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时代的政党、元老与军部三方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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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img]http://pic2.itiexue.net/pics/2010_2_11_88832_10688832.jpg[/img] 资料图:明治元老山县有朋 元老举荐制在明治宪法中没有任何规定,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宪法政治的变态。元老借助自己的影响,通过对首相的举荐来干预国家政治,在军部上台之前的日本历届首相都要依赖于元老的举荐。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赞成政党政治,并且通过实际行动来推进政党政治。西园寺举荐的、由政党组成的内阁先后有加藤高明内阁、若槻内阁、田中内阁、滨口内阁等,但是西园寺的举荐却


日本明治时代的政党、元老与军部三方博弈

资料图:明治元老山县有朋


元老举荐制在明治宪法中没有任何规定,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宪法政治的变态。元老借助自己的影响,通过对首相的举荐来干预国家政治,在军部上台之前的日本历届首相都要依赖于元老的举荐。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赞成政党政治,并且通过实际行动来推进政党政治。西园寺举荐的、由政党组成的内阁先后有加藤高明内阁、若槻内阁、田中内阁、滨口内阁等,但是西园寺的举荐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为长期在元老的举荐之下,政党形成了一种惰性和惯性,反认为元老推荐是才是常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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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日本思想家宫崎滔天的看法,在大正年间(1918—1932)政党内阁出现前,日本实行的是官僚(元老)政治,它兼具军阀与政客的特征。明治维新后,元老们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是和先进的政治体制分不开的,但在关于学习西方政治体制上,明治元老没有以先进的英国政体为学习目标,而是考虑到日本的独特情况,以德国的政治体制为版本进行复制,建立了兼具保守与进步的明治宪法体制。在日本资本主义的初始发展阶段,这个体制有着它的特殊优势。在国内,它可以在短期内集中国家力量完成资本积累,搞好基础建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服务。在国外,可以运用国家力量去开拓殖民地,掠取原料和产品市场,保护本国资产阶级利益,这时期明治宪法体制尚未显示出问题。到了大正天皇年间,当日本借一战之契机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民主思潮开始在国内广泛传播、民众开始渴求更多的政治参与,以“政党内阁、普遍选举、特权的限制”为标志的大正民主开始后,明治宪法体制中军队统帅权独立所带来的问题便开始出现了。


“东洋道德,西洋技术”,佐久间像山如此区分了东西文明的差异。而指导明治宪法制定的核心思想是“东洋道德”,即以天皇为核心的“主权在君”的指导思想。在制宪时日本存在着选择英国模式还是普鲁士模式的争论,元老木户孝允认为当时的日本是“未达到文明之化”之国,“故不得不暂由君主专断,求民意之合作,以逐渐步入文明”。故日本的立宪“尤当取者,当以普鲁士第一”〔1〕。1889年2月11日(日本纪元节)举行宪法颁布大典,明治天皇在大典上宣称:“朕以祖宗所授大权,对现在及将来之臣民,宣布此永世不朽之大典。”正式颁布了由天皇根据神授之皇权“恩赐”给“现在及将来之臣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明治宪法全文共七章七十六条,最根本的特点是“以君权为基轴”〔2〕,天皇拥有绝对权力:“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之”、“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天皇为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在主权问题上,明治宪法断然否定了当时在日本知识界中广泛传播的“主权在民”的进步思想,反而将日本古代的《古事记》中关于神权政治的说法移植到现代的宪法中来,这是它落后保守的一面。


在对明治宪政体制进行分析时,既要看到其中落后保守方面的影响,同样也要看到宪法中进步方面的作用。“如果以二战后日本国宪法所确立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人权等常识作为价值标准衡量的话,那么明治立宪体制中对人权等的考虑是不充分的”,“简单地把现代价值套用到明治时代是令人疑问的”〔3〕。明治宪法是由井上毅起草的,其进步的方面表现在以下:首先,宪法中对神化了的天皇作了诸多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宪法第四条、五条和五十五条中。这些条文使日本天皇成为如资产阶级立宪主义中的君主。其次,宪法中承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虽然宪法仍在字面上将公民称为“臣民”,但如同绝对主义的天皇变成了资产阶级立宪主义的天皇一样,“臣民”也已不再是封建时代的臣民,而是成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公民”了。而宪法对帝国议会的权限规定特别是对财政监督权的规定、立法权的规定,也为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作为日本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也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明治宪法的诞生使古老的亚洲有了宪法、议会、政党等。明治宪法体制二重性的影响,在未来的发展中得到展示,其中保守的一面滋生了未来的日本军部势力,而其中进步的一面则促成了大正年间的民主政治。



乘着一战的东风和元老的扶持,再以明治宪法提供的空间为平台,日本的民主政治开始起步。从1918年原敬内阁成立,至1932年军部发动“五一五政变”间,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民主体验,即“大正民主”。对于日本二三十年代的民主政治,信夫清三郎评说道:“在1930年,日本政治史上出现了可能与二战后的日本政治史相似的情况,宫廷势力使天皇走向立宪君主的道路,贵族院显示了政党化的倾向,众议院成为政党政治的舞台,选举时,警察愿意接受政党的驱使,绝对主义国家向立宪国家的转变,由于政党的统治近于完成。”以原敬为领袖的原敬内阁、两次护宪运动、普遍选举权的确立都是大正民主的标志性事件。


熊彼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对民主的定义是:“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的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而且在这样的选举中每个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有了民主政体。”〔4〕依熊彼得对民主的定义,日本大正时代的民主,具备了普遍选举和自由竞争的特征;但另一方面,日本的政党政治运作却又有其独特的一面,即对元老举荐的依赖。按照民主国家议会制的规则,一般是由在选举中获胜的政党组阁,但是日本实行的是一种奇特的政党内阁体制。内阁首相的人选并不是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候选人,而是先通过元老举荐出任首相,然后再通过选举成为第一大党组织内阁。政党要想组阁成功需要跨过两个门槛,第一是元老的举荐,第二是选举中获胜。原敬打破官僚政治,成为日本第一个出身平民的首相,并组建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但是他仍然是在元老们首肯的前提之下得以组阁的。后来的滨口内阁、犬养内阁都是先由元老西园寺举荐之后,再通过选举在议会中获取多数而确立政权。马场恒吾在1929年评论滨口内阁时曾说道:“元老只是宪政过渡时期所能允许的一种制度”,“如果政党发展起来了,使政权的授受能在政党之间顺利实现,就不需要元老了”。元老举荐只是从官僚政治向宪法政治发展中的一个过渡体,它并不与民主精神冲突,因为政党能否组阁仍需依赖于民意,接受选举考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正时代的政党内阁施行的是民主政治。



元老举荐制在明治宪法中没有任何规定,它的存在实际上是宪法政治的变态。元老借助自己的影响,通过对首相的举荐来干预国家政治,在军部上台之前的日本历届首相都要依赖于元老的举荐。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赞成政党政治,并且通过实际行动来推进政党政治。西园寺举荐的、由政党组成的内阁先后有加藤高明内阁、若槻内阁、田中内阁、滨口内阁等,但是西园寺的举荐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因为长期在元老的举荐之下,政党形成了一种惰性和惯性,反认为元老推荐是才是常态了。“西园寺本身希望自己的作用逐渐减小,但是正是由于西园寺,宪政常道才得以实行,如果没有他,二十年代的政党政治一定实行不了”。〔5〕现实政治的发展却与西园寺的期望相反,政党严重依赖于元老的举荐和元老对军部的牵制,这使得政党缺乏自己的独立性与斗争性。各个政党不是努力去争取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支持,不是去通过自己的纲领和宣传获取民意基础,而是寄希望于博取元老的欢心,揣摩元老的心意。当元老逝去之后,缺乏民众根基的政党内阁,在面对军部的行动时只能被动挨打,毫无反击之力。



从明治宪法体制之下发展出来的政党内阁,在组阁后却未能掌控国家中最重要部门——军队,这个缺陷带来的结果是政党内阁权威的缺乏,使得政党内阁在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上受到极大牵制,也使大正时期日本在国内外政策上往往表现出无连续性和不一致性。日本的内阁虽然是通过普遍选举(这一点也是安德森认为日本不是绝对主义国家的原因)而确立,但是内阁并未拥有如同西方民主国家中的行政权力。日本行政权力的分散主要表现在军队统帅权的独立上,军队是国家最强有力的工具,在宪政国家中它属于政府的行政权力之一,但是在日本,由于明治宪法体制的特别设定,军队统帅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


明治后的天皇只有着象征的意义,宪法中规定的“主权在君”也只是当政的元老们控制国家的招牌而已。围绕“主权在君”这个立宪核心,元老们通过宪法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明治宪法在第十一条中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定陆海军之编制及常备兵额”、“天皇宣战,讲和及缔结各种条约”。而作为宪法补充的《宪法义解》又进一步规定议会不得过问军队的编制、配备、给养、人事和训练事宜。这就确保了名义上天皇对军队的统帅权和编制权。围绕立宪核心,明治时代推行了以培养效忠意识为主的教育,并将国家权力集中在名义上的天皇之下,施行官僚政治。虽然“主权在君”的立宪思想在当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长期来看它给日后的军部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上世纪三十年代军部正是在“清君侧”的口号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主政治,又在效忠天皇的名义下对外发动“圣战”,这些都是立宪核心“主权在君”所带来的消极面。


一般观点认为日本军部大形成的时间是在明治年间,这些观点的基础是这个时期军队拥有了人事上的独立、军队能够实际影响政治运转等。但是这时期的军队仍然不具备独立的地位,它只是从属于政治的工具。明治维新后来自长州、萨摩二藩的明治领导人把持了政坛,他们也面临着国内追求民主化的压力,在明治时期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更催生了未来的政党政治。为了保持元老对政治的影响,1900年,元老山县有朋在政府中通过法案,规定了军队的人事权独立,将本已是既成事实的军队人事权独立在法律上加以确认。该法案规定,陆、海军以及参谋本部必须由军方的重要将领担任首要职务。通过这一法案,元老可以达到双重目的,首先,可以保持元老对内阁的控制,内阁中的陆军、海军大臣必须由军方高级将官出任,而由于元老和军队的天然联系,在元老操作下,可以通过军方将领拒绝出任而倒阁。其次,军队人事权的独立可以保持元老对军队的影响力,使军队不至于受内阁的影响。官僚(元老)政治期间,军队虽然独立于行政权之外,由于元老和军队的天然联系,军队始终都是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的,它还不具有独立的地位。政党内阁期间,对军队的压制主要是来自于倾向于政党政治的元老,它并不牢靠。当元老逝去之后,军队就如同脱缰的野马,不是政党内阁所能驾驭的了。


军部的独立是在一战后的大正年间,一战在战争模式、战争规模、战争效果上给日本军队以新的认识。一战中欧洲各主要参战国中都形成了总体战的概念,但第一个在国家中推行总体战的却不是欧洲传统列强,而是亚洲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日本。总体战思想刺激了日本军界把握国家政权的欲望,如日本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对满州问题的策论中谈到:“持久战争需要各方面的广泛而慎重的计划,当发生歼灭战(持久战)时,应当以武力为第一,外交财政等只具有第二位的意义。”他强调说:“吾等只所赖在与我统帅权。”〔6〕1921年10月27日,任日本驻欧洲武官及出差在欧洲的三位陆军士官学校同学永田铁山、小火田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据一次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思想,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密约”,第二天,东条英机也从柏林赶到,继续商讨并加入密约。“巴登巴登密约”的结成,是日本军部独立并走向政治舞台,推行军国主义统治的起点。同时代的军国主义思想家,如北一辉等人也系统提出了通过军人统制国家,推翻政党政治的主张。而他们的影响不单单限于思想领域,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思想为基础在军队中形成了各种团体。


“巴登巴登密约”之后,在总体战思想的刺激之下,日本军队内部各种团体开始形成,并图谋以军事政变的方式对政治加以干预。日本军内的各种团体在二十年代开始纷纷成立,从1920年到1929年,军内结成各种团体达数百个。这些团体分合无常。如以北一辉的国家主义指导的、以海军军官为主力的王师会;以陆军大学毕业在参谋本部和在陆军省工作的幕僚军官为主的樱会;以官僚、军阀为核心的国本社等。在横向上日本军队内的团体是分裂的,在纵向上由于获取国家政权这个目标的存在,他们的行动又是统一的。这些团体虽然分散,并且彼此争斗,但是在共同的政治目标——掌握政权之下,它们分散行动的合力却导致了军部的上台执政,这表现为下级军官力图通过武力手段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而高级将领则在体制内以下级军官的政变为契机逐步推翻政党内阁。



1918年9月,以“米骚动”为契机,政友会总裁原敬上台组阁。原敬内阁是第一个正式的政党内阁,原敬本人也因没有华族爵位而被称为“平民宰相”。原敬执政期间也是军部势力独立发展的时期,信夫清三郎说这时期“日本主要存在着政党和军队之间的矛盾、外务省和军部的矛盾”〔7〕。军部和政党的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人事权、军备预算以及对外的军事行动上。在涉及政党政体的根本问题——军队统帅权独立上,原敬首相也借其声望开始了收回统帅权的斗争。原敬首相借助1921年海相加藤出访美国之机,准备以文官身份代理海相,这昭示着军队大臣武官制的突破,进一步努力而收回统帅权是可能的。但是原敬首相在即将代理海相之前,却突然被一个少年莫名其妙地刺杀。收回统帅权的努力也以原敬首相之死而告终。


原敬之后,虽然二十年代中政党和军部之间存在着矛盾,但由于元老的存在,在军部、政党间形成了一个中和的力量。对于政党和军部来说,元老都具备他们所认可的因素。对军部来说,元老大都出身于武士阶层,并参与了明治后军队的创建,元老和军部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素有“萨摩海军,长州陆军”之说。在官僚(元老)政治期间,元老以其与军队的天然联系和威望,保持着对军队的控制。大正时代元老虽不再直接干预政治,但元老仍然保持着对军队的影响,而在对外扩张上,元老也因其思想与军部相吻合而被认同。


元老们大多对西方的近代文明有着深刻的认识,虽然他们强调日本政治的独特性,但元老认识到政党政治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向。明治时代的自由评论人植松考昭对元老政治评介道:“元老政治只是向宪政过渡的一个现象,立宪政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8〕通过元老出面调和,减少军部使用暴力的风险,保持军部与政党力量的均衡,这是符合元老的利益的。“对于潜在危险的压制来源于元老,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后,元老们相继去世,仅仅留下硕果仅存的一人西园寺公望”。〔9〕西园寺原本希望原敬在他之后成为新的元老,但在原敬突然被刺杀后,就再无具有资历与威望的人选了。而在西园寺去世之后,军部和政党之间(特别是在军部和外交部之间)开始了激烈的竞争。失去了元老这个牵制后,把握强力工具的军部就更加肆无忌惮,在三十年代军部以系列军事政变为契机,最终取消政党政治,建立了军国主义体制。军部势力的上台,并不是一个突变的过程,它是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它以明治宪法中的主权在君为旗帜,以军队统帅权独立为依托,通过一系列政变逐渐削弱政党的力量而夺取政权。



民主化不是一步就完成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民主制的巩固、完善不但需要经济上的发展、思想上的自由,更大程度上,它还需要倾向于民主的政治家们,在面对国内的保守势力时,具备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打破传统的束缚,巩固民主、弥补不足。大正时期发端的民主,只是民主的初级形态,在政治上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明治宪法体制的二重性、政党对元老组阁举荐的依赖、军部统帅权独立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原则上和具体的政治运作上阻碍了民主的巩固与发展,再加上政党自身的缺陷和军部势力的日益强大,使得日本的民主体验以失败而告终。亨廷顿在《第三波》中论述道,在民主政体组建后,民主派就需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他指出,政治家们需要削减军队的规模、调整军队的使命、明确表示文官是军队的领导人、培养并维持政治组织,当政变时它会走上街头支持你〔10〕。反思大正时代的政治家,在民主政治期间,既没有削减军队的权力、以文官对军队加以控制,也没有组建自己的群众基础组织,在军部政变后也缺乏自己的阶级力量支持。而大正时期的政党内阁如果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是可以完成民主政治的巩固与发展,弥补明治时期开创阶段的不足的。但是,他们却未能完成这个任务,最后民主政治失败,军部势力上台,日本进入了军部独裁统治时期。


注释:


〔1〕(日)大久保利谦:《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馆1980年版,第2页。


〔2〕(日)伊藤博文:《在制宪会议上的演说》,《近代史史料》,第239页。


〔3〕(日)鸟海靖:《日本近代史讲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版,第6页。


〔4〕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1947, chapter21,p269.


〔5〕(日)升味准之辅著,董果良译:《日本政治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76页。



〔6〕(日)信夫清三郎著:《日本政治史》,河出书房1951年版,第260~264页。


〔7〕(日)信夫清三朗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8〕(日)尾尊兊:《大正デモクラシ》,岩波书店2001年版,第78页。


〔9〕W.G.Beasley, Japanese imperialism 1894-1945,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55


〔10〕(美)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5~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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