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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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九七二年演讲:今日中国 洛伊斯·斯诺 原载《参考消息》1973年10月 洛伊斯·斯诺一九七二年在美国各地的演讲稿《今日中国》(一) [本刊讯]斯诺夫人洛伊斯·斯诺在一九七○年、一九七二年两次访华后,到美国各地演讲,这是她的题为《今日中国》的演讲稿全文,本刊从今日起连载如下: 有人说,“每个男人都有他自己心目中的中国”。我想每个女人也有她心目中的中国。我自己成年以后的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包含着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和个人的接触——虽然只是到了一九七○年我才第一次到中国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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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演讲:今日中国



洛伊斯·斯诺 原载《参考消息》1973年10月




洛伊斯·斯诺一九七二年在美国各地的演讲稿《今日中国》(一)



[本刊讯]斯诺夫人洛伊斯·斯诺在一九七○年、一九七二年两次访华后,到美国各地演讲,这是她的题为《今日中国》的演讲稿全文,本刊从今日起连载如下:


有人说,“每个男人都有他自己心目中的中国”。我想每个女人也有她心目中的中国。我自己成年以后的生活中有很大一部分包含着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和个人的接触——虽然只是到了一九七○年我才第一次到中国去。我于一九七一年初从中国回到美国,当时美国人访华还是极少有的,但是却没有很多人真正感兴趣——那还是在“乒乓球”以前的时期!


我第二次的访问是在今年春天——在“乒乓球”和尼克松先生访华之后——偕妹妹和儿子重返中国,去向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致谢,感谢去年冬天在我丈夫一病不起的时候派到瑞士我们家来的中国医疗队给予的无法衡量的帮助。这些医生和护士为我丈夫解除了剧烈的疼痛,给他带来了他在别处所得不到的照料和安慰,而且使他能平静而体面地死去,这样不但使他好受一点,而且也使我,我的孩子们,以及关心我们的亲友都好受一点。他们使每一个到我们家来的人都深深感动。他们的照顾起这样大的作用,不是由于中国人有什么神密的或神奇的医学知识,而主要是他们的态度。我今天想介绍的就是这种态度——这样一个社会里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这个社会里,价值标准和我们非常不同,因而人们的思想行动也非常不同,尽管他们从根本上讲都是和你我同样的人。


我们称之为竹幕的那道无知造成的屏障两边都在一点一点垮下来,这正是时候。这一屏障多半是由我们造成的,而且对我们是很不利的。现在在联合国,中国已是世界政治的中心,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中国是不会消失的。如果我们多年以前就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和许多其他人本来可以免于多得说不完的悲惨遭遇。越南战争也不一定会发生。


我是在不寻常的情况下看到中国的: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诺,从这个国家的革命处于婴儿时期就认识了这个国家——他第一次见到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一九三六年在中国的西北,在他们刚完成长征之后


——那次会见使他写了《西行漫记》一书,使全世界和许多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存在。在抗日战争以及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内战的岁月,他对中国一直有了解。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一个罕见的美国人——又回到中国,报道那些年来的发展情况。一九七○年我同他一起访问中国,在那里呆了五个月。正是通过他,由于他的缘故——他的经验丰富的眼睛,他对中国人民、语言、历史的第一手知识——我能看到这样一个中国,否则我是看不到的。我会见了许多老革命家和领导人,也见到了这个国家的许许多多普通人。我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很大一部分——当然没有全看到——但是我在对新旧中国都了解的人的陪伴下作了广泛的旋行,共同取得了不算肤浅的经历。


因为我是演员,我比较注意中国的戏剧,结果写了就要出版的《中国的舞台艺术》一书——是关于新的革命京戏和芭蕾舞的。在中国,不是把戏剧看作仅仅是轻松的娱乐而已;戏剧是一种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有效的、宝贵的途径,而且对于了解发生革命的根源也有很大帮助。


几世纪以前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造成今天革命的中国。不了解这部浩瀚的历史对于了解今天的中国是一大障碍。过去的情况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多数人受苦受难。中国虽富,却一直很穷——现在也还是穷的。尽管有了很大的经济上的进步和工业发展,它还是一个不发达国家,而且主要是农业国,刚刚在开始发挥它的巨大的潜力。中国虽新,却又古老。传统、古老的文化、迷信、战争、与世隔绝、剥削、饥饿、勇气、坚韧,这些都是了解它的过去的关键字眼。中国的历史不是我们的历史——用西方的标准来判断中国就会使人完全迷失方向。了解它的过去的人对今天所看到的都感到惊奇。对比实在鲜明。社会主义(还不是共产主义,虽然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使中国起了很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是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的。直到最近,除了少数突出的例外之外,几乎所有我们的报纸和政府告诉我们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况都是错误或歪曲的。为了使你们对中国是什么样的有一个概念,我先讲讲中国没有什么。


那里没有人挨饿,没有饥荒(而这个国家过去是周期性地饥荒成灾的);不再有瘟疫;没有失业(也没有装有记录工人上下班时间的设备的钟);没有内债,没有外债;没有通货膨胀;没有个人所得税,没有遗产税,没有销售税,当然是有税收的,但不收个人的税;没有证券交易市场;没有专利权,没有银行抵押;没有当铺;没有黑市;没有金融投机;没有在任何外国的军事基地,没有战争;没有在中国边境以外的作战部队,没有真正的义务兵役制——军队是有的,没有肩章和明显的军阶,但是参军要求的条件是非常高的;没有色情文艺,没有诲盗的书,没有恐怖电影,没有黄色杂志;没有脱衣舞;没有离婚丑闻;没有妓女;没有性病;没有吸毒或贩毒帮;没有匪徒;没有赌博;没有酗酒;没有酒吧间;没有夜总会;没有私人汽车;没有公路上的谋杀案;没有乞丐;没有贫苦无告的人;没有种族歧视,没有特权阶级;没有对富人的羡慕;没有地主;没有无家可归的人——虽然中国很穷,它的住房还带有这个国家经济落后的烙印,这点谁也不想掩盖。几乎没有什么教堂或传统的宗教,没有律师,没有罚款,没有离婚赡养费,很少有人自杀,相对说来很少有人犯罪——街道和交通警察(男女都有)都不带武器。没有私生子,没有流落街头的孩子,没有孤儿院;没有小学、中学或大学的学费;没有强制教育,也没有逃学;没有无人照顾的老人,很少养老院——不需要;很少浪费;没有小费;没有脏东西;没有处理垃圾问题;几乎没有苍蝇或害虫——极少新的污染。现有的污染大多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中国人对此很注意,已采取措施防止将来的污染。(一)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07




洛伊斯·斯诺一九七二年在美国各地的演讲稿《今日中国》(二)



现在再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充足的食物,过得去的衣服和住房(基本的、简单的,但大家都有);体育、报纸、电视和广播——没有广告,没有商业宣传,但是外国新闻很少,并受到严格控制;有图书馆和书店,大力强调政治方面的书,那就是说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有一批精干的芭蕾舞、戏剧、京戏和电影向愈来愈多的观众开放;有也许是世界上最精致的手工艺,还有一些世界上最现代化和最长的桥。


有公路、公共交通工具和成百万的自行车。有着货源丰富的百货商店和各种商店——还有令人难以置信地有礼貌的售货员和顾客。有男女平等——虽然还不是百分之百地被接受——同工同酬;平等的政治权利;平等的社会福利;充分的卫生和医疗保险,免费注射防疫针,普遍的产前检查和普及于每一个人的广泛医疗网;有保障的生活和老年的保证,稳定的物价,有保障的免费丧葬;广泛的、便宜的托儿站和幼儿园;八小时工作制;五十六天产假,工资照付——免费计划生育,免费避孕,在需要时免费人工流产——只需母亲单独要求就可以,并有两星期假,工资照付。有离婚,但很少,因为结婚不是匆匆进行的,并且总是尽一切力量通过劝告和集体的帮助来解决基本问题,以促使夫妻和睦相处。有房租控制和不交税的私有住宅。有密切的家庭生活,老少合住;互相尊重,对别人负责——有一种无私的精神使“我”字大大缩小。有深刻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积极性。有自力更生——表现在个人努力使自己的力量、智慧与才能为集体服务。有一个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分权的政策——一项越来越成功的自给自足计划,全国每一个地区、省或市都在建立自己的工业和农业(目的是在谷物、食品、原料、灌溉、机器、运输以及在外国侵略或自然灾害情况下使生产照常进行所需要的工具和零件等方面都能独立)。有从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所负的责任这一角度强调的国际主义,有兴旺的对外贸易,文化交流,有武装民兵——还有防御性的核武器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将近八亿人口)。就在不久的过去,它经历了严重的堕落、毁灭性的通货膨胀,贪污腐化的政府、饥荒、侵略、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疾病和贫困的蹂躏。现在它已有了大踏步的进步,而前面的道路还是漫长的。举个例子来说明刚才列举的一些“有”和“没有”的东西:例如犯罪。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只有大约一千名警察。象北京这样一个大约七百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一座监狱。我去看过。这座监狱很小。有几百名犯人,男女都有,女的少一些。监狱很干净、简单、朴素。但是尽管在里面住的人当然不是受到娇养,他们还是受到人道的待遇,他们不是在接受惩罚,而是在接受改造——通过生产劳动和政治思想的学习来改造。没有体罚,至少人家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体罚的迹象。吃的和外面一个工人一样。我们看到的守卫都是不带武器的——不过在监狱的区域之外有一个地区是武装哨兵守卫的。有死刑——是在经过一系列的保护性上诉之后才执行的;死刑不常发生。人家告诉我们,在为数极少的判处死刑的人中间,大多数人都得到一段重新做人的时间,这是一个表示悔改的机会,只要态度改变,就可以减刑。重点是在尽可能地改造人。据我了解,被认为死不悔改的是极少数,虽然改造的道路可能是艰苦而漫长的。哪些人关进监狱呢?反革命。那些企图推翻政府而犯下反对国家反对革命的罪行的人;间谍,卖国贼;毁坏国家财产的人;少数犯谋杀或强奸罪的。有一些小偷——不过看来小偷是很少的。i


为什么犯罪的人那么少?有一次,我们在农村的公路上驶了好多里路,路上挤满了行人、骑自行车的人、大车、大轿车等等,却看不见警察或警车,我就问陪我去的中国人,如果我们的车撞了人会怎么样。他告诉我受伤的人将立即被送到最近的医院去。我们并不把这一事故向警察报告,受伤者所在的公社或组织会照顾他。我故意出难题:如果我们车撞了人就开走了怎么办?对方停了很长时间,然后带着迷惑不解的心情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呢?我找出一个理由:假设我们喝醉了酒。立刻出现的反应是:“你为什么要在喝醉了酒的时候开车呢?”他们似乎不理解这种想法——或是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发现,任何人需要帮助时都会得到同样的关心。我问过另外一个问题:如果陈夫人忍受不了,拿起茶壶把她丈夫的头打破了怎么办?得到的解释是远在陈夫人达到这个地步之前,她一定早已表现出不愉快或是情绪紧张的征象了。她的工作一定会受到影响,她的邻居一定会注意到;不会没人管她,让她自己在问题中摸索,直到爆发的地步。我提到了一些中国没有的东西;我忘了提一点,就是私人秘密。每个人都关心别人,没有一个人受到忽视或排挤——你不可能挨饿,你不可能一个人生病而没有人管,你不可能受伤躺在那里无人照顾,你的问题如果影响了工作或与别人的关系,就不可能长期隐藏或不拿出来讨论。也不大容易秘密谈恋爱。如果偷了钱要花掉,如果擅自拿了别人的衣服要穿出去,或是有了一块新的手表而不使人注意到,那都是十分困难的。你也不可能弄一辆车来开,或是不经允许无故脱离工作岗位,或到国内其他地方去旅行而就此销声匿迹——不过如果你需要或是有正当理由要旅行或搬家,那是完全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你想要犯罪都是不容易的。大多数人都缺乏犯罪的动机。没有私人财富的炫耀,没有珠宝或奢侈品的诱惑,没有巨额的现金,生活水平和生活习惯的差别很小,没有吸毒问题需要处理。


以青年为例:中国的儿童是健康的——从体格上看是很明显的——我所遇到的大多数青年都是安详、有礼貌、勤劳的,并且受到一切围绕着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和思想的锻炼。这叫做毛泽东思想——即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运用于中国的具体需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有一个在国外被大大地误解了的有关因素:在中国家庭生活仍然是很密切的。家庭生活现在更加巩固和安全了,因为过去破坏家庭的许多问题都已消失


——不再有战争或无法控制的自然灾害造成无家可归的人,不再有饥荒造成家破人亡,也不再有负债迫使父母溺死或卖掉儿女、丈夫卖掉妻子,或把他们送到有钱有势的人家或工厂去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工作,在那里他们象苍蝇一样死去。(二)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08




洛伊斯·斯诺一九七二年在美国各地的演讲稿《今日中国》(三)



一九七○年我和一个在丝织厂的中年女工谈过一次话。我们谈论了厂里的好处:八小时工作制,健康和医疗保险,托儿所,幼儿园,产假,免费计划生育和人工流产。我提到西方许多妇女还需要为争取这些权利而斗争。


她简单地说:是的,我们都是在为争取有一天全世界妇女都象中国妇女一样幸福和富足而工作。她的回答使我惊奇——也许本来不应该使我惊奇。中国妇女今天是富足的,比起她们的不识字的、贫穷的母亲和祖母来,要富足多了。男女平等这个思想本身对他们说来就是新的。革命带来了空前大跃进,把童养媳和孩子当商品买卖的缠足时代远远抛在后面。在漫长的斗争年代中,妇女分担了长征(1935—36)的艰难困苦,同男人一同打仗,进行宣传教育,并在游击区经受考验。她们这样做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生活条件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个长期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向我讲过在日本占领的残酷年代一个住在他家隔壁的少女的情况。她家里太穷了,因此那个女孩子只能裸体在家呆着。在严寒的冬天,他曾看见她不穿衣服从家里急急忙忙跑出来敲冰取水给全家做饭。她是天足,那是同她父亲经常斗争的结果。她父亲要她缠足,为了可以更吸引人,以便卖得更好的价钱。最后她跑掉了,后来就穿着红军的军装出现,在革命者建立起来的一个保护区上学。把千万个这样的故事加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今天中国妇女的背景,她们认为她们的制度是真正的自由,并教育她们的孩子要尊重继续革命,并为此而努力。


随着一九四九年的(革命)胜利,实现了同工同酬、平等的政治权利、社会福利,土地重新分配时,妇女得到了平等的一份,取得了在集体中的平等地位,并有代表参加国家机构。这样一种根本变化(被看作是建设未来的积极力量,能够自由地生育、抚养和教育孩子)给无数妇女和家庭带来了健康、尊严和保障。


中国人是热爱自己的孩子的,这一点从孩子们的开朗、泰然自若的态度上看得很明显,大人对他们是友善的,但是不溺爱。我曾提到过没有孤儿院,因为孤儿立刻会为亲近的朋友、亲戚或者公社或市区的一个负责的家庭——“一个扩大了的家庭”——所收养,而由国家负担额外的费用。到处都有托儿所、幼儿园来照顾婴儿或刚学走路的孩子,他们每天晚上回家,或者在父母下班后回家,如果父母由于某种原因需要离开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他们也可以一直呆在哪里。只要想一想大体上说来全世界每四个孩子中有一个是中国孩子,就可以看出这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家里有祖父、祖母照顾的话,孩子也可以放在家里;这是个人完全可以自由、灵活选择的。从幼儿园开始就强调终生有用的道德政治教育。首先在音乐、歌唱和故事中进行教育。所有的儿童都学唱歌,许多儿童还学乐器,中西都有;他们随着最欢乐的音乐极为自然而无拘束地游戏和唱歌——歌词常常是令人惊奇的:“把反帝反修斗争进行到底”。这种内容当然不适合美国“每周十首最佳歌曲”,但对中国却是适用的。


孩子们受到劳动光荣和劳动人民应受最大的尊敬的教育,同时也了解过去的苦和今天的甜——即中国在革命前的生活是怎样的,而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有了多么大的改善。他们学习自立、热情、有创造精神、全心全意和有责任感。他们的目标不是以经济报酬或竞争为基础的。即使体育运动——篮球、乒乓球、排球


——也是作为友谊比赛而不是竞争来进行的。个人利益、争名利、地位、学位、头衔的欲望都是被劝阻的。青年受到的教育是要他们谦虚、谨慎、力戒骄傲,有自我批评精神、有改正错误的勇气,善于倾听并团结哪怕是持不同意见的人,并为中国和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服务。


男女合校几乎已普遍。妇女己不是“性”的对象。赤裸裸的性的表现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以性为主题的电影、文学或广告,也没有任何变态心理或虐待狂的东西。革命者消灭了过去传播很广的吸鸦片,现在显然没有人再需要它或其他代用品。夜总会、酒吧间、私人汽车和俱乐部——所有这些我们用来为青春的活力找出路的东西都已为集体民间舞、体育、游泳、滑冰、远足、划船和骑自行车等所代替。宣传和社会风气都力促年轻人晚婚,女的推迟到二十六岁,男的到二十八岁,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女的十八岁、男的二十岁就可以结婚。晚婚和婚前的性克制——一种节育手段——也被认为是摆脱了过去包办婚姻、童养媳和纳妾而获得的一种自由。解放之后于一九五○年颁布婚姻法,一举结束了许多世纪以来中国妇女遭受的合法的剥削和压迫。婚姻法废除了一夫多妻制,给妇女以离婚的权利,给离了婚的妇女和寡妇以再婚的权利。顺便提一句,从妓院中解放出来的妓女已得到改造和安置,并成为新社会有用的公民。青少年成长的年代是用来使他们在政治上、身体上和思想上得到发展,成为成熟、负责的人。在服装上没有竞争和装饰——中国妇女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穿长裤的;她们现在不用任何化妆品和手饰。只是从美丽的衬衫和鲜艳的毛衣上可以看到一些色彩。没有包含性刺激的花花世界来干扰青年,但是年轻人也在公园里手拉手,在月下或者路灯下在周围无人的公共长凳上表示爱情。他们既不故意招摇,也不偷偷摸摸——也不是一个消费社会的牺牲品,这种消费社会一心要推销更多的商品,更多的衣服、化妆品、小玩意儿以及无数可买的东西。他们与我国现在出现的正直的、新的一代并没有差很大别——但是中国青年相信他们知道他们正在走向哪里,并且知道如何到达那里。他们受到关于性和计划生育的教育,他们结婚以后一般生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出生的时间隔得比较长。如果节育措施失败——现在这种措施正日益得到改善并普遍实行


——就可以进行人工流产。这决不是首要的节育手段,而主要是用于治疗,或用于一个妇女已有一两个孩子而预防措施失败的时候。也有婚前发生性关系的情况(因为有将近八亿人呢),这种事情会得到处理,很少留下创伤,但是要受到舆论责备,而这种事情是很少发生的。但是节制性欲并不是从法律上强制的,同时现在人们可以自由地得到避孕药,因此很难说这方面的态度以后不会改变。


中学毕业后,所有的学生至少从事两年体力劳动。不一定接着就上大学。不能凭付学费就上大学。要经过挑选,根据国家需要和本人(必须是劳动的学生)表示的志愿,由个人所在的公社或工厂的成员凭该人的表现以及思想、行动是否达到中国人所认为的政治上成熟的标准来进行挑选。


(三)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09




洛伊斯·斯诺一九七二年在美国各地的演讲稿《今日中国》(四)



没有任何特权阶层、社会或政治关系、花钱或贿赂能予以改变。关于选择志愿问题:比如说,如果你的特殊兴趣是在医学方面,你可以在公社或工厂的医院或医务所工作。你可能首先在菜园劳动,但最后能得到实习培养,学习治疗烧伤、外伤、伤风、咳嗽等——中药、针灸和西药都用。这样你就可以参加在广大中国农村工作的赤脚医生的队伍,接触从来没有得到过医疗的人。做了这样工作之后,就可能到一个教学医院去学习,最后受到外科或其他专业的训练,在这期间穿插着到农村去实习。中国人民现在在预防性医疗、疾病检查和急救等方面受到空前的照顾,同时一代新的医生、护士和医务技术人员正在成长,并又在教别人。


未来的工程师从事体力劳动,在需要建设的水坝或其他工地劳动,然后可能具备上工业大学的资格。如果一个学生劳动者对戏剧感兴趣,他或她可以在当地的剧团工作,这种剧团在全国的工厂、学校和公社都有。人们被派到各地去发现年轻的人才来加以训练。在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被有意浪费掉,人或才能也是这样。


老人也是这样:今天,大多数老人都住在他们生长或定居多年的村子里,有时就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如果他们过去有房子而房子还没倒塌的话。他们和他们的儿子和孙子住在一起。村子现在已是公社的一部分,但房子还是为这一家所有。农村住房已大大改进,虽然其水平还大大低于我们在“美国中产阶级”中习见的水平。有室内自来水的房子还很少,在寒冷地区的房子还只是用炕取暖。但是热开水在全中国是非常丰富的,从巨大的热水瓶里倒出来,总是足够用来痛痛快快地洗一洗,或是没完没了地倒出来泡茶。我记得一个看孩子的老祖母对我说她做梦也没想到过会有自己的家,她的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头上没有一片瓦。现在这位妇女还在公社托儿所半天工作,看别人的孙子。老人们知道自己是属于集体的一分子,并且是有用的人,他们都在自己健康和年龄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参加工作,并且感到自己不是一个负担,而是有价值的。


在需要时退休没有任何不光彩的标记——妇女五十五岁、男子六十岁退休。多少世纪以来贫苦农民一直是劳动到死——很少有人由于年老死去。现在仍需要所有的劳动力,但是现在有选择的余地。许多老人在家门附近工作——在菜园、手工艺车间、小工厂、托儿所等。他们常常是在刺绣、陶瓷、象牙或玉石方面的熟练专家,现在向年轻人传授这些古代艺术,这些东西被用于中国的装饰和出口。


实际上再没有养老院了。国家负担经济上的需要,在集体生活中建立伙伴关系。有了病由公社照顾,在城市就是由街道居民委员管,按街区组织起来为他们买东西、煮饭、搞清洁卫生、照顾他们。没有人需要为付不起健康保险费或是收不回社会保险金而发愁。这不是慈善事业。这是一个明确反对歧视、反对一切形式的浪费的政府所采取的自觉的、经过考虑的政治行动。


一提到中国,许多人就会提出自由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认为是自由的东西,别人不一定认为是自由。自由是相对的。污染的自由,不理会或剥削邻居的自由,偷懒,不作出任何贡献的自由,出版任何东西的自由——只要出得起钱。我们美国人认为我们的革命所带来的私有企业和追求财富的制度是保证大多数人富足和自由的制度。中国人民自己的经历使他们从事革命争取解放,实现集体主义,他们认为集体主义是幸福的来源。两个这样对立的社会必然对自由、创造性一类字眼的意义的理解会发生矛盾。自由还有另一方面的意思:免于疾病、饥饿、战争、奴役、债务的自由——在这些方面中国人是非常关心的。除了个人关心如何表现自己之外,创造性还有另外一面——建设性地利用才能来为整个集体服务。以言论自由为例:这是很多人担心的。但似乎没有很多中国人对此感到担心;当然有些人是担心的;在动荡和建设中是需要付出一定代价的。有言论自由,但是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结构的范围之内;在这一范围内有批评、辩论、似乎是没完没了的讨论、交换意见和办法,以及每一个人都参加的经常性的学习小组与会议等。的确,不参加是困难的。有人告诉我他们曾在香港跟一个离开中国大陆到九龙去拉人力车的一个人力车夫谈话(现在在中国已没有人力车了),问他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国家,他回过头去看看他们,然后喊道:开会!开会!


不同的观点是可以发表的——但是不能用来反对保证国家发展的革命原则,不能是反革命的。中国人把他们的国家独立日称作解放,这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二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在收拾过去的烂摊子,革命没有完结——他们一再对你说,要继续革命——革命是长期的。如果你反对革命,你就要完蛋。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你将接受再教育,并且多半会改变你的思想。在中国“人民内部矛盾”和有意进行破坏、捣乱之间是有区别的。


于是在一九六六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当中国似乎正在解决它的问题并取得成效的时候,是什么导致了另一次革命的发生呢?重新建立一个特权阶级、重新制造体力劳动者和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重新扩大城市和农村生活之间的差距——这些东西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回复了,并危害着革命,产生着象在苏联那样的叫作修正主义的东西。换言之,过去遗留下来的精神状态没有消灭——中国有句老话: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干革命是为谁呢?为了占人口将近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兵,以及多少世纪以来身处四等公民地位的妇女。或许中国的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妇女的变化了。在革命前的中国,妇女除了受到族权、政权和神权三大压迫外,还承受着第四种压迫,即夫权的压迫,妇女受男子的主宰。正是毛泽东提醒她们说,妇女能顶半边天。革命不是为了一小撮特权阶层——或者说一个自觉的反对派,他们送子女进特殊的学校,工资比别人多,有特殊的住房,享有各种特权。在许多方面和不同的方式上,情况确实如此:在医疗方面,医疗服务和医院集中在城市里,农村被忽视了;在工厂,物质刺激鼓励竞争而不是集体合作;在戏剧方面,上演的是华丽的、表现洋、古的旧剧,这些剧本的内容与人民中占大多数的非知识分子几乎毫无联系。不是说禁止古和洋的东西,而是要利用洋和古的东西为现在服务,在传统的工艺美术方面以及表演艺术方面都是如此。(四)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10





洛伊斯·斯诺一九七二年在美国各地的演讲稿《今日中国》(五)



一个平等的社会不能存在两种教育制度或者两种道德标准;但统一不能由上面来强行规定——上面可以进行引导和领导,但不能采用压制手段来强制实行。在信念、价值标准和文化方面,统一必须来自人民,并由人民来维持。这就是毛泽东的看法。一九六六年,他把国家交给了人民——特别是青年,发动了大规模的斗争和清洗。这是对文化革命一种极其简单化的解释,文化革命是复杂的,包括复杂的党内斗争,而且从各种含意来看,它确是一次革命。我推荐我丈夫的最后一本书,即最近由兰多姆出版公司出版的《长期革命》,这本书对文化革命作了简明和有说服力的叙述。


文化革命的实质是使中国人民离开“资本主义道路”,回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再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在过去曾为他们而进行革命的那些人身上,并创造不为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遗产所统治的新型文化。大学和中学完全停办了,以便让学生——革命的接班人——能够同农民一起劳动,向仍在从事仍然十分艰苦的劳动、生产国家所食用的粮食的农民学习。同样地,那些倾向于坐在沙发上和在课堂里讲理论的教员和教授们,也可以通过同劳动人民一起从事体力劳动,了解生活的现实,并了解他们自己对这些生活现实所负的责任。


文化革命的结果是出现一次彻底的震动,对国家发展过程中被歪曲了的根本概念作一次再审查(这个新的体制仍然处在演变、试验的过程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着方法的交流)。基本上,这是重新强调实践同理论相结合,学习同劳动相结合——教员、学生和成为工人教员的有经验的工人之间互相合作。例如,中学生上物理课时,在工人教员和正规的物理教员的帮助下学习物理基本知识,并一起制造自己的车床,又一起用这些车床生产所需要的工具和设备。教员教学生爱护和珍惜机器,并教他们使用机器的方法。上植物课时,学生学习和运用理论知识,同时为学校的食堂生产食物。化学课教变废为利——许多学校经常利用废品生产自己用的粉笔、纸张、食品和设备,或者为附近同本校挂钩的工厂生产产品(例如北京大学向国家出售自己生产的胰岛素和抗生素),目的是防止出现新的特权阶层,防止最终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缩小城乡差别——不再有“乡巴佬”和“油头粉面的城里人”(——根据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教导)。应当记住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学校,知识不再是某一个阶级或某一个性别所特有的权利。中国也正在按照自己的体制解决我们这里所泛滥的各种问题——青年的苦闷;缺少哲学上的动力或道德基础;才能遭到浪费而不能用于建设性用途;由于经济条件、缺少机会、种族、性别、社会地位而造成的歧视;维持教育机构、设备和教学人员的巨额开支。中国的青年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不再是依赖别人的消费者。


不仅是青年在学习——成人也在学习。在中国,每一个人都从事体力劳动。在文化革命以前,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各个组织全部直接联系和参与它们所为之服务的人民。五七干校产生了,这些学校是在农村的劳动学校,是由知识分子和干部自己在荒地上建立起来的。医务人员、电影和戏剧工作者、官员和一切领域内的知识分子都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解决为谁服务的大问题,在一个大而穷的国家社会主义化的过程中,把不公平减少到最低程度。


有些从未见到过五七干校的人把五七干校看作为“劳改营”,这两者是无法相比拟的——与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人过同样的生活是不能同在铁丝网后面和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相比拟的。在这些学校里,人们辛勤劳动,吃得很好(如果他们生产自己的食物的话),在假日可以回自己的家。我们参观过几所五七干校,在那里城市官员在养猪,或者站在没脚的淤泥里种水稻。当他们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们就有了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实践经验。医生、教授、艺术家也是一样——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受过西洋训练的小提琴家去农村作巡回演出,向农民演奏贝多芬和莫扎特的作品,而农民过去从未听过这种音乐。他本人还满以为他是为农民服务呢。农民从周围几里远的地方赶来听他的表演,但在乐曲的进行过程中,听众慢慢地、悄悄地溜走了,他继续演奏到最后,这时他的听众只剩下了一个站在他旁边的小个子老太太。当他坐在凳子上在场子中间演奏完时,老太太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然后他放下琴弓,对她说:谢谢你一直听我演奏。老太太说:“没什么,反正我得等着拿回你坐的凳子。”所以这里就有一个为谁演奏的问题。


在上海市舞蹈学校,我同青年舞蹈演员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我过去曾经看过他们精彩地演出中国芭蕾舞《白毛女》。这些演员表演了卓越的技巧,他们是自觉的,也是同我所了解的任何职业芭蕾舞演员一样的辛勤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既是跳舞也是体力劳动,他们在农村里度过好几个月,向农民学习。这些年轻人对我说,在文化革命以前,他们害怕做任何会影响他们身体的事情——他们象特殊人物似的受到保护和对待。他们说,现在他们不仅不惧怕劳动,而且认识到同劳动人民结合可以使他们成为更好的艺术家,更好地理解他们扮演的角色。


具体说来,这一切的结果是什么呢?今天中国的面貌是个什么样子呢!对于过去了解中国的人们来说,变化大得令人惊讶。我的丈夫帮助我看到了这一巨大的变化——他指出了农村的变化。过去的荒山秃岭,如今栽上了树木,修起了梯田,变成了生长庄稼的良田;过去是与世隔绝的地方,如今山电话、电视、广播和公路联结起来了;农村发电站、水坝、住房、医院、学校和各种供应构成了一派新景象,同过去农村贫困、城市管理不善以及革命前中国总的凄凉状况形成了鲜明对照。(五)


原载《参考消息》,出版日期:1973.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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