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国军不抗日:38年王铭章师长浴血滕县殉国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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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章将军,系国民党第四十一军代军长兼第一二二师师长,抗日战争中指挥了著名的滕县阻击战。在长达4昼夜的时间里,他以窳劣装备和少量兵力,英勇抗击拥有机械化装备和数倍于己的日本侵略军,阻滞了日军南下攻占徐州的军事计划,为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赢得了时间。在滕县阻击战中,王铭章将军身先士卒,与日寇浴血奋战,最后壮烈殉国,实践了他“城存则存、城亡则亡”的誓言,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赢得了举国人民的崇敬和后人的爱戴。

王铭章,字之钟,1893年生于四川新都县。1909年小学毕业,考入四川陆军小学第五期。1912年,入四川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1914年毕业后,在川军第二师任排长。1916年,第二师响应护国运动,王铭章随军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战争,因战功升任连长,后升任营长。1920年,川军整编,王铭章升任第七师团长。此后,他以指挥有方、英勇善战而闻名川军。1924年,王铭章升任川军第三师第二十五旅旅长。1925年,驻防德阳,晋升师长,隶属川西北屯殖军管辖。1926年,川西北屯殖军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王铭章改任第二十九军第四师师长。1935年,蒋介石把第二十九军改编为第四十一军,副军长孙震升任军长。

王铭章改任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师长,授陆军少将,辖第三六四、三六六两个旅共4个团。1936年,晋升为陆军中将。

王铭章将军多年来数次卷入四川军阀的混战,互相残杀的内战常使他感到痛苦和矛盾。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促进了全国民众救亡运动的高涨,王铭章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安事变后,王铭章对中共“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的抗日救国主张,衷心拥护。1937年5月他在给表弟的回信中表明了自己为国杀敌、维护民族尊严的心迹。信中写到:“接来书,欣悉吾弟有志深造,赞佩不已,后有机当为吾弟图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从此结束,今后全民全军精诚团结,枪口一致对外,洗雪国耻,此诚国家民族之幸,亦吾侪戎行殷切之宿愿。此间正按中央整军方案,进行部队编练,以期达到枕戈待战,朝令夕发共赴国难。”(王道鸿、王道义:《缅怀先父王铭章将军》,《滕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70页)

1937年9月12日,王铭章率川军北上抗日。出师前,在驻地德阳慷慨誓师。他在军民万人大会上,以悲壮激昂的语调,向与会军民表示:寇深国土,国难当头,我一定要用热血报国的实际行动,来赎回20年来参加内战危害人民的罪愆。接着返回新都,辞别家乡父老。临行前的晚上,他把一家人叫在一起说:“现在日寇深入国土,国家危在旦夕,我军率先请缨出川抗日,已奉电批准。我知道,打日本帝国主义,是我弱敌强,当然要付出很大代价,何况川军的编制不足,武器装备低劣为国军之最,这次出征非三年二载,我的决心是不成功则成仁。我身为军人,战死在为国为民的疆场上,也是死得其所。”(同上)

出川后的王铭章,首战山西,在娘子关给自命不凡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以沉重打击,为川军赢得了声誉。1937年底,日军占领浦口和济南后,开始由津浦路南北两个方向合攻徐州,企图打通津浦路,将南北两个战场联为一体,然后沿陇海路西进,利用中原平坦地势,发挥其机械化部队优势,直扑平汉路,消灭郑州、武汉间中国军队主力,一举攻占武汉。

1937年11月,王铭章所在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奉命调至徐州、汤山一带,阻击沿津浦铁路线南下之敌,王铭章率部担起了守卫滕县的重任。

滕县位于兖州、邹县之南,徐州之北,春秋战国时代曾为滕国的都城。泰安、兖州失陷后,滕县成为津浦线正面至关重要的一个战略要点。日军要由津浦铁路南下占领徐州,就要首先占领滕县。为此,日军在兖州、邹县一带集结了重兵。为保卫徐州,国民党第五战区把主要兵力布置在徐州的台儿庄,守卫滕县的任务,就是为台儿庄的部署争取时间。

进犯滕县之敌,为日军第十师团和第一○六师团、第一○八师团,有大炮70多门,战车四五十辆,并有配合作战的飞机四五十架,装甲火车2列,共约三四万人,统一由第十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指挥。




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进攻滕县的日军是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由步兵33旅团司令部、步兵第10联队(缺1个半大队)、步兵第63联队、独立机枪第10大队、野炮兵第10联队(缺1个大队和2个中队)、野战重炮兵第2联队(缺1个大队及联队级之一半)等部队组成。实际进攻滕县的是以步兵第10联队为基干的部队;而以步兵第63联队为基干编组的部队绕过滕县,经滕县以南南沙河地区进攻临城。




保卫滕县的中国参战部队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初为邓锡侯,到了徐州会战时是继为孙震(即“飞将军”孙元良的叔叔),为两两制编制,指挥2个军: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兼),辖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第一二四师(师长孙震兼,副师长税梯青代),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兼),辖第一二五师(师长陈鼎勋因病在郑州休养,由副师长王士俊代)、第一二七师(师长陈离)。第二十二集团军所辖两个军均系“乙种军”编制,即每军两个师,每师两个步兵旅,每旅两个步兵团,根本没有任何特种兵编制。整个集团军不过4万多人,武器窳劣,装备陈旧。主要武器为四川土造的七九步枪、大刀、手榴弹和为数很少的四川土造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没有一种新式重兵器,更谈不上交通、通信、补给、卫生等各种装备器材了。该集团军于12月初进行了整编,滕县保卫战之前,整个集团军实际只剩下两师四旅八团的兵力,共2万人。




面对凶猛的来犯之敌,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任命王铭章为第四十一军代军长,统一指挥第一二二、一二四师。实际上在滕县县城内由王铭章统一指挥的只有这两个师的师部和第三六四旅旅部的兵力,加上滕县地方保安团队400多人,兵力也不足3000人。而日军沿津浦线南下的兵力达10万之众,且为精锐部队,装备着山炮、野炮、重炮等重武器,还有高射机关枪、战车防御炮等兵器。临危受命,王铭章将军将个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勉励守城将士说:“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窳劣的武器,担当保卫徐州第一线的重任,力量之不足,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身为军人,卫国保民而牺牲,原为天职,只有决心牺牲一切,才能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川军二十年内战的罪行。”

1938年3月14日拂晓,滕县外围的战斗打响了,日军步兵、骑兵1万多人,大炮20多门,坦克20多辆,飞机二三十架,向滕县守卫军第一线阵地展开全线攻击。在王铭章的指挥下,外围的将士奋勇杀敌,使日军在两天之内没能前进一步。15日,日寇鉴于从滕县界河正面阵地进攻未能得手,改变了攻击方式,除以正面主力继续猛攻外,另以3000余人从侧面迂回包抄滕县。15日下午,日军愈来愈多,但滕县城关只有第一二二、一二四、一二七师的3个师部和第三六四旅旅部,每个师部和旅部只有1个特务(警卫)连、1个通信连和1个卫生队,此外没有任何战斗部队,城防处于十分危急状态。面对敌人的迂回包抄,王铭章想阻击却抽不出兵力,只好把在外围担任正面防御的部队撤回城内。此时,滕城已是危急万分。下午5时30分,王铭章在电话上直接向第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下达命令:“(一)师决心固守滕县城;(二)第七二七团除在洪町、高庙的一个营仍在原地执行原任务外,另以一个营留置北沙河第二线阵地暂归第一二七师指挥,该团长即率领其余部队立即由现地出发,跑步开回滕县布置城防。”接着,王铭章又命第七二七团将北沙河上的铁路大桥予以炸毁破坏,并将第一二二师师部驻扎在了滕县西关电灯厂内。截至15日深夜,滕县城关的战斗部队,共约2500人。此外,滕县县长周同所属的武装警察和保安团有五六百人。合计城中有武装力量3000人,但真正的战斗部队不足2000人。

16日黎明,日军万余人向滕县发起全面进攻。日寇的炮兵和飞机同时以密集火力向滕县东关、城内和西关火车站疯狂扫射。驻在西关电灯厂的王铭章师长,听到枪炮声后,火速召集在滕县县城的师团长会面。他询问了城防部署、工事构筑、弹药补充等情况。王铭章估计援兵最快也得夜里才能赶到,如不能守一天以上,那就不如在城外机动作战。于是他立即请示集团军总司令孙震,提出到城外机动作战的意见。孙震让王铭章确保滕县以待援军。此时,王铭章下定决心。把城外所有的第四十一军部队统统调进城内[按下文城外西关火车站、西关电灯公司有大量41军的主力部队守到最后,而且要是真的令41军放弃所有城外外围阵地,全部集中死守城内,怕是得被日军火力轰死败亡得更快,参见解放太原战役经过],并立即传谕昭告城内全体官兵,决定死守滕城,与大家一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任何人不准出城,违者就地正法!王铭章向全体官兵表示了誓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亲自布置城防事宜,调集各部队组成统一的守城部队,明确了指挥系统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他勉励全体官兵奋勇杀敌,为坚守滕县战斗到最后一分钟。




实际上,守滕县县城的部队只有122师的7个连近千人的兵力,122师其他部队全在城外被日军打散了。122师在战斗前的实力是3514人,估计王铭章师长下了死命令后收拢进城准备死守的也不过是原实力的三分之一弱。




日军在界河、龙山、普阳山、滕县城关等处,碰了硬钉子,伤亡惨重。于是矶谷廉介在16日夜间,调集了第十师团和第一○六师团的1个旅团,共3万多人的兵力,大炮70多门,战车四五十辆,向滕县城关东、南、北三面猛攻。17日上午6时许,敌人以五六十门山炮、野炮密集攻击,敌机20余架临空投弹、扫射,炮弹、炸弹如倾盆大雨,整个滕县城除北关因系美国教堂所在地外,一时硝烟弥漫,墙倒房塌,破坏之惨,实属罕见。下午3时30分左右,日军占领了南城墙。

与此同时,东面日军对东关再次发起更猛烈的攻击,寨墙被敌炮炸开,阵地工事全部被摧毁。东关守军无所凭藉,以致死伤愈来愈多,弹药(特别是手榴弹)也已告罄,因而在南城墙被敌占领之后不久,东面之敌步兵约五六百人在10余辆坦克的掩护下,突入东关。守备东关的第一二四师第三七○旅第七四○团团长王麟,在激烈的炮火中,奋不顾身地亲临前线督战,被敌炮击中头部,尚未抬出西门,即因伤重而死。该团政训员胡清溪,亦同时中弹阵亡。

南城墙和东关失守后,王铭章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街口指挥督战。敌攻入南城、西城后,即集中火力向城中心十字街口射击。王铭章除令城内各部队与敌巷战,死守西关待援外,亲自登上西北城墙,指挥作战。王将军命令身边仅有1个排的警卫连从西北城角向西城门楼之敌猛扑,夺取西门城楼,但是由于敌人火力太猛,全排战士壮烈牺牲。这时,西城门楼之敌继续向北压迫。王铭章遂决心转移到西关火车站第一二四师第三七二旅,继续指挥守军与敌拼搏。但当王铭章将军行至电灯公司附近时,即被西城门楼之敌发现,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王铭章及其部属、随从共20余人大部为国献身[看来是在西门外的西关电灯公司阵亡]。王铭章身中数弹,血流如注,但仍挣扎着身躯对部属说:“你们快同敌人拼去吧!不要管我!”最后他呼喊:“中华民族万岁!”便气绝身亡,时年仅45岁。王铭章将军牺牲后,滕县城中守军继续与敌人拚搏,激战至黄昏,东门失守。直到18日上午,日军才占领滕县。

滕县保卫战自3月14日早晨开始,至18日上午止,王铭章率部坚守滕县,与日寇血战四天四夜,计约108小时,共毙敌2000余人。16、17日两天来,滕县城关落下3万余发炮弹。第四十一军守城部队自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以下伤亡5000余人,在滕县以北界河、龙山一带作战的第四十五军,自一二七师师长陈离以下伤亡亦达四五千人。




根据《悲壮之役——记1938年滕县抗日保卫战》引述122师战报记载:122师参加战斗军官265人(阵亡6人,伤10人),士兵3449人(阵亡105人伤156人),另有军官6人,士兵470人失踪(判断为战死)。从这里可以看出,122师伤亡也就是700多人,并没有遭到毁灭式的打击,而且全师参战部队也不到5000人。

而真正伤亡大的部队是川军在城外的另一个师124师,124师的伤亡报告如下:124师下辖370和372旅,370旅参战军官133人,准尉及士兵5219人(阵亡军官17人,准尉士兵640人,伤军官16人,准尉士兵331,生死不明准尉士兵37人),372旅参战人员军官99人,准尉士兵2117人(阵亡军官4人,士兵173人,伤军官10,准尉士兵282人,准尉士兵生死不明32人),这个川军师的伤亡1500人左右,但也没有达到全军覆没。




这么算来122师加上124师(其第372旅在城外西关火车站),按部队的战报共伤亡753+1500=2253人。




根据滕县城防指挥官、同是川军第122师第364旅第727团团长张宣武将军在事后回忆,在滕县保卫战前,第五战区为了支援滕县,曾经运了整整一节车皮的手榴弹给滕县川军,使得在滕县城墙上的川军平均每名士兵都有一箱手榴弹(50颗),这对于弹药物质本身就极为缺乏的中国军队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了,另外在战前川军122师部队还提出要求希望能给点鸦片,怕士兵关键的时候烟瘾上没力气打枪,第五战区想尽办法从当地的贩毒者那里又弄了不少给滕县川军,这从日军战后曾经提到过在滕县发现大量的大烟土就可以说明是事实。但是滕县城池仍然在一天多就失守。王铭章将军当时在是被滕县西门城楼上日军发现,日军用密集的机枪火力把他打死在城外壕沟内,王将军以为西门外的城关还在中国军队手中,所以向那个方向突围,最后牺牲于日军火力下。从这里看出,王铭章将军仍然是英雄,毕竟他率领部队死拼了,而且他也没有投降,而是英勇地牺牲在日军手下。英雄还是英雄,即使他是牺牲于转进途中。




滕县保卫战原本是要求122师在县城要坚守三天,但是仅仅一天多就失守,而且日军进攻整个滕县和周边地区的部队是矶谷第十师团的濑谷支队的步兵第10联队和濑谷支队所属的少部分特种兵,而且这个联队还缺少了一个半步兵大队,也就是说,日军进攻滕县的部队总共只有1个半大队加上少量特种兵的兵力,冲顶也就3000人左右。也就是说是日军3000人对川军2个师主力1万1千多人(跟据孙震的战报),另外还有汤恩伯军团一部,而且起码这3000多日军有2500人以上的日军被川军41军另一个师124师和随后赶到的汤恩伯军团一部在城外吸引了,直接进攻滕县县城的日军不过4、5百人,滕县守军川军122师在战前有大量的手榴弹,第五战区在战前支援川军的不少轻重机枪很多都在滕县城内,所以滕县川军弹药不算很缺,大烟也很充足。但是仅仅1天多就失守,而且早在滕县城池攻防战之前,王铭章将军就失去了对122师其他部队的控制,也就是说,122师在之前已经完全被日军打散,川军战斗力之差,可见一斑。




滕县保卫战,揭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滕县保卫战以巨大的牺牲阻滞了日寇精锐之师数万人的南下,为第五战区备战台儿庄会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保卫徐州、巩固武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时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台儿庄战役总指挥的李宗仁将军指出:“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之一页。”“若无滕县之苦战,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创成也!”(《血战台儿庄》,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日本随军记者佳滕芳子当时也曾报道:“1938年3月初,我军攻占济南后……继续南进,在泰安、兖州等处均未遇到抵抗,但到滕县后,遇到四十一军之一二二师顽强抵抗三天,我军遭受很大损伤。”日军的报道也证明王铭章代军长及守城将士忠勇卫国,拼死抵抗,确实使得日军遭受重大挫折。


滕县保卫战之所以被如此宣传,主要还是在李宗仁将军的战后政治军事考虑报道,很多历史学者认为是应该与徐州会战开始不久,第五战区刚刚枪毙了战区副总司令将韩复榘有很大关系。一个因为保存实力,擅自放弃防区而被重处(韩复榘);一个不管实际如何总算是坚守滕县最后以身殉职(王铭章),一奖一罚以振奋士气,这也无可厚非,这样的目的是为了振奋士气鼓舞其他部队杀敌,这样做在当时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战地记者范长江本身就是四川人(四川内江人),他也仅仅是听了李宗仁将军的口述后,就写下了《悲壮的滕县之役》一文。因为根据同为川军将领的孙震所编写那本被历史研究者称为“水分大得都可以养鲸鱼”的书《22集团军作战详报》以及李宗仁将军在抗战结束后写的的那本抬高地方军而贬低中央军的回忆录都没把滕县保卫战说得这么夸张。



总体来说,滕县保卫战中,川军的表现有好有坏,守滕县的第122师战斗力非常脆弱,在外围就被日军轻易击溃,在守城的时候面对数百日军也仅仅只顶住了一天多就失败而突围,且伤亡并不大,完全是逃跑的多。而在城外的川军另一个师第124师则于日军打得昏天黑地,却没有多少资料说到。这原因应该就是毕竟第122 师是死了一个将军,影响比124师大得多而已。但是绝对不能埋没了另一个川军师第124师的努力表现(虽然这个师的战果也很小,但是却没有出现太多的逃兵)。




滕县失陷,日军守备甚严。孙震的集团军总部派人,委托当地帮会和红十字会等团体寻得将军遗体,偷运出城,进行装殓,辗转运往武汉进行公祭。由于王铭章将军牺牲之壮烈,为抗战以来所鲜见,对民族气节和前方士气都起了一定的激励作用。将军灵柩所经之处,军政机关及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等,自动前往祭奠迎送,极为哀痛。1938年5月9日,将军的灵柩运抵武汉大智门火车站,武汉万余人民群众,前往迎灵。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等都参加了迎灵和公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吴玉章、董必武等联名撰赠挽联一幅:“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对王铭章将军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表示崇高的敬佩和对他以身殉国表示深切的哀悼。《新华日报》派代表参加公祭并致悼词,悼词最后称,王铭章将军是为国家、为民族、为全中国人民牺牲的,他的勋名将永垂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不死。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王铭章将军的抗战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不仅追赠为陆军上将,而且明令褒扬,举行国葬,拨款1.2万元治丧,并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

1984年9月,国家民政部正式追认王铭章将军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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