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海传奇 正文 鲜为人知的“国际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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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本文全文阅读地址:[URL=http://book.tiexue.net/book_15959.html][size=14]http://book.tiexue.net/book_15959.html[/size][/URL] 抗日战争期间,东北以及华北等许多城市活跃着神秘的“国际特科”组织,“国际特科”行踪诡秘、大胆机智,在沦陷区探情报、烧仓库、炸铁路,给予日寇重大打击。日寇首脑被搅得心神不安,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暴跳如雷,严令属下着力破案,但始终线索渺茫。红色“国际特科”与正面战场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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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期间,东北以及华北等许多城市活跃着神秘的“国际特科”组织,“国际特科”行踪诡秘、大胆机智,在沦陷区探情报、烧仓库、炸铁路,给予日寇重大打击。日寇首脑被搅得心神不安,关东军宪兵司令东条英机暴跳如雷,严令属下着力破案,但始终线索渺茫。红色“国际特科”与正面战场遥相呼应,成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力组成部分。但是,由于极其特殊的历史环境和历史原因,这些隐蔽战线的勇士一直鲜为人知。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在上海郊区奋起抗击日寇,双方相持20余日。第十天——8月23日,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长潘汉年收到一份十万火急密电:日军已调至上海10个师团,舰艇80余艘,飞机200余架。今早6时,日军第18师团、114师团陆续到达吴淞口,从华北调来的第6师团明日到达川沙港。日军在此集结兵力已达30多万人…… 潘汉年感叹:“影子”的情报真及时啊!潘汉年向延安总部汇报以后,立即转告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影子”是“国际特科”一行动组组长武田义雄的代号,他时任日本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兼中国课课长。

1938年,“影子”获得日军一个惊天大阴谋:刺杀斯大林!这是当年11月,武田义雄被日本陆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急招赴新京(即长春),与江上林正芳大佐等有关情报人员会商,拟定了“乌苏里虎”计划。这计划主要是成立一支突击队,相机刺杀斯大林。主角是苏联叛逃者——原苏内务部远东分部部长格利希·萨莫伊洛维奇·留西柯夫上校,另外几个也是俄国人,有的是逃兵、有的是白俄,都是身材剽悍、仇视苏维埃政权者。关东军特高课把他们飞送日本大本营训练,然后,再由大本营参谋本部把他们送到土耳其。1月24日前,从边境的乔鲁河上游进入苏联境内,然后,潜入苏联旅游度假胜地索契,在苏共中央领导常去度假的马采斯塔疗养院温泉附近,寻机刺杀前来度假的斯大林。

武田义雄吃了一惊,但表面不露声色,将情报转交给联络员中西功,由他迅速转告共产国际情报部在上海的负责人佐尔格。留西柯夫的突击队进入苏联以后,一路顺利,但刚潜入索契,就遭到红军内卫部队的围歼,“乌苏里虎”计划彻底破产。

其实,武田义雄是中国人,他原名王义雄。1910年出生于旅顺口,5岁的时候随父亲到日本岩手县定居。1925年,父亲病故,15岁的他被武田弘一收为养子,改名武田义雄。1929年,武田义雄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任日本陆军参谋部参谋,1934年,武田义雄中佐任驻苏联使馆副武官。

当年11月28日,武田义雄参加苏联政府举行的一个招待会,邂逅中国人张浩。张浩当时是工人领袖,在东北开展过工作。他乡遇故知,两人相谈甚欢,有说不完的话。当时,武田24岁,张浩37岁,两人逐渐成为莫逆之交。武田从张浩那里看到大量进步书籍,思想进步的他很快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第二年(1935年)2月1日,在张浩介绍下,武田义雄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又加入苏联共产党。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李立三找到武田,把他介绍给苏联情报部门首长谢苗·彼得罗维奇·乌里茨基将军。乌里茨基和武田义雄谈了日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希望他参加隶属于第三国际的红色特科,武田义雄欣然接受。

经过3个月的训练,由组织安排,武田义雄与中西功组成“武田小组”,武田被命名为“影子”。自此,“影子”在国际特工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

1939年3月10日,日本军部特务机关长坂本中一少将、华中派遣军中国课课长武田义雄大佐飞赴德国柏林。

在威廉大街党卫队总部,两人与德国党卫队队长、警察总监希姆莱会面。党卫队旅队长、保安处长海德里希,日本驻德国使馆武官大岛浩少将在座。

海德里希来到一幅地图前介绍,这是苏联莫斯科红场,我们准备联合采取一次大胆而周密的行动,取名“鲜花行动”。这个行动计划的核心是:在红场暗杀斯大林!准备选派4名训练有素的精干特工装扮成苏联红军干部,从波兰潜入俄国,秘密进入莫斯科。“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在苏联领导登上检阅台的时候下手,把定时炸弹安放在列宁墓的水晶棺里,引爆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10点,也就是斯大林登上检阅台的时候。

商议已定,德国人领着日本客人去看实验基地,在这里,武田意外地发现:在执行“乌苏里虎”计划过程中侥幸逃生的留西柯夫等人在场。

一名党卫队员送来一束鲜花,来人介绍,这是德国最新研制的黑索金炸药,熔点为204.1摄氏度,压药密度1.77/立方厘米,爆炸速度达8600米/秒,是最好的高能炸药。由于它使用蜡、树脂、动物胶包裹在外表,具有一定的黏度,非常适合隐蔽在各种物体中。炸药就粘结在花蕊、花茎中,丝毫不引人注意。在操作时采取定时延时爆破法,8小时以后,会立即起爆。然后,党卫队员做了试验,8小时以后,这束鲜花炸药瞬间将一座山洞洞顶炸塌。

武田义雄心里暗暗着急,但是身在德国,行动不便。4月16日,留西柯夫突击队从德国出发,准备改经立陶宛潜入苏联。武田义雄等飞回日本,被陆军首脑召见。4月20日,要返回中国战区了,武田仍无法把情报送出去,无奈之际,他打破常规,冒险直接打电话给在日本国内的特工小组成员:“尾崎君,我是表弟,下午两点在街心公园见面。”下午,尾崎秀实一脸严肃,见面就批评他违反组织纪律。“尾崎君,十万火急,我来不及了!请务必转告佐尔格,法西斯暗杀行动队要在五一暗杀斯大林!详情在这封信里!”

留西柯夫突击队顺利潜入苏联,在莫斯科一家宾馆住下。4月28日,苏军内卫部队突然包围了这家宾馆。凶残成性的留西柯夫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开枪拒捕,一名苏军上尉应声倒下。双方展开了激烈地枪战,留西柯夫见逃脱无望,举枪自尽,其余匪徒或投降或被击毙。

以后,“影子”又多次为国际情报组织和中国战区提供了大量价值不菲的情报。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影子”准确地告诉苏方:日本高层根本无意进攻苏联,使斯大林放了心,敢于抽调远东苏军到欧洲与德军作战。

1942年4月,武田义雄任日本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部特种处二课课长,晋升为少将。据说,随即引起日寇情报机构的注意。同年10月,去奉天执行公务时,彻底失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情报机关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多次寻找武田义雄的下落,但始终杳无音讯。

大连是日本侵华战争的桥头堡,东北大量的木材、煤炭、粮食通过这里运往日本;日本又把无数枪炮弹药运到这里,送到疯狂屠杀中国军民的日军手中。因此,大连也自然成为“国际特科”工作的重点。根据共产国际情报部指示,破坏日军战略物资是“国际特科”的重要任务。

中共产党员赵国文、黄振林从苏联受训回来,被派到这里开展工作,他们团结工人群众,把斗争开展得有声有色。特别是共产党员秋世显从北京小组调到大连以后,组织迅速扩大,成员近百人,他们神出鬼没,烧仓库、炸铁路是他们的强项。这个小组在大连、天津、青岛等地实施了78次纵火。

从1935年11月到1940年6月,国际特科组织在大连放火57次,日寇战略物资损失2000万元之巨,严重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他们使用的炸药,大都是在大街上公开的西药店里买来的,自己配制,雷管和发火装置由专人制作。

1937年1月,特科成员邹立升和高绪琛火药爆破日寇油漆厂;7月,邹立升和孙玉成烧毁大连码头草包仓库一座。1938年2月,王金泰和陈根茂在码头二站烧毁日军大豆300吨。

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的进行时,当时,国民党军队45万人围歼日寇两万多人,举世震惊。与此同时,秋世显领导的油厂工人吴澄江、陆炳义将甘井子石油工厂12号仓库一把火烧净。当时《满洲日日新闻》报道:大火漫天、黑烟笼罩了大连湾上空,石油烧起的烈火将贮油罐抛向空中,一个接一个地爆炸……现场比台儿庄战场还恐怖。大连消防署、金州消防署和所有消防队悉数出动,但是根本没法救,大火整整烧了16个小时,烧毁6万桶石油等战略物质,还烧伤了久保、中村等5名日本雇员,日方估计最低损失也在700万元以上。

6月,秋世显和邹立升指挥于守安在大连码头放火,那漫天火焰直冲日寇4座战略仓库,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火光映红了大连的夜空,全城震动。去救火的消防队员说:那火太大啦!我们一进去,就忽然被火包围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水龙带都烧了,铁道都被烧弯弯了,仓库房顶的铁皮被大火喷到了天上,像一张纸片一样在火头上飘荡。那火根本没法救,只能看着烧……日军的4座战略仓库所有战略物资全部化为灰烬!

8月,秋世显和李华钧烧毁码头二站纸库;接着,秋世显和洪德锡烧毁周水子军用仓库。10月,宋德贵把五妻车站两座仓库烧毁,王金泰把满州石油贮藏库烧毁……

日本关东军司令东条英机严令限期破案。日寇十分惊讶地发现,特科战士的放火技术相当先进,他们用手绢包着发火装置:眼药瓶里装上硫酸,用两层橡皮膏封住瓶口,周围裹满了氯酸钾。两个小时左右,硫酸逐渐腐蚀橡皮膏,流出瓶外,与氯酸钾起化合作用燃烧起火,这一过程序要两三个小时,成为定时燃烧。

日寇这才明白,为什么起火现场往往没有一个人影,没有一点线索,着火为什么往往是在周末或者星期天没人上班的时候……

日寇成立了特别搜查队,一旦发生火情,日伪12个警宪机关立即出动,特别留意来自山东诸城、平度等县市的中国平民,动辄搜身检查。同时,在民间严查可以用做放火的氯酸钾、眼药水瓶、橡皮膏、蜡烛等等,又把硫酸列为剧毒药品予以取缔,严禁自由买卖和使用。

日寇对仓库、码头的防范也更加严密,每一个进入工地的中国人都必须脱衣检查,无论男女,这为特科战士行动增加了很大难度。

怎样把发火装置、雷管带进去,烧毁周水子陆军仓库?这是赵国文、秋世显为王有佐出的一道难题。一连几天,王有佐确实被难住了,冥思苦想,怎么也想不出什么妙计。他茶饭不思、坐卧不安。一天中午吃饭,他咬一口煎饼卷的大葱,眼前忽然一亮,一个大胆的计划产生了!

第二天午后,上班的汽笛响了,他才慌慌张张赶往仓库,落在工友们的最后到了大门岗哨,他一手提着解开的裤子接受检查,一手攥着咬过几口的煎饼,满脸惶恐地看着日本哨兵。守门的日军看到迟到的王有佐,一脸怒气,刺鼻的大葱气味又难以忍受,于是稍作检查,一枪托就把他打进去了。

当晚,周水子军用仓库火焰冲天,5万套军服和大量压缩饼干化为灰烬……老百姓望着熊熊大火,奔走相告:火神爷又来啦!

时间到了1940年,日寇把重点放在使用暗探上,广撒便衣特务,深入民间密访、私访。

外事警察课随云封手下密探、福昌公司把头宋某手下的小把头牛嗣义,在大连黑嘴子附近秘密跟踪散布“骑白马打白旗的女将军,指挥中国军队打进来”的人,从一个铆子工嘴里得知王有佐是地下工作者,随即向坂冢一郎报告。坂冢搜查班秘密跟踪王有佐,5月25日傍晚发现大连地区领导者赵国文和王有佐在小村公园(现鲁迅公园)接头;又于第二天发现二人在《泰东日报》阅报廊联系,随即跟踪赵国文。赵国文坐电车返回时,在小村公园附近被敌伪抓捕。然后,日寇陆续抓获王有佐等一大批爱国志士,大连被捕者达100多人。随即,日伪又奔赴奉天,抓了已任那里组长的秋世显。

国际特科天津工作组组长黄振林见大连方面久无音讯,便前来打探,也被日寇抓获。根据掌握的线索,日寇抓获天津上海间的联络员游文清,在游文清的住处,获得了上海指挥部纪守先的信件和照片。天津工作组也被日寇破获。日寇潜入在上海租界,将纪守先密捕,用麻袋装来大连审讯。

为了彻底弄清这个组织,日寇对被捕“国际特科”人员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毒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是常事儿,被捕者几十人被打死打残,他们有的腿被压断,有的手指被烧焦,有的肺被辣椒水灌破了……陆续有20多名志士没等到判决,就死在狱中。

1942年3月16日,日本关东州地方法院判处纪守先、黄振林、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黄振先、王有佐、吴成江、李化钧、孙文凯、高旭琛、孙玉诚12人绞刑,李泽民、田文礼、张玉江、马永福10年徒刑,包玉侠等13人7年徒刑。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欢庆来之不易的胜利的同时,国际特科为数不多的幸存者却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共产国际在3年前已经解散,“国际特科”作为一个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在同日寇斗争中,特科战士大部牺牲,幸存者尤其是后发展的没机会加入党组织的幸存者,手里没有任何可资证明自己身份的凭据。

被判10年、住了敌伪监狱3年侥幸生还的李泽民出狱以后,有一种世事沧桑的感觉,昔日的战友、朋友大都不在了,好不容易找到未被敌伪抓获的洪德锡,两人一道去苏军总部联系,苏军总部对此却一脸茫然。

侥幸逃出日寇魔掌的张逸仙、张琴玲夫妇,隐居在哈尔滨附近呼兰县教书。由于日本人知道张逸仙曾是“抗日救国第十一路军”总参议,不时前来侦探、骚扰。后来,张琴玲患肺结核,医资匮乏,贫病交加,1942年仅30岁就死在呼兰。张逸仙好不容易逃脱日伪监视,回到山东老家,后来转居上海,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解放以后,他不仅没获得什么荣誉,反而成为重点审查对象,上级组织对那段历史反复查问。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际特科”组织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但张逸仙已经作古几十年了。

杨奠坤1942年在上海被日寇逮捕、判刑。1945年他以杨靖宇弟弟的身份从国民党接手的监狱逃出,十分侥幸地与原来的中共组织接上了头,后来转赴东北,参加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后,杨奠坤(后来改名杨佐青)曾任哈尔滨市委副秘书长,文革期间被打成“苏修特务”,惨死监狱中,文革以后平反。

“国际特科”在国内究竟有多少人员——这恐怕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一个历史之谜。仅日寇掌握的情报,就知道除了东北全境以外,北京、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广州等城市都有行动小组,有的组织还向朝鲜、日本境内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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