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彼文强非此文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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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文强被俘后,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1950年在狱中,身为战犯的文强拒写悔过书,理由剽悍:「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他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的同乡,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是他们写,我不写

文强被俘后,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1950年在狱中,身为战犯的文强拒写悔过书,理由剽悍:「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他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的同乡,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是他们写,我不写



目 录



引 子?1?


第 一 章 投考黄埔?1?

第 二 章 黄埔轶事?11?

第 三 章 跟朱德入川?21?

第 四 章 亲历南昌起义?27?

第 五 章 落难路上?37?

第 六 章 风雪四川?43?

第 七 章 结发之妻?55?

第 八 章 身陷敌巢?63?

第 九 章 脱离共产党?69?

第 十 章 回家的日子?75?

第 十 一 章 加入军统?87?

第 十 二 章 我在“八·一三”?95?

第 十 三 章 联手杜月笙?103

第 十 四 章 对付郎本?113?

第 十 五 章 第二个妻子?127?

第 十 六 章 遇险上海滩?139?

第 十 七 章 遭遇珍珠港事件?157?

第 十 八 章 辗转进山?171?

第 十 九 章 结识孙殿英?181?

第 二 十 章 周旋三军间?191?

第二十一章 生死太行?203?

第二十二章 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退路上?217?

第二十三章 第八战区趣事?221?

第二十四章 走脱军统?229?

第二十五章 战地轶事?239?

第二十六章 战败徐蚌?247?

第二十七章 围困陈官庄?265?

第二十八章 成了战犯?277?

第二十九章 最后一批特赦?287?

第 三 十 章 老大归乡?293?

第三十一章 一件错事?301?

第三十二章 探亲美国?307?

第三十三章 世纪老人?319?


附 录 一 文强年表?323?

附 录 二 文强先生口述时间、地点纪实?326?

附 录 三 摄影者手记?331?

后 记?335?




引 子



1907年,那是辛亥革命的前四年,我出生在湖南长沙西麓,今天叫做望城县金良乡。我的母亲说,她生我的时候,梦见菩萨送给她一条大鲤鱼,她就用做饭菜的围裙包住了。梦醒了,肚子疼,就生了我。我的母亲从此吃斋行善,而我的字,就叫做“念观”。

我的家是一个封建古老、四世同堂、子孙繁衍、富甲一乡的大家族,人称书香之家,官宦之家,其实拿现在的名词说,就是大地主官僚家庭。

我们这个家庭在清朝出了两个“上大夫”。我们小孩在家里写字要写“薄”(家谱),我就问:“我们家里头怎么有两个‘上大夫’?这是个什么官呢?”老人们告诉我:“清朝的时候设的这个官。”现在来说,这个清朝官是什么地位呢?相当于国会议员吧。我记得家门口挂着一块牌子,是皇上亲赐的,经过这块牌子,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圣旨”啊。

我家是文信国公(文天祥)的子孙,我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孙。我家不分男女老幼,都必须能背诵《正气歌》,以背得滚瓜烂熟为荣,这是我家的一道传统家风。

那时我的父亲到日本去了,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专修法科。我问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到日本留学去了,他在那里干什么呢?”

“小孩子问什么!不能说,不能说。”

“怎么不能说呢?”

母亲说:“他是孙中山的朋友(我的父亲参加了同盟会),又是黄兴的朋友,蔡锷也是他的朋友。这三个人一说呀,我们全家就要杀头,问不得,问不得呦。”

“噢。”

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我的父亲回家了。他在客堂里设了一个香案,把孙中山和黄兴的照片放得很大,用镜框框起来,在香案上并排摆着。每天早上,父亲带着我们一家人(除了我的祖母),去客堂向孙中山、黄兴的照片,行三鞠躬礼。那时我五六岁,还不太懂事。

到了民国四年,蔡锷起来打倒了北洋军阀,打倒了袁世凯,我家的香案上又多了一张蔡锷的照片(我的父亲到过云南,跟着蔡锷当司法官,是蔡锷的秘书长),孙中山的照片摆在当中,左边是黄兴,右边是蔡锷。每天向他们行礼。

说到家,就要说到与毛泽东的关系。

毛泽东的家那时是很穷的,他父亲是个放高利贷的,他的兄弟姐妹很多,有7个,后来就剩三个了: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在活下来的三兄弟中,毛泽东是老大,毛泽民是老二,毛泽覃是老三,那四个都夭折了。毛泽东比我大14岁,最小的弟弟毛泽覃比我大两岁。

有一天毛泽覃跑来跟我讲:“我告诉你,以后你叫我的哥哥,不要叫什么毛老师了。”那时,我正在湖南明德中学读书,这是湖南的一个贵族学校,办得很好的。毛泽覃说:“我告诉你,你要改口,跟我一样喊他大哥。”

我不解:“你姓毛,我姓文,为什么要让我改口呢?”

他说:“你糊涂呵,我的妈妈是你的姑母!”

我知道我的姑母叫文七妹,原来她就是毛泽东的母亲啊。我说:“还有这样一回事呀,我也不知道,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看他知不知道?”

我跑回家问我的父亲:“你认识毛泽东吗?”

“认识呀,毛泽东是我们文家的外甥呵,到过我们祠堂里头呵,她的妈妈是我们文家的呀。”

“噢”,我说:“他的弟弟告诉我,他的妈妈是我的姑母呵,他让我叫毛老师做大哥,要不要喊呀?”

“那有什么不要喊的?可以喊大哥。”

我就改口了,叫“毛大哥”。

通过毛泽东,我又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何叔衡,湖南长沙县教育局长,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是谢觉哉,也是共产党员。毛泽东在他们当中排行老三,三个人一出来,毛泽东站在最后,那两个比毛泽东大十多岁。

我见到毛泽东,就叫:“哎,毛大哥。”

他瞪起眼睛看着我:“怎么回事呀?你怎么不喊毛老师啦?怎么变成毛大哥啦?”

我说:“你问问你老弟,他不让我叫毛老师呵,让我叫你毛大哥,我还不叫哩。”

毛泽东问老弟“怎么回事啊?”毛泽覃说:“我们的妈妈是文家的,我让他改口喊你大哥。”

我说:“叫就叫了,你还笑我。”

毛大哥笑了:“噢,你还在这攀亲戚呀。这样一说,我们两个人要认真了。我要考考你,你们文家是文天祥的子孙,你会背《正气歌》吗?”他还不相信我呢。他说:“我也会背《正气歌》。文天祥的《正气歌》背不出来我就不配当文家外甥。”我望着他笑,我说:“毛大哥呀,今天是我考你,还是你考我呀?”

他看着我:“噢,你还考我啊?”

我说:“你只比我大14岁,文天祥的事情,恐怕我知道的比你多。”

“噢?那我得要考!你也会背《正气歌》吧?”

“我不但会背,还可以默写给你,你默写得出来吗?”

他说:“哎,我还没写过呢,能不能默写得出来,我还不知道。你默写得出来啊?”

“当然。”

他挺吃惊:“你还知道什么啊?”

我说:“文天祥的著作里面有个《指南录》,差不多有三百多首诗,我会背一半。”

我这一讲,毛大哥不知道了:“文天祥还有个《指南录》啊?我没有看到过。”我说:“你没有看过啊,那你就差得很远啦。”

他说:“你还知道什么呢?”

我说:“文天祥还有个‘路歌’。”

“这个‘路歌’干什么用的呀?”

我说:“写他的家史,写他的父亲,写他的子女。”

毛大哥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还多了。文天祥最后死在元朝,临刑前用血在衣服上写了一首诗,这是文天祥的自传,你知道吗?”

他说:“我还不知道这事情呀。”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我背给你听:‘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哎呀,以前我还看不起你呀,我今天才知道你是个大家人物呀,书香之家,你们家出过两个官大夫呀,我们毛家比不上呀。你真的知道很多呀,可不得了。”

我们就都高兴了。我接着就背《正气歌》给毛大哥听。

何叔衡、谢觉哉都住在毛大哥的隔壁,听到有人背《正气歌》,和毛大哥一道也背起了《正气歌》,一时间,整个宿舍都包围在一种悲壮的环境中了。附近的人家看了觉得很好笑:这老的老,少的少,在背什么东西呀?

毛泽东开始认识我时,我就跟他抬扛子。以后,我跟他抬扛子非常之多。我把他叫做毛大哥,我们之间并无拘束。







第一章 投考黄埔



1924年,我17岁,到过一次广州,见到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有两个绰号,一个是“孙大炮”,还有一个是“大元帅”。我还见到程潜,见到李烈钧,见到蒋介石。那时蒋介石是副总参谋长

回到湖南后,我考上了湖南艺群美术专科学校,校长是徐特立。

艺群美专有一位老师叫王基永,他每次上课并不讲公民课程,而是作时事报告,我感觉他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透彻,还有批判。有时,他问我们认清了形势怎么办?我们瞠目以对。他也并不解答他所提出的难题,最多说一句“同学们深思!”王基永先生有时巧妙地将孙中山与列宁相提并论,有时又介绍创办黄埔军校以及学生军东征,建立革命根据地等一些闻所未闻的情况。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常常到了下课之后,还包围着他,问东问西问个没完。

与我要好的一位同学名廖仲良,是湖南宁乡县人,他比我大三四岁。有一天,他给我了个小本本的书,叮嘱我不能给第二个人看,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而且要躲在蚊帐内去看。我觉得相当神秘,不折不扣地一切照办。这个小本本的书,名叫《马克思主义浅说》,我躲在蚊帐中一知半解地一气读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的革命书籍。

那时,湖南有三剑客:毛泽东是搞农民运动的,夏曦是搞学生运动的,郭亮是搞工人运动的。他们三个人是分工合作。

我跟夏曦的关系很好。他对我说,国民党的革命是不彻底的,是改良主义的。其他的党派嘛,比如国家主义青年党,是无政府主义的。现在革命最彻底的,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有个领导,就是俄国,我们要走俄国的路。

我问:“孙中山是国民党,你怎么看他?”

夏曦说,用我们湖南人的话说,孙中山是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做马克思的事情。

他又说:“现在俄国有个列宁主义青年团。”

我问:“那是个什么组织啊?”

“是一个年轻的革命组织,叫CY。”

那时我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掀起了反帝的高潮。在这个反帝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夏曦到学生中考察,看到我敢作敢为,就发展我加入CY。

一天,夏曦通知我到第一师范去。我去了一看,来了不少人。墙上挂着马克思的像。第一师范的学生陈林达(湖南湘潭人,后来是国民党军长)也来了,我靠着他坐下。王基永给我们作政治报告,讲国际形势,讲革命形势。我坐在下面,觉得这个人了解的事情很多啊。夏曦对我说:“他是政治教员。”我说:“我们艺专的政治教员也是他。”夏曦说:“他的理论很好,很多事情我们还搞不清楚呢。”到了晚上,举行加入CY的宣誓仪式,又是王基永主持,我想:“他不但理论好,宣誓也是他来主持。”这才晓得他是列宁主义青年团在长沙组织的负责人。

我是个CY了。夏曦就动员我进黄埔军校

我原打算以艺专作为过渡,然后再到京沪一带去深造。可是到艺专不过半年,就接触了革命思想,卷入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爱国热潮中。接着又是“五卅”惨案的发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大革命时代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在长沙教育会大礼堂追悼孙中山逝世大会会场中,看到了追悼人群如山似海,激动人心的挽联,挂满了会场内外及“赐闲园”整个的花园。记得有人抄下唐诗陈子昂名句来赞誉孙先生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那时既仰慕孙先生的伟大,不愧为辛亥革命的开国元勋,但又感到“后无来者”之句,似乎又过早地作了结论,难道当代以及千百年后,就没有一人能超过他吗?我带着幼稚的心理在探索着,希望投笔从戎。

我的父亲也反对我学艺术,说:“学什么艺术啊,还是进一所大学吧。”当时,有黄埔军校、广东大学、岭南大学三所大学可供选择,但是我受到夏曦的鼓动,决定投考黄埔。在动身之前,我特意读了一些进步刊物《新青年》、《湘报》等等。

这次长沙投考黄埔的一共有8个青年,编成了一个组,陈林达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有6个是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去广东有两条路,一条是搭火车,火车快一些,但路上不安全,吴佩孚他们经常在铁路上抓学生。一条是水路,从上海到厦门,这条路比较安全,而且要便宜一些。我们选择了走水路。

出发之前,毛泽覃找我,说名单上没有他。

“我很想同你一道去考黄埔,只是我去不了。”

我问:“是不是你的哥哥不让你去啊?”

“我没有路费,去不了。”说着,他哭起来。

“你问你的大哥要点钱吧。”

“他一个钱也不给我,他一个小学教员,钱也不多,他抽烟,钱还不够自己用呢。”

我说:“你哭什么呢,这样好了,我估计要不了多少钱,路费我出,衣服钱你自己出,我有饭你有饭。”

毛泽覃高兴了。

我向陈林达讲,毛泽覃也要跟我们一道去考黄埔。陈林达不同意:“怎么可以加带一个人呢?”我说:“他也是CY,为什么不允许他去呢?”陈林达表示要全体通过,而且毛泽覃没有钱,我们也没有钱给他呀。

我说:“我出钱。”

“噢,你有钱?可是组织上没有交待,你又搞个人来。”

“哎呀,做好事嘛,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后——毛泽覃。”

就这样,我带着毛家老弟一道投考黄埔。

到了上海海关,一看,贴了一张布告:说是台风来了,封关了。所有的船只都停开,船票不卖了,想走也走不了。大家很着急,本来就没有几个钱,又搞了个封关,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过了几天,我们只有两块钱了。毛泽覃着急“我跟着你已经花了你很多钱了,现在又封关了,怎么办呢?”

陈林达是组长,他更着急:“老文哪,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现在封关了,我们的伙食钱只够三天了,怎么办呢?你赶紧打个电报向湖南要钱。”

湖南回电报了:“一切费用自理。”青年团也没有钱。

这一下,陈林达急得不得了,陈林达跟毛泽东一起都是第一师范毕业的,我们私人感情很好。他的父亲是个木匠,家里没有钱,为人实实在在的。我一看他急得不得了,就把他叫了来,说:“你不要着急,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啊?吹牛皮啊!你有亲戚没有?有朋友没有?能借到钱吗?”

我说:“你不要管这么多,我有办法。”

“你吹牛皮!”

到了晚上,我把他叫来:“你摸摸我这个棉衣呀,看有个什么东西?”他上前一摸:“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呀?像个硬的圈圈呀?”

我说:“这是我妈妈给我的,叫我备而不用。爸爸娶她时,给她一对金镯子,她脱下一个给我缝在棉衣里。我母亲给我讲过,这个圈子相当于一两黄金。”

“噢,值那么多钱呀?我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你这个妈妈很难得的。拿个金圈子给你,你妈妈很有远见啊。”他把我妈妈称赞了一通。

我对他说:“你对大家不要说,要不他们吃烟喝酒,几天就搞掉了。”

我们两人拿着金圈子跑到上海金店去问,说是值一百块洋钱。我对陈林达讲:“我把这个金圈子交给你,换成一百块洋钱,当做我们到广东的路费,多余的钱作为公费,我们的目的地还没有到达,我自己不要这个钱。”

封关八天后,恢复船运。我们买了票上船。他们打听买票的钱是从哪来的?陈林达说:“是文强的钱,他拿出来给我们用,我们要节省着啊。”

从上海到厦门,用了四五天时间。经过厦门时,,他们那些人讲:“哎,看鼓浪屿,鼓浪屿!”我问:“鼓浪屿是个什么东西?看看。”我看见对面山上有个天文台,隔得好远,看也看不清楚。我正在甲板上看天文台,有个人在我衣服上一揪,又敲敲我的耳朵,我回头一看,是毛泽东!

“哎,毛大哥,你怎么在这儿?”

他捂住我的嘴说:“说话声音小一点,这个地方还在厦门,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的世界,他们如果晓得我们到广东去,就会绑票。”我听他讲得很有道理。

他上下看看我的打扮,我穿的衣服上有两个铜字“艺专”,帽子是白色哔叽的,帽子上插着一把铜宝剑,这是艺专的校服。

毛泽东把我浑身上下看了几眼之后。说:“你呀,打扮得太漂亮啦!人家都注意你,都看着你。帽子上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一把宝剑插着,太引人注目。”

他说:“帽子就不要戴了,衣服上‘艺专’两个字可以取下来。”

我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一把抓下帽子往海里面丢,毛泽东一下子就把我的帽子抢过去了,说:“你这是幼稚的行动,你把这样好的帽子往海里丢干什么?这不是发神经病吗?你回去放在你箱子里头。”

我笑了,说:“也对。”那时我才18岁。

我问他:“我在这船上怎么没有看到你呀?”

他说:“我们住在上面的官舱,你们住在下面的统舱。我告诉你,我是国民党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夏曦,郭亮,还有四川的廖划平,也都是。”

我说:“我知道了。”

他又问:“你们还有几个人?”

“我们都是考黄埔的,你的老弟也在,要不要你老弟也上来?”

“穿得像叫花子样,不要上来。”

我说:“他现在跟我穿得一样,现在不是个叫花子啦!”

“噢?那个钱是哪里来的呀?又花你的钱吧?”

“那花不了几个钱。”

我回去找毛泽覃,故意往官舱走,一看官舱里夏曦也在,郭亮也在,还有廖划平也在。当时我并不认识廖划平,进了黄埔之后,廖划平是我们的政治代表,后来这个人成了叛徒。

我对毛泽覃说:“你哥哥也在船上,你去看看你哥哥。”

“我不去,他没有好脸,看他干什么呢,那个官舱你上不去,我更上不去。”

我说:“不去就不去嘛。”

船到香港,毛泽东离开官舱来找我,说:“那边派船来接我们了,你看那个插着青天白日旗的船就是。你们到了广东,那里的旗子也是青天白日旗。到了广东,我们就自由了,到了革命的世界。”

夏曦问我:“你在广州有熟人没有?”

我说:“熟人倒是有,但是地位隔得太远,是我父亲的朋友。”

“什么人哪?”

“程潜。”

他说:“这样吧,我给你想个办法,到了广州后,你们先住在黄元里那里的一个小旅馆,花不了几个钱,我写一个条子,你拿着条子去那里的组织接头。”

我们到了广州,按照夏曦说的,住在黄元里的小旅馆,是湖南人开的,臭虫多得要死。我拿着夏曦写的条子去找广东组织的负责人。找到了广东共青团的负责人穆青,他后来当过四川省委书记,被刘湘杀掉了。

穆青说:“你们是夏曦介绍来的?他是湖南方面的负责人,我们知道。”

穆青想了想:“我们这里没有专门人才,你是艺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你会画像吗?”

“画像嘛,简单的事情,用格子一套,放大就是了。”

他说:“你是专门人才,给我画一张孙中山的像。”

我画好第二天就送去了。他一看:“很像啊。”他说:“我们还有很多标语要写,写标语要文化啊。”我说:“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呢?”我就把陈林达他们都叫来,穆青很高兴:“好啊,这样吧,我把你们送到罢工委员会去。”

我问:“罢工委员会是个什么机关呢?”

他说:“香港工人正在罢工,刘少奇在我们这里组织罢工委员会,你们向他报到,有饭吃,每天除了有饭吃之外,还有六块钱。”我们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

我说:“有饭吃就行了。”

我们到罢工委员会报到后,被分配到工宣部。这个地方只能办公,不能睡觉,还得找个睡觉的地方。我听说农民运动讲习所可能有地方住,就去农民运动讲习所看看。远远地,就看见毛泽覃站在农民运动讲习所门口,我喊:“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哥哥在这里嘛。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孙中山办的,现在他要我哥哥在这里负责。”

“噢,是这样啊。”我问:“这里有没有地方住啊?”

“有地方住,房子大得很,来个百八十人没问题。”

我说:“我们十几个人没有地方住,你能不能跟你哥哥讲一讲,让我们住在这里?”

“没有问题。”

我们晚上住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白天到罢工委员会上班。搞了半个月。

在广州,我们真是耳目一新,满街红色标语牌,民气昂扬,对比北洋军阀统治区的死气沉沉,简直是两个天地。我既感到兴奋,又感到紧张。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很不够,面对着许多新鲜事物,一知半解,连“三民主义”、“三大政策”的含义都弄不清,一开口就是笑话百出。有人向我说:“革命的书非读不可,革命的理论非懂不可,像胡适这样的名教授,也不知道帝国主义这一名词的含义。”青年们为了一个名词术语,会争论不休,我往往在一旁洗耳恭听,未敢插言。

1925年8月黄埔军校第九次招考,考了一篇国文,考了数理化,我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取。陈林达与我同榜录取,长沙黑铅炼厂的工人同志都没有考上,他们便投奔叶挺主持的第四军学兵团到肇庆入伍去了。毛家老弟没有考取,留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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