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苏联特色是党政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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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苏共亡党片”)说:“苏联,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短时期内奇迹般地变成了举世公认、雄视世界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苏联在世界成了可以与美国相匹敌的工业、科技、军事超级大国。”但这部教育片对苏联百姓的状况语焉不详。


我对公有制苏联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或阶段:一、理想蜜月期;二、同志争论期;三、头号敌人期;四、国家关系正常化期;五、哀悼痛思期。在理想蜜月时期,苏联是美好的社会主义天堂,是只有阳光没有阴影的社会,是中国的明天,是理想的寄托,是学习的唯一榜样,是一边倒,是老大哥,是神圣的,是不可提意见的,是不可怀疑的,谁提意见谁提出怀疑谁就是右派就是反苏就是反共,反苏是一顶很大的政治罪名政治帽子。在头号敌人时期,谁说苏联好,谁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谁就是社会帝国主义,谁和苏联人保持关系,谁就是里通外国,谁就是党和人民的敌人。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不久,苏联裂变了。苏联分裂成十五个独立国家,这十五个国家的性质也变化了。苏联的创建者苏联共产党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本文用"裂变"似乎比用“解体”二字更反映实际,因为苏联不仅仅解体即分裂成十五个独立国,而且他们都蜕变为非社会主义性的国度。)从此,苏联及其创建者苏共成为“祭”的对象。现在还处于哀悼痛思时期,对于苏联及其创建者苏共的说法和解读,总算有点讲话自由的味道,有点各抒己见的味道。


重读罗森塔尔和尤金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73年),令人感慨不已。该书写道:“全体劳动者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

“苏维埃国家制度是苏维埃社会精神上政治上一致的政治基础”。“苏维埃社会在精神上政治上一致是苏维埃社会的最重要的动力之一”。“苏共亡党片”似乎与《简明哲学辞典》持相似看法。


可是,历史的真实状况告诉我们,公有制苏联特色是党政崛起富强而它的百姓匍匐贫弱。


苏联的物质成就举世瞩目


苏联在列宁斯大林手中崛起,而且变得富强,成为世界第二强国或超级大国,是打败希特勒德国的主力之一。苏联莫斯科在1980年成功地举办第22届奥运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宣布奥运会开幕。苏联在航天事业方面创造了许多世界第一:1957年第一发射人造卫星;1961年第一个送人上天,上天的宇航员英雄是加加林;上天的第一位女性宇航员是苏联的捷列什科娃;第一次实现宇航员出舱太空行走,第一位穿着太空服实现太空行走的宇航员是列昂诺夫;1986年第一个实现宇航员在太空生活一年。苏联是军事强国,在1970年就拥有洲际导弹1300枚,比美国还多。应该说苏联的物质成就举世瞩目令人眩目。


一个国家的崛起富强和独立自主本应该伴随着组成这个国家的百姓的崛起富强和独立自主。但是,苏联的百姓呢,与权势群体相比,在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和社会权益各个方面,是属于中势和弱势群体或者匍匐状态的无权群体。


苏联百姓在物质层面的匍匐状态


苏联百姓匍匐状态可分为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来说,而精神层面更为重要。


苏联百姓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匍匐状态,是相对于苏联特权群体而言,是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而言。毕竟在苏联时代,百姓还是享有许多福利的,政府提供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房租非常便宜,每月只需几卢布,其中还包括了供热费、电话费和水费。很多人都能去黑海度假,或者领着政府补贴在疗养院里休养。到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苏联百姓的生活水平就相当高,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1982年每百户拥有91台电视机、89台冰箱和70台洗衣机。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并不低。不少家庭拥有小汽车。


1991年以前,苏联人均收入为美国人均收入的三分之一。国际通用的反映富裕状况的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率,苏联百姓家庭为30~35%,而欧美发达国家一般只占10~20%。1985年苏联全国人均住房面积为15平米,而发达国家达到20~30平米;苏联每百户家庭只有14辆小汽车,而发达国家为60~80辆。此外,苏联的个人电脑、远距离通讯

,彩电、音响、录像机、摄像机等等极其落后。1990年每千名居民中电话拥有量,苏联为75门,而美国为759门、日本为533门、联邦德国为598门、英国为523门。


1990年,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而且正如王蒙描述的:“在苏联,没有微笑。莫斯科商店营业员面孔更冷。”“至于一些领导人员就更不用说了,官愈大面孔板得愈厉害,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则。”在国营商店里,感觉不到“顾客是上帝”,在官府里,感觉不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气氛。


1990年10月,家住列宁格勒曾经在中国工作过的苏联老专家,为了招待远方来的客人,清早4点钟去商店,在凛冽寒风中,排了3个钟头的队,才买到6个鸡蛋。那时苏联买一样东西要排3次队,第一次排队开票,第二次排队凭票付款,第三次排队才用付款收据取货。


1990年,苏联农村中最富的基洛夫集体农庄,只有一个小卖部,肉、奶、洗衣粉等商品经常脱销,实行按户定量供应,多子女家庭显然感到更困难。在农庄内,支部书记农庄主席的生活状况与普通农民差别很明显。


苏联百姓在精神层面的匍匐状态


在重新审视苏联特征时,耳边回响起两首充满激情和豪情的苏联歌曲:


“贝加尔湖是我的母亲,她温暖着受难者的心。为争取自由挨苦难,我流浪在贝加尔湖畔。”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她有无数田野和森林。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是啊,革命者和百姓摆脱了沙皇制度下的不自由,然而却陷于新形态的不自由。这种新形态的不自由披着美丽的外衣:没有实实在的自由的“自由呼吸”。


又想起毛主席评论苏共的三段话:


“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美、法、英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间谍活动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和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另一段话是:“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和东西拿去太多了,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


斯大林提出“为集体化的飞快速度而斗争”的口号,派2万多名城市工人和干部下乡强行集体化,许多地方提出的口号是:“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苏联政府于1932年12月31目颁布一道命令恢复在沙皇时实行过的身份证制度,没有身份证便不能迁徙。而农民是没有身份证的,只能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所以农民则把集体农庄制称为“第二次农奴制”。


毛主席说的“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系指大清洗。2007年莫斯科举行活动纪念大清洗七十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1937年至1938年,斯大林发动的大清洗对俄罗斯来说是一场大悲剧,我们决不能忘记”,几百万人被迫害致死,“他们是有着自己观点的民众,他们并没有害怕说出自己的观点,他们是民族最优秀的人物”。大清洗不仅是数百万生命无辜悲惨消逝,而且在思想精神方面留下无穷的并发症和后遗症,使百姓的精神处于匍匐状态,谁敢真正昂首阔步独立自主做人。大清洗将苏联百姓基本的说话权益被湮没在血与剑以及火之中。苏联也和秦始皇希特勒一样搞焚书坑儒,所以毛主席说“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中”。


苏联学者沃尔科哥诺夫在《胜利与悲剧》一书中说:在斯大林时代,在上层社会发生大量死亡之前,下层群众就有惊人数量的死亡,而且更为悲惨。在30年代初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斯大林实行粮食出口政策,将粮食从农民手里强征过来,拿到国际市场上去卖,换取外汇,用以进口机器设备。由于粮食价格过低,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等许多非俄罗斯民族地区,爆发了独特的“粮食罢工运动”和抗议活动,许多个体农民和集体农庄减少播种面积,把粮食埋藏在地下,拒绝向国家出售粮食。对此,斯大林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在1930—1932年,有6万户被定为反革命的富农分子被枪杀,大约有300万户“富农”被强制遣送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占全部农户的百分之12至16。在1932年,当几十万个受饥饿折磨无家可归的儿童挤满许多火车站和大城市时,斯大林曾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抢劫粮仓时或者在扒窃列车时被抓住的人一律枪毙,死刑应该秘密地执行。


1938年苏共中央下发了焚书清单。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册、宣传画223751份,有55514种外文报刊被销毁。在大清洗中被定为“人民敌人”的人所写的书从各个图书馆中取缔。就是过期的报刊杂志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苏联史学家直到19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


一个女孩尼娜爱着男孩科利亚。女孩将自己的爱情誓言写在一张斯大林照片的背面以示郑重:“亲爱的科利亚,我向你宣誓:一辈子爱你。我特别写在我们所有人最亲爱的人的相片上。”女孩把这张写着爱情誓言的斯大林照片送给男孩。女孩抗不住父母的反对而与男孩分手。男孩因此而撕毁了女孩送给他的爱情誓言。女孩的父亲却将爱情誓言照片碎片交给秘密警察克格勃。就这样,男孩因亵渎斯大林而被判三年徒刑。


苏联的医生也成为特权群体争权夺利的工具。轰动世界的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就是例子。医生维诺格拉多夫给斯大林看病,建议斯大林“停止一切活动,安静修养”。斯大林认为这个建议是“阴谋夺权”。下令逮捕了这位可怜的御医。斯大林又收到另一御医季玛舒克的告密信。告密信说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些医生利用职务之便谋害党政领导人。苏联政府据此逮捕了15名克里姆林宫保健医生(多数是著名的医学权威或苏联科学院院士),他们的家人也被株连,共37人被捕。罪名是“用有害的治疗手段谋杀党和国家领导人”,而且还指控这些医生曾企图“医疗谋杀”斯大林。酷刑拷问屈打成招: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所以又叫“医生间谍案”。

1953年1月3日,苏联公布了医生谋杀案。季马舒克成了功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1953年1月21日授予她列宁勋章。斯大林死后一个月,即1953年4月4日,贝利亚迅速为“医生间谍案”平反。季马舒克所得的列宁勋章被收回


1957年一位医生跟病人聊天时,讲赫鲁晓夫和福尔采娃(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之间的桃花新闻,被自己的同事告发。这位倒霉的医生被捕并被判处两年徒刑。这件事竟然是苏共中央主管思想战线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操办的。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讲真话提批评的人,同样受到打击迫害。只不过没有枪决而已。南乌拉尔铁路局开会讨论贯彻苏共25大精神,一位高级工程师在会议上说:勃列日涅夫在25大的工作报告缺乏足够的自我批评精神,而过分颂扬自己的功绩。此后,这个人就被开除了党籍。报纸开辟监督专栏只是指向中下级干部。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阿拉木图群体事件是“不妥当的任命引起严重的后果”。1986年12月16日,苏共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到阿拉木图在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全会上突然宣布:担任哈党中央第一书记近30年的库纳耶夫“本人申请辞职”,并代表苏共中央推荐科尔宾任哈党第一书记。与会者虽然吃惊,但都遵守党的纪律,唯命是从地投票,一致同意解除库纳耶夫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一致选举苏共中央提名的科尔宾接替他的职务。苏共中央一反几十年的传统,派往加盟共和国任最高职务的竟是一位俄罗斯人,一位在哈萨克斯坦实际无人知晓的人。这一任命破坏了哈萨克斯坦的安定局面。全会开后次日,数千人在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游行集会。他们的标语口号:“列宁同党在一起!”“我们——为哈萨克斯坦!”“任何民族不得有任何特权”“要尊重列宁的民族政策原则!”“列宁思想万岁!”“共和国应有自己的领袖!”具体要求是反对俄罗斯人科尔宾担任第一书记,要求按照传统惯例由哈萨克人担任第一书记。游行的人们手无寸铁,他们举着列宁像,唱着民歌。在事件发展的这个阶段并没有出现对其他民族的攻击;没有号召推翻国家制度,也没有出现流氓行为。没有任何国家领导人向百姓解释全会决定的实质。相反却派出军警残酷镇压集会者,死伤多人。许多大学生和工人受难。据哈萨克斯坦共青团中央的材料,因参加广场事件或支持这些事件,有几千大学生被开除学籍,许多人被迫放弃学业。对一大批共产党员采取了具有迫害性质的惩罚措施。


作家匍匐状态反映着平民匍匐状态


苏联一些作家想揭示自己同胞百姓的匍匐生存状态,却使自己陷于更加匍匐的境地。作家的匍匐状态更深层地反映着平民百姓的匍匐状态。


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和创作是与俄罗斯本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普京是如此评价索尔仁尼琴的。索尔仁尼琴生于十月革命之后,在红旗下成长。在卫国战争两次立功,升为炮兵上尉连长,临近战争结束的1945年2月,他写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称斯大林是“满脸胡子拉碴的家伙”,被秘密警察发现,被判处8年徒刑,出狱后,又被送到哈萨克斯坦的偏远山村流放3年。1962年发表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是苏联文学中第一次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作品。1965年开始受到公开批判。长篇小说《癌症楼》和描写政治特别收容所的《第一圈》都无法在苏联国内问世,1968、1969年在西欧发表。1969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会籍。1970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同年苏联《真理报》批判他是叛国者。1973年12月,《古拉格群岛》第一卷在巴黎出版。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被赶出国门,浪迹天涯。最后在美国呆的时间最长,他也公开地激烈地批判美国,可是美国倒没有把他赶走。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撤消20年前的开除决定,说苏联作协原来的决定是“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他的作品得以在俄国正式出版。1994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邀请索尔仁尼琴回国。曾在1970年被苏共《真理报》批判为“叛国者”,现在却被俄罗斯人誉为“俄罗斯的良心和先知”。

2007年索尔仁尼琴获得2006年度俄罗斯人文领域最高成就奖“俄罗斯国家奖”,普京亲自到他家中拜访这位大师。


《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只不过真实地描写了普通百姓的命运和苏联十月革命及其以后一段时期的一个侧面,即它的失误与挫折和血腥味,并没有反对这场革命,也没有反对苏联,然而这部小说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却饱受打击与迫害。1958年,这部小说被《真理报》判决为“毒草”,苏联对他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围攻和大批判。现在有人认为这部小说是不朽的史诗。


《不单为了面包》描写官员将科技人员的科技成果窃为己有并对被窃者进行打击迫害的丑恶行径。揭露社会主义社会里的阴暗面在当时苏联犯了大忌。这部小说的作者杜金采夫遭到厄运。1956年赫鲁晓夫点名批判杜金采夫。从此作者失去了生活来源,甚至把床都卖了。


雷巴科夫在1933年因“反苏宣传罪”被流放西伯利亚;卫国战争时当了兵,由于战斗中表现英勇,复员后获准回到阔别13载的莫斯科阿尔巴特街。《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描述了萨沙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流放所经历坎坷生涯,也描写斯大林的多个侧面。雷巴科夫1966年写成这部小说,一直不能出版,20年后,到了1987年据说在某高层领导的直接支持下才得以问世。


《科雷马故事》记述了位于西伯利亚的科雷马劳改集中营人类苦难悲惨的情况,是苏联特色的劳改集中营文学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沙拉莫夫1929年2月因参加莫斯科大学托洛茨基派的地下活动,宣传列宁遗嘱而被捕。1937年又因说被高尔基誉为“当代优秀的文体家”的蒲宁是“俄罗斯伟大作家”而被判10年徒刑。于是沙拉莫夫在科雷马劳改集中营监禁劳改了15年。1956年才得到平反。


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记述了惊心动魄的斯大林格勒车站防御战,一个营的战士血战到最后,无人动摇退却和生还。一经发表,立刻受到好评和赞赏。一九五三年《真理报》发表文章,批判小说里的

“苏维埃人的形象在长篇中是苍白的、顺从的、没有特色的”、“作者力图证明,是平凡的人们建树了不朽的功勋”,“缺乏对这次胜利的组织者党的评价”。苏作协总书记法捷耶夫严厉批判该小说宣扬“善恶循环的反动唯心主义哲学”和“无冲突论”。此后该小说作者格罗斯曼的作品不准出版和再版。1961年写了第二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小说《生存与命运》交给出版社,然而出版社竟然将全部手稿交给了秘密警察(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就是克格勃)。秘密警察搜查了格罗斯曼所有与书稿有关的东西,甚至将打字纸和打字色带都没收,他的书也再次被禁。直到1988年该书才重见天日。


《狗心》作者布尔加可夫写的小说得到高尔基的赞赏。《狗心》写于1925年,当时莫斯科最高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看了手稿后就说:这是恶毒讽刺社会现实的小说,永远不能发表。布尔加可夫因此生前默默无闻,生活穷困,经常挨饿。他的作品大部分在1986年后才发表,受到人民广泛的喜爱。俄罗斯文坛把1991年定为“布尔加可夫年”。


当代俄国学者米格拉尼扬说: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百姓处于一种“全盘的奴隶状态”,“整个社会生活都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国家变成了一座兵营。”“定型的政治体制的目标就是要使公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完全格式化,维持原状,也就是说国家重新吞噬了个人和正在形成的公民社会。”


斯大林的女儿写了一本书《仅仅一年》,书中说:“差不多每个家庭都遭到了清洗之厄,莫洛托夫、伏罗希罗夫、米高扬都未能幸免。受牵连的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大家闷声闷气地过日子……。唯其如此他们才得以苟全性命,免遭池鱼之殃。”


苏联体制产生一种“厨房政治文化”,即,百姓白天在工作单位说了一天套话,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边,议论评说时政说真话,但不让孩子参加。


以上的例子充分说明苏联的百姓的精神是如何处于匍匐状态。“如果没有对自由的向往,如果不培养苏维埃人对人性善的向往,那么,工厂机器的轰鸣声愈是响亮,火车汽笛的轰鸣声愈是隆隆作响,运河的开凿愈是宏伟,那么,我们与文明世界的鸿沟也就愈大。”格罗斯曼的话表达了苏联百姓向往真正能够当家作主的自由的心声,没有实实在在的自由,百姓又怎能真正当家作主呢。


苏联在实施严格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同时一向实行严格的全能的思想管制,不准讲出事实真相,尤其自以为对自己认为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利的事情,不让说真话,使百姓思想处于匍匐状态。可是信息难以长期地完全地封锁,尤其科技发展到信息时代。苏联年青一代,在红旗下,在正面宣传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人,突然面对事情真相,就感到震动惊异和怀疑。例子之一:苏联不得不从他入侵的阿富汗撤军,使年轻人受到震动,原本说是出兵阿富汗是为了保卫祖国利益,可却是一件肮脏的战争,与美国在越南一样。例子之二:过去一直宣传说欧美是没落的腐朽的无一是处的世界。可是睁开眼睛一看,西方还有另外一面即经济发达、商品丰富、物质生活比自己的国度要高一些,这也使苏联年轻人惊奇与羡慕。例子之三:在上个世纪80年代突然知道在伟大公正无私纯洁的治理层存在严重腐败不公,残酷压人的事情,深感震撼,难以置信。严峻的生活现实也使他们感觉不到所宣传的自由宽松幸福富裕,引起他们从以往思想匍匐状态中开始独立自主的思索。


由此回到本文开头引述的《简明哲学辞典》的一段话上面来,《简明哲学辞典》的这段话似乎是皇帝的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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