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个国军上校被人认为比联勤总司令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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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年后,段仲宇告诉笔者:蒋介石这次召见虽然只说了几句话,时间也很短,但在他脑子里却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那时侍从室里对蒋介石召见戏谑地称之为“相面”。谁被召见,就说谁“今天相面去了”。当然,“相面”的结果也有很不妙的。有个人被有关部门选中拟派往德国大使馆当武官。官职不高,但事关“国家形象”,蒋介石照例要亲自召见。哪知这位仁兄有点不拘小节,服装穿得不太整齐,皮鞋后跟上还沾有一点泥巴。蒋介石问他:“你到德国后,准备怎样开展工作?”此人大概事先没有充分准备,竟脱口而出,大大咧咧地说:“联络联络。”蒋介石一听就不入耳,又见这位未来的武官皮鞋后跟上还有泥巴,更大为不悦,脸上立刻转“阴”,挥挥手让其退出。“相面”通不过,任命也就告吹。


段仲宇后来想,他见蒋介石之前,钱大钧之所以那么关心他的军容、仪表,完全是出于一片关爱之情。他心里对钱大钧充满感激。毕竟,能进侍从室工作,对他后来的人生历程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小小“侍二组”,只有几个人,承办的业务几乎囊括了庞大的国民党陆海空三军所有重大事项。段仲宇也被戏称为“比联勤总司令还大的上校”。


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或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其第一处所辖之第二组,简称“侍二组”,又叫参谋组。段仲宇到侍从室报到后,被分配在这个组里工作,职务是参谋,军衔是上校,办公地点就在上清寺德安里。


段仲宇进入侍二组后,了解到该组承办的业务包括了庞大的国民党陆海空三军的所有重大事项,诸如:作战指挥,部队训练,编制(组建),装备,军事设施(机场、港湾、仓库等)的建设,后勤补给与后勤储备,财务,交通运输,永久性通讯线路,国外运来的武器、装备及其它军事物资的接收储存,人事经理(包括任免、来往电文、接待),如此等等。总之,属于军队方面的事几乎无所不包。


蒋介石是个嗜权如命的人,不仅大权不肯旁落,小权也抓住不放。因此,他的参谋总长这碗饭可不大好吃。于是,凡是参谋总长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问题,都写了请示报告,通过侍从室转报蒋介石。侍二组的参谋人员对这类报告岂敢随便表示意见,往往照转不误。不料有一次蒋介石竟大发脾气,说什么“你们不要把我这个委员长当做一个字纸篓,什么东西都往里边扔,什么事都拿给我看,你们一点责任都不肯负担,那不是对待长官和对待自己的办法!”此话一出,侍二组参谋人员遂对呈送蒋介石的报告,事先都进行研究审核,签注意见后,才送蒋介石作最后的裁定。


来自全国各地军政大员的文电,凡属于军事方面的,包括人员的任命、免职、调动、奖励、处分等等,也都由侍二组承办。蒋介石批示后,侍二组还要催促下面“限期具报”。


侍二组还要负责审阅和处理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处理一些事务性工作。例如代蒋介石通知召见外地来重庆的文武官员,负责某些人员的接待,用电报向各战区高级指挥官传达蒋的命令,等等。这些工作很具体,也较琐碎,但就其重要性来说却是头等的,绝不能有丝毫马虎,更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


正因为侍二组综绾军事,所以蒋介石对这个组特别重视,调到这个组工作的人他都要亲自召见,当面考核,“确信万无一失者方可任用”。


对于侍二组组长一级人选,蒋介石当然抓得更紧,选择更严格。


第一任组长叫刘祖舜,浙江黄岩人,陆大特一期毕业生。原任“委员长武昌行营”参谋长,由钱大钧保荐。后来官至第三十八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


第二任组长由钱大钧兼任。因刘祖舜擢升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第三任组长叫邵存诚,是代理组长。


第四任组长叫酆悌。此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北伐时就是师政治部主任,率部进入上海后积极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来发起成立特务组织复兴社,曾任干事、书记等要职。他于1937年6月由驻德国大使馆陆军武官调任侍二组组长。此人脾气暴躁,盛气凌人,目空一切,对顶头上司钱大钧也不大买账,对同级更不放在眼里,对下级则颐指气使,常加斥责,上下级关系和同级关系都搞得很坏。情况反映到蒋介石那里,酆悌不得不卷起铺盖离开了侍二组。1938年9月,酆出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长沙警备司令。可惜命运多舛,他忠实执行蒋介石的“焦土政策”,在日寇进攻长沙前放了一把大火。不料此事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蒋介石不得不把酆悌当“替罪羊”,于11月20日由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予以枪决。这位随侍过蒋介石的人遂成了屈死的冤魂。



第五任组长叫刘进,由蒋介石的侍从参谋调任。他是湖南攸县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37年10月晋升少将。在南京沦陷之前外调到戴民权的九十一军四十五师任副师长,后接任师长,以后又先后当过二十七军副军长和军长、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宝鸡警备司令、邵阳警备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1949年8月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光荣起义。刘进本来可以成为光荣的起义将领,可惜他被部下裹胁,又听了国民党的造谣破坏,带一个师逃往四川,后在成都被人民解放军俘虏。陈明仁对此事很恼火,大骂刘进是“叛徒”,主张严厉惩处。后来刘进被枪决。


第六任组长李崑岗(代理),中央军校第六期、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先在侍二组任中校参谋,当过几个月代理组长。离开侍从室后调到军令部任上校科长。后来又担任过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少将副参谋长、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第一军第一六七师师长、西安绥靖公署办公厅主任等职。


第七任组长邹竟,松江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四期。在黄埔军校当过科长,北伐时任第一师副师长。他当侍二组组长时就官居少将,很快又被提升为侍从室一处副主任。


第八任组长叫于达,浙江黄岩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陆军大学第九期。曾任第一师参谋长。因为他和林蔚是黄岩小同乡,两人私谊甚厚,林蔚调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后,就保荐于达为侍二组组长。于达是组长当得最久的人,长达六年之久。外调后官至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第九任组长是聂松溪,是段仲宇的顶头上司。聂松溪是山东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陆军大学第九期毕业。当过旅长、师长、警备司令。当侍二组组长时军衔是少将。他只干了几个月,就外调升任第五十七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到山东省就任中将保安副司令。济南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获释后1949年去了台湾。


第十任组长叫赵桂森,继聂松溪任段仲宇的顶头上司。他是江苏江都人。黄埔军校第六期、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曾任陆大教官、军令部第一厅处长、第二十师师长、第八十九军副军长、军政部交辎司司长。他由军政部交辎司司长这个岗位上调到侍二组任组长,按现在的标准来衡量,这个组长至少算得上是“军级”。


晨钟暮鼓,沧海桑田。段仲宇回顾半个多世纪前侍二组十任组长及他们的人生历程时,深感宇宙之无穷,人生之须臾。是啊,当年这些侍从室成员、国民党将军,如今大都已成故人,成了历史人物。他们的功过是非,只有让后人去评说了。


历史上太监掌权、宦官专政以致扰乱宫廷、影响皇帝威信的种种弊端,蒋介石当然很清楚,因此,他对侍从室的掌握还是很严的。除了用人必须亲自挑选外,还规定侍从人员的官阶不要太高、年龄也不宜太大,还要降一级任用,以免引起外间的非议。


当然,蒋也深知对身边工作人员要给点甜头,以示“恩宠”。因此,侍从室的待遇要比一般官兵优厚得多,比如薪俸加发半个月,食宿免费供给,晚上加班有夜餐,还发给呢子和哔叽中山装,过年过节还有额外赏赐,还经常有政治奖励,发给勋章奖章等等。


笔者问段仲宇当时一个月拿多少工资?段仲宇扳着指头算了算说,上校薪饷每月240元,加发半个月120元,共为360元。但抗战开始后政府规定发“国难薪”,打八折,他每月实发288元法币。兑换成银元时打点折。当时一元钱可买四斤猪肉,他的生活水平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了。


和段仲宇同时任侍二组参谋的,开始时有六人。其中管作战的三人是少将柯远芬、刘本厚、吕文贞;管空军的是施××;管海军的是魏济民;段仲宇分工管后勤。后来又调进了陈廷缜、周菊邨、朱××等人。另有书记一人,分工管理公文的收发、保管和档案等工作;录事五六人,负责公文的誊抄。他们都写得一手好字。参谋人员先作处理,尔后都由他们誊抄得工工整整,再行上报。


有人说段仲宇是“比联勤总司令还大的上校”,这话并不过分。因为凡联合勤务总司令部(以下简称“联勤总部”)的大事,均要报蒋介石批准。公文要先送到段仲宇手里,他签注意见后再呈报。蒋介石批示后也是先发到段手里,段再用代电、电报、信函等通知联勤总部。所以每天打给段仲宇的电话络绎不绝,一个接一个,总是问他:“段参谋,××文电报了没有?”“委座批了没有?”呈送蒋介石的报告每天不能太多,于是有了先后次序的排列。下属部门有时某一件事情急于要办,就多次打电话给段仲宇,催问办理情况,并请他多多“关照”,尽早办理,表示“感谢”云云。


段仲宇的父亲段云峰崇尚孔孟,为人清正,对子女要求极严。他办的学校培德中学,校训是“学所用,用所学,负责任,尚廉洁”。段云峰视富贵如浮云,以天下为己任,从不逢迎权贵。段仲宇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家风熏陶下,从小养成了勤劳、朴素、正直、廉洁的优良品德,因而他在侍二组也从来不捞油水,不搞外快,不借机自肥,不坐收渔利。


侍二组公文处理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6小时,限时限刻,必须按时出手,不得稍有延误,节假日也常加班加点,应该说办事效率是很高的。凡段仲宇经手办理的公文,大都是以“快邮代电”的形式行文,末尾注明月、日、时的韵母,还要注明承办人的代字,如“仲”,以示负责。段老说:如果将来台湾回归,蒋介石侍从室的档案全部开放,那么一定能查阅到他当年承办的许多文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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