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不敢杀又故意放走的中共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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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采访对象 陈知非(时年74岁)   陈赓长子陈知非、次子陈知建、女儿陈知进以及部下王恩田   采访时间 2003年1月   采访地点 北京灵境胡同   与王根英的长子 原航天部高级工程师   陈知建 陈赓的次子 原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 少将   陈知进 陈赓的女儿 北京301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王恩田 原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宣传队队员   采访记者 董雅丽   “见他的时候,我心里紧张”   陈知非是陈赓与王根英唯一的儿子,王根英在1939年牺

采访对象 陈知非(时年74岁)


陈赓长子陈知非、次子陈知建、女儿陈知进以及部下王恩田


采访时间 2003年1月


采访地点 北京灵境胡同


与王根英的长子 原航天部高级工程师


陈知建 陈赓的次子 原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 少将


陈知进 陈赓的女儿 北京301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王恩田 原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宣传队队员


采访记者 董雅丽


“见他的时候,我心里紧张”


陈知非是陈赓与王根英唯一的儿子,王根英在1939年牺牲。陈知非听说父母1927年结为夫妻;听说他们异常恩爱;听说1933年他们在上海相继被捕。陈知非对于父母的印象几乎空白,基本上都来自别人的讲述。


记者: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老革命家的孩子在幼年时期由父母亲自带大的实在不是很多,您的童年好像都是与外婆在一起,您和父母接触的机会很少吧?


陈知非:是啊。我的名字都是我祖父给起的,我是1929年出生的。从记事的时候起我就和外婆在一起,记事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我父亲母亲是什么样子。我与母亲合影是两岁多,但是我这个人记事晚啊,我父亲母亲什么样子都是我的姥姥告诉我的。


记者:所有的孩子在小的时候都希望能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可是您的父母却因为革命工作,只能把您托付给您的姥姥。


陈知非:她告诉我说,你父亲是共产党的官。我小的时候就知道,别去向外人说。从小我就知道我父亲母亲都是共产党里头的。在我小的时候总是听我外婆给父母产生思念之情,那姥姥是怎么向您描述父母的?我讲我妈在上海闹罢工的事情,说我妈净闯祸。把那个枪搬到自己的家里来,步枪,搞什么起义嘛。她把枪放到我们家桌子底下,我那个大舅舅吓得要死。他给我讲我妈罢工,我舅妈也知道,我舅妈也是纱厂的工人。说外国汽车要撞她(我母亲),她站着不走,结果那个汽车就停了。


记者:您小时候和您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不是很多,在您的记忆中,您对母亲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段时间?


陈知非:我印象清楚的就是我妈在南京坐牢。她常常给家里写信来,还给我绣了一个枕头,有时候还给我寄来小孩玩的东西。我母亲在监狱里待了9年,经常给我寄枕头、布娃娃之类的东西。我妈出狱以后就根本没到上海来,直接去延安了。


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人攻打上海。我和姥姥就在法租界里待了好几个月,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回去的时候家里房子都烧光了,什么都没有了。没办法,我们就搭了一间小房子住在里面。姥姥老是哭啊,在那个被火烧得一塌糊涂的地方哭了好几天。


记者:后来随着国内形势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您父亲也有条件把您带到身边,父子团聚。他是怎么找到您的?知道自己就要见到父亲,您的心情是不是很激动?


陈知非:那时候上海有地下党,我父亲派人到上海来打听我的下落。那是1946年,我父亲派人来打听,说要把我接到解放区去。那时候我们没事干,我在家里生活也不好,我吃得多,我舅妈就瞪眼。


我走的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正在谈判。我上路的时候很高兴,心里想总算能够离开上海,可以到外面去看看了。我在苏北上船,碰到游击队员,不穿军装的。我当时对枪比较感兴趣,这可能是遗传。然后到山东,曲阜解放了,进曲阜去看,全是石头碑。当时吃饭倒不发愁,斗地主也见到了不少新鲜事,一路上经过了曲阜、泗水、灵岩等许多地方。那时候没有车,就开个路条,到这个县政府。县政府一看我们行动不方便,就让我们住下。第二天他们派人送我们走,有时候骑骡子、骑马,有时候坐牛车。过封锁线的时候,就由山东民兵保护我们,有20多个民兵,我以为封锁线多厉害,结果过了以后,我问他们过了没有,他们说早就过了。


记者:大家都知道山东是老解放区,老革命、老八路特别多,您父亲当时已经是赫赫有名的虎将,您路过山东时,有没有遇到认识他的人?


陈知非:当时比较有意思的是山东有好多人认识他。在山东有个人说,你父亲脾气特坏;还有个女同志说你父亲很英俊,长得很漂亮。但是我听我外婆讲,我父亲是穿长袍戴礼帽,很讲究的,也告诉我他戴眼镜,结果到解放区一看,他穿着八路军的衣服,根本不是我姥姥说的样子。说到心情,就是紧张。我小时候听我外婆说,你父亲把你扔到上海,没良心,儿子也不要,所以给我印象不好。所以见他的时候,我心里紧张,不知道他会不会对我很厉害。



“我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哭我啊”


“晚上的时候我父亲跟我一起睡,我父亲摸着我的头,说:‘我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哭我啊?’他问我这个话,我现在想,他可能是想因为以前把我扔在上海,跟他没有感情了,死了以后不会哭。”


——陈知非


记者:有句老话说“知子莫若父”,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是父子之间的这种极其深厚的感情的体现。十几年没有见面,您和父亲见面的时候是什么情景?


陈知非:傍晚的时候,傅涯带着我们来了,大家早就在村外迎接我们了,很多人,有人说这是你父亲,我一看,跟想象的不一样。我父亲一看见我,马上抱我:“看你长这么大了,长得跟你妈似的,头发也像你妈。”摸我背,摸我头。回去的时候,他搂着我,一路上搂着走的。我当时觉得我父亲还可以,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大的脾气。晚上的时候我父亲跟我一起睡,父亲摸着我的头,说:“我死了以后,你会不会哭我啊?”他问我这个话,我现在想,他可能是想因为以前把我扔在上海,跟他没有感情了,死了以后不会哭。


记者:离别多年的儿子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边,您父亲一定非常欢喜,终于可以尽父亲的一份责任了。


陈知非:找到父亲,我觉得他对我的关心真的是无微不至的。晚上睡觉,他一会儿给我盖被子,一会儿给我盖毯子,我过去没碰到这种事。我们睡在一张炕上,他晚上不断地给我盖被子,我感觉到他是爱我的,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小时候哪有人老给我盖被子这样的事。


记者:您的母亲曾任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38年任一二九师后勤部指导员。她和您的父亲聚少离多,1939年1月他们最后一次相聚,分手时,父亲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根英已经流泪了。


陈知非: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后,我父亲大病了一场,没日没夜地高烧,昏迷了半个多月。他嘴里常常喊道:“王根英!王根英!”他发誓要永远铭记我妈妈,并至少要为她守节三年。我妈很早就在山东牺牲了,所以我父亲晚上经常给我讲我妈的事情。他说,你妈傻乎乎的,看到延安的山,说那么高的山,没有电梯怎么上得去。他很爱我妈,听说我妈牺牲的时候,他把电话机都砸了。我父亲脾气不好,特别暴躁。他一不高兴,别人就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找不着他了,说陈赓去哪儿了?一找呢,他在一棵树底下发呆呢。听陈锡联(开国上将,陈赓好友)讲,我父亲在日记上写“今天是我最惨痛的一天”。别人讲,说他决定“守寡”三年……


记者:可以看得出您父亲很爱您母亲,当初他们是怎么认识的呢?


陈知非:这些都是傅涯老太太讲的。他们以前就认识,我父亲在上海夜校讲课,我母亲去听,他们就认识了。


在武汉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时候,我父亲写了个条,让人传到我母亲那里,就是向她求爱的这么个纸条。但是我母亲不理他,把他写的条子用唾沫贴到墙上,写了两三张条子,都被我母亲贴到墙上去。我父亲说,谁能帮我说服王根英,让她跟我结婚,我给他磕三个响头。后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帮助他,说服了我母亲。可能他们比较对脾气吧。


“孩子王”怕孩子哭


陈赓不仅爱自己的孩子,他对别的孩子也倾注了很多的爱。传说陈赓有“三怕”:国民党里怕廖仲恺,共产党里怕彭德怀,再一个就是怕小孩哭。他特别怕小孩哭,孩子一哭他就受不了。


记者:陈赓将军敢爱敢恨、敢做敢言,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在他的战友里好像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您父亲最怕看见小孩子哭,一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怎么会害怕孩子哭呢?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陈知建:我父亲可以说是一个孩子王,身边所有孩子都喜欢他,但是这孩子不能哭,一哭他就躲到老远。这是因为在长征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当时过草地,他发现一个小红军摇摇晃晃在前面走,就下来问怎么回事。问他还有没有粮食,那个小红军本来已经饿得不行了,但还逞能,说我有粮食,让他骑马他不骑,干粮袋里鼓鼓的。我父亲一想有粮食就算了,就走了,刚一走就觉得上当了,回来一看小红军死了。他在那儿哭了一场,扇了自己两个嘴巴子,说,陈赓你上当了。打开干粮袋一看是个牛的膝盖骨,根本没有粮食。从那以后我父亲就特别怕小孩哭,孩子一哭他就受不了了。在我们家也是,孩子一哭,他就先躲一边去了,他受不了。他是真怕小孩哭,我弟弟生病要打针,就在那儿哭,父亲说你们先别打,然后把一道道门关上了,说,打吧。他不愿意听孩子哭,我们也了解,所以只要我们哭了闹了,一般目的都能达到。他最喜欢孩子,在我们家住过的孩子有十几个吧。


记者:他这么喜欢孩子,那孩子们是不是都不怕他?


陈知建:说起我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我们是又爱又怕。他发起脾气来是雷霆万钧之势,拍起桌子来,铜墨盒都蹦起来。但是你对了他的脾气,像不能说假话啦,不能偷东西啦,反正他那几根弦不能拨,其他淘点气没事。有一次我试了一下,忘了是犯了什么事了,他就骂“王八蛋”,我灵机一动说,骂得好,他就在那苦笑,你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你骂我王八蛋,我承认就是了,后来他哈哈大笑。他说王震那儿子在延安的时候,王震骂他儿子说,你这个孬种,他儿子说,我这个种就孬,我爸反过来就又说了个笑话。只要不拨他那几根弦,他绝对是慈父。


记者:人们喜欢称您父亲为“乐天派将军”,他的乐观开朗甚至玩笑和恶作剧,在血雨腥风的年代里非常可贵,是同事和战友们精神的安慰,他好搞恶作剧在军里是出了名的。


陈知建:的确是这样,我父亲的性格非常开朗乐观,也喜欢和身边的好朋友开玩笑。在黄埔时期,我父亲看恽代英老不睡觉,就趁他睡着的时候,拿墨汁把恽代英的眼镜片给染黑了,他一睁眼,噢,天还没亮,又接着睡,这样就能让恽代英多睡一会儿。


还有一次,是在实行军衔制之前。军委会上,研究新的军装,有的人提出来要体现民族特色,我父亲反对这个意见,他说整个军衔制都是跟外国人学的,搞什么民族特色。最后他捣起乱了:“哎,我提个建议,咱们一边插上四面护背大旗,头上再戴上两根雉尾翎。”大家哄堂大笑,据说把叶帅笑得都说不出话来了,说陈赓你这家伙,亏你想得出来。


还有是在大生产运动中,部队比赛种西瓜。他种的西瓜个头小,结果头天晚上我父亲就到医院偷葡萄糖,给西瓜注射。第二天,一比赛,他赢了。他说我西瓜个小但是吃着可甜呢。他的西瓜里注射了葡萄糖能不甜吗?

打仗的目的是消灭战争


尽管会对孩子的哭手足无措,尽管在日常生活中爱搞恶作剧,但是作为一名军人,战争占据了他生活的大部分。从著名的黄埔军校毕业,到成长为一个世界闻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共产党将领,他经历了无数的战争。但是陈赓打仗的目的不是消灭敌人,而是消灭战争。


记者:“携杖登高观阵地,万里山拥万里云。义兵壮气吞牛斗,誓灭豺狼侵略军。”这是陈赓将军的挚友,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赠给您父亲的诗,您父亲最为人称道的是在战争中的才华和取得的成就,您怎么看待作为军人的父亲呢?


陈知建:有些人打仗是以杀人为快,我父亲可不是。每一次作战,他看到尸体多了以后,心情都非常沉重。上党战役的时候,父亲的指挥所转移,要经过刚打完仗的战场,老参谋就说,哎呀,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尸体,血流成河、横尸遍野。其中有个参谋看了很高兴,说战果很大,就踢了敌人尸体一脚。结果没想到我父亲勃然大怒,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残忍,他都死了嘛,已经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惩罚,你干吗还踢人家的尸体。他作战的目的不是为了杀人。我悟出了一个道理,真正作战的目的,真正能打善战的将军,作战的目的就是消灭战争!


记者:你们家是军人世家,您父亲的祖父是湘军著名将领,曾跟随曾国藩征战南北,而您父亲14岁只身投奔湘军,从一名小兵逐渐成长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您现在也是一名老兵了,您选择当兵是不是也受了父亲的影响?


陈知建:从我父亲对我们的影响就可以看出他的军人情结,全部都是当兵的,我儿子也是当兵的,这样我们家已经是四代行伍了,这就是他的情结。有一次我带我们十四军的英模报告团到北京来作报告。当时记者协会联合起来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就问到这个问题。他们问你们是不是穷兵黩武,跟越南打仗,你们是什么目的?我们另外一个副师长答得很好,他说昨天我到范曾那儿,要他送给我们一幅画。范曾问画些什么内容,我就给他提要求了,你就给我们画一幅田园诗般的美妙景象,农民在种地,工人在做工,妇女在给孩子喂奶。范曾就很奇怪,为什么要画这个。我们那个副师长说这就是我们作战的目的,以后到我们作战最艰苦最吃不住劲的时候,看看这幅画,不就有动力了吗?不就有精神了吗?我们那个副师长回答得很巧妙,我觉得代表了我们从军的目的。


在我们家参军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没想过别的,我那个儿子从来没想过上什么地方大学,就是上军事院校。


记者:您现在也是军人,您能从军人的角度说说陈赓将军作战时的战略战术风格吗?他经历的战争沧桑对他性格的形成是不是有一定的影响?

陈知建:比如在山西,我父亲消灭了胡宗南的第一军第一师,当时也叫第一旅,整编师当时也叫旅。胡宗南的那个旅号称“天下第一旅”,我父亲把它消灭以后,胡宗南还打电话来问,他接电话说:“对不起啊,你这个旅已经被我整个地消灭了。”美国大使卡尔逊称赞父亲率领的三八六旅是亚洲最好的一个旅。


还有个例子:神头之战,就是现在山西朔州。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他要在那里打一次伏击战,而且指定在朔州这个地方。那儿有个村子叫神头村,当时是在地图上选了这么个地方,神头村从地图上看两边是大山,中间是一条公路,这么个地形,很适合打伏击战,打日本人。后来父亲问谁去那儿勘查过。结果大家傻眼了,谁也没去过。我父亲就说走,一起去看一看。到现场一看傻了,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个地方确实是一个山沟,但山沟里边又突出一个山梁子,公路在山梁子顶上。大家看了觉得没法伏击,我父亲说看公路两边二三十米的地方,一边有一条国民党修的旧战壕。他看了看那个长度,估计能埋伏一个团,然后回来开会,讲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打伏击的,大部队在后面,就按这样的部署。这样日本人来了,他们就往两边高处看,就没往脚底下看,没看沟里。日本人先派尖兵来侦察,结果撒尿都尿到我们士兵的头上,就那么近!最后战斗发起以后,八路军突然从他们面前出现,歼敌1500人。那在抗日战场是很厉害了,后来打得日本人在坦克车上贴标语:“专打三八六旅”,日本人也说这是共产党最典型的游击战。当时咱们是一个旅加一个团,共四个团打了1500人,等于四个团打他一个团。


记者:1947年夏,鉴于形势的发展,中央军委决定调陈赓将军纵队西渡黄河,配合彭总司令的部队进行陕甘宁边区保卫战,保卫党中央。他认为党中央让他率部西渡黄河是消极防御,而不是积极进攻,毛泽东激动地说:“好!好!你真不愧是陈赓,我知道你肚子里有绝招的。”可见毛主席对陈赓将军的评价是相当高的,那您父亲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陈知建:他从来不以胜利者自居。重庆解放以后,我父亲到白公馆去看望国民党战犯。那些战犯好多是他黄埔军校的同学,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准备被我父亲教训一顿。这些人是他战场上的手下败将,我父亲是个胜利者。没想到我父亲却请他们吃饭,只叙友情,不谈战争,最后还留下一句话,以后解放台湾还靠你们的工作,他们大出意料之外:陈赓没有以胜利者的身份出现,最后还让我们为解放台湾出把力。总理见这些国民党战败将领,我父亲作陪,全过程父亲没有说一句盛气凌人的话,从总理到陈赓都没有一句盛气凌人的话。


简单说,他就是个千面人。他到各种场合,就以不同的形象出现,有时候是工人,有时候是个商人,有时候又是个学生,什么样的形象都有。人家都认识他,那些巡捕房里的巡捕都是外国人,他的英文好,跟人家讲英文,他们都知道有个陈赓要抓,却不知道陈赓就在自己身边。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他被逮捕以后蒋介石亲自劝降。当时把他押到南昌,国民党让他换衣服、洗脸、刮胡子,他不干,说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这样是你们造成的,然后我父亲蓬头垢面地就去了。到了南昌,国民党先把他安排在客厅里,然后蒋介石出来就先叫板,陈赓在哪里啊,陈赓在哪里啊。蒋介石的意思是想叫他起来迎接,他就拿张报纸盖着脸装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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