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朱元璋:枭雄也有幻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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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B]从朱元璋亲审卖毒药案说起 在朱元璋晚年所编的特种刑法《大诰三编》中,记录了一个奇特的案子:医生王允坚私售毒药事发,朱元璋命他服下自己配制的毒药,待毒性发作,又要其交代解毒之方,用粪清插凉水为他解毒,次日才枭首示众。 从这个案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明太祖?一个高度好奇的人,一个一丝不苟的科学实验者。好奇不是坏事,探求未知领域的渴望推动着人类进步,而科学实验更需要一丝不苟的精神。只不过,成为明太祖实验品,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中挣扎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明太祖所好奇的,是一个人吞服毒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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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亲审卖毒药案说起


朱元璋晚年所编的特种刑法《大诰三编》中,记录了一个奇特的案子:医生王允坚私售毒药事发,朱元璋命他服下自己配制的毒药,待毒性发作,又要其交代解毒之方,用粪清插凉水为他解毒,次日才枭首示众。


从这个案子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明太祖?一个高度好奇的人,一个一丝不苟的科学实验者。好奇不是坏事,探求未知领域的渴望推动着人类进步,而科学实验更需要一丝不苟的精神。只不过,成为明太祖实验品,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中挣扎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明太祖所好奇的,是一个人吞服毒药后究竟会有何种反应。


在“服毒及其反应”这项测试中,明太祖是非常敬业的,他不但认真记下了服毒者的神态和生理上出现的种种异常,还对其逼近死神时的心理高度关注。这里出现的明太祖简直就是一个鉴赏家,当然,被其鉴赏的客体,不是自然风光也非艺术品,而是人面对死亡时所表现出的恐怖与痛苦。


中国古代精神医学不发达,对心理疾病缺乏基本的洞察。所以,很多时候某个人行为乖张,却常常只被视为修养欠佳,极少有人想到这也是一种病变。以现代观念看上面这桩奇特的案件,看暮年朱元璋的惊人之举,实际上很容易得出一个答案:暮年朱元璋在心理上肯定出现了一些问题。


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在解读朱元璋时早就有了相似的结论。


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70岁,也就是离他去世前一年,明王朝发生了一场因地域差别所导致的科场冤案。由于南方和北方文化水平不一,在科举考试中南人往往比北人具有优势,录取者更多,这一年也不例外。参加科考的北人不满,攻击主考官偏袒南人。朱元璋命人彻查,结果证明并无徇私舞弊行为。这时又有人造谣,说奉命复查的人故意把北人中不好的卷子给皇帝看,朱元璋大怒,立即将复查的多个官员赐死,原主考官也被发配,同时他亲自考试,重新选拔了61人,均为北方人士。“时谓之‘南北榜’,又曰‘春夏榜’”。西方学者所撰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在叙述这一科场冤案时直截了当地评价说:“这种事件表明了一个人长期患偏执狂后会是什么心理状态。”


在现代医学中,“偏执狂”就是一种精神疾患。西方学者认为,朱元璋长期患有这种疾患,自然是有根据的。不过,细读史料,可以认为,朱元璋的精神疾患和心理病变发作最为严重的时期,无疑还是在他的晚年。


无法摆脱的幻灭


剖析朱元璋晚年心理,其中一个很突出的印象就是,随着年华渐老,这个不可一世的君王,居然产生了越来越浓重的幻灭感。


这种幻灭感,一个很显要的表现,就是他仿佛突然意识到了“帝力之微”,感受到了自己的无力和虚弱,屡屡发出人生的悲鸣。这在向来信心满满,自起兵以来一直顺风顺水,登基后又以天纵之圣自居的朱元璋身上,是非常不寻常的。比如他铁腕反贪,重典治国,一度相信,只要帝国的政治机器按照他制定的轨道运行,就能“复先王之治”,自己就能做一个超越前代的成功帝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显然不那么乐观,而是不止一次地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甚至“自谦”自己“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


对朱元璋原本强悍的心理给以近乎致命一击的,是太子朱标的早逝。朱标是马皇后所生,按传统观念,是所谓的嫡长子,朱元璋对他寄予厚望,延请名师,悉心调教,但太子生性比较仁弱,和父亲在治国理念上存在一定差异。据野史记载,太子为了求父亲不杀自己的老师宋濂,曾经投水自尽,又劝谏喜欢滥杀的父亲,说“诛夷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便把一根荆条放在地上,叫太子拾起,太子见荆条上布满了刺,面有难色。朱元璋趁机训导他:恶人就和这些刺一样,我现在杀人就是除刺,我替你除了刺,未来你这个皇帝才好当啊。可是太子却并不买账,顶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正是因为摊上不好的皇帝,才有不好的臣民。此举惹得朱元璋大怒,抓起一把椅子就砸过去,太子赶紧逃走。尽管如此,朱元璋对这个没有什么邪行的儿子基本还是满意的,特别是从情感上,较之更像他性格的其他儿子,如后来成为明成祖的燕王朱棣,他对知书识理、宅心仁厚的太子更有一种亲近感。所以当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太子病逝时,他就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召见群臣时,他一边大哭,一边悲叹:“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在臣下面前大哭,无遮掩地表现自己的软弱,这于朱元璋是非常少见的。


太子的早逝,加上前几年马皇后的死,对朱元璋都是沉重的打击。在艰难困苦中蛰伏,于群雄中脱颖而出后,朱元璋就几乎未碰到什么强有力的阻碍,即使有,也是很快被他消灭。久而久之,很容易生成一种幻觉,即“人莫予毒”,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可对自己造成真正的威胁,也没有什么自己办不成的事。但随着身体一天天衰老,目睹最亲爱的人从自己眼皮底下消失,自己却毫无办法,他才突然感到,原来,一个拥有再大世俗权力的人,也不能对抗疾病、衰老和死亡,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是自己所无法掌控的。


太子死后,衰病之中的朱元璋做过一件意味深长的事。即于太子死的那一年十月,下诏征求能掐会算的阴阳家,“试无不验者,爵封侯”。一个向来迷信权力的人,突然变得如此迷信命运,这表明,支撑其强悍的内在根基已经动摇。而一个处于迷茫之中、突然失去方向感的人,是最容易被焦虑感所困扰而喜怒无常、暴戾乖张的。


使朱元璋产生幻灭感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他越来越认定,自己的治国理想在有生之年已经不可能实现。


熟悉朱元璋的人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君主。他虽然文化素养并不高,但依靠他对传统儒家文化一知半解的认识,在其心中,是有一整套理想的国家和社会图式的。简而言之,就是在强大国家机器的威慑和深厚儒家伦理的教化之下,创造一个完全自然经济—男耕女织、民风朴厚、官员守法、富人谦抑的小农社会。这样一个社会是他心目中的盛世,从登基之日起,他就一直在为此孜孜不倦地努力。然而社会发展本身的规律却不是蛮横的人力能够生硬阻止的,经过宋元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已在中国大地诞生并缓慢成长,可朱元璋却偏要开倒车,把人类天生聚敛财富、向往奢华、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遏制。虽然其严刑峻法一度能够发挥作用,但也注定难以持久。就像他为反贪煞费苦心,贪官仍然层出不穷一样,民间社会在其政治高压之下,仍然不断出现所谓“僭越”、“奢靡”等怪象。而他对人性和社会规律又缺乏基本的宽容与理解,这样就越发加深了他内心深处的困惑与迷茫。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经说过:“人们大多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其实大多数人还不仅仅是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而是根本就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要为一日三餐而奔波发愁。关心这个问题的,只能是超越了果腹暖身层面的人士。作为从布衣中崛起的一代帝王,朱元璋无疑是世俗眼中的成功者,但他究竟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帝王,晚年的他是不敢自信的。也许垂暮之中的朱元璋曾经一次次自问:我究竟会以一种怎样的面目进入历史?而最终的答案会是什么,他显然存在很大的疑虑。


一个被幻灭感折磨却又掌握巨大权力的老人是可怕的,加之他天性中本来就有嗜杀的成分,晚年朱元璋行事不以常情常理揣度,就是一种必然了。


患得患失而生的忧虑


折磨晚年朱元璋的,不仅仅有幻灭感,还有一种因患得患失而生的浓重忧虑。


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得到的江山,对他来说太沉重了。如果他只把这个江山看作他一个人的江山,那倒好办,随着死神的逼近,问题会自然解决。但他显然把江山视为他老朱家的私产,渴望世世代代永传下去。这样烦恼就来了,因为他虽然不相信在其有生之年,有人能撼动这座大厦的根基,可一旦自己撒手西归呢?因太子朱标早逝,朱元璋选择的是太子的儿子朱允炆做继承人,皇太孙年幼柔弱,更加重了朱元璋怕江山在其身后一朝易手的心理负担。


于是,他强烈地感到,为了确保朱家的天下,必须与死神赛跑,抓紧作好防备江山易主的工作,就如他给太子朱标打的比方,要把荆条上的刺全部清除,把一根干干净净的荆条交到后代手中。然而喜欢读史书的朱元璋分明又知道,要确保这项工作万无一失,是几乎不可能的,历代帝王,百密一疏,常常会因看上去非常微小的一个纰漏,就带来致命的后果。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朱元璋起早贪黑,废寝忘食,还不惜大开杀戒,为确保江山无虞争分夺秒地工作;而与此同时,以朱元璋的智商,他自己又清楚地知道,他不可能预见到所有的纰漏,因此也不可能在自己去世之前就替后代将这些漏洞全部堵上。这就使朱元璋愈发焦躁了。


在幻灭感和忧虑感双重夹击下的朱元璋,其暴虐和攻击性在晚年达到了极致。没有人替他分忧,也没有人使他放心,他喜欢恭维,却又害怕奉承背后隐藏着阴谋;他痛恨强谏,认为是对自己轻蔑,但有时又想从臣下的倔强中寻找一点支持的力量。他对臣僚们才信又猜,已赦复罪,让人摸不着头脑。而就是其妃嫔,那些王子的母亲,也常常会无端成为他发泄异常心理的对象。据清初学者查继佐所著《罪惟录》记载:御河中发现一堕胎婴儿,朱元璋在没有任何凭据的情况下,怀疑是楚王朱桢之母胡充妃所为,乃亲手杀死,弃尸郊外,楚王来朝,哭求母尸不得,只得到一条练带,归葬于王府;鲁王母郭宁妃、唐王母李贤妃和伊王母葛丽妃,竟在朱元璋的一次暴怒中同时被杀,三具尸体装在一个大筐中,埋于太平门外,待朱元璋怒气平息,想给棺木进行埋葬时,三具尸体已腐烂得不能辨认,只好立三个坟丘算作三妃墓。


纵观朱元璋一生,他的天性雄猜好杀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这种性格的发作,在不同的时段显然又有不同的表现,即早年有所抑制,而越到后期,发作得越厉害。这实际上可以用西方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解释。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性是由本我、自我与超我三种精神活动交互作用的结果。本我,是人的本能的冲动,包括性本能和攻击本能。因为客观环境的制约,人的这种本能,即“本我”常常要受到“自我”的控制和压抑,所以,很多时候“本我”是潜藏的,难为人窥知的。“超我”则是在“自我”上面的最高层次。朱元璋虽然天性嗜杀,但过去为了在群雄逐鹿中争取人心夺得天下,其“超我”发展得较好,能够适当注意节制自己的本能,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礼贤下士、约束军纪、声称“唯不嗜杀人”的朱元璋。随着其帝王基业的肇建,他的“本我”开始显现出来,而到了洪武中后期,朱元璋的“超我”和“自我”退化得更加严重,几乎丧失了压抑冲动和欲望的自制力。这个时候的朱元璋,基本上就是一个“本我”的朱元璋了,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朱元璋。


“本我”肆虐的晚年,朱元璋喜欢杀人,在杀人的过程中,固然可以缓解其焦虑,得到某种病态的心理满足,像亲自观看服毒者挣扎一样,但这显然不表示其内心的强大,毋宁说更是内心虚弱的外化。史书上描写朱元璋晚年生活状态时有这样两句话——“中夜寝不安枕”,“四夷有小警,则终夕不寝”,这样一个时时处于高度紧张,一有风吹草动就无法入眠者,怎么会是一个强大的人呢?老实说,我读到这样的文字,对朱元璋的憎恶减轻了许多,油然生起的,倒是一种深深的同情。


[来源:《百家讲坛》(蓝版)2009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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