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的起因及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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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为着探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大潮的起因以及它的历史贡献,而对它进行系统考察时,地方志和族谱无疑是最理想的参考资料。移民大潮来有痕,去留踪。作为私家档案性质的族谱,在记录下家族世系渊源和人口繁衍历史的同时,也把移民运动潮起潮落的蛛丝马迹留给了后世。 一、战乱--白骨堆•万人坟 2002年4月3~4日,在成都新南门立交桥修建的过程中,在红星路与滨江路交叉口的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连续两天从土层中挖出大量死人的尸骨,具体数量在百具以上。后经成都考古专家初步勘察,结论是:这些尸骨是"非正常死亡"

为着探访"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大潮的起因以及它的历史贡献,而对它进行系统考察时,地方志和族谱无疑是最理想的参考资料。移民大潮来有痕,去留踪。作为私家档案性质的族谱,在记录下家族世系渊源和人口繁衍历史的同时,也把移民运动潮起潮落的蛛丝马迹留给了后世。

一、战乱--白骨堆•万人坟

2002年4月3~4日,在成都新南门立交桥修建的过程中,在红星路与滨江路交叉口的工地上,施工的工人们连续两天从土层中挖出大量死人的尸骨,具体数量在百具以上。后经成都考古专家初步勘察,结论是:这些尸骨是"非正常死亡"。根据尸骨颜色、分布和地层情况来看,这是一种"二次性集中埋放",时间可推断在明末清初。有专家还指出,这些尸骨不是一具具埋放在一起,而是采用腿骨放在一起,指骨又放在一起的埋葬方式,估计可能是因为战争或瘟疫大规模死人后,集中进行埋放的。

正当人们在追问成都"万人坑"之谜,试图弄清这些尸姓,其理由是解放前这一姓,其理由是解放前这一带是民房,不可能把这么多的尸带是民房,不可能把这么多的尸骨埋在房子下面。

对于成都、崇州两地何以会发现这样的"万人坑"的问题,尽管各家解释不一,留下重重迷雾,但是,在某些地方志上,却是有着明确记载的。

例如,光绪《潼川府志》记载,三台县有座"万人坟",位置在县城东门外,系遭张献忠"屠戮"所致。顺治二年(1645年),南明政权"左都督杨展封筑。光绪四年重竖碑"。清人万谷踢曾作有《初到东门外见万人坟诗》,可以为证。另据记载,在盐亭县也有座"万人冢",位置也在县城东门外江神庙右,乃明末张献忠所"屠戮","白骨如阜"。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邑人张士标募人封之。冢高二丈,周围六尺,立碑以识之"。民国《简阳县续志》记载,"万人坟,在县西南蘑葭桥里许。其地为镇金桥往来县城要道"。相传明末张献忠"草杀简人,聚男妇于此,围而歼焉。后耕者往往锄得遗骸。清咸丰间,乡人悯其暴露,遂深掘而搜括之。白骨累累,盈筐满载。爰募赀就道旁合葬一冢,并立石表日'万人坟',至今尚存"。

匹各地出现如此众多的白骨堆、"万人坑",绝非偶然。人们之所以把这些"非正常死亡"现象与明末以来四川所遭遇的空前浩劫联系起来,是有大量历史依据的。

原来,从地理条件看,四川是一个大盆地,四面为群山险阻环绕,土地肥沃,经济上故能自给自足,历来是人口稠密地区。但由于对外交通不便,故每当长期兵燹,妨及农事,必然引起饥荒而成浩劫。在历史上,因此而造成的人烟绝灭有三次:两晋间、宋元间、明清间。

明清间的这一次浩劫,始自明末天启元年(1621年)永宁(今叙永)土司奢崇明父子的叛乱。当年,叛军先陷遵义,后据重庆,建国号日梁。次年,奢崇明军向川西进攻,围困成都达百余日之久。叛军败溃后5年(1627年),明末农民大起义便从陕西开始爆发了。从崇祯七年(1634年)李自成一度攻破夔州开始,明末农民军李白成、张献忠,不断轮番向四川内地展开进攻,转战于川境内外,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所过州县,无不遭到兵火的摧残。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朝覆亡。八月,张献忠再度人川,攻破成都。十一月,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由此拉开了四川境内各派武装势力各据一方、互相攻战的序幕。在张献忠的大西军与南明军队之间,展开坚壁清野、对垒攻伐,持续了两年之久。正当双方势均力敌,战事犹酣之际,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在豪格的率领下,一路从陕西杀人川北。十一月,张献忠北上抗清,出发前把成都焚毁一空,后战死于西充县。张献忠的余部于次年退至贵州、云南,联合南明政权抗清。清军长驱直下,一度占领成都,后被入川的南明军队击退。清军不得已从成都撤退,据守于川北重镇保宁(今阆中)。

从顺治七年(1650年)至顺治十四年(1657年)问,四川战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清军占据川北,张献忠余部孙可望部占据川东,刘文秀占据川南。三方互相攻伐,兵连祸结达7年之久。最后,孙可望降清,清军因而占有川东。刘文秀死后,李定国退走缅甸,清军又趁势占领了川南。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朝派四川巡抚高瞻进入成都,四川总督李国英进入重庆。清朝基本统治全川,并随之将四川农民军余部镇压下去。至康熙二年(1663年)境内的战乱才告一段落。

初安不到10年,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发生了"三藩之乱"。吴三桂据云南叛清,遣部将王藩屏人川播乱。清四川巡抚、提督叛清附逆,使全川许多州县沦入吴军之手,川境又遭6年蹂躏。康熙十八年,清军大举进攻四川,吴三桂已于去年死去,两军在四川展开激战。十九年(1680年)清军攻克成都、重庆等地,基本上重新占领了四川。不久宣告叛乱平定。

从以上史实勾画可见,.从明末天启元年(1621)永宁土司奢崇明父子之乱开始,截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藩之乱"被平定,前后共计60多年间,四川境内的兵灾战乱一直持续不断。正是在长期战争、灾荒与瘟疫的交相摧残之下,一直被誉为"天府之国"的四川,到了清初,已成为全国遭受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

经过这次浩劫之后,到了清初统计人口时,情况之严重让人吃惊。据官方的统计数字,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川仅有16096丁;康熙九年(1670年),仅25660丁。由于清初典章制度荡然无存,没有更多的文献可供参考依据,再加之统计的州县不全,因此,这个数据肯定大大低于实际的人口数。后来,经过学者的修正,有的主张清初四川人口总数应当在50万、62万左右。这个数字一般被认为是康熙二十年前四川的人口数。

为什么清初只有"人丁数"而没有人口数?如何理解清初"人丁数"的真实含义?如何运用清朝的人口统计数据来推算实际的人口数字?这些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着各种不同的见解。有学者认为,清代人丁编审制度完全是为征派赋役而建立的。清代的"人丁",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人丁,不再是承担丁税的实体,而只是一种抽象的计税单位与尺度。一个丁只代表一份税额,不再代表一个人头。由于清初编审认定人丁,各地大体皆沿袭明代旧制,情况错综复杂,编制方法五花八门,很难用同一的丁口比例来推测各地的人口数据,因此,四川的学者就采用丁(或户)与口的比例大约在1:5之间的主张,并结合清代四川的人口增长率,从而推算出清初四川的人口数为50万左右。

与明朝四川的人口数字相比,清初四川的人口损耗是空前严重的。据四明代官方记载,万历六年(1578年)四川总人口为310万人,实际上明代后期人口约为600多万。到了清初,一下子跌落到只有50万的低谷,仅及明代四川人口数的10%左右。这虽不能说"靡有孑遗",或"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但也可以说是残存无几了。以至后来人口史专家评价说:这是"四川境内人口第二次大幅度下降(另一次在宋末元初),也是四川人口史上最低的低谷"。

50万人口数在清初四川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顺治中期,清朝在四川所能统治的地区,仅限于保宁、顺庆、潼川、龙州"三府一州"29县的地方,当时有官员说,这些地区所得的人口数,只有9350余人,"不及别省半县"。也就是说,按照当时情况,在其他省,1个县起码也应该有2万左右的人口,而在清朝直接统治的29个县范围内,总人口还不到1万人,平均每县实有人口只有322人左右,只及同期外省1个县人口的1.6%。这尚且是清朝军队最初所能控制的地区,至于清朝统治所不及的地区,肯定早已不及此数。这是顺治中期的人口状况。

如果以明末册载人口310万,或者推算人口600多万作为基数,再以平均10%的残存率来计算,这一次空前的战乱给四川造成的人口损耗,大约在300万~480万之间。因此,在四川各地民间不时发现白骨堆,在地方志上屡见万人坟的记述,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清朝官修的《明史•张献忠传》说张献忠"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因为明朝全国人口也才6000多万,区区一个四川,何以会杀人"六万万有奇"!封建史家出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政治需要,一股脑儿地把四川人口锐减的责任推给张献忠,编造出如此荒唐离奇的谎言,完全是别有用心的。

清初,四川由于遭受明末战乱,人口或死或逃,致使田地大量荒芜。先看来自民间的报道:

一个与张献忠同时代的名叫欧阳直的广安庠生,曾在张献忠、清军以及残明军队三方军营中任事,随军到过四川许多地方,后来他逃回故乡,根据亲身目击,写成《蜀乱》一书。其中,对清军平定全川时的景象作了如下报道:

自此,东、西、南三川全归清,蜀乱暂定矣。自乙酉(顺治二年)以迄戊(戊戌,顺治十五年)、已(己亥,顺治十六年),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惟遵义、黎州、武隆等处免遭屠戮,上川南一带稍存孑遗,余则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且田地荒废,食尽粮空。未经大剿地方,或有险远山寨,间有逃出三五残黎。初则采芹挖蕨,既则食野草r剥树皮。草木俱尽,而人且相食矣!

另一个名叫刘达的阆中库生,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曾经奉清四川总督李国英之命,前往西宁口外购买战马,解到重庆,对于沿途景象,尤其是当时川东北一带不堪入目的残破多有观察。他在辞去督府幕僚时,给李国英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道经孔雒,返乎三巴。见夫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孤兔蓬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疑,宛如再世。

还有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利类斯、古洛东,曾经在张献忠军营中生活过一段时间,根据在川见闻,后来写成《圣教人川记》一书。书中对清初以来四川的景象作了如下记述:迨至1660年(顺治十七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所有官长,皆无一定地点居住,亦无衙署,东来西往,如委员然。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1667年(康熙六年),至1681年(康熙二十年),一连15载,川民各处被掳,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盗之害......然四川际此兵燹之后,地广人稀,除少数人避迹山寨者,余皆无人迹。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再看来自官方的报道:

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巡抚张所志奏称:"寥寥子遗,兽奔鸟散......至若剑州、南江、通江,虽系简辟而哀鸿未集,生聚需期,巴州、梓潼城廓丘墟,人民远窜......自南部以南是为顺庆(今南充),而顺城之与顺属,其萧条景象更难言绘。"

康熙九年(1670年),王法奉命随四川湖广总督蔡毓荣人蜀安辑地方,后写成《蜀游记略》一书。书中写道:四川各地具有废弃的盐井,"修复者十未及一"。又说当时的成都"官民庐舍,劫火一空"。登楼四望,"人烟久绝,尽成污莱,山麋野豕,交迹其中。野外高丘累累......城中茅舍寥寥,询其居民,大都秦人矣"。

通过以上官方和民间当事人的现场目击,可以看出,截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开国已经达40年之久,历史上著名的"天府之国"尚如此残破,其景象仍如此荒凉!这些文字大多属于客观记述,虽然其中难免有夸张成分,但无疑把清初四川残破的基本面貌勾画出来了。

清初以来四川所遭受的破坏,带来的是全局性、长期性与灾难性的后果。有人认为,战乱之后巴蜀大地一片荒芜, "是歪曲历史"。说康熙版《成都府志》所描绘的"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唯看白骨崇山"的景象,"那只是骗人的'鬼话"'。其实,对于古代文献记载的内容,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应该采取有分析有鉴别的态度,否定要有依据,肯定也要拿出事实。

那么,以上官方和民间的记述是否真实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来检验:

一是拿战后物质文化的遗存来检验。

对成都城市史颇有研究的李劫人先生,终生致力于成都历史文化的研究,其成果大都公开发表过,唯有一部《成都历史沿革》未曾发表。其中涉及他对明末战乱后成都物质文化成就保存状况的考察和论述:

明朝复兴的成都是在公元1646年上半年被消灭的。事情是由于张献忠......在公元1646年初开始有计划地将成都和川西平原上所有未曾跑散的人民集中起来,所有城墙都拆平,所有房屋东西都烧毁。单以成都而言,在他彻底破坏了六个月,将人民和军队一起带走后,城内城外几乎全光了。古代的遗迹只剩下五担山和金河以及城内的丘陵河流,那是无法改变的。至于人力建设的只有藩王府的端礼门,跨越金河的三座大桥,桥南两只大石狮,一道影壁,这都是明朝的建筑。有些较古艺术,如铜铁佛像等,大抵在他攻入成都时埋藏在土内,尚零星保存了一些。据书记载,就是公元1646年起一直到公元1659年,13年中成都是一片荒芜。城内只有野兽而无一个人的踪迹的。

二是拿战后制度文化的痕迹来验证。经过一场大规模的战乱之后,留在地面上的物质文化成就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化为灰烬,但可以通过与战前的对比,以及通过发掘埋在地下的部分遗迹来复原。同样道理,制度文化的东西虽然是无形的,但记录其变迁过程的文字,却把相关时代的本来面目部分地保存下来了。

清初各地由于人民或死或遁,人口太少,因而清朝在建立统治秩序、设置构时,不得不对原有的行政建置作较大的压缩和调整。情况往往是两个县并作一个县,有的则是有官无民。当时许多县就是因为"户丁无几"、"凋敝不堪"而被并损了,如岳池并入南充,射洪并人潼川,遂宁归并蓬溪等等首府成都府也不例外。有清一代成都府领13县,但是在清初就有4个县被合并过,即约有三分之一的县遭到压缩合并。其中,康熙七年(1668年)合并2个县:崇宁县并人郫县,彭县并入新繁县;康熙九年(1670年)合并2个县:华阳县并入成都县,双流并入新津县。当时这些被合并的州县的景象,在地方志上有所记录,通过这些文字便可以将那时这些县境的残破程度反映出来。例如,有一个名叫常九经的陕西人,康熙元年出任新津县知县,当时新津"人民稀少",境内的男女劳动力白天出去耕田干农活,临走时把婴儿交官,托官代管。到了夜晚,收工后才把自己的孩子带回。一时间,官府竟然成了托儿所。民国《双流县志》更把清初双流县并人新津县的过程及背景,以实录的形式记载下来:康熙元年,江南人袁景先被授予双流县知县,其时,"双流当兵燹后,侨署西之三圣寺听治"。由于战乱后人口稀少,田地荒芜,原有县城遭到焚毁,这位知县大人不得不搬到县西一个名叫三圣寺的庙子里去办公。后来,双流县并人新津县,改称为新双县。只是到了雍正年间,才恢复设置双流县。

双流县有一个刘氏家族,其先世名叫刘朝弼,"自楚之麻城迁蜀",传至四世刘嘉珍时,始移居双流。刘嘉珍的孙子刘汝钦,给其子刘沅(嘉庆进士)写有一封《示子书》。这原本是一件私家文书,主要是为警示后人而写的,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他在书中记述了雍正年间的见闻,称新双县的建置,给原双流县民带来不便,"以民赴新津较远,且皂江渡难也。"所以后来又恢复设置双流县。双流县新知县到任后,依然"无公费,民间轮供薪米"。一个县连知县大人的吃饭问题都无法解决,以至不得不依靠民间轮流提供柴米,其残破景象由此可见一斑。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任何重大事件的发生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单方面原因形成的。"湖广填四川"作为一个跨省际的长途迁移运动,它的形成肯定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迁出地的推力与迁入地的拉力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巴蜀地区在经过明末清初的战乱后,出现了人口大量耗损,沃野千里沦为草莽的现实,为渴望到四川获得土地、大展宏图的外省移民,共了广阔的空间,对他们所产生的吸引作用无疑是巨大的。许多移民就是在这种推力与拉力的交相作用下,跟随当时的时代潮流而奔赴四川的。

二、虎患酷烈

于清初四川何以人口锐减、田地荒芜,乃至创下历史性人口与耕地面积新低的原因,过去,大多归结在"人祸"上。清朝统治阶级出于对张献忠农民起义军的仇视,在把这次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以后,又采用各种手段大肆夸大张献忠杀人的后果,说这一切都是张献忠农民军一手造成的。解放以来,史学界为了肯定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大翻张献忠在四川"杀人"的历史旧案,结果仍逃不出从"人祸"角度来解释清初四川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所不同的是,前者把全部责任推到张献忠身上,后者则是把责任转移、分摊在与之敌对的其他势力身上。而对于"人祸"以外的因素,例如灾荒与瘟疫问题,在当时条件下,却没有将它提升到应有的高度来认识和探讨。

先说虎患问题。上文已经提到,清初成都有虎豹横行的现象,但有人不相信这一事实,认为"那只是骗人的'鬼话"'。

根据专家研究,清初活跃于四川各地的老虎,在动物学上的名称叫做华南虎。历史上四川地区曾经是华南虎的出没之地。凡是森林密布的地区,都是华南虎的栖息地。远的不说,就是在唐宋时代,虎迹还主要分布在川北大巴山一带的山区和川南沿江丘陵地带的密林之中。此外,川东南的涪州也是华南虎的主要栖息地,渝州也时常有华南虎出没。其余浅丘地带,也间或可以发现华南虎的踪迹。在五代和宋初,在成都城和永康军(今都江堰市),甚至出现过华南虎入城之事。可见,在四川历来就有虎患,只不过还不至于谈虎色变,还未上升为一个足以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时过境迁,到了清初,华南虎又一次在四大肆活跃起来。清初虎患具有数量多、分布广、成群出没、活动频繁、对人的危害甚大等特点。

清人赵彪诏在《谈虎》的文章中谈到:"蜀雨后山行,虎迹去来可数"。据他估计,仅在顺庆、保宁二府,虎群出没,数量约有千只:

蜀顺(庆)、保(宁)二府多山,遭献贼乱后,烟火萧条,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约千计,相率至郭,居人趋避,被噬者甚众。县治学宫俱为虎窝,数百里无人迹,南充县尤甚。

仅庆、保宁二府从山中出来的虎群,即达千只,横行全川的华南虎的数量,又该有多少!据调查统计,虎患绝于20世纪60年代,贵州历史上共有30只华南虎出没,在整个中国80年代初,华南虎存有40~80只,到现在仅剩下20只了。因此,清初四川历史上出现的虎患,应该是华南虎在整个西南地区活动最为猖獗、最为罕见的时期。清初虎患首先自川南发难,然后遍及全川。所谓虎患"始于川南,至于川西北而川东,下南尤甚"。这一描述,大体勾画出清初四川虎患的发生发展趋势。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虎患在四川各地泛滥的情况和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川南长江沿岸地区是明代一个重点开发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但经过战乱后,此区竞成为虎患渊薮之区,从顺治八年即开始发现"虎豹大为民害"。清初欧阳直谈到,他在叙南(今宜宾一带)坐船,"见沙际大虎成群"。过泸州,又看见数十只老虎"鱼贯而行"。有一只白虎走在前头,"头面长毛,颈上披须,长径尺"。此外,江安、南溪、庆符、长宁、江津、綦江、彭水等县,虎患也十分酷烈。其中,江津县更是"虎狼之穴,翻屋登梯,号为神虎"。

川西平原原本是四川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在明末遭受的破坏最为严重,以至在成都城中心地带--明蜀王府废墟之内,就有"野兽聚集",军士射杀,日不暇给。此外,在成都附近的汉州、温江、双流、新津、新都等县,也都有虎迹。其中,汉州、新都一带"虎迹遍街",新津"虎迹纵横",虎患也是相当酷烈的。

川北地区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战场,饱受战乱摧残,以至在顺庆、保宁二府,公然发生虎群出没噬人的现象。其中,南充县尤为严重,学宫竟为虎窝。在潼川府,三台县、盐亭县也是虎患严重之区。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三台县还时常发生老虎入城伤人的事件。广安州也是"荆榛满地,虎踪遍野"。广安邓氏家族的回籍祖之一邓绍祖,在康熙十年(1671年)从广东返回广安插业,未几天亡,据传闻,他是"为虎所食"的。

众所周知,华南虎只有在人口稀少、生态系统良好,且植被良好的环境中才可能生存。如此酷烈的虎患出现在一个长期从事农业经济的开发地区,尤其是号称沃壤的天府之国,这的确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如果没有良好的植被环境和生态系统,华南虎是断然无法在其上纵横驰骋的。四川之所以在清初衍生出这样良好的适合华南虎生存的环境,正是由于明末以来长时间的战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烟稀疏,人与自然生态失衡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从虎患酷烈程度所反映的生态环境失衡中,再一次反衬出清初经济残破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三、鼠疫流行

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在一场大规模的兵荒马乱、刀光剑影之后,百姓或死或逃,生存环境恶劣,卫生状况恶化,人们的抗御疾病的能力低下,社会医疗救助体系不存,死亡的人与动物的尸体得不到及时的掩埋,环境与饮水遭到污染,时间一久,必然滋生各种病菌。而一旦发生传染性疾病,又得不到及时医治,很容易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蔓延为祸及一方的传染性极强的疾病--瘟疫。

中国学者曹树基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明代华北地区鼠疫大流行的问题。依据他的研究成果,鼠疫(Plague)是由鼠疫菌所引起的烈性传染病,病死率极高,对于人类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大。明代后期中国华北地区曾经两次大范围地流行鼠疫,其鼠疫菌的来源当为乌兰察布高原长爪鼠鼠疫疫源地。由于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了全国性的大旱灾。旱灾之年,由于食物的匮乏,也使人类个体的体质下降,抵抗疾病的能力随之下降,加上灾年外出寻食人口的流动,卫生状况恶化,都会导致鼠疫流行范围的扩大和流行强度的增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万历年间大同鼠疫大作,波及山西全境时,鼠疫很快就传染至邻省河北、河南等地。崇祯年间,大同再次流行鼠疫,很快传染至河北、河南、山东以及陕西的部分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流行于华北地区的鼠疫,其表现症状有一种名叫"大头瘟"者,有的地方"俗名大头风",实即为鼠疫患者因颈部或耳后淋巴肿大的别称。这种大头瘟的死亡率极高,如见之于河北真定府武强县的记载说:"瘟疫大作,人有肿脖者,三日即死,亲友不敢吊,吊遂传染。甚至有死绝其门者,远近大骇,号为大头瘟。

西方有一位勇敢的目击者,还记录了鼠疫的另一类病症,即败血型鼠疫的危害后果。他目睹了鼠疫患者从染病到死亡的全过程,在记录中写道:"(鼠疫)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持续了2个月;人们持续高烧、吐血,在3天内死亡;第二种在剩下的全部时间内一直发生着,也是持续的高烧,四肢溃疡,溃疡主要出现在腋窝和腹股沟,在5天内死亡。(它)是一种如此严重的传染病(吐血时尤其严重),以致不仅生活在同一座房子的人相互传染,哪怕是看一眼,也会传染给另一个人"。

崇祯末年的鼠疫在山西大作之际,有的县的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这就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地区。于是,与山西接壤的陕西也在劫难逃。瘟疫从山西蔓延至陕西,传染的方向是从北往南,从西往东。到崇祯十三年(1656年),"凤翔府等县大旱饥,流移载道,死者枕藉。次年大饥,疫起,居民阖室俱毙,野无人烟"。可见,陕南地区也是这次鼠疫的重灾区,据估计,该地区因为饥荒和瘟疫造成的人口死亡超过50%以上。

陕南与四川山水相连,是明末农民军两大主力李自成、张献忠进入四川的门户。李自成、张献忠在明末曾经多次由陕南攻入四川,这就意味着,在瘟疫区纵横驰骋的这两支军队,都可能成为瘟疫的带菌者和传播者。因此,从当时山西、北直隶北部的长城一线起源的这次瘟疫,很可能就是随着军队以及躲避战乱与瘟疫的人群的大量流动,直接经过陕南这个门户而进入四川的。

根据史料记载,瘟疫大范围地降临四川,发生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是年,"全蜀诸郡邑大疫","人民死者甚众"。这种能够造成全川范围传染、并且死亡率极高的"大疫",在当时只可能是瘟疫。

崇祯十四年(1657年)"江北鼠"大规模渡江南下。张献忠据蜀宫时,"夜为鼠扰",遂下令士兵"各杀一鼠",天亮时将杀死的老鼠上交辕门,不交者"代以首"。于是,"是夜兵毁壁穿窖"、"薰窑窦、搜仓廪杀鼠",第二天黎明,只见"积鼠成京观"。从此以后,"全川糜烂"。在鼠疫大范围流行的年代里,这些在蜀宫大肆猖獗的人间鼠,难保不与带有鼠疫菌的长爪鼠接触,因而也可能成为鼠疫菌的传染者。通过这些带菌的人间鼠的大量繁殖与活动,就会把鼠疫传播到人间,所以,自此以后,四川各地瘟疫不断。

以下是见于地方志、笔记野史中,有关明末清初以来四川瘟疫大流行的情况的统计:

从上表可见,在明末清初,鼠疫集中在川东、川中与川北的接合地带,如重庆、遂宁、潼川、内江等府州境内。这些地区,正是军队出没、人群活动频繁之地,随着疫情的继续扩散,其严重后果到了清初便集中显现出来,以至出现了"大兵之后,凶年饥馑,瘟疫频仍",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顺治四年(1647年),四川流行头肿,即"赤大如斗"的"大头瘟",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死亡。顺治十五年 (1658年),刘达在致李国英的信中,提到清初以来虎患、虫灾、瘟疫给四川造成的悲惨局面,"回忆豺虎纵横,瘟蝗诊厉,尸山血海,万死一生"。一个名叫施成泽的简州人,因为担任陕西安定县令,奉命调运军饷进藏。当时,沿途仍有瘟疫流行。据记载,瘟疫过后,景象惨不忍睹:"瘟疫时行,枕骸遍野。骷髅颠倒,骨暴沙砾。举目魂销,移步惨烈"。

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下降,持续时间长,数量大,结合上文推算,从明末载册500余万下降到50万(或60万),只残存了大约10%左右的人口。也就是说,在战乱中损耗的人口数量大约在300万~480万之间。分析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除了直接死于刀兵战火之外,其他还有饥馑、瘟疫、虎患等。而排在第二位的当数瘟疫。假如以平均20%的比例推测死于瘟疫加上虎患的人数,至少也在60~90万之间。

遗憾的是,这个隐形杀手却长期被湮没在铺天盖地的"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传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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