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一百周年,中外古今,都不乏因一次战争的胜负而改变双方前途和命运的事例。经过甲午战争,日本因胜利而更快地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并使这个原来封建落后的太平洋岛国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列;中国清朝政府的失败则使得对中国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的洋务运动破产,并使此后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更加曲折而艰难。今天,世界的形势和中日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不能忘却我们民族所受的耻辱与苦难。痛定思痛,我们更应该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认真的反思。


丁汝昌是甲午海战中的关键人物,以往不少中国近代史的论著和辞典都对其大加颂扬、说他作战勇敢,指挥镇定,最后“严辞拒绝”敌人的诱降,(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坚持不屈”服毒自杀,(《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还有一些作者将丁收入“历代名将”、“历代爱国将领”一类辞典。然而、据我们广泛地查核资料,考证史实,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为了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以免误导我们的后代,我们认为有必要还丁汝昌以本来面目。


(一)从个人履历来看,丁汝昌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并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而发家的


据史载,丁汝昌1836年出生于安徽庐江北乡石嘴头村,14岁时,父母在荒旱中双双饿病而死。1853年,走投无路的丁汝昌参加了太平军,驻安庆。1861年随程学启叛反,编入湘军,为哨官,授千总。1862年被拨入淮军刘铭传所部,不久升营官,领马队。后在作战中先后担任了马队的参将、副将。1868年,因对捻军作战有功,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1874年,朝廷“裁兵节饷”,丁汝昌被置于“闲散”之列,便致书抗议。刘铭传拟“命将召至而戮之”,丁汝昌逃到巢县汪郎中村,隐居赋闲,僻居乡间数年。1877年,蒙光绪召见,奉旨发往甘肃差遣。不久,又因“回籍措资,伤病复发,呈清咨部展限”,仍回故里。1879年,面谒李鸿章,留北洋水师差遣。1880年,去英国购置超勇、杨威两艘快船。1883年,授天津镇总兵,赏黄袍马褂。1888年,授北洋海军提督。


从上述史料记载看,丁汝昌发迹的历史并不光彩,他有奶便是娘,始则参加农民起义军,终则弃之,见风驶舵,卖主求荣。而一般教科书、论著和辞典对此均只字不提,使人们对丁汝昌无法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二)丁汝昌经营北洋舰队,既无其才,又无其德,由此大大影响了北洋舰队的素质,埋下了甲午海战失败的祸根


北洋舰队在当时号称亚洲最大的舰队之一,丁汝昌作为北洋海军提督,全军的统帅,对这支舰队的兴衰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他却有负众望,并没有把这支舰队经营好。一些学者却为其开脱罪责,认为这是“因军官多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人,他以淮军陆将孤寄其上,威令难行,操练松弛”。(《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事实并非如此。丁汝昌之所以担任北洋海军提督,完全是李鸿章想将北洋舰队据为已有,推行“任人唯亲”路线的结果。1879年,丁汝昌到天津谒见李鸿章。“李鸿章‘任人唯亲’。常常以亲属、淮籍及淮系为用人之资。本来海军提督非阅历多年,深谙西法之水师官不可……在李鸿章看来,丁汝昌既是淮系,又“经大敌”……因而统率全军重任只能落到丁汝昌身上”。(苑书义著《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215页。)所以李在1879年就力荐丁汝昌留北洋差遣,并在1888年授他海军提督之职。其实,丁汝昌虽有陆战经验,但对海战却茫然无知,这种以外行领导内行的做法,首先就铸下了大错。

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如果他努力学习、发奋图强,加强对士兵的操练,仅仅缺少治理海军的经验和才干,还是可以弥补的,可惜的是他还缺少作为将帅的“德”,具体表现有五:一是生活腐败。据载:丁汝昌“性情浮华,毫无韬略,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并不在营中居住……”(见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严申官军纪律以收人心摺,附件二》)二是不善处理与下级军官的关系。当时,“左右翼总兵林泰曾、刘步蟾,轻其为人,不服调度。”(见福建道御史安维峻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严申官军纪律以收人心摺,附件二》)他上任不仅没有形成凝聚力,反使上下关系十分紧张。三是放松对部队的管理和操练,军纪松弛。丁汝昌自己生活放荡,对士兵则不问不管,很少操练,甚至还放纵士兵赌博嫖娼。据《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记载:“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4年6月版。305页)四是不关心军舰设备的保养和维修。人们发现,“镇远、定远舰上的士兵,常在舰炮上张晒衣裤。”(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不仅如此,些舰只还不务正业,早在1891年就出现了“中国炮舰和运煤船从事旅客运输业务”以谋利的报道,1892年又传出了“大批军舰定期运送旅客”的披露。军用船舰不停地从事商业运输,必然影响军事训练,削弱战斗力,同时也使机器保养甚差,设备损坏严重。五是弄虚作假,哄骗上级。按惯例。李鸿章每三年检阅一次海防,每逢此时,北洋舰队所有的船舰和大炮都被“粉饰油漆得焕然一新”,真可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丁汝昌由此更受到李鸿章的器重。


是这样一个统帅。是这样一支部队,我们能指望它在日后艰苦的战争中战胜敌人吗?


(三)在甲午战争中,丁汝昌的畏敌避战情绪和指挥失当,是造成甲午海战失败和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直接原因


以往某些学者一谈到黄海海战的失利,都笼统地归结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一谈到北洋舰队的覆灭就归结于李鸿章的避战保舰。我们认为,这种推论虽然省事,但却肤浅。同是清朝官员,冯子材、刘铭传不是打败了比中国武装先进数倍的法国侵略者,左宗棠不是取得了收复新疆的辉煌胜利吗?而丁汝昌为什么就不能很好地指挥北洋舰队打败武装略胜于我们的日本联合舰队呢?笔者认为,从当时的历史事实考察,这次失败与丁汝昌的畏敌避战情绪和指挥失当有直接的关系。


1894年7月,朝鲜形势吃紧,7月22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日方公使)大鸟迫韩逐叶军,恐叶军危困,添队难登岸,汝须统大队船往牙山一带海面巡护。如倭先开炮,我不得不应。祈相机酌办。”(《半岛海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要丁汝昌为支援叶志超的运兵船护航。丁汝昌若真想出海杀敌,就应该好好地利用这次机会率舰出击。据后来计算,当时出海可以及时赶上在丰岛与日舰力战的广乙号等运兵舰船,并可趁势打击日军联合舰队的锐气,力创日本主力舰只。可是丁汝昌胆怯畏敌,回电道:“牙山在汉江内口,无可游巡。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惟有力拚,倘夜间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半岛海战》,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实际牙山在牙山湾东端,并非丁汝昌所说汉江内口。丁对牙山的方向尚不清楚,舰船航行到牙山的航时计算不清,因而白白放过了一次围歼日海军第一游击队的机会,使运兵等舰遭到日舰优势力量的袭击。损失了广乙号等几艘船只,700余人全部殉难。光绪帝对其行为十分不满,就特意在8月3日下召李鸿章,察看丁汝昌“有无畏葸纵寇情事。”到8月中旬李鸿章也多次电示丁汝昌“汝当振刷精神,训励将士,放胆出力”,并责令“此正海军将士拚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日舰),尽力剿洗,肃清洋面为要,不可偷懒畏葸干咎。”(见《李文忠公全书》(电稿),载《甲午中日战争》(上)81页)可见当时李鸿章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只会极力保船,不求战机。他看到了中日战争的关键所在一制海权。而早在8月5日,日参谋总长向天皇提出的作战计划中也是把日海军联合舰队与北洋舰队决战的胜负视为整个日军侵朝的关键。这也与李鸿章所见相同。


至9月17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的广大官兵是英勇抗敌的,像邓世昌等人的英勇表现被人民永远记在心中。在他们顽强、不屈地努力下重创了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等五舰,击毙击伤约300余名日军官兵。并迫使日舰主动撤逃。但北洋舰队也蒙受了极大损失。这次战役的失利,丁汝昌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一场遭遇战,也就不存在李鸿章对他所有的种种约束的说法。由于在一开始就没有排列出于我有利的阵法,发挥我舰巨大、舰炮口径大的优势,弥补我舰老龄化,航速不快的缺点。加之丁汝昌从未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战术编队操练,于是在遭遇战一开始就指挥混乱,丁汝昌与其他官员意见分歧,只好在慌忙中以夹缝雁行阵法去迎击日舰的单纵阵,我们的优势不仅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反而处处受到制约,各舰只能独自为战。而日舰阵法早就是以北洋舰队为对手进行了几次模拟演战研究出来的,所以显得机动灵活,得心应手。此外,丁汝昌还没有把致远、经远、靖远、来远这四艘高速舰只另外编组,形成单独的游击支队。而是与其他舰船混在一起,不能充分发挥出巡洋舰的机动灵活的攻击作用。以上的种种失职和失误,使得我们损失了5艘战舰。

此役之后,北洋海军已不能独立成军,但被日军畏怕甚过虎豹的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尚存。如果重整旗鼓,抓住战机,仍有可能挽回战局。可是丁汝昌再不敢出洋巡逻作战,只把舰只龟伏在港内。9月末,光绪又一次谕令李鸿章派海军出击。10月中旬,李鸿章多次电令丁汝昌率定、镇等“出巡威湾旅一带”并质问丁汝昌:“现船全数伏匿,将欲何为?”(《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8第4页)10月17日至27日,日军开始从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并进逼金州,旅顺。丁汝昌不听李鸿章提出率舰往旅湾游弋袭击日军运兵船的电令,而是率舰在威海卫与旅顺来回游弋。这样就给前方造成极大的压力。11月12日,日军进攻旅顺,丁汝昌奉命率6舰“赴旅顺口探巡”,但他只是把战舰停在旅顺口外观望了9个多钟头,对守备将士未作出任何援助就弃旅顺而去,令广大守城士兵心寒,结果旅顺很快失守。


11月16日朝廷震怒,下谕革去丁汝昌职务,还欲逮到京城问罪,1895年1月22日,日军开始了围歼北洋舰队的第一步,在山东登陆,攻克荣成,此时威海卫军港中的战舰已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在1月23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位烟台。(《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9第43页)这本是当时一个较好的作战方案,但丁汝昌不愿与封锁洋面的日舰正面交锋,却以“至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惟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19第44页)加以推诿。2月17日,李鸿章再次电令丁汝昌”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李文忠公全书》,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20第12页)但丁汝昌还是不听指挥,只等待陆军救援。当威海卫炮台被日军占领后,北洋舰队就成了日军的瓮中之鳖,丁汝昌见事无转机,乃与马裕禄面商,向日军发出“和谈”函告。从而使中国多年惨淡经营起的第一支当时尚属世界前列的舰队全军覆灭。


从上述战争发展过程的情况可知,丁汝昌既无指挥海军从事海上作战的军事才能,又无克敌制胜的胆略和勇气。因而他始终采取的是多方避战的策略,畏敌不敢出击;偶而遭遇敌人则又指挥无方;加上他不听正确的电谕和意见,贻误战机,终使北洋舰队遭受毁灭性打击。可以说,丁汝昌是甲午海战失败的罪魁祸首。


(四)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之际,丁汝昌派人与日军“和谈”,实际上是谈判投降的条件;而他服毒自杀,则是为了使其家属免遭诛罚,根本谈不上“坚持不屈”,“以死报国”。


以往一些教科书和辞书,将丁汝昌戴上“爱国将领”和“历代名将”的桂冠,还依据这么两个“事实”:其一,当北洋舰队处于危急时,舰上的英美军官策动部下“胁迫丁汝昌投降”,遭丁汝昌“严词拒绝”。(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其二,丁汝昌见大势已去后,“为保存民族气节”,便只好“自杀殉国”,(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在这种情况下,其部下与英美军官“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把北洋舰队拱手交给了日本。


上述说法把丁汝昌装扮成一个铮铮铁骨的硬汉,拳拳爱国的英雄。然而历史真相却并非如此。据考证,丁汝昌死于北洋舰队投降之后。北洋舰队的投降书不是如泰莱所说“假了提督之名作降书”,而是出于丁汝昌亲裁。且服毒时间也不是投降前夕(十八日晚),而是在他发出第二封投降书后(十九日黎明前)。他收到伊东同意投降的回书后,再次作书,要求宽限投降日期,在派“广丙”管驾程譬光送降书启程后才服药自尽。(张凤翔《丁汝昌之死考析》,见《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故此根本不存在什么“严词拒降”和别人假其名作降书之类的事实。此外,由于当时丁汝昌正被朝廷“革职留任”,现在又与日军商谈投降,自知罪责重大,只能以死卸责,以免家族遭到诛罚。所以,根本谈不上“为保存民族气节”而“以死报国”。正象爱国诗人黄遵宪在《降将军歌》中所指斥他的那样“已降复死死为谁”?(黄遵宪《入境庐诗草》,中华书局1980年版,中册卷八)实际上,光绪帝在位期间,丁汝昌虽死,却一直“戴罪在身”,直到光绪帝死后,袁世凯为了个人目的,才将其罪责巧为开释。可见,丁汝昌头上“爱国将领”的光环是后来某些人给他加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