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临走时寄信劝旧妻改嫁

罗荣桓,1902年11月生,湖南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人。


罗荣桓的父亲罗国理自幼跟父亲读书,写得一手好字。罗国理不到20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罗国理继承父业,做了一名童蒙塾师。孩子一个接一个出世后,他这个穷教书匠入不敷出,只得弃教经商。他借了三吊铜钱,在南湾开了一个罗永隆字号的杂货铺,不久又兼卖中草药。罗国理的家道开始走向小康。他添置了一些田产后,又逐渐跻身于乡绅之列。不久,当上了黑田罗氏的征首(即族长)和乡里的团总。他还出头筹集资金在南湾修建了一座异山享祠,以纪念罗氏十二世祖先罗异山。罗荣桓两三岁的时候,罗国理举家迁至异山享祠居住。


罗荣桓的母亲姓贺,娘家几代都是长工。罗氏的家谱上称誉她“外柔内刚”、“明达机警”,是“寒林一枝之秀”。从日后罗荣桓的身上,可以看到他所受到的母亲性格的影响。她一生养育了六男二女,罗荣桓在兄弟间排行第五。


封建的社会、家庭生活,给罗荣桓的精神上增添了巨大压力,使他形成了沉默和内向的性格,喜欢从书籍中寻求乐趣。


1919年夏,罗荣桓到长沙去读中学。12月,罗荣桓因学校罢课还乡时,家里正忙着过年和为父母做五十大寿。罗荣桓看到堂屋里为父母制作的“艾令同庆”(古人称50岁为艾)的寿匾,正在上着最后一道油漆。直到此时,有一件事他还被蒙在鼓里。原来,罗国理已决定要乘着做寿和过年的机会,为罗荣桓完婚。女方是一位贫家的女儿,比罗荣桓大两岁,名叫颜月娥。罗荣桓不同意。可是他如果违抗父命,就要同家庭决裂。刚刚17岁的罗荣桓还做不到这一点,他想继续读书,经济上还不独立,只好按照“父母之命”的祖传老例当了新郎。罗国理把继承家业的希望寄托在罗荣桓身上。他认为,为罗荣桓娶了媳妇,就可以把儿子拴在家里,从而使永隆号能够复兴。罗荣桓不同意父亲的安排,不愿去当永隆号杂货铺的什么老板。因此,他同父亲、同家庭的矛盾日益发展起来,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冲突。


1926年夏,到广州报考中山大学工学院未被录取的罗荣桓,于11月间返回故乡。这时,湖南省的农民运动正迅猛发展,衡山又是湖南农民运动发展得比较好的县份。


罗荣桓一回到家,街坊四邻纷纷前来看望,向他打听北伐的情况。一些农会积极分子又邀请他参加农会工作,罗荣桓欣然从命,随即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动员农民参加农会的工作中去,连抱一抱刚刚满月的女儿都没有空。


1927年4月上旬,罗荣桓收到好友彭明晶的来信。信中说,他参加了北伐宣传队,已随北伐军由广州来到武昌,转入武昌中山大学,建议罗荣桓也到武昌来读书。彭明晶这封信使罗荣桓怦然心动。4月14日,他动身去了武汉。这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还没有传到偏僻的南湾,但土豪劣绅已经蠢蠢欲动,罗荣桓常常处于地主分子罗凤梧、肖罗仙等的监视之中。为避免意外,他在这一天夜里,由一名农会积极分子老肖护送,秘密出发。临行前,他回到屋里看看已经熟睡的刚刚半岁的小女儿,俯下身去亲了亲,然后告别了家人,就上路了。从此,他南征北战,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却再也没有回过南湾。


1927年7月初,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罗荣桓被湖北省委分配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他把心爱的教科书、一本《英汉辞典》,还有计算尺等都送给了同学,毅然放弃了当建筑师的志愿,毫不犹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临行前,他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父母的。他通知家里,再也不要给他写信了,因为他行踪不定,且生死难卜。他希望家里能帮助他照顾颜月娥母女的生活。如果颜月娥改嫁了,就帮助他把女儿抚养成人。另一封是给颜月娥的。他告诉颜月娥,为了革命,他走了,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为了不耽误颜月娥的青春,希望她改嫁。为此,罗荣桓宣布解除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罗荣桓考虑到颜月娥的处境,又补充了几句,她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她自己做主,既不强迫她留下,也不强迫她离开。

1949年开国大典刚刚结束的时候,罗荣桓的家乡衡山县宣告解放。如何处理好同亲属关系的问题,便摆到了罗荣桓的面前。当年,罗荣桓曾向家里写了两封信,当时家里的人害怕受迫害,看完信后立即烧掉了。第三封信是罗荣桓抗战初期在山西赵城写给二哥罗晏清的。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所以这封信得以保存下来。罗荣桓在信中说:


现随军北上抗战,以后对家庭更无法顾及。非我无情,实处此国难当前,奈何!弟十年志之所在,想久已谅解,无详述之必要。玉英小孩蒙兄等爱护,当表示感谢。还希继续维持,使她能够有所成就,不致陷于无知无识,弟虽战死沙场毫无顾虑。


从那以后,罗荣桓同老家便又断了音讯。衡山解放以后,他十分关心在自己离家时尚不足一岁的女儿罗玉英的下落。但他考虑得更多的是会有许多亲属来找他,其中很可能有人以为他当了大官,来向他谋个一官半职或提出其他不切实际的要求。因此,在1949年11月间,他打电话给刚刚到职的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说:“衡阳是我的家乡,会有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来找我。你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不能让他们免费坐火车。”不久,果然有一些人以罗荣桓的亲戚的名义找郭维城,要求免票乘车进京,都被郭维城一一婉言谢绝。


罗荣桓的二哥罗晏清比罗荣桓大九岁。罗荣桓读书时,他在杂货铺帮助父亲罗国理经营。1929年罗国理去世,罗晏清继承了父亲的家业,当了族长。1937年,罗荣桓得知自己的女儿仍然住在老家时,对这位兄长表示了感激之情。


1949年底,罗晏清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陪同罗玉英和她的丈夫陈卓到了武汉,中南军区副司令员萧劲光一面给予热情接待,一面发报通知罗荣桓。与此同时,罗玉英也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北京来。罗荣桓从罗玉英的信的字里行间看出她也受到亲友们的一些影响,认为爸爸当了大官,自己可以进北京享享福,便回信写道:“你爸爸20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一无所有。你弟妹们的上学是由国家直接供给,不要我负担,我亦无法负担。因此陈卓等来此,也只能帮其进入学校,不能对我有其他依靠。”


1950年1月,罗晏清一行七人来到北京。看到已长大成人的女儿,看到了女婿、外孙和侄子,罗荣桓很是高兴。他介绍陈卓和两个侄子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罗玉英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便留在家里补习文化,到年底,进了速成中学的预备班。后来,他们四人中一人当了空军军官,三人成了国家干部。实行薪金制后,罗荣桓又让夫人林月琴每月从薪金中拿出30元交给罗玉英,让她用以赡养她母亲。至于罗晏清,孩子们进学校后,在北京还住了一段时间。


罗荣桓长期身体不好。1956年,由于劳累过度,罗荣桓心绞痛反复发作,有时一天几次。发作时,吃一点药,休息一下便挺过去了。时间一长,罗荣桓担心贻误工作,便辞去总政主任的职务,日常工作的负担减轻了。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后,感到肩上的责任更加重了,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接触一些实际情况,以便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中央反映。1956年与1957年之交,罗荣桓到湖南、广东、福建视察,并顺便回到阔别30年的故乡衡山县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游览了慕名已久的南岳衡山。1963年12月16日,年仅61岁的罗荣桓元帅因病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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