我们穿上了组织随机送来的棉衣。走下飞机,我的领导———“王头”以及其他同事,早已和部机关的专车,一同等候在飞机的舷梯旁了,“王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铁戈

(授权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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