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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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无产阶级政权和民族核心利益的捍卫者,将永远载入史册,受到人民的敬仰。


邓小平指出:“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1]


毛泽东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者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无产阶级政权和民族核心利益的捍卫者,将永远载入史册,受到人民的敬仰。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创造前提、开辟道路。


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由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没有先进的理论为指南,无论是君主立宪方案,还是民主共和方案都告失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表明:照搬照抄别国的模式、不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国情,中国革命还是不能成功。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具体纲领、政策,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邓小平指出,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2]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了过渡时期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指明了走向社会主义的轨道。《宪法》规定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机构的组织原则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为新中国朝什么方向发展、达到什么目标做好了基本的制度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再也不是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共识。唯物史观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并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正像列宁所说:“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3]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表明中国人民的前一个历史任务基本完成。而要完成后一个历史任务,即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首先必须解决通过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即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


对中国来说,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首先必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把中国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国。从世界历史上看,无非有两条路: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当时,中国已经丧失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历史机遇,独立后的中国如果选择资本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就不可能摆脱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不但经济上依附于外国,就连独立和主权也有可能再度丧失。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这是人民民主政权所不允许的,共产党和劳动人民所不答应的。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4]


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如何搞社会主义,这是全新的课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5]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经验,指出:“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6]建国初期,政府实行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国营经济日益强大,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弱小且发展困难,苏联对中国政府大规模援助,说明具备了选择社会主义的条件。根据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党和毛泽东提出并实施“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指明了实现工业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胡乔木曾说,中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最重要事件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就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和中国历史的全局而论,重要的是,无论早几年或迟几年,保留多少私有成分,经济管理上和计划方法上具有多大程度应有的灵活多样性,总之,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7]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谁也没有成熟的认识和方案。党和毛泽东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在理论上做出创造性的贡献。


第一,阐明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原则。鉴于苏共“二十大”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在1956年4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他要求“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8]


第二,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原则。


在社会主义建设目标问题上,《共同纲领》提出要建立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1954年在全国人大开幕式上,毛泽东提出,要把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底、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9]这样形成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比较完整、准确的表述。1963年,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又把其中的“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据此,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0]


在社会主义发展步骤和时间安排问题上,毛泽东赞同“两步走”的战略设想: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11]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上正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12]1960年,毛泽东就提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50年不行,会要100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又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13]


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区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阶段。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14]


在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运动推动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立的双方既相互适应又相互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质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他提出,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的某些环节的缺点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加以解决。他强调,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党来领导。共产党员要成为“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15]


在社会主义主要任务问题上,他强调,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应该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6]1957年3月19日,他提出:“现在处在转变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17]


第三,制定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提出,我们是进入了这样的时期: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近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的时代了。[18]他提出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这个命题,要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他提出,要正确处理农业与工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中央与地方、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统筹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利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他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等是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强调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19]他还对经济体制改革做出初步的探索,主张“两参(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作为企业管理和开展技术革新的方针;他赞同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设想等。


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他提出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目标。他强调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就还有复辟的可能。他提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他强调要保障“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20]他强调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而不能破坏劳动纪律,作群众的老爷。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他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提出要把“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奋斗目标。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采取这样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21]他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他提出,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反对教条主义和保守主义。他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2]他提出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23]他强调要加强艰苦奋斗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4]他强调要培养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等等。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了先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邓小平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25]





毛泽东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者,而且在长达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旧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经济技术基础非常薄弱,部门行业残缺不全,到1949年,使用机器的工业只占17%左右;主要工业产品最高年产量,钢只有92万吨,煤炭6188万吨,电60亿度。正像毛泽东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6]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短短20多年,取得了旧中国所望尘莫及的成就。


第一,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78年,我国已经形成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建筑、金融、贸易旅游和综合技术服务等七大行业。从1952年到1980年,纱由65.6万吨增加到292.6万吨,布由38.3亿米增加到134.7亿米,原煤由0.66亿吨增加到6.2亿吨,发电量由73亿度增加到3006亿度,原油由44万吨增加到1.0595亿吨,钢由135万吨增加到3712万吨。粮食产量由16390万吨增加到32055万吨,棉花产量由130.4万吨增加到270.7万吨。[27]从1952年到1978年,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8万千瓦增加到11750万千瓦,灌溉面积由19959千公顷增加到44965千公顷,化肥施用量(折纯量)从7.8万吨增加到884万吨。[28]美国学者梅斯纳指出,曾经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小于比利时工业的规模开始,在毛泽东领导时期结束,却以世界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毛泽东的那个领导时期远非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29]


第二,经济的增长速度也是相当客观的。工农业总产值,1952年为810亿元,1978年为5634亿元,1952年至1980年年均增长为8.2%,其中农业年均增长为3.4%,工业年均增长11.1%。[30]1957年和1978年,中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的位次,谷物3→2;棉花2→3;猪牛羊肉2→3;化学纤维26→7;布3→1;煤5→3;原油23→8;发电量13→7;钢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31]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不仅高于美国、英国、印度等国家,甚至与日本、德国、苏联等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第三,教育和科技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从1949到1976年,普通高校学生从11.7万人增加到56.5万人,中等学校学生从126.8万人增加到5905.5万人,小学学生从2439.1万人增加到15005.5万人,全面所有制单位科技人员,1952年为42.5万人,1978年为434.5万人。[32]“毛泽东时代是中国教育资本积累最快的时代,是为今天一切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的时代。没有毛泽东时代这个结构性的转变,结构性的飞跃,中国就会永远在现代化之外徘徊,是毛泽东时代积累的教育资本使中国进入了现代化,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大门。”[33]


第四,国防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建立起来。人民军队改变了依靠缴获敌人的武器来装备自己的状况,逐步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防工业。不仅能够成批生产飞机、坦克导弹、舰艇等常规武器,而且还掌握了国防尖端技术。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导弹核武器首次发射成功,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卫星发生成功。这对国防实力的增强和国家地位的提升具有战略意义。邓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34]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不仅改变了旧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而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奠定了基础。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指出:“中国在改革前实行的社会主义政策为其市场经济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1979年前在扩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实行土地改革等方面的成就,使改革后的政策更加成为可能。中国的改革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受惠于早些时候中国的改革前的政策。”[35]这是具有历史眼光的真知卓见。





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社会主义航船的领航员,毛泽东总是要从战略上、全局上思考如何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核心利益。


作为一位世界性的伟人,毛泽东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世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极大改变了国际格局。世界爱好和平与发展的阵营大大增强,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受到打击。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开幕式上宣布:“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36]毛泽东主张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主张建立国际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且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37]即使对美国,毛泽东一面反对其霸权主义和侵略政策,另一方面还主张发展两国合作关系。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中国的时期,中国同当时世界上130个国家中的11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开始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政策,开创了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的新阶段,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邓小平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38]


中国革命的胜利瓦解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他们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1950年美国入侵朝鲜,并派第七舰队侵占台湾海峡,严重侵犯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毛泽东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抗美援朝的胜利为国家大规模的建设赢得巩固的和平环境。“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因而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1969年3月,为了保卫黑龙江上只有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毛泽东顶住苏联的核讹诈和战争威胁,毫不妥协地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共产党执政的中国绝不能丢失一寸土地。毛泽东是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的捍卫者,这是近代以来旧中国任何领导人都无法比拟的。


当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等政策难以达到扼杀中国革命和消灭社会主义时,他们逐步提出和实施“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早在1949年7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提出受西方教育的“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毛泽东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等评论文章予以坚决回击。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披露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认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实现和平演变。”1958年10月,杜勒斯明确表示,要用“和平方法”改变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


1959年11月,毛泽东指出,杜勒斯所谓的“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39]1959年12月,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是保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也要消灭民族独立运动。一套办法是用战争手段,另一套办法是用和平手段。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拉拢的对象,帝国主义尽力扩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内部通过和平演变来搞垮社会主义。[40]1964年6月他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不灵,但也可能灵。[41]


毛泽东强调,“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是复辟与反复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他坚决反对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图谋,反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路线,反对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问题上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言行,并与之进行了有利有理有节的论战。他认为在国内最重要的是防止修正主义。


如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在1964年7月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中,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研究了国际的主要是苏联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初步提出比较系统的理论和政策。尽管有些观点和意见带有“左”的痕迹,但这些基本原理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防止“和平演变”的关键是加强党的建设,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诫全党保持理想信念,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决不当李自成”。他强调要保持党同群众的密切关系。“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42]“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没有人民就会垮台。”[43]他强调要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党的干部内部形成特权阶层,反对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严格要求干部子女,“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干部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44]他提出,为了保证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保证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继续前进、防止和平演变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而接班人必须具备5条标准:一是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一是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三是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团结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四是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五是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45]他强调,只要无产阶级革命的接班人在大风大浪中成长,帝国主义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图谋就会破产。毛泽东为捍卫党的先进性和人民根本利益可谓鞠躬尽瘁。


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重新走资本主义道路,反证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中国之所以顶住80年代末****的影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遵守毛泽东的教导,对“和平演变”政策保持了高度的警惕。1988年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指出:“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46]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在吉尔吉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搞颜色革命,建立亲西方政权,就是新形势下“和平演变”政策的继续。因此,许多有识之士警告“颜色革命”在中国悄悄进行,并不是杞人忧天。在我国,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切莫掩耳盗铃,熟视无睹。


正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人物一样,毛泽东也犯过错误,甚至犯过全局性的错误,但他所犯的错误怎么能和他的伟大功绩相比拟呢。“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47]作为20世纪的世界伟人,中华民族的英雄,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和中国人民的忠实儿子,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始终鼓舞着我们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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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5页。


[3]《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


[7]《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260页。


[8]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4页。


[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1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01页。


[1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1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1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8页。


[17]《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9页。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2页。


[19]《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2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2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


[2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23]《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24]《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2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27]《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166页。


[28]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29] [美]M·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88页。


[30]《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4页。


[31]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333、335页。


[32]国家统计局:《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435-436、440页。


[33]《永远的毛泽东——网上<毛泽东纪念馆>留言选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8-49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35]转引自沙健孙:《毛泽东与20世纪的中国》,《党史文汇》2003年第12期。


[3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3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3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2页。


[39]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40]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1页。


[41]逄先知:《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2页。


[4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4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0-381页。


[4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11页。


[4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85-87页。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页。


[4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页。


来源:《中华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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