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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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权名午生,字厚庵,1911年12月24日生于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康店村的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


王国权6岁开始学汉字,7岁正式到村里的私塾读书,后又转入本村的小学堂读书。15岁考入开封黎明中学。3年后,王国权从黎明中学毕业,并以理工科第三名的成绩考入了河南大学。由于买不起教科书,先后又转入生物系和社会学系学习。就在这一时期,王国权开始阅读了《国家与革命》、《科学社会主义》以及现代作家郁达夫、蒋光慈等人的著作。


1931年王国权同河南大学同学彭寿松、宋一涵等人在开封组织了“西北研究会”,受进步思想的影响,不久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左联”和“反帝大同盟”,并在王毅斋、嵇文甫、江绍文(开封地下党书记)等几位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创办了大陆书店,出版了《今日杂志》和《大陆文艺》。1933年秋,王国权因无钱继续上大学,经同学介绍去河南沁阳县立师范学校教书,并兼任校长。半年以后,王国权因宣传进步思想而遭沁阳国民党县党部下令驱逐。在此期间王国权还帮助王毅斋教授创办了大同中学,培养了大批革命青年。


1934年秋,国民党查封了大陆书店,查禁了《今日杂志》和《大陆文艺》。主持书店工作的几位同志先后被捕,王国权也在被通缉之列。在此情况下,王国权同姚雪垠同志被迫逃离开封,在巩县和北平躲避几个月后,只身离开祖国,东渡日本。



1934年底,王国权来到日本后受到了王阑西等同志的卫接和照顾,住在东京高园寺街的一户市民家里。王国权在「本生活、工作了近3年的时间,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主要负责东京中国留学生的联络工作和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参加了由东京留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相当于国内的“社联”组织),在东京留学生左翼领导人任白戈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左翼文化活动。


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主要有两个组织。一个是文艺方面的叫“质文杂志社”,主要成员有张香山、林林、陈辛仁等同志;另一个组织是社会科学研究会,王国权、王阑西、解树椿、程明生、雷任民、杨彰武、毛掬等同志都是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社会科学研究会是半秘密的组织,后来为了便于工作,又创办了世界名著编译社,取代了研究会,把名称公开化,成员也增加到几十人。郭沫若是王国权等几位同志的导师,王国权经常到郭沫若的住所去拜访。当时郭沫若同志也经常为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讲,给王国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王国权担任了世界名著编译社的宣传部长。编译社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影响很大,不少人从这里开始接受新民主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后来在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国内,世界名著编译社在上海、北平等地也建立了分支机构。张友渔、昊新宇等同志都是北平分社的主要成员。


在世界名著编译社工作期间,王国权认识了王乃天同志,王乃天是联共党员,在东京以教中文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冬,经王乃天同志的介绍,王国权加入了联共。


1936年10月的一天早晨,王国权带一张抗日传单从住所出发到早稻田区去,准备印刷后在留学生及华侨中散发。不料,在电车站进口处遭到日本警察突然搜身,传单被搜出,王国权因此被捕,遭到了监禁。日本警方连夜四次审讯,王国权义正辞严,痛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三省的侵略行动。日本警察在得不到任何重要罪证的情况下,只得将王国权释放。出狱后,王国权已不便再在东京呆下去了。1936年冬,经党组织的安排,王国权离开日本回到了北平。



回到北平后,王国权结识了张友渔、昊新宇等同志。不久党组织批准了王国权的请求,派他去延安学习。到延安后,中组部安排王国权到抗大学习。开始时王国权被分配在军事队学习,一个月后,组织决定调王国权到第九队(老干部队)学习。在此期间王国权亲耳聆听了毛泽东、李维汉、张闻天、博古等老一辈革命家讲授的辩证唯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课程


1937年9月。平型关战斗打响了。王国权离开抗大奉命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12月,晋察冀一分区地委正式成立。王国权担任了一分区的地委书记。当时地方工作除了打游击和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外,主要任务是筹募军饷、扩军和收枪三大任务。为了粉碎日寇对我根据地的扫荡,王国权率领一分区地方武装全力以赴配合杨成武、王震同志领导的主力部队先后参加了黄土岭、大龙华、涞源、狼牙山等多次战斗,粉碎了日寇向我抗日根据地的疯狂进攻。


1941年初夏,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王国权同常玉林to]61在河北易县的松山村举行了婚礼。当时担任区党委书记的刘澜涛同志和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同志参加了婚礼。王国权新婚的第二天在当地召开了一分区地委工作会,会议刚开始就遭到三架日本飞机的轰炸,青救会主任王陻同志中弹牺牲。王国权于1941年8月20日在《晋察冀日报》发表了“悼王陻同志”的文章,在文章中。王国权充满激情地说:“你虽然牺牲了,而你的血已换来了光荣的果实。你虽然牺牲了,你的意志和精神已经变成了伟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将随中华民族和革命胜利战斗到最后!”八年的抗日战争,王国权领导的晋察冀一分区,以至全根据地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3年底,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组织决定调王国权到晋察冀中央分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王国权奉命从分局党校带领一批干部前往北平西山一带准备接受北平日寇的投降。后因日寇拒不向我军投降,王国权又奉命带队来到涞源,在涞源王国权见到了分局负责人程子华同志。遵程子华同志指示,王国权带一批干部前往热河承德。


1945年9月10日王国权等同志进人承德。9月20日,晋察冀中央分局批准成立中共冀热辽区委热河分委和热河军区,并任命胡锡奎同志担任书记兼政委,李子光、王国权任副书记,段苏权任热河军区司令员。


1945年11月,经中央批准成立冀热辽中央分局,同时撤消中共热河分委,成立中共热河省委。热河省委书记由胡锡奎同志担任,谭余宝同志任副书记,省委委员有李运昌、段苏权、马载、李子光、李德仲、王国权等同志。王国权除担任省委组织部长和民运部长外,还兼任承德市委书记。在此期间,承德市广泛开展了清算复仇减租减息斗争,对伪满时期罪大恶极,甚至有血债的汉奸卖国贼给予了揭发和惩处这场斗争开展得既扎扎实实又轰轰烈烈,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和表场,并向东北各省通报。


1946年春,国民党军队向东北地区大举进攻。3月底至4月初,中共热河省委在承德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当时形势,统一了认识。省委任命王国权担任热东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丁盛任司令员,韦祖珍任副政委,李波任政治部副主任前往热东开展工作。


当时热东分区共辖建昌、建东、凌源、朝阳、喀左旗、凌建、绥中、兴城、锦西、锦义等县,总人口220多万。


王国权带队进入热东后,首先对干部进行了整顿,部队进行了整编,使大家坚定了打游击战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信心。王国权担任热东地委书记兼政委的三年多时间里,热东地区开展了剿匪、土改、发动群众等项工作,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培养了大批干部,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政权,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热东革命根据地,为解放附近城市和配合我东北野战军进行辽沈战役创造了条件。


1948年5月,东北局派黄克诚同志任冀热辽分局书记兼政委,程子华同志任军区司令员。为配合程子华同志指挥的锦州外围战,攻打辽西走廊和塔山阻击等战斗,王国权组织了热东地区的大规模支前工作。在此期间仅热东分区就有13.6万多民工,800多干部参战,出动担架2.2万多付,修路1500多公里,完成公粮5000多万斤,向第一、第二线调动粮食2300多万斤,慰劳部队猪肉63.8万多斤,苹果19000斤,筹现款4000多万元,热东人民为辽沈战役做出了重大贡献。


东北野战军打下锦州和辽西走廊后,王国权和胡锡奎同志奉命组建辽西省委,胡锡奎同志任辽西省委书记,王国权任副书记,负责开辟山海关到辽西一带的工作,配合东北大军进关。不久,热河省第二次解放,中央决定由李运昌同志任热河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王国权调任热河省委副书记。


1949年10月,李运昌同志调任中央交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王国权接任热河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强晓初同志任第二书记,罗成德同志任省政府主席。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召开新政协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6月,王国权以东北地区区域代表身份赴北平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筹备会议。在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之前,王国权还列席了中央进城后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对新政协的筹备工作进行了布置和安排。


1949年9月21日晚7时,决定中国人民今后命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王国权出席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自9月21日开幕至9月30日闭幕,历时10天,自始至终洋溢着民主、团结、和谐的气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同志同代表们在勤政殿前合影留念。一次,在会议休息期间,王国权又见到了毛主席。那天,毛主席心情特别好,非常幽默地对王国权说:“你就是王国权同志吗了你是有国又有权哪。”说着毛主席拉着王国权的手一起照了像。


1949年10月1日,这是令当时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日子。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终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确立了她的领导地位,古老的中华民族随着这一历史巨变与百年来的屈辱诀别下午2时,北平工、农、兵、学、商及社会各界人士30万人汇集天安门广场。王国权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代表荣幸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佩戴着写有“主席”烫金字样的红色锦缎飘带站在麦克风前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在庄严的国歌中,毛主席亲自按动升旗电钮,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此时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王国权望着这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不禁思绪万千。他想起了黄河,想起了黄河岸边的父老乡亲,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他想起了逃亡日本,为了宣传抗日,遭到日本警方24小时的拘禁……


他想起了延安,在抗大窑洞里,学员们坐在砖头上听毛主席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王国权还想起了烽火硝烟的晋察冀抗日战场,想起了八年浴血奋战、热血洒疆场的战友们,正是他们用鲜血染红了这面鲜红的旗帜……


光阴似箭,47年过去了。许许多多的往事都被王国权遗忘了。然而,47年前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和开国大典的情景却永远留在了他的记忆中,留在了他的脑海里。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王国权的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建国后,王国权作为热河省委第一书记和省军区政委,主持和领导了热河省的工作。


热河省包括承德、围场、隆化、丰宁、滦平、兴隆、平泉、青龙、朝阳、北票、建昌、建平、凌源、宁城、赤峰、乌丹、喀喇沁左旗、喀喇沁旗、翁牛特旗、敖汉旗等20多个县旗,所辖人口近350万。在旧中国,热河省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下,“三害”(土匪、吸大烟、鼠疫)流行、满目疮痍,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苦不堪言。


热河解放后,在王国权领导下的热河省委、省政府根据当时热河的具休情况,提出了“三年有吃有穿,五年丰衣足食”的口号。这一口号得到了中共东北局和热河广大人民的拥护。刚刚翻身解放的劳苦群众焕发出高昂的劳动热情,经过党组织和广大千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热河人民较快地解决了温饱问题。土匪被消灭了,鼠疫治住了,鸦片也基本禁绝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十分满意,连原来对我们党和政府持怀疑态度的一些民主人士也心服口服了。1950年。曾经担任过张学良将军的高参、对热河情况非常熟悉的民主人士、原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崇民先生到热河视察,下车伊始就向前来迎接的热河省委书记王国权问道:“热河一带的土匪还多不多?”王国权幽默地说:“高副主席,我可以用这辆吉普车把您送到一个偏僻的山沟里住上几夜,保证您不会出事。”高崇民听后笑了,感慨地说:“旧中国,热河一带是土匪的世界,汤玉麟当省主席时,土匪也是到处横行。解放时间不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土匪很快被消灭光了,天下太平了,真了不起。”


1954年,王国权作为热河省选举出的人民代表。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5年,为了适应全国有计划的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热河、绥远和察哈尔等省的建制、省委书记王国权奉中央之命离开了他工作了多年的热河大地,到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学习。



1957年6月6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正式任命王国权为中国驻民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从此,王国权开始了他为期20年的外交生涯。


王国权在担任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期间,为中德两党、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德两党建立了相互交流经验的渠道。1958年6月,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致函我党,为了相互交流经验,建议两党中央互派报告人。中央通知王国权为中方报告人员,分别为德中央党校、卡尔·马克思专区党校和洪堡大学作了《关于中国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报告。


1959年,王国权在驻民主德国大使任上,被河北省选举为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国权担任驻民主德国大使期间,中德两国在经济、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合作也有了很大发展。从1957年8月至1960年6月,两国共签订有关合作条约、协定、议定书等192项。从1957年至1961年,两国贸易额逐步增长,1960年中德贸易进出口额为2.2亿卢布,比1950年增加了3倍半。平均每年增长39%。


1964年1月,王国权调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兼任中美会谈首席代表。同年,王国权被河南省选举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回国出席了会议。


王国权出使波兰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接替王炳南同志进行中美会谈。中美两国虽然于1979年1月1日才正式建交,但中美之间在建交前于1955年8月1日开始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进行了长达10余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其中前9年由王炳南同志任中方首席代表。1964年,王炳南同志奉调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决定由王国权任中方首席代表,继续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


1964年7月29日,中美第121次会谈在华沙市内的梅希里维茨基宫举行。王国权作为中方的首席代表和他的助手们坐到了插有中国国旗的谈判桌前,开始了同美方代表柯约翰大使的新一轮交锋。会谈伊始,美方代表柯约翰在辩论中使用了“北京政权”一词,王国权当即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得到世界多数国家承认的主权国家,对美方使用“北京政权”,无视我国尊严的行为提出抗议。此后。美方代表的态度不得不有所收敛,不再使用“北京政权”这样的词汇了。


第122次中美会谈之后,发生了两件使世界震惊的大事。一是1964年10月15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另一件是苏联赫鲁晓夫下台。中国拥有核武器打破了美苏两国的核垄断。10月16日我国政府发表了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声明,一方面消除了某些国家的忧虑,另一方面对美苏两个核大国也是个挑战,因为他们不敢、也不愿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10月19日,王国权将声明和周思来总理17日致约翰逊总统的电报交给了美方代表。11月25日,王国权向美方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议的声明草案。对此,美方代表毫无思想准备,指导1965年2月才作出反应,以不能没有监督为理,由来反对我国的提案。在这件事上,王国权作为中方谈判代表抓住了时机,争取了主动。取得了成功。


1966年3月,在中美第129次会谈中,美方代表格罗诺斯基在发言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国政府”一词。谈判结束后美方翻译向中方翻译钱永年同志说:“王大使可曾注意到,今天我们大使使用了‘中国政府’一词?”这是美方对我国政治态度上的重要转变,王国权迅速将这一情况向国内作了报告。


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美会谈逐渐降温。尽管周总理一再指示,中美会谈不能停。然而王国权在出席了第133次会谈之后,还是被“造反派”揪回国内,至此,中美会谈终止了。


每当回忆起中美会谈时的情景,王国权总是感慨地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在同美方的民间交流上。我国当时可以采取更多的灵活态度。诸如科教、文化方面的交流等,这些方面开展起来对我们也许更有利。”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使外交工作几乎陷于瘫痪,我国的驻外使节都被撤回揪斗,王国权也未能幸免。当时,国家基本上陷入与世隔绝的境地,人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被狂热的政治情绪所左右,四面树敌,与不少友好国家关系搞得很僵。对此,全国人民感到忧虑,从事外交工作多年的老外交家们也感到忧虑。当时不知从哪里传出消息,说中央有人主张恢复陈毅同志外交部长的工作。外交部许多外交家们也感到无人主持外交部工作的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王国权同其它90位外交官撰写了91人大字报支持陈毅同志出来主持外交部工作。这便是当时轰动一时的“91人大字报事件”。这张大字报引起了轩然大波,周总理亲自到外交部看了大字报。周总理的意见是,根据当时形势大字报虽然是一番好意。内容也是对的,但也容易引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注意。不出周总理所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据此诬蔑陈毅同志在外交部搞宗派,说“91人大字报”是“右倾翻案风”。此后,造反派对外交家们的管制更加严厉了。后来一次机会王国权又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对王国权说:“你们写的91人大字报是好的嘛!”


1969年,中央发出了“五·七”指示,一部分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王国权先是被下放到黑龙江省五常县的一个小山村里劳动。不久,王国权同夫人常玉林又被转移到湖南“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国庆节后,外交部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通知王国权立即回北京。接到通知后,王国权于10月底回到北京



王国权回京后,周恩来总理在办公室召见了他。周总理指示。由王国权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外交学会会长和中日友协会长。王国权当即表示,感谢总理的信任,但考虑到不宜兼职太多。于是向总理建议,外交学会会长另找人负责,请廖公(廖承志)担任中日友协会长,自己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兼中日友协副会长。周总理同意了王国权的建议。


70年代初期,对外友协遵照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大力开展人民外交活动。特别是中日友协,针对当时日本佐滕政府的“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阴谋,做了大量的民间外交工作。王国权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和中日友协副会长的身分,陪同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委员长及其它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几乎所有的来华访问的日本方面的友好团体及重要人士。不失时机地宣传了五项基本原则和中国的原则立场。争取了日本各界友好人士和孤立了日本佐滕政府,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在当时我国外交事务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71年8月21日,日本著名政治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重要贡献的松村谦三先生逝世。周恩来总理深为失去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感到悲痛。同时,为团结日本国内的进步势力,抓住外交有利时机,争取早日打开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局面,在中日没有建交的情况下,派王国权为总理特使前往日本,参加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并出席日中友协(正统)团结胜利全国大会。


王国权作为一位资深外交官的访日,在日本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同时也引起了日本舆论界的种种揣测,日方普遍认为:王国权作为中国对外友协会长和中日友协副会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访日的中国最高职位的领导人。“王氏的访日可以说是中国巧妙的对日外交政策的一环”。


8月25日晚10时50分,王国权特使飞抵日本东京羽田机场。当身着黑灰色中山装的王国权特使缓步走下舷梯时,得到了以日中贸易备忘录事务所代表为首的各界代表的欢迎;日本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主要在野党和政界要人也云集机场,迎接中国贵宾。而日本政府方面到机场迎接一个没有建交的中国政界要人,尚属首次。当佐藤派遣的竹下官房长官主动迎上前去同王国权特使握手并表示:“佐藤首相希望当面表达对王先生来参加松村先生葬礼的谢意”时,在一旁的美国记者不禁惊叫:“这是承认中国的举动啊!”


8月26日下午1时,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在东京筑地本愿寺肃穆地举行。参加葬礼的日本各界人士1000多人。玉国权作为周恩来总理特使出席了葬礼,就坐于日本众、参两院议长的中间。15分钟后,佐藤来到了会场,当他看到坐在“总理大臣席”左边第二个位子上的王国权时,便匆匆忙忙走上前去同王国权握手,慰问似地说:“您特意远道而来,辛苦了。”王国权毫无表情地点了点头,一小时后,葬礼结束了,佐藤马上又走到王国权面前,作了90度深鞠躬,再次伸出手来道:“参加了长时间的葬礼,谢谢您,我想连松村元老也会感谢您的心意”接着又补充说:“回国后,请代我问候周恩来总理。”对此,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佐藤同中国官员握手的文章,文章说:“佐藤首相今天有生以来第一次同一位中国共产党高级官员握了手,并且说有机会再同他见面,这一事件发生在松村谦三的葬礼上。佐藤首相因为在北京的‘赛跑’中被尼克松总统超了过去而在他自己党内受到了主张同中国友好人士的攻击,他急欲表明他本人想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愿望,并且采取了异乎寻常的做法去设法同王会晤。”从佐藤首相近乎于失态的举动中不难看出佐藤的几多焦虑,几多无奈。而王国权特使只是微笑着点了点头出于礼节地说了声谢谢。仿佛全然没有把“首相”的“诚意”看在眼里,因为中国的外交官始终信奉:“行动比语言更重要。”


王国权特使在日期间除参加松村先生葬礼和出席日中友协(正统)团结胜利全国大会外,还分别同日本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主要党派进行了接触和会谈。通过这些机会,王国权特使详尽地了解了受到尼克松访华和保卫美元政策这样一种双重冲击而发生动荡的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同时,陈述了中国方面争取打开解决台湾问题为中心的中日关系的原则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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