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七、八、九三个月,是明朝建国以来气氛最阴沉的三个月。七月中旬,当了48年皇帝朱翊钧驾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即位刚一个月的新君朱常洛因服了两粒神秘的“仙丹”一命归西……谋害朱常洛的凶手究竟是谁?


病急乱投医,新皇帝欲服“仙丹”


万历帝宾天后,皇太子朱常洛已于八月初一即了皇位,史称明光宗。但万历的丧事尚未操办完毕,新登基的皇帝却突然病倒了,而且病势来得凶猛,这可急坏了几位阁臣。


内阁首辅方从哲开始时还沉得住气,但几天后也坐不住了。方从哲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资格入阁的,他在万历朝担任了七年首辅,很能处理君臣间的关系。万历皇帝三十多年不和群臣见面,但方从哲替万历草诏的各项谕旨,几乎没有受到过驳斥,那是由于方从哲设法结交了万历最宠爱的妃子郑贵妃的缘故。


今天方从哲刚一来到朝房,内廷就送来了一道紧急公函。原来是新皇帝有病乱投医,昨天竟擅自斥退太医院医官,而请内侍崔文升给他看病。崔文升开了一个方子,皇帝吃后大泻不止,一夜之间如厕三四十次,现已昏迷不醒,急请内阁处置。


当方从哲带着阁臣们赶到太和门时,内廷已经乱成了一团,皇帝昏迷不醒,太医们束手无策。


天近中午了,几位御医才从宫中出来。领班的御医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日与方从哲交往很深,一见面就压低了声音说:“上头的病不妙。”方从哲有些疑惑:“刚刚四十出头,怎会病成这个样子。”老太医摇了摇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皇上精损过重,所以太医们一向使用固精建中之类的药物。这类药物本是慢工,岂能神仙一把抓?皇上埋怨服之无效,而滥用泻药,以致我们数月调治之功毁于一旦。”方从哲脱口问道:“莫非不好办了?”老太医叹了口气说:“如果不再乱用庸医,只以充血生精之药调理,还是有望的,只怕……”方从哲赶紧说:“我当进宫劝谏,请皇上按太医院的医案调养。”


送走老太医,已经过了午时,方从哲匆匆用了一点午餐,正准备写劝谏皇帝相信太医院的札子,却听到太和门里一迭声的传呼:“皇上急召首辅入宫。”


方从哲又火速进了乾清宫。朱常洛伸出有些颤抖的手握住方从哲,说:“朕这几日头目眩晕,身体软弱,不能临朝,一切大事都烦先生操劳了。”方从哲赶紧道:“万岁天恩浩荡,从哲敢不竭尽全力报效国家?”朱常洛说:“朝中政事先生可代朕朱批,太子生性懦弱,也望先生扶持,后宫妻妾尚未来得及册封,先生可依旧例拟定名分。”这几句话无疑是交代后事了,方从哲忙安慰说:“万岁春秋正富,偶染小疾,原无大碍,望安心调养,千万不要误信流言,作践龙体。”朱常洛摇了摇头突然问道:“寿宫可曾齐备?”方从哲感到十分为难,思索了一阵才说:“万岁放心,大行皇帝已安葬完毕,天寿山地宫于前天开始复土……”没等他说完,朱常洛打断说:“朕问的是朕之寿宫。”方从哲慌忙颤声劝道:“太医院御医已禀报,万岁目前不过是体质虚弱而已,哪里会有天崩地裂的事?”朱常洛厌烦地说:“太医院一帮庸医,朕信不过。”“万岁若信不过太医院,臣当传檄天下,广召名医。”


听到广召名医几个字,朱常洛猛然想起一个人来,就问:“听说鸿胪寺有官员来进药,如今为何还不送来?”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曾上本说他有仙方可治万岁病症,但臣与内阁诸臣计议,以为不可轻信,所以已将李可灼斥退了。”朱常洛面露嗔色:“太医无用,仙方又不可信,难道叫朕束手待毙?”方从哲吓得连连叩头说:“微臣怎敢?只是李可灼之言实不可信,皇上三思。”朱常洛挥了一下手说:“你传旨下去,朕要试试这个仙方。”


方从哲知道,从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起,就信奉道教,求炼长生不老的仙丹,这股风气由来已久。看来新皇帝也迷信“仙方”,只好推托道:“待臣与六部九卿商议后,再来禀明皇上。”朱常洛挥了挥手,示意方从哲不要再说。方从哲磕了一个头匆匆退了出去。


接连三天,后宫里不断来人催问:“李可灼的仙丹是否送来了。”方从哲只是推托,到了第三天下午,皇帝的亲随太监来到体仁阁,说皇上降旨,着李可灼速带仙丹进宫。方从哲无奈,只得与阁臣韩火广议定,由他二人陪同鸿胪寺丞李可灼带所进之药进宫见机行事。


回光返照,朱常洛急服第二粒“仙药”


鸿胪寺丞李可灼是个五十开外的老人,他举止飘逸,确有点道骨仙风。所进的“仙丹”盛在一个十分古朴的锦匣内。据李可灼讲:此仙丹乃是他年轻时在峨眉山采药时得遇一位仙长所赠,所用药料均采自神府仙境,能治百病。


朱常洛显得比前几天更消瘦了,体质虚弱。但他的神志十分清楚,见方从哲进来,劈头就问:“仙丹可曾带来?”方从哲跪着奏道:“李可灼已携仙药进宫,究竟能否治病,臣尚不敢妄言,请皇上明断。”这时,李可灼也捧着“仙丹”跪在后面。朱常洛示意把药呈上来。李可灼见周围大臣有疑虑神色,先自服一丸,大臣们方才放心。而朱常洛一见仙药红润晶莹,就觉得不同凡响,于是命人取水来,急匆匆地把药吞下去了。


过了会儿,皇帝睁开双眼,坐了起来,好像一下子健康了许多,脸上露出了笑容,连夸:“果然是仙药,仙药!”又称赞道:“李可灼是个大忠臣。”说罢探出身来叫道:“李可灼!”李可灼伏地轻应:“微臣在。”朱常洛说:“朕服仙丹果然奏效,请你明天再进一丸来,大概就可痊愈了。”李可灼答道:“臣家中尚有一丸仙丹,但仙长曾指点过,需在第一丸后三天再进第二丸,臣当于三天后再献灵药。”朱常洛说:“朕病好后,一定给你加官晋爵。”


自吃了李可灼的“仙丹”后,朱常洛的病好似一下子被驱走了一半。两天来,他除了时常坐在龙案前养神外,居然还有两次走出了殿门。


三天前在皇上的催逼下,方从哲引李可灼进宫献药,虽然当时就收到了效果,但凭他多年的阅历,总觉得这似乎是心理作用所致,并不一定是药的神效。回到府中后,就有几位心腹幕僚前来打听情况,他们都劝方从哲不要再引李可灼进宫。尤其是太医院的几位太医异口同声否定“仙丹”的作用,他们表示,如果首辅再引人送什么“仙丹”,他们就集体辞职了。


第三天一早,皇帝就派人催仙药,并发下圣谕,如果内阁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他才无可奈何地将李可灼召到内阁,再三叮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从哲这才拉上韩火广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李可灼看皇帝服罢药,跪请他上床休息,朱常洛却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说:“用不着,朕今天精神很好,李爱卿献药有功,来日定当封赏。”


新君一命归天,首辅成众矢之的


新皇帝在九月初一丑时二刻宾天了。


本来已经康复了的皇帝,服了一粒并非御医进呈的红丸,在夜里猝然死去,这可非同小可。方从哲已预料到明早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奏本飞进来,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按明朝旧例,皇帝驾崩,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果不出方从哲所料,皇帝的暴卒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两天之内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皇帝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朱常洛。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了基调。捧着这两道奏本,方从哲双手不断地颤抖……


方从哲思来想去,他写了一道很长的奏本,一面仔细为自己辩解,一面十分诚恳地提出了退隐的要求。方从哲奏本递上去不到十天,天启皇帝的批准谕旨就下来了。十一月初,这位执政八年的老臣,在萧瑟的秋风中凄然离开了京城。但是悲剧并没有到此结束……


谢罪疏平息众怒,“红丸”成千古谜案


就在方从哲离京后不久,又一批严查红丸案内幕的奏折送到天启帝的案头。


这天上午,天启皇帝正在群臣的奏折中寻找指控方从哲的本子,忽然发现一个非常熟悉的字体,仔细看来,却是方从哲从致仕的老家发来的。奏疏写得很恳切,疏中说:“自己年老愚昧,未能阻止庸官进药,罪不容诛。为表示谢罪,愿乞削去官阶,以耄耋之身远流边疆,以平朝臣之怨。”看罢奏折天启又有点同情这位老臣了,就把原疏发内阁度议。


在处理红丸案的过程中,方从哲是走一步错一步,只有这最后一道奏疏算是走对了。他上这道奏疏的目的一是以恳切的言辞、严厉的自责来平息公愤;二是希望唤起一些朝臣的同情,能替他说上几句话。结果两个目的都达到了。


但天启帝认为这种辩解并没有搞清红丸案的真相,一时难以决断。这时,一直缄默无言的阁臣韩火广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把当时目睹的一切事实都详细地说清楚了。特别是方从哲当时左右为难的情景,被描绘得十分具体。最后,韩火广提出,“红丸”一案纠缠了一年多,但真正置先皇于死地的崔文升和李可灼到现在也没有处置,这两人虽然乱用药物,但也确实是奉旨进药,可以适当惩处,红丸一案则不宜继续深究。


韩火广在万历年间就是个有名的老成之臣,居官十余年处事公正,很受群臣景仰,入阁后又一直陪伴方从哲料理进红丸之事,说出的话是可信的。所以他的奏折报上后,很快地使一场风波平息了下来。不久天启皇帝圣旨颁下,“将李可灼削官流戍边疆,崔文升逐出北京,发往南京安置。”


一场轩然大波到此总算结束。但是朱常洛为什么在一夜之间猝然暴死?李可灼献的红丸究竟是什么东西?却一直是个谜。三百余年来,尽管史学家见仁见智,设想了种种答案,但没有一种令人信服,因此红丸一案成了千古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