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险些黄袍加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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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的气候一向潮湿溽热,对一个年过七旬、经常咳血的老人而言,广州显然不是久居之地。然而,当朝廷调任他回北方担任直隶总督的时候,李鸿章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喜悦之情,相反,他干瘦的身子在宽大的藤椅里越陷越深。


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夹杂着声嘶力竭的蝉鸣。与静谧的南方相比,帝国的北方此刻正受到一种狂热的支配。离开紫禁城的时日已久,李鸿章一时间也很难判断出这艘衰腐古老的帝国航船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偏向。催促他北上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击毙的时候,荣禄电报里的语气已经近乎于哀求。做了一辈子消防队员的李鸿章,这一次的反应却显得相当迟钝——帝国的航船无疑已经严重偏向,但他却还不能确定,这种偏向是否已经严重到了船毁人亡的地步。


北上之前,他决定顺道先去一趟香港,见一见英国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因为卜力希望他能够以两广为基地,在中国南方建立一个新政府。


回顾:一次流产的黄袍加身


卜力不是第一个企图给李鸿章“黄袍加身”的外国人,将李鸿章推上帝国权力金字塔的尖顶,在西方列强那里,是极有传统的。早在甲午年间,美国人就曾经策划过一场密谋,企图趁日本攻陷北京之机,在中国实现改朝换代,由李鸿章父子取代清朝统治中国。


这场密谋涉及到的三个美国主角分别是: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兼顾问毕德格(w.pethick),美国陆军军官、铁路工程师兼承包商威尔逊(j.h.wilsion),以及美国前任国务卿、马关议和期间担任李鸿章顾问的科士达(j.w.foster)。时间是1894年9月。


当时国势累卵:清政府在平壤、黄海两次关键性的战役中遭到了沉重打击,军事上已经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在将清军驱逐出朝鲜和控制了黄海的制海权之后,日军又分两路大举入侵辽东半岛;日本国内舆论也大造声势,宣言要让“旭日军旗”“进入北京城”。


毕德格此刻正在美国筹措对华铁路开发事务,他向好友威尔逊言及当前的中国局势,认为遭到日本沉重打击的清政府已经无法继续生存下去。毕德格断言:要使中国从混乱中摆脱出来,李鸿章是最合适的统治者。因为事关机密,毕德格给威尔逊的信没有署上真名,而用的是“月中人”,并嘱咐威尔逊“阅后烧毁”。


毕德格和威尔逊都参加过美国的内战。威尔逊毕业于西点军校,内战之后成为一名铁路工程师和企业家。甲午年之前他曾到中国作过铁路考察,还在颐和园架设过一条供慈禧娱乐用的火车轨道,一直怀有在中国拓展其铁路业务的雄心。毕德格1874年就来到了中国,做过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后来成了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和顾问,同时还是李鸿章之子李经方的英文老师。二人1886年相识,并很快成为至交,为美国资本开拓中国市场,是他们的共同志向。


威尔逊很赞同毕德格在信里提到的“倒清拥李”的设想,但他认为,要做成这样一件大事情,需要几个具有一定身份的人的合作。威尔逊心目中的首选合作者是科士达。他建议毕德格去访问科士达,争取他的赞助。


科士达曾担任过哈里逊总统的第二任国务卿,享有美国“专家外交第一人”的美誉,对中国一直兴趣浓厚,与李鸿章、张荫桓、曾纪泽等晚清重臣都有过密切的交往。国务卿卸任之后,一度担任过中国驻美使馆的法律顾问。科士达对李鸿章评价甚高,称之为中国“第一位最进步和开明的政治家”。


毕德格与科士达做过一番长谈之后,写信给威尔逊说:科士达亲口对他说:“最好是改朝换代,推李鸿章掌握权力”。随后,科士达又给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写了一封信,含蓄地透露这个拥护李鸿章称帝的计划。


在此前后,威尔逊和毕德格已经开始为他们的大胆设想进行具体的部署。威尔逊给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顾问史蒂文斯(d.w.stevens)写信,他在信中说:“统治中国的满族集团已经失去了他们祖先征服汉帝国的那种能力,除非日本迅速采取行动改变这种状况,否则英、俄就将瓜分中国,使日本丧失胜利果实。”


威尔逊在信里自问自答:“如果清廷覆灭,谁来继承皇位?哪个国家来决定这个混乱国家的命运?”“只有让李鸿章或他儿子李经方当皇帝和由日本来控制这一局面”。威尔逊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来实现他们的计划,故而在信中,极力鼓吹日本控制中国的好处。


一个星期之后,威尔逊接到史蒂文斯的回复,说他已经把信交给了日本驻美特命全权公使栗野深一郎,并准备再抄送一份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


毕德格对诸事顺利感到甚为满意。他写信给威尔逊说:“将军,您的伟大计划——改朝换代,让您的朋友李鸿章当君主——随着每天从中国传来的新消息而越来越可行了。”威尔逊在给驻华公使田贝的信中说得更露骨:“我要你在时机来临时充当华瑞克这一角色”——华瑞克是英国伯爵,玫瑰战争中的重要人物,曾拥戴过亨利六世和爱德华四世两位国王,因而获得了一个“king-maker”(国王拥立者)的绰号。此时日军正两路大举入侵旅顺、大连,威尔逊等人已经确信,清政府的覆灭指日可待。



但是,日本军队没有如威尔逊等人所愿,继续向北京挺进。伊藤博文做出了“进攻威海、略取台湾”的决策——他担心日军攻下北京,会招来列强的强势干涉;日本也有可能陷入“暴民四起”的困境。


日军的“克制”让毕德格等人相当失望。史蒂文斯在给威尔逊的一封信里曾经说道:“当初,如果日本要攻打北京,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它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担心清廷覆灭之后,列强之间会出现一场权力之争,日本在这场争夺中将有相当可观的利益会被列强夺走,所以日本人感到,更明智的做法是,不拿现有的战利品去为威尔逊的计划作冒险式的赌博”。日军没有攻陷北京,毕德格等人的“国王拥立者”之梦也随之破产。


使毕德格等人深感失望的另一事件事情是李鸿章的失势。旅顺失陷之后,李鸿章被革职留任,同时还被褫夺了黄马褂。毕德格从美国返回天津时,李鸿章正处在一生政治生涯的最低谷,他虽然极力鼓励自己这位垂头丧气的老板,但却始终未曾透露他们立他为帝的密谋。


光阴流转,转眼已是庚子年,这一回,准备给李鸿章黄袍加身的,变成了英国人。


迷雾重重的两广独立


刘学询是近代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能文能武,亦官亦商。在晚清的风雨飘摇里,刘学询怀抱着强烈的帝王梦而四处奔走,与孙中山康有为、李鸿章等人瓜葛颇深。他视自己为朱元璋洪秀全,而将孙中山视为徐达、杨秀清,为了支持孙中山的起义,他可以“慷慨”地将自己作为官商应该呈缴给朝廷的税银的行踪相告,建议革命党中途“智取生辰纲”;出于个人恩怨,他也可以从北京到东京,千里追杀曾经对自己暗施冷箭的康有为


因为政见各异,孙中山与刘学询曾数年不通音讯,庚子年夏,二人突然再度恢复联系,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总理在东京忽接刘(学询)自粤来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


刘学询此时正是两广总督李鸿章幕府里当红的心腹幕僚。孙中山怀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与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人离开日本,于当年六月六日抵达香港。此刻,李鸿章正受到幕僚刘学询和港督卜力的双重鼓动。


为人谨慎的李鸿章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这一事件的直接信息。但可以肯定,刘学询给孙中山的书信得到了他的默许,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些间接的证据予以证实:孙中山离日赴港的时候,驻日公使李盛铎随即就给李鸿章派发了一封急电,内容如下:“逆犯孙文,前日由横滨赴港,恐谋滋事,乞严防”,奇怪的是,在由其幕僚吴汝纶编纂的《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里,这条电报却被刻意地抹掉了。


闻知孙中山已经抵港,刘学询等人又派船来迎,邀孙中山过船商谈。出于安全考虑(担心被诱捕),孙中山指派宫崎寅藏等人赴粤,自己则乘船避往法属西贡。宫崎寅藏抵达广州之后,与刘学询一夜密谈,结果是:刘学询代表李鸿章当场答应贷款10万两给孙中山,但对两广独立,则言语晦涩地表示在“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显然,李鸿章在等待来自北京方面的消息,在等待一个时机:京城陷落,清帝国土崩瓦解。宫崎自然是失意返港。


刘学询将与孙中山联络的结果报告给李鸿章的时候,这个担负着维持帝国南方政局稳定的大员,既没有砍掉孙中山使者的头,也没有作出任何实际的承诺,他躺在深深的藤椅里,半闭着眼睛,做出了一个“颌之”的动作——这个动作的含义是如此模糊,甚至还带着些许的傲慢与慵懒。


联军的攻势越来越猛烈,老太后也自知捅下了一个天大的篓子。老糊棚匠李鸿章又一次成了她最后的救命稻草,一道又一道圣旨接踵而来,催促他北上,替帝国去擦屁股。


北上之前,李鸿章乘坐的平安号轮船先在香港靠岸。


卜力在码头上已经等了很久,他的心情的迫切程度和他呈给英国政府殖民部的电报一样焦躁。他在电报里分析:反满起义预计将于两周内在南方爆发,信任他的中国绅士向他保证,造反者并不排外,并且希望在取得一定的胜利之后得到英国的保护;卜力还说:“如果赞成孙中山和李鸿章总督缔结一项盟约,对英国的利益将是再好不过了”;在李鸿章是否会“背叛”清政府这个问题上,卜力的判断是:“这个李总督正向这个运动卖弄风情,谣传他想自立为王或是当总统。”


李鸿章被从轮船请入密室。在表演了一番避重就轻的外交辞令之后,李鸿章突然不做任何铺垫,直截了当地问卜力:“英国希望谁做皇帝?”


卜力说:“如果光绪皇帝对这件事情没有责任的话,英国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统治不会特别反对。”


李鸿章继续逼问:“我听说洋人们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义和团把北京的所有公使都杀了,列强就有权力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如果事情变成这样,你们将会选择谁?”


停顿了一下,李鸿章又补充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也许是个汉人?”


这句话暴露了所有汉人内心深处从未消亡过的一个隐痛,自满人入关之日起,这种隐痛已经折磨了汉族知识分子数百年,也许皇帝的恩宠会让它暂时收起自己蜇人的芒刺,但它却从未消失过。无论一个汉人在清帝国政府里面做了多大的官,这种念头永远都是挥之不去的——岳钟琪有过,曾国藩有过,左宗棠也有过……族裔之别,忠奸之分,李鸿章也逃避不了这种煎熬,尤其是在他对满人帝国的前途感到痛苦和失望的时候。



如此解读李鸿章对卜力的试探,可以说,虽不中,亦不远矣。也许还可以找到一些辅证:他最信任的幕僚刘学询,就经常以明末将领后裔自居,时刻怀着“反清复明”之志,李鸿章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但他却从未表现出对刘学询的不满;他愿意和孙中山的使者接触,而孙中山此刻喊出的口号恰恰正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种一致性,显然不是巧合。


很难说卜力是否听懂了李鸿章的弦外之音,但至少他的答复没有令李鸿章满意:“西方大概会征求他们所能找到的中国最强有力的人的意见,然后作出决定。”


卜力注意到李鸿章眯起了眼睛,他觉得这是一种微笑。当内心的波澜平息,李鸿章才缓缓睁开眼睛,用一种缓慢沉稳的语调,告诉卜力:“慈禧皇太后是中国最强有力的人。”


最擅长破译中国人的外交辞令的卜力也弄不清楚李鸿章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只感觉到:这个老态龙钟的老人,说这句话时口齿异常地清晰。


海面上的孙中山也在焦急地等待着会谈的结果。但卜力传来的消息令他倍感失望:“他无意冒险搞什么‘两广独立’,而正准备扮演他将来在北京的角色,即充当中国的和平使者或者是它的新统治者。”


皇帝梦炽烈的刘学询也深感失望。他本来已经和卜力达成协议,将李鸿章扣留在香港,然后宣布两广独立——当然,卜力的算盘是:趁势将两广也划入他的治下。卜力甚至都已经为李鸿章准备好了囚室。然而伦敦方面却有新的指示:不得扣留李鸿章。


——李鸿章此次北上,职责是与众多列强交涉“分赃”事宜,伦敦方面担心扣留李鸿章,会成为众矢之的,引来一连串的外交麻烦。


轮船继续往北方驶去。七月的海风中夹杂着的燥热不适合体弱多病的老人,随从们不时地提醒李鸿章回舱房休息,但他却执意要在甲板上多坐一坐。他已经快八十岁了,欣赏帝国的大好河山的日子已经不多。同时,他还在内心深处不断地怀疑着自己是否有能力应对这场百年未遇的大变局:北上的平安号,能够给这个千疮百孔的老朽帝国带来平安吗?


继续做糊棚匠


尽管历史没有假设,但卜力和李鸿章的谈话仍然惹人遐想不止——如果卜力明确表示英国政府会支持一个汉族政权,李鸿章是否还会继续北上?


时间倒退到1900年7月17日,平安号从广州起锚北上的日子。李鸿章坐在甲板上的藤椅里,所有人都在热汗淋漓中等着他下达开船的命令,但他很久都没有开口,半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


没有人敢过去提醒他。


南海知县裴景福,李鸿章的一位私交很深的老同乡,在这种压抑的气氛里登上了轮船。他祝贺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外洋有电,诸领事皆额手称庆。(裴景福《河海昆仑录》,下同)”


李鸿章缓缓地睁开了眼睛,用一种极为顿挫的音调说出了四个字:“舍我其谁!”


——此后的许多个日子里,人们在评价李鸿章的时候,这四个字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只是分歧迥异:人们或者津津乐道地谈论李鸿章“做汉奸做得当仁不让”,或者为他国势糜烂之际的敢于担当而感慨不已。


可是,当裴景福问及国事时,“舍我其谁”的李鸿章却哽咽了起来:“日本调兵最速,英国助之,恐七八月间不保矣!”当裴景福问到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国家尽量减少损失的时候,李鸿章已是泪流满面:“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份,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敲钟的和尚在预言自己的死期。可悲的是,他说对了。


有了“两广独立”这样一场风波作为我们的解读前提,很难想象,李鸿章此次北上仍然是出于对爱新觉罗氏的忠诚。他和裴景福德这段谶言式的对话也许可以被解读为:怀抱着放弃挽救满清王朝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放弃挽救中国的努力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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