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庐山 正文 第十二章 日寇占领下的九江

本文全文阅读地址:http://book.tiexue.net/book_16048.html



随着永修、武宁的陷落,国民党正规部队在九江地区与侵华日军的大规模作战基本结束,到1939年4月,今天九江下辖的十座市、县城区以及庐山牯岭街(国民政府的“夏都”)除修水、都昌两个县城,均落入日本占领军手中。

由于九江特殊的地理位置,日军在占领九江的7年中,一直把九江作为其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经营。由湖北、江西掠夺的物资,大多经由长江、鄱阳湖和南浔铁路转至酒浆,再由九江通过长江水道运出。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就读于九江市第二中学(解放前称同文中学,九江沦陷时学校迁重庆璧山),学校的图书馆是栋老房子,据说曾经是日本宪兵队(应当是68师团部?)。九江城区西部国棉一厂、牛奶公司一带,当时是日军军用机场,日军对南浔、德星、瑞武等战场中国守军轰炸的飞机,多由此起飞,现在还留有“飞机坝”的地名。

1938年7月,日军占领九江,此前市区人口有10万,逃走者达92000余人,仅留有7700余人,仅及原有居民的7%。这些市民为躲避战火,聚集在天主堂内,因为人口密集,加之天气炎热,出现霍乱流行(日军波田支队也受影响,一度失去作战能力),许多市民死亡。日军在天主堂前挖坑焚烧尸体,后来又将这批难民关入九江监狱隔离。

1939年1月15日,日军召开了所谓“第二回九江复兴会议”,将市区分为六区:一、二、五区为日、华杂居区,三区为日本日特别区,四区为洋、华杂居区,面对甘棠湖的三角地带为娱乐区。大中路西至西门口、东至八角石、南到天主堂(双峰小学旁)、花园饭店(解放后为南湖宾馆二部,大体在现在的锦湖豪庭一带)、北至九华门(四码头一带),是中国人居住、经商的区域(即九江本地人习称的“西园”)。西门口以西为日本商人居住,龙开河(今九龙街)以西是日军军事基地,有日军海军停泊场(琵琶亭仓库)、飞行场(国棉一厂、牛奶公司)、兵器厂(三马路)等。八角石以东是日军营房和仓库,梅绽坡以南有日军炮兵营和军马场。根据日本旧军人访华团提供的一张昭和18年(1943年)的手绘地图,可以对日军在九江的据点分布进行了解:日军68师团部设同文中学(今二中),师团长官舍在今滨江路西端石油公司,57旅团部和师团工兵队设今九江一中,旅团长官舍在今阳光家园附近,海军司令部、领事馆在今港务局一带,兵器部官舍在能仁寺旁(今宗教局),宪兵队本部在今三马路银行宿舍,陆军医院在今解放军171医院,68师团野战医院在生命活水医院(今九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霸占但福德医院(今妇幼保健院)为同仁会医院……日军还在甘棠湖边(今工人文化宫与烟水亭间)搞了神社,为其阵亡者招魂。1944年,日军在九江十里铺屈家墩,修建小型军用机场(该机场在上世纪80年代还在使用,90年代初的九江市区地图上仍有标注)。

日军在九江城与城郊间设立了3个关卡:东门往姑塘、星子的卡子在今国棉三厂附近,南门往庐山莲花洞的卡子在山川岭(今人民路立交桥附近),九华门设水上卡子。所有经过关卡的中国人都必须核对“安居证”(良民证)并搜身。

日军为更好地控制占领区,在各地组织汉奸建立傀儡政权。1938年9月,日军操纵成立了“九江难民整理委员会”,以中华洪道会九江分社社长刘若民(湖南邵阳人)任委员长。1938年冬,又扶持成立“维持会”,吴应樨任会长。1939年成立伪九江县政府,设在六角石小学(今柴桑小学),王国瑞(原六角石小学教导主任)任县长,张世雄任警察局长,罗锦章任商会会长,这三个汉奸当时被称做“三巨头”。日军又成立了20多人的汉奸特务机构“宪佐队”,队长陈大同。

1938年8月20日,日军在星子登陆,国民政府星子县政府流亡于都昌。1939年4月,日军扶持成立伪星子县政府,罗复初任县长。日军又召集汉奸数百人,成立“保安大队”(大队长左星芒)、“警察队”(队长程世道)、“顾问团”(团长陈明炼)等汉奸武装。

1938年7月4日湖口县城沦陷,国民政府湖口县政府迁至流芳,后又迁至文桥、武山,最后迁到都昌石婆涧。国民党147师一个旅退守流芳一带。1939年春,日军搜罗叶耐芳、杨翼北、高殿吾、王梦平等汉奸组织维持会,不久改称“湖口县自治委员会”,叶耐芳任主任委员。1940年,湖口县自治委员会改称“湖口县政府筹备处”, 叶耐芳任处长,并组建了“警察队” (队长沈美德)和“自卫队” (队长李淑山)。1941年,伪“湖口县政府”成立,叶耐芳任县长。

此前的1940年,伪“彭泽县政府”成立。两县伪政权均属伪“安徽省政府”。

1938年8月,日军占领都昌的维新(今多宝)、左里、苏旧(今苏山)三乡,在苏山庙、来龙山、梅家山等地建立据点,控制了新妙湖、石嘴桥、徐家埠一线,并多次轰炸都昌县城,迫使县政府迁往阳储山卢家,后又迁往马涧桥九山。1941年7月,日军主动放弃苏山,1942年2月又放弃左里。6月2日,日军66师团独立步兵63大队(平野支队)在都昌县城附近南河头、矶山登陆进攻都昌。当时守军有正规军一个连、都昌县警察队、镇公所自卫队、星子县警察队、自卫队约700人,缺乏统一指挥,日军很快占领县城,组织了维持会(会长黄彩臣)、“国民兵团”(团长李枝禄)和“建国军”(大队长罗来儒,中队长范良苍、范序煜)。

1941年,伪“瑞昌县政府”成立。

1942年,日军在九江成立伪“九江专员公署”和“江西省政府筹备委员会”(当时国民政府九江专员公署迁往奉新,江西省政府由南昌迁往泰和)。6月19日,伪“江西省政府”在九江成立,伪“湖口县政府”和“彭泽县政府”划归“江西省政府”(辖九江、星子、德安、瑞昌、南昌、永修、新建、安义、彭泽、湖口等十县及南昌市、庐山特别区)。 同年,日伪永修县、德安县政府先后成立。1944年,叶耐芳调任伪“九江专员公署”副专员,肖敷祥接任伪湖口县长。

1945年,伪“武宁县政府”成立。

日本占领军在占领九江的七年里,多次屠杀我无辜平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1938年6月底至7月初,日军相继攻占彭泽、湖口。马当保卫战期间,日军在老屋占村一次性屠杀群众100余人。1938年6月30日,日军侵入湖口棠山,在周玺村杀害村民周兴武等10余人,7月15日,棠山鸟林峦村55人被日军杀害,7月20日,日军将周玺村包围,全村100余人除18名壮年男子被日军留作苦力,其余全部杀害,日军放火焚村后前往童家垄,又将18人中的16人杀害,仅留周遇桂、周遇池2人挖坑,后两人趁日军不备逃脱。7月24日,驻湖口三里街日军在周家坞杀害村民70余人,8月2日,又在孙百仓杀害村民28人。7月31日,驻湖口流泗杨家山日军包围棠山村,杀害周玉盛等16人。8月23日,日军在鸟林峦村杀害50余人。1939年5月,日军在湖口老台山张大屋村屠杀41人……据不完全统计,7年间彭泽县死亡群众达5300余人,湖口高达13600余人。

1938年7月28日,日军在九江市天主堂抓苦役,因群众反抗,日军将300余人捆绑后投入南门湖淹死。1938年8月一个月中,市民被屠杀者即达千人。1940年6月,陈某夫妻由东门出城,经过日军哨卡时,陈妻被轮奸,陈某企图反抗,被日军杀害……

1938年8月2日,日军将九江县沙河曹家垄村村民75人集中在祠堂杀害。1938年9月11日(农历7月18日),日军在赛阳乡(今属九江市庐山区)石门涧的盐老鼠洞和鸟儿洞屠杀躲避在洞内的群众50余人。8月中旬,日军以发救济粮为名,将赛阳康家大屋村民72人诱杀。8月下旬,将避难于文殊寺的70余人杀害。农历7月,南浔线中国守军一个排偷袭康家坡日军,闰7月20日,日军在康家坡附近的陶村进行包袱性屠杀,全村90余人仅22人生还。不久,日军又血洗大屋康村,杀害30余人。因为当地群众组织自卫队反抗,1939年春,康家坡日军又在黄家垄杀害10余人。1941年农历4月28日,驻瑞昌九源的日军(中队长小野次郎)到九江县戴家山抓走戴、陈姓村民48人,返回时又抓了瑞昌农民3人,全部押到瑞昌九源荐文楼村杀害……据《江西抗战损失总报告》记载,九江县(含今九江市直辖的区)共死亡23537人,群众男22062人,女1033人,儿童442人。

1938年10月6日,星子县温泉30余人(其中有不满2岁女童)被日军在大理庵杀害,尸骨后来被群众收敛葬于东山村南侧,并立了刻有“一见心寒”的石碑。10月8日,避难于羲之洞的星子县朱家港村(今温泉新塘坂)村民38人,被日军押至三祖庙机枪扫射杀害,仅魏世付跳崖得脱,芦善敏被日军将头颅和四肢分绑于五棵山竹上体分五段。当月,温泉程家咀村民30余人在村东水塘被日军枪杀;隘口殷家坂村民殷明昌等32人被杀,汪钱港(今星星村)21人被杀,堰坎上周村周水香等8人被烧死;横塘故里龙刘水印等140余人被杀;上阮家牌村民吴隆春等27人被杀;蓼花董家岭村董万柏等6人被杀……1939年1月16日,日军包围观口村,杀害村民付田席等54人。1941年农历8月15日,日军在湖下李村杀害当地戏班子演员8人……1935年统计,星子县人口105722人,1946年统计为66885人,减少38%。

1938年农历8月15日(万家岭战役期间),日军在德安县磨溪乡南田村刘挽谷(当时106师团部在此)杀害村民曾荣花、刘堂宝、陈全秀等;下边刘战前有村民32人,战后仅幸存5人……德安伤2308人,亡4872人。

1939年农历11月5日,驻瑞昌日军对洪岭尹范垄、常丰坂一带10余个村庄的居民进行大屠杀,杀害300余人……瑞昌伤42635人,亡18660人。

1939年,日军飞机在都昌塔水桥炸死无辜平民数十人。1940年农历8月初5日,日军在都昌左里、苏山一带抢粮,杀害无辜群众30余人……据国民政府都昌县政府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都昌(不含沦陷区)被杀害550余人,10000余人沦为难民。

1939年9月,日机轰炸修水三都,炸死平民70余人,25日,日军占领三都,驻扎10余日,杀害邹志才、邹志百、陈贵芳、黄光勉等平民……据不完全统计,在九江诸县中损失最小的修水,抗战中被屠杀356人、*19人、炸死100余人。武宁死亡1566人。永修死亡20523人。董诚在《两百年来湖口县户口变化情况》中记载,民国25年(1936年),全县有28249户,123112人,到民国30年减少到17618户,110625人,而民国36年(1947年)统计仅16362户,93339人。

日军在战场上多次使用毒气,在前面已经提到,不再重复。这些毒气不仅给我抗日官兵造成重大伤亡,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伤害,许多人烂腿烂脚,还有人患上怪病。日军还在九江进行细菌战,1944年3月5日,赣北游击队在八里地(今庐山区五里街道八里坡)俘虏了日军“防疫给水部九江支队”队员榇叶修,据其供述,中国派遣军荣字1644部队(即防疫给水部)于昭和17年(1942年)6月,在九江市区西部(今一马路至三马路一带)一栋旧式青砖瓦房内制造了霍乱、伤寒、鼠疫、痢疾等细菌。据《前日本陆军军人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材料》记载,1945年日军投降前夕,把公用水井、住宅加以传染,并将染有伤寒、副伤寒菌的食物散留于各处。1946年,九江城区发生类似霍乱,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积极措施,仍死亡68人。

日军还在九江开设烟馆,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人口凋零的九江城内的“华人区”,最多时竟然有烟馆70余家。

日军占领九江后,日本商人大量涌入,配合日军进行经济掠夺。大中路西门口至梅绽坡的店铺,大多为日商霸占。棉花被“东棉洋行”垄断,皮革被“岩井洋行”垄断,其他还有“三井”、“三菱”、“荣泰”、“千代田”、“鹿岛”、“林田”等洋行,垄断了九江的经济命脉,中国商人的经营则受到诸多限制,物资多需由日本洋行“配给”。日军尤其对食盐控制极严,企图偷运者一旦被查出,轻者被打,重者丧命。

日军还大肆掠夺我珍贵文物:1940年,伪星子县长罗复初盗取栖贤寺罗汉图献给日军;同年,日军将归宗寺藏经阁珍藏的黄庭坚等宋、明名家书法石刻28块悉数劫走;1943年重阳节,日军又将栖贤寺中文物全部抢走……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评论

评 论

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