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国军不抗日,名将李玉堂的悲喜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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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谁说国军不抗日,名将李玉堂的悲喜人生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第3师奉调上海参战。10月初,李玉堂指挥先头部队抵达战场后暂驻江湾。是月中旬,投入大场地区阻击日军,激战十余日因损失过重奉命退守苏州河南岸。11月调往虹桥机场至七宝镇一线构筑防御工事,后撤往苏州以北集结。国军放弃上海时,第3师又被调往同里至车坊一线布防以战区掩护主力撤退,在完成任务后开赴汉口整补。1938年4月,第3师调往徐州战场,被配置在砀山、商丘、兰封一线担负警戒任务。5月在邳县以东、郯城西南地区阻击日军。徐州会战失利后,李玉堂奉命配合友军于方头山等地阻击日军,为战区主力后撤争取时间,李在完成任务后撤往涡阳。

1938年6月8日,李玉堂升任第8军军长(副军长赵定昌,参谋长吴琅,辖赵锡田第3师、陈明仁预备第2师、赵定昌预备第11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第8军中,第3师为李的基本部队,预备第2师原为贵州省的三个保安团,预备第11师则是以在淞沪会战中遭受重创第33师残部改编而成。是以第8军名为三师制甲种军,但仅第3师有战斗力,预备第2师既未上过战场,又缺少训练,预备第11师又因原先老兵损失殆尽,新兵过多,与预2师几无差别。李玉堂就是带着这样一支部队投入到武汉会战中的。

武汉会战开始后,第8军被编入张发奎第2兵团序列,并奉命开赴江西星子至九江一线的沿湖地区构筑防御工事。部队进入预定地区后,张发奎命令该军配属第29军团,由军团长李汉魂负责指挥,并将第15师配属给李玉堂军使用。7月23日凌晨,日军第11军波田支队在海军第11战队的掩护下对预备第11师据守的鄱阳湖阵地发起进攻。由于预11师成立不久,湖岸守军玩忽职守,致日军在发起登陆时根本没有察觉,等到日军先头部队占领登陆点后,第8军副军长兼师长赵定昌才发现情况危急,该师张文美营已在半小时内全部被歼,随即投入战斗的预备队不进反退,致军心涣散,预11师阵地有随时被日军突破的危险。李玉堂得知预11师阵地受到威胁后,急忙命令第15师前往增援,使预11师在午后挡住了日军的第一波进攻。但预11师此时坚持在阵地者不足500余人,李玉堂请示上级将该师撤到星子休整,其所留防务由友军第128师接替。

7月24日凌晨,李玉堂在接到张发奎的反攻命令后,以预2师担负第8军全线防务,以第3师担负作战任务。该师师长赵锡田不负重望,率先进占鸦雀山,策应第27军团主力对日军波田支队的进攻。但日军在得到第106师团主力增援之后,进攻部队逐渐不支,张发奎见歼灭日军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便命令参战各部改攻为守,其中第8军的第3师奉命坚守鸦雀山阵地,以掩护第27军团侧翼。25日10时许,日军波田支队开始进攻鸦雀山左侧背阵地,守军第3师工兵营虽在营长谭镇滨的指挥下顽强阻击,但损失过重,不支后撤。李玉堂急忙命令师长赵锡田急忙投入第13团实施反击,但仍无济于事。此时,友军第128师防守疏忽,被日军偷袭得逞,第27军团后侧受到严重威胁。张发奎见继续坚持已属无意,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这一决定最终造成了九江失守的被动局面。战后军委会追究责任,认为九江之败,主要因为李玉堂所属预11师警戒不力,致日军登陆成功。是以赵定昌被撤职查办,预备第11师番号也被撤消。九江沦陷后,第8军撤到武宁地区继续担负阻击日军的任务。此时预2师调回贵州,李玉堂仅能指挥第3师和临时配属的第15师抵御日军,至9月13日奉命将防务交由第4军接替后开赴平江整训。此时第15师脱离指挥,另调新成立的第197师(师长丁炳权)编入第8军序列。

1939年2月日军对南昌发起进攻,第8军在武宁以北之横路附近阻击日军。3月20日,日军第6师团一部对第8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李玉堂指挥所部在友军第73军的配合之下坚决抵抗,使日军进展极其缓慢。第8军坚持到28日后因伤亡过半,奉命将防务交由第72军接替,后调整补。一天后,武宁沦陷。此后李玉堂指挥第8军与日军对峙在修水河沿岸达一年之久。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李玉堂指挥第8军一度配合战区主力投入反攻。

1940年4月,军政部决定将第8军、第10军合并整编,并准备派遣入缅作战。5月6日,李玉堂就任合并后的第10军军长(副军长赵锡田,参谋长蔡雨时,辖赵锡田第3师、余锦源第190师、方先觉预备第10师),率部移往沅陵、桃源整训。但是随着远征军在缅甸的失利,第10军入缅的任务亦随之取消,但仍受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并入列为战略预备军。

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当时军委会将第10军调归第9战区直辖,并拟令该军担负长沙防务。但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为了在金井至粤汉铁路东西之线与日军展开决战,便先行命令第10军开赴高桥、金井、福临铺一线构筑防御工事。李玉堂接到命令于9月23日抵达既定阵地后,将军部定在剑山将军坝。

9月24日,第10军先后遭到日军第3师团主力、第6师团和第40师团各一部的猛烈进攻,经两昼夜激战,第10军的福临铺、金井阵地被先后突破,所属第3师损失惨重,第190师副师长赖传湘殉国。李玉堂被迫放弃阵地率部撤往捞刀河以南的榔梨市收容整顿。随后将收容后第10军部署在长沙外围的东山、浏阳河、捞刀河一线,利用地理优势阻击日军四昼夜,终于坚持到援军赶至将日军击退。战后,战区长官部追究金井丢失的责任,李玉堂遭到撤职处分并调战区长官部服务。

李玉堂被撤职的消息传开后遭到了第10军官兵的强烈抗议,他们一致认为第10军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是有功的部队,就算不嘉奖,但也不应该把他们的军长撤职。另一方面,接到第10军军长委任状的钟彬在了解到第10军的现状以及同情一期老同学的情况下,也借故推迟上任时间,这使得第10军一时间成了一支没有军长的队伍。

1941年12月,日军集结重兵发动第三次长沙会战,而负责长沙警备任务的第10军到现在还没有军长。于是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决定让仍住长沙的李玉堂复出,承担起指挥第10军的责任。李玉堂自从被撤职后,感到上级对他的不公,虽然第10军刚上战场就被日军突破阵地,但是最终还是在长沙外围挡住了日军的进攻。此次惨遭撤职,是怎么也想不通的,于是他在没有办理完交接手续的情况就回家闭门谢客了。

薛岳请他复出,李玉堂并不买这位战区司令长官的面子,仍旧不为所动。直到蒋中正亲自给李玉堂通电话后,才使他重新担负起指挥第10军防守长沙的担子。根据曾经在第10军服务的蒋鸿熙回忆,这通电话的内容如下:“(蒋):你是第十军军长李玉堂吗?(李):报告委座,是的!(蒋):你是黄埔一期学生吗?(李):报告校长,是的。(蒋):那好了,那么长沙交给你了。”随后电话挂断。蒋中正简单的几句话,包含着处分的解除和校长的信任,既坚定了李玉堂的守城决心,也成就了其一生戎马生涯的最高峰。

12月30日,李玉堂重返军部视事,并制订保卫长沙的作战计划,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表示愿与长沙城共存亡。1942年1月1日,日军第3师团集中优势兵力,猛攻长沙,遭到第10军官兵奋勇抗击。该军所属三个师的师长皆离开指挥所亲临前线,如第3师师长周庆祥在天心阁、第190师师长朱岳在兴汉门、预备第10师师长方先觉在南门分别督战。1月3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又投入第6师团进攻北门至东门地段,第3师团则缩小战线主攻东门至南门地段,虽然兵力增加一倍,但仍无任何进展。随着外线国军相继投入反攻阶段,阿南惟畿于1月4日夜间被迫下令撤退。

进攻长沙的日军被迫后撤,沿途又遭到各路国军的阻击以及第10军的追击,日军高级军官多名负伤,中国军队取得了抗战史上闻名中外的第三次长沙大捷。会战结束后,军委会向第10军颁发“泰山军”的荣誉称号,其所属三个师也分别颁授“荣誉”旗。1月24日,李玉堂被提升为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0军军长,并被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成为了该勋章的第95位获得者。同年3月,李玉堂辞去第10军军长兼职,专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

1943年11月,第9战区以第10军、第99军组成的一个兵团,由李玉堂兼任兵团长参加常德会战。11月25日,日军围攻常德,李玉堂兵团奉命为常德守军解围。11月30日,第10军向德山拼命进攻,但是遭到日军阻击部队的有利反击,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进展却极为有限,预10师师长孙明瑾于率部突进时阵亡,仅第3师第7团在师长周庆祥的亲自督促下钻空隙突进至南站,但是不久也被日军击退。常德守军见援军迟迟不到,便于12月3日开始突围向德山友军靠拢。同日常德沦陷,李玉堂最终没能解常德之围。

1944年5月,李玉堂又奉命指挥第10、第46、第62三个军参加长衡会战中的衡阳地区战斗。当他的老部队第10军在衡阳苦苦支撑时,李玉堂也数次急催第46、62两个军驰援。为救第10军,李玉堂甚至进驻第62军军部,监督该军的解围作战。即便如此,各路援军进展仍十分缓慢。8月8日,第10军残部在外无援军,内无粮弹的见那情况下,伤亡殆尽,残部皆被日军俘虏,衡阳随之沦陷。衡阳以及第10军的结局使李玉堂痛心不已,为承担责任,他在会战结束后提请辞职,但是没有得到批准。

1944年12月27日,李玉堂调升为临时编组的第36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刘祖舜、方先觉,参谋长张震中,辖周士冕第27军、谢辅三暂编第4军)。时隔一月,第36集团军被撤消番号,李玉堂于1945年2月调回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杨汉域、丁治磐,参谋长晏子风,辖杨干才第20军、丁治磐第26军)担任总司令一职。对于这一职务,李玉堂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集团军虽然不是中央军系统的部队,但是李在这个集团军当过多年的副总司令,在指挥作战时必能驾轻就熟。同年5月,国军在广西投入反攻,李玉堂指挥第27集团军奉命参战,并于7月28日收复广西重镇——桂林。抗日战争胜利后,李玉堂率部留驻广西。李玉堂在抗日战争的贡献使他在战后分别获得了忠勤勋章(1945年10月10日)和胜利勋章(1946年5月5日)。


李玉堂率领残部抵达台湾新竹后,再次被撤去军职。继又因为夫人陈伯兰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而被逮捕。根据李玉堂的旧部胡林亭(原第32军第255师警卫营副营长)的回忆,李之被捕,主要是由于其从事策反的随从副官李刚暴露所致。李刚被捕后受刑不过,交代出李玉堂的夫人与内兄陈石清从香港到海南策反李玉堂一事。而李玉堂在得知李刚被捕后,立即写信给在高雄工作的陈石清,要他赶快逃命。这封信结果被保密局特工截获,李玉堂因此被捕。

审理此案的审判长钱大钧经过调查,认为李对他夫人的通共情况并不知情,于是按照《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知匪不报的条例判处李玉堂七年徒刑,继而增加为十五年徒刑。遗憾的是当蒋中正在批示这一判决时,竟然亲自在判决书上批了一个“耻”字,于是这位得到过青天白日勋章的抗日名将就这样被决定了最终命运。

1951年2月5日,李玉堂及其夫人陈伯兰同被押赴台北碧潭刑场执行死刑。李在临死前留有遗书一封,内言“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总统命令,已无申诉余地,我死后望有公论。我无对不起国家之事,国家如此对我,于国家何益?实为共匪所快。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60年代老蒋有一次到金门巡视,用望眼镜远眺大陆河山,忽然发了疯的大喊:「反攻大陆,你们快反攻啊!」空军与海军司令都不敢说话,李玉堂的山东同乡、黄埔学弟的前陆军总司令刘安祺就坦然报告:「校长,我们还没准备好

,老蒋气得拿手仗挥打刘安祺,打了几下又放声大哭:「玉堂啊!玉堂你在哪里?你在我就不用受这些人欺负了?


1983年7月20日,山东省人民政府经过国务院批准,追认李玉堂为革命烈士。其理由如下:“1949年,李玉堂任海南防卫副总司令期间,中共通过关系策反李玉堂,李接受中共的条件举行起义。因交通中断,李玉堂未及时接到中共关于起义的指示,即随国民党军队撤往台湾。后因叛徒出卖,1951年2月5日,李玉堂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台北碧潭。”山东省人民政府的这一决定使李玉堂成为了革命烈士


本文内容于 2010-2-19 12:00:27 被11211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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