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败将黄维生前心愿:抗战功绩能获承认(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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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核心提示: 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承认,这其中包括他参加的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还达不到他的期望。2005年,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国民党正面战场功绩第一次被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我还替父亲领了一枚纪念勋章。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黄维,34岁便成为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第18军军长,可谓春风得意。岂料10年后,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48年底,身为第12兵团司令的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继而成为“战犯黄维”。他的女儿黄慧南

核心提示:

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承认,这其中包括他参加的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还达不到他的期望。2005年,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国民党正面战场功绩第一次被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我还替父亲领了一枚纪念勋章。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黄维,34岁便成为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第18军军长,可谓春风得意。岂料10年后,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48年底,身为第12兵团司令黄维,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继而成为“战犯黄维”。他的女儿黄慧南回忆了父亲接受改造的漫长过程。


被俘虏那年,父亲44岁。他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开始,他的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还吟诵于谦的《石灰吟》“自勉”。不少战犯回忆说,黄维即便到了战犯管理所里也一直挺着腰杆走路,不失“将军”的威风;他甚至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须,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读被指定的书后,要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后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要求将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有的战犯在谈体会时,发言长达2个多小时。但是,父亲不讲话也不表态。


对如此“顽固不化”的父亲,政府没有放弃,而是煞费苦心、不惜任何代价要将他改造过来。


刚关进去时,父亲得了5种结核,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出现腹积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周总理办公室多次询问他的病情,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政府不仅让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过来为他会诊,还特别申请一笔外汇,到香港买很贵的抗生素给他治病。


父亲生病的4年里,管理所每天都为他提供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猪肉,即使在最困难的3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父亲的内心也受到触动,他后来说,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但那时的父亲仍怀着抵触情绪,认为政府是想先把他治好后再让他交代一些事情,所以态度仍然不好。


父亲当年最著名的,便是他的“永动机”的故事了。被俘后,他们先是在石家庄附近的井陉集训了一段时间。他在茅草屋里待着没什么事,看到外面有人来打水,摇那个辘轳,看得久了,便产生了奇想。他认为,重力无处不在,他要设计一种发动机,把重力变成动力,那么这部机器可以永远自动运转,这是一项可以改变世界工业的革命。


父亲向管理方要求提供研究条件,遭到理所当然的拒绝。后来,张治中毛泽东周恩来之命到管理所看望战犯,他乘机委托张治中把申请从事永动机研究的报告带给中科院。中科院回复说,他设想的机器叫永动机,永动机早已被科学证明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项工作没有意义。但父亲不死心,还要坚持他的永动机,这也被理解成他抵触改造的一种方式。


从1968年4月起,父亲被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管理所了解了父亲的想法后,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所以放手让父亲试验,还从管理所电机厂调来4名技术人员,与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他研制“永动机”。管理所还花费了一些经费,委托机械厂加工某些技术要求较高的配件,最终按照父亲的设计图纸,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


当然,“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但是父亲内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永动机”于父亲来说,亦祸亦福——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研究永动机而被认为是抗拒改造,他可能早在1959年就被放出来了;可也正是因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放手让他研究,他思想上的结才一下子打开。加之他后来参观了许多地方,发自肺腑地承认,很多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做成了,所以他后来开始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


就在特赦前一个月,父亲的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管理所得到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治愈父亲的病,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公安部专门派来两位工作人员,代表国务院了解检查治病情况。为此,医院专门成立了一个护理小组24小时看护他。父亲终于在特赦令下达前转危为安,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当时,这些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父亲的第一选择是想回江西贵溪的老家,从此和母亲安安静静地度过晚年,但因为他的身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央最终将他留在了北京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我后来听说,台湾方面许诺,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工资,让他到第三地去。父亲拒绝了。他一直说:“共产党对我有恩,一是没有杀我,二是把我的家人也照顾得挺好的,儿女们都受了教育。”


也因为生命里这一段特殊的经历,父亲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结下一段特殊的感情。用他的话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当年金所长陪同他们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到了北京,等他们安顿好之后才又返回抚顺。他们很多人到火车站去送金所长,父亲一生很少掉泪,但那一天,他掉了眼泪。回到家后,他很长时间沉默不语。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待父亲,的确也花费了很多心思。父亲对此深有体会,他甚至称那里为“第二故乡”。


父亲晚年最大的心愿是想利用自己的身份,为两岸关系做点事情。他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特赦后不久,他去了香港,台湾派了很多人过来,父亲住的酒店附近经常有一些身份可疑的人出入,为此新华社驻港分社的人也在暗中保护他。父亲最终改变了行程,提前回来。


后来,父亲又陆续去了几次香港,渐渐和台湾那边建立起联系。1989年,他一直为去台湾做准备,还计划去看望陈诚的夫人谭祥,这边的手续都办完了,那边也差不多都要办下来了,他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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