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文化具有无形的力量,能凝聚人心,磨砺精神,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尤其是人文知识提供着合理性和正当性的学理证明,也就是所谓的“讲理”了。对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进行解释、演绎的知识系统,虽有时隐而无形,但它却是人群发展不可缺失的动力,而绝非秦统治者所认为的“无用”。固然,政治对知识的发展往往要进行改造,以加上自己的印记。


秦政治对于知识更多的是一种剥夺与替代。这种政治,虽说在上层有偏于术的法家学说加以支撑,但终究是一种不讲“理”,或者说以法代“理”,丢弃再上一层的价值追问的政治,其内在特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为知识的发展提供土壤。秦的政治实践中,只有服从与执行,不进行,也不允许进行对与错、是与非、合理与不合理的思索和讨论。《史记。商君列传》中,商教在秦变法之初,遭人非议,遂以刑法进行镇压,后来,变法有效以后,赞扬变法者同样遭镇压。史载:“卫教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试问,这样的政治怎能有凝聚力与向心力?事实上,法家政府是不考虑民众感受的,政治秩序的维系,靠的只是鞭子和刀剑。

然而,政治的发展没有了文化基础,没有了知识滋养,政权就没有认同感,是不可能深入人心的。政治权威没有合理性、正当性的知识证明,其自加的天命,不仅不为百姓所接受,得到的只能是更大的质疑。失去了文化知识的扶翼,工具化和物化了的秦政治,对于人性的践踏有恃无恐,不仅仅失去了民众,得心应手的专制工具—秦吏,作为工具性特点,今日为秦,明日即可为楚、为汉,强大的表象下,政权之脆弱可见一斑。徐复观先生说:“学术思想的力量,是通过时间的浸润而表现;现实政治的力量,则在空间扩张中而表现。”秦政权可以扩张到每一家庭,甚至可以烧掉每一本书,但这种表层化的扩展,在时间上是不能长久的,反之,知识文化的力量却历久弥新。站在知识对立面的秦政治,由于与知识割裂,其建于外在强制力之上的政治裁决权,并没有权威感,有的只是威慑力。潜在的思想反抗,随时可能转为现实的力量爆发,政权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又反过来更使得秦政府愈加寄希望于,用强制的国家力量替换掉民间社会中的知识力量,即所谓“以吏为师”,希望秦之“吏道”弥漫扩散于每一角落,打压掉传统和师道。因而,对于知识层的政治恐怖主义越演越烈,“焚书坑儒”则是秦政治对文化知识栽害的最显要标志。而陶醉于对知识界胜利之中的秦政权,终于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脆弱,几年后,大泽乡事起,政治的大厦轰然倒塌。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