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

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齐统一中国,到前207年刘邦率领农民起义军占领咸阳,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如同昙花一现般只存在了十五年,便在历史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我们向历史学家求教答案,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是暴政。例如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上册,170页)中就说:“秦帝国所以招致革命的原因,几乎全在剥削人民太甚这一点。”钱穆在《国史大纲》(上册,127页)中也说:“秦代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欺压人民太甚,弄得官逼民反,导致秦王朝灭亡,这似乎成了无可置疑的真理。这其实只是表面的原因,如果我们探本溯源,揭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就会发现,不是别人,正是帝国的创造者秦始皇一手毁灭了他创建的帝国,而且仅仅是他的一念之差。


前222年,秦灭楚国和燕国,第二年(前221年),秦将王贲率军从燕国南下灭齐国,中国统一。如何治理新征服的这三个国家呢?丞相王绾等人给秦始皇提了这么个建议:“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这个建议也被后世史家所批评。如周谷城就说这个建议是“开倒车”。这个建议到底好不好呢?秦始皇也拿不定注意,就把这个建议拿到了朝廷上让大臣们评议。结果,大臣们都说这个建议好,唯独一个人反对,这个人就是著名的李斯。李斯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的反对意见确实很有说服力。周朝在建国之初大封诸侯,建立了分封制,到后来却发生了诸侯之间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二百多年的战国时代刚刚结束,好不容易统一了天下,现在又要搞分封制,岂不是开历史的倒车,重蹈周王朝的覆辙。而建立郡县制,用国家的税收把皇子和功臣养起来也容易控制,这也是保证国家安宁的方法。


其实,王绾的建议并不是要在全国实施分封制,而是在才征服的楚国、燕国和齐国这三个边远地区实施。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它考虑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即“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新征服的地区尚不稳定,容易发生反抗。后来陈胜发动的起义就是发生在楚国,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等都是楚国人。燕、齐、荆三国的位置大致在今天的北京、天津、山东、安徽、浙江、江苏、湖北、湖南等地。这几个地区在今天几乎都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没有一个是偏僻的边远地区。但在二千多年前,相对于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原地区,它们几乎都是偏僻的边远地区,特别是对于秦国的首都咸阳来说更是如此。从现在的交通图上看,从秦国的国都到燕、齐、荆的国都蓟、临淄、寿春的距离分别为1193公里、1308公里、1045公里,距离几乎相当。这距离在今天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比今天从北京到华盛顿还要远。当时最快的交通工具是马,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从咸阳骑马到三国国都分别需要24小时、26小时、21小时。考虑到夜间行路的困难以及人、马需要休息等因素,以每天行走10小时算,从咸阳骑马到三国国都需要二天多时间。如果这几个边远地区发生动荡,需要二天多的时间咸阳才能知道消息。得到消息后还要召集群臣在朝廷商议征伐事宜,再到征集军队、准备粮草,这又需要几天时间。军队从咸阳到事发地按一千公里算,以每日行军10小时、每小时10公里的步行速度计,需要10天才能赶到出事地点,到了地方后尚需休整一二天。也就是说,如果在燕、齐、荆这三个地区实施郡县制,一旦发生反叛事件,要进行有效的镇压最快也得半个月时间。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局势的变化很有可能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从后来的历史看,经过了两三个月,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军一直打到咸阳附近时,秦二世才开始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并组织军队对起义进行镇压,但为时已晚,起义之火已经在六国旧地燃烧起来。而如果在这几个地区实施分封制,每个封国都有自己的军队,加之领地面积较小,封国内一旦发生起义也不用向中央请示,就可以在较短时间里调集军队进行镇压,同时也可以向周围其他封国求援。这样,在起义刚发生不久,尚未形成较大规模的时候,就很容易被镇压下去。即使起义能在一个封国取得成功,但其他封国也会有足够的时间征集更大规模的军队镇压起义并防止起义的蔓延。同时,中央政府也有足够的时间调集军队镇压起义。另外,封国的诸侯镇压起义的积极性远比郡守、县令要高得多,因为封国是诸侯的家。此外,各个封国也因国君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异,如有的国君残暴实施酷政,就容易爆发反抗;而有的国君则仁慈,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人民就会安居乐业。因此,在分封制条件下,起义的规模较小,地域有限,而且很容易被镇压,不会发生因为起义而造成一个国家改朝换代的事。欧洲中世纪的时期就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当时的欧洲各国也是侯国林立,与中国的分封制大同小异,直到封建制解体集权制建立,才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起义。


王绾的建议立足于实际,有助于控制新征服的边远地区。然而,秦始皇却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采纳李斯的建议,在燕、齐、荆实施郡县制。秦始皇的这一念之差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他不得不长年累月地到边远地区巡行,以加强对这些新征服地区的控制。在全面实施郡县制的第二年,他便开始了马不停蹄的四处巡行,直到十年后在他49岁那年,死在巡行的路上才算结束。这十年间他共巡行了五次,平均每隔一年就出行一次,除了第一次的西北之行外,其他四次均离不开燕、齐、荆三地。最后一次的巡行历时十个月,行程数千公里,南至湖南宁远的九嶷山,东到浙江绍兴的会稽山,北至山东烟台的芝罘山。就是在这次巡行的归途上,秦始皇得病而亡,而这又直接导致了胡亥的篡位和公子扶苏的被杀,而胡亥的昏庸又延缓了对起义的镇压。虽然秦始皇四处巡行,而且还在巡行的路上死去,但仍没能竭治住边远地区的反抗。在他死去的第二年,楚国人便发动了起义。


后来汉朝的开国者刘邦,正是在总结了秦亡的教训后,又在边远地区建立了分封制。在二千多年前那个经济交通落后的时代,分封制有助于对边远地区的控制。在国家制度上,汉承秦制,汉朝也采用了郡县制来管理国家,但在边远地区却没有承袭秦制而是建立了分封制。正是这一点的不同,带来了二个王朝各不相同的历史命运:一个成了短命王朝只存在了十五年;一个却存在了二百多年。中国人也因此成了汉人而不是秦人。汉朝实施分封制的边远地区也多是燕、齐、荆三国故地。刘邦在国家制度建设上实际上采用了王绾的建议。而这个建议秦始皇完全有机会实施,但他却听信了李斯的建议,这一念之差不仅毁灭了他新创建的帝国,而且也使他自己长年四处奔波,并最终暴毙于路途野外。


秦朝速亡的历史教训就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建设关乎政权的存亡,体制建设上的重大失误,会迅速的毁灭一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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