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上将乱拆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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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共正式授予上将65名。现将这65名上将胡乱作一解析,看能否从中发现点什么。 若以军种计,则陆军60人,海军5人。 若以出身渊源计,海军上将5人,并不存在更多更复杂的派系,全属北洋海军。 陆军上将60人中,则分出多种情况。其中的龙济光、陆荣廷、刘存厚、袁祖铭、刘湘等5人,属西南军阀,只是为一时投机而依附北洋军阀者。 另有黄兴、那彦图2人,则既不属于西南军阀,也从未受制于北京政权,黄兴本系革命党,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参谋总长兼陆军总长,授衔时早已脱离军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共正式授予上将65名。现将这65名上将胡乱作一解析,看能否从中发现点什么。

若以军种计,则陆军60人,海军5人。

若以出身渊源计,海军上将5人,并不存在更多更复杂的派系,全属北洋海军

陆军上将60人中,则分出多种情况。其中的龙济光、陆荣廷、刘存厚、袁祖铭、刘湘等5人,属西南军阀,只是为一时投机而依附北洋军阀者。

另有黄兴、那彦图2人,则既不属于西南军阀,也从未受制于北京政权,黄兴本系革命党,是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参谋总长兼陆军总长,授衔时早已脱离军界,与北京和西南两方面都毫不相干,黄得授上将,大概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那彦图是蒙古王公,他之能够得授上将,纯粹就是一种外交上的礼遇而已。

余下的53人,即一般被称作北洋军阀者。但实际上这53人又可分出四种情况。这其中的12人,即黎元洪、张作霖、阎锡山、赵倜、刘镇华、聂宪藩、杨增新、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陆洪涛、张其锽等,原非北洋出身,但后来却始终依附或寄生于北洋军阀集团,如果称其为北洋军阀,顶多算是旁系。

另有8人,即荫昌、张锡銮、倪嗣冲、马联甲、张勋、姜桂题、江朝宗、张广建等,是早在武卫右军甚至淮军时期即与袁有着依附或较密切的同僚关系的,他们的资历有些并不低于袁世凯,他们的高官显禄也并不全靠袁氏得来,但由于他们多数曾襄助袁的小站练兵,与袁的关系比较亲密,故而在北洋军阀登上政权宝座后,他们也往往以北洋元老自居,袁亦对之倍显尊重,使其尽享荣华富贵,所以有说法是将其看作北洋正统,也不无道理。而实际上,他们尊也尊矣,贵也贵矣,但却始终未能进入北洋军的核心,其所带部队,要么是未经现代化改造的旧式军队,要么是地方军,均属北洋的外围武装,北洋正规军的基本武力,从没有一兵一卒是交由这些人掌握的。

再余下的33人,便是真正的北洋核心骨干了。这又可分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即其中的17人,是直接受知于袁世凯,是在小站时期或稍后由袁直接吸呐并一手栽培的,他们的成长全靠袁世凯,为感恩图报,也就全都成为袁的心腹干将,成为日后北洋军阀集团的上层骨干。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李纯、王占元、田中玉、张怀芝、卢永祥、陈光远、蔡成勋、赵玉珂、王怀庆、蒋雁行、张绍曾、陆锦等。

另一种情况,即其中的16人,他们虽然多数与袁不是直接的关系,也并未参与最初的小站练兵,但却也是在建军初期加入并依托北洋六镇成长为骨干的,属该集团中的第二层,是北洋军阀分裂后祸国混战的主凶。即吴佩孚、王承斌、萧耀南、张福来、靳云鹏、冯玉祥、孙传芳、齐燮元、周荫人、卢香亭、陈调元、刘宗纪、郑俊彦、吴光新、王汝勤、曹锳等。

如果将这53名称作北洋军阀的上将与北洋的关系做一喻人的对比,则后面的33人可称是北洋的嫡亲子孙,而最早与袁友好合作的所谓元老8人,却只能算作北洋的把兄弟,至于后来投效或寄生于北洋的12人,就只能看作北洋的干儿子了。

若以所属军队派系计,单就陆军来说,则其中的15人不属于任何一系,也没能自成一系,即黎元洪、黄兴、那彦图、张锡銮、荫昌、王士珍、江朝宗、张绍曾、陆 锦、蒋雁行、赵玉珂、聂宪藩、杨增新、张广建、陆洪涛等。有依籍贯而将王士珍、张绍曾、陆锦、蒋雁行、赵玉珂等划作直系而将江朝宗、聂宪藩、张广建划作皖系者,但我本人不这么看,我认为几人虽或曾亲近直系、皖系,但归根结底都是超然于各军系之外者。

另外关于新疆王杨增新、甘督张广建、陆洪涛这三人,我的看法是三人即不属于任何军系,也称不上是独立的军系。虽然他们手头多多少少都曾有那么一点兵,但因远离中原政治斗争的旋涡,正在内讧的北洋军阀谁也顾不上他们,他们也无意参与关内派系之争,谁在台上就拥护谁,因此他们手里的兵也就只能看作是国家政权中一个省的地方军队,而并不属于任何的派系。

有22人属于分裂以后的直系,即冯国璋、曹锟、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吴佩孚、王怀庆、齐燮元、王承斌、冯玉祥、曹锳、蔡成勋、萧耀南、孙传芳、周荫人、张福来、王汝勤、卢香亭、陈调元、郑俊彦、刘宗纪、张其锽。

这其中,后来又分出五省联军和国民联军,即孙传芳、周荫人、陈调元、郑俊彦、刘宗纪、卢香亭等6人属五省联军,而冯玉祥则属国民联军。

有8人属皖系,即段祺瑞、段芝贵、靳云鹏、卢永祥、倪嗣冲、张怀芝、田中玉、吴光新。

有4人属奉系,即张作霖、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

奉系后又分出直鲁联军,其中的张宗昌属之。

还有11人,则各成一系。其中姜桂题为老毅军,赵倜属宏威军(毅军分支),马联甲属安武军(毅军分支),张勋属定武军(毅军分支),阎锡山属晋军,刘镇华属镇嵩军,陆荣廷属桂军,龙济光属振武军,袁祖铭属黔军,刘存厚属川军中的武备系,刘湘属川军中的速成系。

有将姜桂题、马联甲划作皖系,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原来也是如此划分法。但现在想来,仍将其划出。

直皖奉三大军系中,皖系著名的四大金刚只有靳云鹏位列上将。奉系得授上将的,除张作霖以外的三个人,却没有一个算得上核心中坚,吴俊升、张作相都是过时人物,张宗昌则系外来户。直系却不同,其骨干将领该授的基本上都没拉下,比如著名的长江三督之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和直督曹锟,比如作为直系骨干武力的第二师前后任师长王占元、孙传芳,第三师前后任师长曹锟、吴佩孚,第六师前后任师长李纯、齐燮元,第十二师前后任师长陈光远、周荫人,第一师师长蔡成勋、第十一师师长冯玉祥、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第二十六师师长曹锳等等,都在上将之列。

直皖奉三系所占上将比例十分悬殊,也是有原因的。

直皖两系乃小站正宗,原本同根,后才分裂。但分家后的二者并不平衡,尤其在军事实力上,直军比皖军要多,故两系分裂后,直军得授上将者自然也就多。这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护法战争后期直皖分家后,由皖系执掌中央政权的时间仅两年左右,而直系在台上的时间则长达四年。时间长短即不同,而直系当政这四年和皖系当政的前二年还有不同,即前二年皖系当政时直系只是受排挤,却仍可在皖系中央中占有一席说话之地。而且在当时,根本就还不存在直皖之分,后来所说谁是直将谁是皖将此时尚未明确地分出立场站准位置,故所授上将便也无所谓谁属直谁属皖了。比如曹锟,在其得授上将时,其立场就属亲皖而非后来的反皖。而直系当政这四年,皖系已被直系彻底打败,皖系的主要战将全都成为新政权通辑的战犯,许多人的勋号正在被剥夺,自然不可能再授予代表着荣誉的军衔了。而实际上,不管在直皖未分出胜负时站到谁的立场上,在直系把持中央这几年,也就是上将可以授到省督的时候,凡是仍在省督位置上稳坐的,不管直系皖系,也都得到了上将的军衔。

还有一个原因,即这24名统计在直军阵营的上将中,还有后来分出的五省联军上将6名,而这6人中的4人得授上将,却是其已经从直系分出与奉系合作时的事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并非全是因为直系偏心才得到了这么多上将的。

奉系非小站正宗,染指中央远远晚于直皖二系,故很长时间奉军只有张作霖一员上将。即是到了后来,属于奉系的上将也并不多,为什么呢?也有原因。其一,是因为一直到直皖战争之前的1920年止,上将的授予条件相当苛刻,省督授予上将只有四人,绝大多数省督均未享受上将军衔,因而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等未授上将也并不奇怪。其二,到了上将放低了标准可以大量授与省督时,奉军已经宣布“自治”,与关内北京政府断绝了关系。既然你宣布不再听命于北京政府,那北京政府当然也犯不着再上赶着给你授予上将军衔了。其三,待奉军战胜直军夺取了北京政权,重又回到北京政府的怀抱中来时,却也和前面的皖系直系一样,其势力达到了巅峰时,也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其内讧加剧,各主要战将接二连三地跌落马下,奉军将领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状况,想授予上将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了。按说,当时奉军之李景林、姜登选、郭松龄等,从哪方面说,都绝对不比五省联军之刘宗纪、卢香亭、郑俊彦等更差,授予上将理所应当,但可惜的是几颗耀眼将星,却在奉军走向极盛时刚刚划了一道闪亮的弧光,便转瞬间急速陨落了。许是大概他们的上将命令正准备起草而还没来得及起草吧。

海军另有系统,参与北京政府的派系内讧并不多,但5人中,除蔡廷干早已退役并不亲近任何一派外,其他4人全部是亲直系者,很是耐人寻味。

若以个人成份计,则出身军校者44人,即黎元洪,北洋水师学堂;段祺瑞,天津武备学堂;刘冠雄,马尾船政学堂;萨镇冰,马尾船政学堂;荫昌,德国军官学校;冯国璋,天津武备学堂;段芝贵,天津武备学堂;王士珍,天津武备学堂;曹锟,天津武备学堂;李纯,天津武备学堂;靳云鹏,武卫右军随营学堂;王占元,天津武备学堂;陈光远,天津武备学堂;李鼎新,马尾船政学堂;卢永祥,天津武备学堂;张怀芝,天津武备学堂;吴佩孚,北洋陆军测绘学堂;王怀庆,天津武备学堂(存疑);齐燮元,北洋陆军速成学堂;田中玉,天津武备学堂;王承斌,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张绍曾,日本士官学校;阎锡山,日本士官学校;陆锦,日本士官学校;陆洪涛,天津武备学堂;曹锳,北洋陆军测绘学堂;蔡成勋,天津武备学堂;聂宪藩,日本振武学校;蒋雁行,日本士官学校;刘存厚,日本士官学校;萧耀南,湖北将弁学堂;赵玉珂,天津武备学堂;杜锡珪,江南水师学堂;刘湘,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孙传芳,日本士官学校;周荫人,日本士官学校;袁祖铭,贵州陆军小学;王汝勤,日本士官学校;吴光新,日本士官学校;蔡廷干,天津水雷学校;郑俊彦,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卢香亭,日本士官学校;陈调元,北洋炮队速成学堂;刘宗纪,日本士官学校。

文人从军者7人,即黄兴(日本泓文学院)、张锡銮(监生)、倪嗣冲(秀才)、杨增新(进士)、刘镇华(北洋法政学堂),马联甲(进士)、张其锽(进士)。

出身行伍者8人,即姜桂题、张勋、赵倜、冯玉祥、江朝宗、张广建、张福来、吴俊升。

起于草莽者4人,即陆荣廷、张作霖、张宗昌、张作相。

世袭贵族2人,即龙济光、那彦图。

由此可见,此时的军官队伍中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占了相当多数的比例,特别是出身天津武备学堂和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者,所占比例较大,分别有15人和11人。5名海军上将全系科班出身又部是英法美等海军学院的留学生,学历可谓高矣。总计曾留学国外军事院校者达21人之多。

若按授予上将时所任军职和曾任最高军职计,则有:

副总统兼参谋总长1人,黎元洪;

原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总长兼陆军总长1人,黄兴;

陆军总长4人,段祺瑞、靳云鹏、张绍曾、吴光新;

大总统府高等顾问1人,荫昌;

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1人,王士珍;

海军总长2人,刘冠雄、李鼎新;

参谋总长1人,张怀芝;

参谋次长1 人,蒋雁行;

海军总司令1人,杜锡珪;

原海军副总司令1人,蔡廷干;

前清海军提督1人,萨镇冰;

航空署督办1人,赵玉珂;

蒙古王公1人,那彦图;

陆军检阅使1人,冯玉祥;

巡阅使或相当于巡阅使6人,张锡銮、张作霖、倪嗣冲、王占元、吴佩孚、王怀庆;

各种总司令7人,张宗昌、王汝勤、郑俊彦、卢香亭、陈调元、吴俊升、张作相;

联军总参谋长1人,刘宗纪;

联军秘书长1人,张其锽;

军统(军长)4人,姜桂题、冯国璋、段芝贵、张勋;

步军统领1 人,聂宪藩;

原步军统领1人,江朝宗;

省督(含将军、督军、督理、督办、都统)18人,龙济光、陆荣廷、曹锟、李纯、陈光远、赵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杨增新、阎锡山、陆洪涛、蔡成勋、刘镇华、萧耀南、周荫人、张福来、马联甲;

边防督办4人,刘存厚、刘湘、孙传芳、袁祖铭;

原督军1人,张广建;

军务帮办1人,王承斌;

师长2人,陆锦(前参谋次长)、曹锳。

北洋时期起自1912年,终至1928年,但由于北洋政权的执政者走马灯一样换,各个时期对军衔特别是对上将一衔的执行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以省督授上将者为例,在袁世凯时代,四年中,仅龙济光、陆荣廷二人得此殊荣。从袁死到直皖战争暴发时这第二个四年间,省督授上将控制的仍然很紧,只有直督曹锟、苏督李纯二人获得。但从直皖战争后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第三个四年,其上将一衔的授予标准明显降低,省督获授上将者达14人,次长、帮办、师长等较低职务得授上将也出现在这四年中。这四年中总计授上将37人,也是各个时期授上将最多的四年。

依当时的军衔制度,上将一衔,应授予比师更高的上级指挥官,那么对照一下这65人授上将时的职务和曾经担任的最高军职,多数是没问题的,但有那么几个就很值得说道说道了。

首先说以师长而授上将的2人,就明显与法不合。他们能够得授上将,大概与二人的背景有关。陆得授上将,也许与前任参谋次长有关系,也许是直曹此时想借重陆而施拉拢,或者因为陆曾主持模范团的原因,或许……和那个刘喜奎事件有关?个中内幕,不得而知。至于那位只精于嫖赌的曹七爷,他能授上将,就全赖其当大总统的傻子三哥了。

当然,陆曹二人,在师长以外,是不是还虚挂有其他的高级军职,就不知道了,至少目前尚未找到有关这方面的说法。

上将中,有几人于授衔时,已经不再担任军职,即已卸职的原南京临时政府参谋总长兼陆军总长黄兴、吴淞商船学校校长萨镇冰、税务处督办蔡廷干、原步军统领江朝宗和原甘肃督军张广建。黄兴是南方代表人物,考虑到南北关系和黄在南京临时政府时的职务,授予上将,于情于理都说的过去。萨、江、张三人,都是沙场老将,此时离开军界时间不长,授予上将,于国际惯例上,也是说的通的。蔡廷干的情况与前四人不一样,蔡虽是海军出身,甲午海战中又立有战功,并曾一度出任海军副总司令,但授衔时,却早已离开军旅多年,而主要从事外交与税务工作,他在这个时候得授上将,实在有点勉强了。

那彦图这个好理解,特殊情况。

最不好理解的,是那吴佩孚十四省联军的秘书长张其鍠。该张即非卒伍出身,也不是封疆大吏,也未见有任何军功,也未曾领军独挡一面,只是一介儒生,参与吴之幕府捉刀而已,却少将中将一路走来,后又得授上将,搞不懂这之中有什么猫溺。

若以曾任要职计,则65人中,有5人担任过国家元首,即黎元洪、冯国璋、曹锟、段祺瑞、张作霖。有6人担任过国务总理,即段祺瑞、王士珍、靳云鹏、萨镇冰、张绍曾、杜锡珪。有6人担任过参谋总长,即黎元洪、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荫昌、张怀芝。有8人担任过陆军总长,即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靳云鹏、张绍曾、陆锦、吴光新、蒋雁行。有4人担任过海军总长,即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杜锡珪。

有9人在北洋军阀灭亡后,又继续或复起在新的政权中呼风唤雨,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为阎锡山、冯玉祥、刘湘、刘存厚、袁祖铭、陈调元、刘镇华、萨镇冰、张作相等。这其中又以阎锡山与萨镇冰二人最为显著。前者阎锡山坐镇山西,左右逢缘,始终不倒,山西解放后,又于广州组阁,仍膺大任,直至败退台岛,寿终正寝。后者萨镇冰则跨越四个时代,其先是在晚清任到海军提督(相当后来之海军总司令),海军副都统加正都统(相当后来之中将加上将衔),北洋时代官至海军上将,职至巡阅使,北洋军阀灭亡后又进入国民政府任海军高等顾问,退役时还再次获得海军上将高衔,大陆解放后,以其晚年,仍得入军事委员会为委员,一生经四朝,而均任高职,虽不及阎锡山那么始终显赫,却也尽得高官显位,在众多上将中,怕是绝无仅有。另外如冯玉祥、刘湘等,也是将国民政府的历史搅的硝烟滚滚的人物。

有2人成为可耻的汉奸,即齐燮元、江朝宗。齐江二人早在北洋军阀灭亡之前便已下台,却在日寇入侵时不甘寂寞而卖身事敌,沦为民族的罪人,落得千古骂名,可怜!可憎!可耻!

若以籍贯计,其人数居前三位者为直隶、安徽、山东三省,而尤以直隶突出,共21人,约占三分之一,还不包括祖籍安徽而生于直隶长于直隶的冯玉祥,也没包括旧属山东今属河北的馆陶县人王占元,若加上冯玉祥和王占元,则多达23人。

为什么直隶籍上将远远多于其他各省,没有别的,缘于直隶乃北洋陆军摇篮之故。

北洋陆军创练于直隶时,袁世凯挑选建军骨干,首选便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天津武备学堂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所创。李在当时尽管远比其他别的督抚牛逼,也不过直隶地方官而已,故天津武备学堂也和当时或稍后的如四川武备学堂、江南陆师学堂、湖北将弁学堂等各省办的学堂一样,属地方性而非全国性的军事学堂,其招收的学生便主要是以直隶人为主了。袁用这批学生作北洋建军的骨干,就奠定了直隶人占多数的根基。如冯国璋、王士珍、曹锟、陈光远、蔡成勋、李纯、田中玉、赵玉珂等直隶籍武备生,便都是在北洋建军时被袁吸呐的,后来这些人都官居上将。

后来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于保定创办了速成武备学堂,以应北洋建军人才之需,该学堂招生时更是明确规定了“土六十四”(直隶人占六成,其他外省人占四成)的生源比例原则,继续保持了北洋军中直隶人的超强比例。北洋后期的上将齐燮元、郑俊彦、卢香亭、周荫人等,即出身该校。

既然北洋建军源自直隶,直隶参军的自然占多数,成为上将的机率自然就大,就象大顺军、大西军将领陕西人占多数、太平军将领广西人占多数、红军将领湘鄂赣人占多数一样的道理。

排在第二位的安徽籍上将9人,仅次于直隶,也是有原因的。一个原因是,淮军出身的袁世凯,除主要吸收天津武备生外,还将许多淮军旧将纳入建军队伍并成为骨干。第二个原因呢,即天津武备学堂的首创者直隶总督李大人是淮军首领,故而该学堂中也招收了部分江淮子弟。段祺瑞、段芝贵、杨善德、陆建章等安徽籍北洋军官,即也都出身于天津武备学堂。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安徽籍上将较多也就好理解了。

山东籍上将7人,居第三位。找不出更多更明显的原因。我想主要原因是山东紧临直隶,投军方便。山东籍七名上将中,卢永祥、张怀芝、王占元等三人便都是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也都是由袁世凯在建军初期吸收进来的。靳云鹏、吴佩孚、孙传芳三人从军的起点,也是直隶。另外一个次要原因大概是因为直鲁两省风俗相近,容易打成一片,比如冯国璋用人的原则,即以直鲁二省人为亲,其所以鲁省人比较容易受到提拨重用之故。

以省籍排名居前三位者,上将是如此,中将加上将衔者,也是如此,仍是直隶(39名)、安徽(22名)、山东(21名)三省。

居第四位的奉天籍上将4人,其中三人属于张作霖奉军。张在北洋晚期曾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奉天籍4名上将,照理绝对算不上多。

并列第四的福建也产生上将四人,均为海军上将,这是因为清末的海军建军主要依托于福建。北洋时期全部5名海军上将,福建籍占了4个,正应了当时那句好象叫作“无闽人则无海军”的话。

除以上五省外,其他各省籍的上将比较分散,都在2名以下,包括袁世凯的故乡河南,也只产生了两名上将,还全不是袁的亲信,是在袁死后多年才荣升此一高衔的。

另有一个插曲,即这65名上将实际被授了67次。其中的王士珍、周荫人都被先后授了两次。王第一次得授上将是1914年8月14日,但4天后的18日,王恳请辞去而改为加上将衔,后又于1915年4月8日重新授予上将。周第一次得授上将是1924年6月7日,但到了1926年10月9日,与卢香亭郑俊彦等人一起,周又第二次得授上将。弄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也不知周第二次荣授上将是该哭呢还是该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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