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日本→亚洲唯一发达国家行为规范惹人深思

命运的邂逅 收藏 5 1638
导读:“当明治维新的目的最终达成,下一步做什么?日本没有答案,该国陷入了一种生存主义危机。人们一直习惯于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说明日本的泡沫经济,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解释:这个国家及其机构,包括公司,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在东京过马路,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几乎每一条街道,哪怕它非常窄,都设有一些交通信号灯。过马路时,即使没有汽车,人们也会耐心地等候绿灯,无论男女老少都鲜有闯红灯的情况。人们都习惯了遵守交通规则。作为一个慢跑者,我发现东京的交通让我心里很纠结:密密麻麻的交通信号灯严重阻碍了我的

“当明治维新的目的最终达成,下一步做什么?日本没有答案,该国陷入了一种生存主义危机。人们一直习惯于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说明日本的泡沫经济,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解释:这个国家及其机构,包括公司,完全失去了方向感。”


在东京过马路,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几乎每一条街道,哪怕它非常窄,都设有一些交通信号灯。过马路时,即使没有汽车,人们也会耐心地等候绿灯,无论男女老少都鲜有闯红灯的情况。人们都习惯了遵守交通规则。作为一个慢跑者,我发现东京的交通让我心里很纠结:密密麻麻的交通信号灯严重阻碍了我的跑步节奏,但是每次想要闯红灯,我的内心都会产生一种负罪感,所以最后都能忍住冲动,哪怕当时身边一辆车都没有,甚至一个人都没有。这是一个遵守规则的社会,这种特性会传染给身在其中的每个人。


像防晒霜和蚊香一样,在某个特定的日子,泳帽会出现在所有的超市里,过一段时间,它们又会突然消失。无论身处哪所学校或哪座城市,所有学生都穿着同样的制服,唯一的区别就是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制服有所不同,一旦某件产品获得了5%~10%关键群体的认可,它便立刻像野火一样随风蔓延开来。对于90%的美国人来说,彩色电视梦想,等了20多年才实现;而在日本,却用了不到10年,1970年前后,日本的彩色电视需求呈直线上升。青少年杂志《Cawaii!》的编辑Yoshiyuki说,只要5%的小女孩喜欢某样东西,一个月内它就会得到60%的年轻人的支持。尽管日本的年轻人都非常注重打扮,但是他们的时尚潮流体现出强烈的一致性,缺乏个性。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家SahokoKaiji解释道:“在日本,你可以放心地把车停在大街上,即使忘了上锁,第二天早上它还依然原封不动地停在那里。你即使把立体音响放在汽车的仪表板上,把手提包放在座位上,也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地铁上,女士们可以开心地享受旅途,哪怕她们的钱包就放在打开的手提袋的最上端,也无须担心;拥挤的汽车上,男士们可以将手机放在牛仔裤的后兜中,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偷。Kaiji接着说:“日本人总是那么友善和守信。如果你在某家商店订购商品,并被告知大约需要两周的时间才有货,一旦商品提前到达,他们一定会给你打电话,而且十有八九商品会早到。”在日本,你很少能看到乱扔的垃圾,即使是在每天接待200万乘客的日本新宿车站。我印象中唯一的一次例外,便是在名古屋附近的丰桥车站,我看到地上有一张小纸片,当我对日本朋友表达我的惊讶时,他告诉我:“别担心,人们立刻就会捡起来的。”


日本人非常有礼貌。见面时,人们总是向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鞠躬行礼。当你来到超市或商店,门口总有人迎接。这里不存在傲慢或粗鲁的行为。无论是排队还是走出电梯,你的个人空间永远都会受到尊重。你会感觉到自己真的是那么回事儿。人们的参与意识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日本的社会态度。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中根千枝(ChieNakane)对我说:“失业不仅仅是失业者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日本是一个很重视个体的国家。在东京成田机场,身穿制服的乘务员会礼貌地示意你按秩序排队,当你正在踌躇自己到底该站在哪里时,地上涂好的脚印会打消你的疑惑。无论车站和机场有多大,你都不会迷路,因为日本人在提示方向时细心周到。在细心周到方面,还表现在日本人对准时的格外重视。在地铁站,站台指示牌不仅预报下一班地铁到站的时间,还会预报停站时间,而且地铁也非常准时,几乎与预报毫秒不差,人们可以根据日本的地铁来调准自己手表上的时间。


表面上看起来,日本与西方国家极为类似,但实际上却大不相同,套用中根千枝告诉我的一句话:“日本表面上 很西方 ,但骨子里却 非常日本 。”


日本是唯一一个19世纪便开始工业化进程的亚洲国家,也是唯一一个顺利闯进排外性极强的西方国家俱乐部的亚洲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日本在效仿西方的尝试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14年之前迅速实现工业化,1939年之前又占领了大部分东亚地区,并一直占领这些殖民地到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其人均GDP已经领先于许多西方国家。当东亚一些发展迅速的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实现经济腾飞的时候,日本的经济模式已经很有影响力了。如果我们想了解亚洲现代化的本质,日本是最佳的研究样本,因为日本是最早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而且它现在仍然是亚洲国家中最发达的典范。不过,虽然日本是东亚地区的一部分,但这并不表明它就是这个地区的代表,相反,我们将会看到,日本在很多重要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日本从哪里来?


日本的形成,得益于两次对当时最发达文明的融合:15~16世纪的中国,以及19~20世纪的西方。早期的日本深受邻国中国的影响,这一点不足为奇,毕竟中国当时已经是一个相当发达和成熟的国家。在吸纳中国文明之前,日本甚至没有自己的书法艺术,但是后来它吸收了很多中国元素,并将其融入自己创造的文字中。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为日本文化奠定了基石。大约6世纪左右,中国的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或多或少地经由高丽(今天的朝鲜)传入日本。道教与日本的泛神论融合成神道教,而儒家思想在日本的情形和在中国一样,变成了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应当指出的是,儒家思想可谓是当时最先进的理念,它最伟大的成就是放宽了对人们接受教育和文化的限制,而在那之前,读书识字、学习知识的权力专属于贵族。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持续了许多世纪,直到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才被日益崛起的西方影响力替代。因此,日本在中国的影子里生活了几乎长达14个世纪,这给日本民众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孕育了日本国民一种潜在的自卑感,同时还夹杂着某种防御主义、早期的激进主义,以及民族主义。


尽管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但这些影响都是融入日本自身的经验和传统中,才形成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思想。很明显,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在各方面都是风格迥异的,中国儒学的核心价值观中包括仁爱之心和善行,而日本儒学则更强调忠诚。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差别越发明显。忠诚和孝敬长辈 基于权威、血统和年龄,是等级关系最关键的特性,它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国和日本都受到皇族的统治,但是它们大为不同。


首先,中国可以改朝换代,中国历史上就出现过36个朝代。与此相反,日本的天皇家族被视为神圣不可冒犯的。在日本1700年的历史记录中,一直都是一个家族盘踞天皇的宝座。其次,中国王室享有绝对权力,而日本天皇则没有。历史上只有1/3的时间 除了远古时代和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天皇家族名副其实地统治着整个国家。在其他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一直都在接受双重或三重政府的统治,天皇实际上被迫与别人一起分享权力。最典型的形式是双重政府,对政治权力的有效控制要么掌握在军事首领手中,要么就掌握在有军事力量支持的首相或首席顾问手中。换句话说,永久掌握政权的代价,就是扮演一个影响力大大减少的政治角色。


在德川时代(1603~1867年),真正的政治权力是由幕府将军控制下的军队行使的。天皇仅具有象征性和礼仪性的意义,尽管在形式上,军事首领仍然对天皇负责。露丝·本尼狄克特,在她对日本的经典研究著作《菊与刀》中发表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言论:“日本天皇的概念,是在太平洋岛屿之间反复再三才形成的。他是一个神圣的首脑,可能参加也可能不参加政府内阁的事务。


在某些太平洋岛屿,他会参加,而在另外一些太平洋岛屿,他会下放自己的权力。但是他的人格总是神圣的。”换个角度来看,要了解日本,我们必须把它放在太平洋和东亚的背景下进行研究。


明治维新之前统治日本长达250年之久的德川时代,见证了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和正式的封建制度的创立过程。自皇室家族和大名以下,整个社会分为四个等级,其等级制度如此森严,使当时的社会具有某种种姓的特征:四个等级分别是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严格地说,部落民 即从事屠宰业、皮革业等所谓贱业者和乞丐游民,他们一直都被看成社会的隐形人,是社会中可有可无的角色,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在日本,人们的身份等级是以世袭原则加以世代传承,千百年来一成不变。每一个家族的首领,都需要在自家门道里张贴自己的阶级立场,并详细地说明自己的世袭地位。他与生俱来的权力决定了他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食物,住什么样的房子。大名每年都从农民那里收缴一定比例的粮食,除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还要给下属的武士分发一部分。武士没有土地,他们的正式职能是保卫大名及其土地和财产。他们是唯一被允许佩剑的社会成员,比起地位更低下的阶层,他们享有广泛而独断专行的权力。在德川幕府时代,大名主要对将军负责,而将军至少在形式上又要对京都的天皇负责。日本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不同:后者尤其重视优质教育,官话便是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的产物;而在日本,最卓越的称谓都给了武士,幕府时代尤其赞美武士道精神。在德川时期,中国实际上是一个重视平民儒家思想的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视军事儒家思想的国家。


德川家族是从17世纪初叶开始统治日本的,上台不久,他们便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切断日本与外界的联系,并镇压***,反对外国势力对日本习俗和宗教传统的干涉。欧洲船只不许使用日本的港口,只有荷兰可以把出岛作为贸易港口。日本人被禁止建造或经营大型船只,否则要受到严惩,这些规定严重阻碍了日本沿海的贸易活动。统治者制定这些政策的原因,似乎是希望能以此来限制商业活动,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外来影响的恐惧,尤其是从欧洲进口的枪支,统治者认为它可能会动摇将军之间微妙的权力平衡。尽管这些行为让日本倒退到专制主义时代,但是德川时代也出现了很多充满活力的变化。随着语言的日益标准化,不同地区的人们的认知和生活习惯趋同,日本社会日益朝着一元化的方向发展。


总之,当时的日本已经开始具备形成现代民族国家所需的条件。新建的公路网进一步发挥了促进国家统一的作用,沿着这些交通枢纽兴起的商业区,逐步变成了充满生气的贸易中心:到德川家族统治末期,江户,也就是今天的东京,其城市规模堪与伦敦相媲美,人口也超过了100万;而当时日本其他的一些城市,例如大阪、京都、名古屋和金泽,也具备了相当规模的人口。如我们在第1章所描述的,1800年的日本经济与当时的西北欧相比,更为发达,在1868年明治维新的前夕,除了缺少一个致力于此目标的政府,日本已经完全拥有经济腾飞的条件。


最后,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一点:武士的职能和作用不断变化。虽然他们最初的目的是保卫大名,但是随着后来必须承担越来越多的管理责任,并负责保护大名的财产,以及代理主子大名与其他大名和幕府之间的谈判协商和签订议定书的事务,所以他们的地位日益重要。事实上,在明治维新前夕,他们就已经从一个军人阶层转变成日本社会里一个关键的管理阶层。尽管沉湎于儒学的管理治世思想,但是他们的认知和癖性本质上还是倾向于军事和科学技术,而不像当时的中国主要侧重于文学和学术理论,这种目标和倾向,对后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的特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明治维新


1853年,美国海军上尉佩里

率领“黑船舰队”,出现在江户湾(今东京湾),粗暴地打破了日本国德川时代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局面,佩里伙同其他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要求日本打开国门进行贸易活动。日本长期实行的孤立政策,再也无法持续下去:如同19世纪其他许多国家那样,日本再也不能无视西方及其疯狂抢掠的变态行径了。1858年,面对外国的持续侵扰,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由此打开了日本的贸易之门,并对日本的主要港口实行治外法权,从而使西方列强逍遥于日本法律之外。这些不平等条约,包括治外法权,严重削弱了日本的主权。1859年,日本被迫取消已经执行了300多年的对***的禁令。


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等西方国家的干预,引起了日本国民的强烈反感和愤怒,国内掀起了一波巨大的排外浪潮。面对日益动荡和骚乱的局势,德川政权陷入了几近瘫痪的困境。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两年,并于1868年达到了顶峰,随后,幕府 有效统治日本的军事体制 被萨摩藩和长洲藩的联合势力推翻,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后迁都东京。至此,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便建立起来了。武士是德川政权倒台的发动者和新明治政权建立的主谋,后者是以1868~1912年的统治者的名字来命名的。明治政府致力于创建一个现代国家,武士为了巩固新生政权,提升新政府的威望,自己做出的牺牲就是废除陈旧的封建特权,被剥夺了随身佩剑的权力,以及以实物付款的垄断权,改为以现金付账,至此,武士原来享有的特权大为削弱。


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统治结束了,这个富有戏剧性的政治变化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蓝图、政治目标或政治远景的驱使。刚开始,日本国内从上到下都弥漫着浓厚的反西方情绪,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部分统治精英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孤立不是上策:如果日本想要从西方国家的野蛮行径中幸存下来,它就必须对西方强加的种种挑战做出回应,而不是简单地忽视它们。先前还充满仇外情绪和孤立情结的统治阶层,经历了一场彻底的政治转变,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共识,明确了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并决心迅速实施。现代君主国家创建了首席大臣辅佐天皇的制度,但是实权都集中在首席大臣手中。到1869年,婚姻和工作可以自由选择。1871年,日本的封建体制事实上已经解体了。1873年,日本颁布征兵令,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兵,彻底废止了武士随身佩剑的特权。政府立即着手建立工厂,由先前的武士负责运营,这些举措使日本迎来了一个极具特色的经济时代。


如果说早先吸收中华文明的精髓,对日本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遭受西方威胁的亲身经历,则有力地说服了日本新的统治阶层:如果日本希望维护国家独立,不重蹈中国的覆辙,就必须尽快向西方学习,而当时刚经历了鸦片战争的中国,正在逐步丧失国家主权。明确了发展方向,日本新政府便开始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探险,在缺乏明确周详的行动方案的情况下,其行动的快速、执行目标的坚定不移,政策覆盖面的广泛性和综合性,的确令人称奇。


在这激动人心的20年里,日本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国家,迅速建立起一系列新机制。它派出特使和代表团到欧洲,甚至还到美国,研究到底应该学习什么,借用什么,吸收什么。一切都以高度系统的方式运行,其目的在于明确哪些国家在哪些特定领域能提供最多最有价值的信息和经验。恰当快速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的经验是当时日本最为紧迫的任务。日本1873年引入的教育体系,是模仿法国学区制的结果;其海军的建制,先是效仿英国海军,后来又相继借鉴了法国和德国的陆军系统才得以完成;日本修建的铁路是以英国为范例的,创立的大学则是效仿美国而成。1871~1876年,大约300名欧洲专家被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邀请到日本,协助日本进行设计和施工。其结果便是外国经验的集成(这成为日本的一大典型特色),并不知不觉地融入日本的民族特性中。


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政府开始低价出售新建工厂。由此,日本开创性地孕育出资产阶级。政府以发行债券等方式逐渐取消俸禄,消灭了武士阶层,他们可以用债券购买新建的工厂,而且通过这种方式取代了他们原先以实物付款的封建做法。因而,日本的资本主义业主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并且在明治维新以后,一直作为日本的标志延续至今:首先,他们能够存在,并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得力于日本政府的慷慨赠与和大力资助,所以背负着艰巨的责任和义务;其次,依据他们的背景、接受的训练和品性来判断,这些新兴资本家更像是管理者而非企业家。


在许多方面,明治维新所倡导的内容都是极具革命性的,其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现代国家,消除封建残余。新的统治精英不是从大名当中提拔起来的,而是主要来自武士,其中包括部分并入武士阶层的农民,还有一些商人。阶级力量显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与欧洲不同,日本的新兴阶层 商人,既不会煽动这种变化,也不会亲自挑头去促成这种变化,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与陈旧的制度发生冲突。相反,明治维新的领导人,也即武士阶层,已经逐步转变为更广义上的统治阶层。为了强调历史的延续,同时也为了取得大众的支持和为新政权提供合法性,武士将天皇重新尊奉为日本民众生活中更为核心的角色,天皇迁都东京,便是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举动。与其说明治维新是日本人民自下而上的起义,还不如说它是一场自上而下精心策划的政变,它其实是一次以将日本从外国的威胁中拯救出来为名,行维护现存精英权力之实的行动。其目的在于,要努力使这场变革运动在保守主义的指导下,尽量采用非激进的、有所保留的方式进行。


日本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国家,其连续性远远强过非连续性:甚至在1868年,当非连续性成为一种必要的时候,它也没有像法国和中国那样 两国都实行了革命,最后以和解而告终。它是由怀揣着实现根本性变革的理想,但在实践过程中又尽可能保留旧秩序的精英们建立的。因此,与大多数革命相比,维新过程中的流血牺牲相对较少也就不足为奇了。统治者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保留了生活习惯、传统、习俗、家庭结构、等级关系和层级结构。明治维新证明了日本精英阶层的灵活性、实力、适应能力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改变时局的能力。


欧洲的革命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变革相比,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差别。比如,除了其他的情况以外,法国大革命是对资产阶级兴起这一内部威胁的回应,而明治维新则是源于对外部威胁也即西方列强的反应。当然,这是欧洲和其他地区最根本的地缘政治差异,欧洲是领导者,因此也是奴役者,对此,其他国家必须找到一种对付欧洲列强和其扩张行径的方法,这个差异也有助于解释明治维新怎样以及为什么由一部分精英统治者而非当时正兴起的敌对团体发起。迫使日本改变局势的不是商人阶层的兴起,而是西方国家的威胁。


对历史的传承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主动迎接现代化的国家,一种在西方强权和本国特性之间做出权衡的现代化。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该国自觉并刻意在西方化和日本化之间走钢丝的过程。然而,与后来的其他亚洲国家现代化的例子相比较,它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就是能自由地做出抉择,这一点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后来者可能无权进行选择。因此,日本现代化是一个引人入胜的研究案例:一个国家的现存精英统治者为了保护国家的本质,对西方化做出了自愿并适当的选择。


尽管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几乎与世隔绝,但是在关键时刻,日本对待外国影响并非采取盲目排斥的态度,而是表现出一定的开放性和适应性,从5~6世纪日本与中华文明的关系中就可以看出这个特征。在必要的时候,愿意吸收外来影响力,已经成为日本社会的潜在力量。断然拒绝被完全同化,希望在吸收外来影响力的同时,保持日本的“本质”或民族情绪,已经在试图界定日本作家吉野耕作(KosakuYoshino)所描述的“我们自己的领域”,也即传统习俗、体制和价值观的过程中得到体现。正如吉野耕作所说:


“为了坚守 我们的领域 ,人们坚守着重大的差别,不仅要区分 我们 (日本)和 他们 (值得借鉴的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要强调 我们的领域 的存在,从而表明 我们 的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实体的连续性。这样,历史就可以延续。日本声称对 我们 的这种文化领域保持独家所有权。”


日本的独特性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分别加以界定并保留:第一,在日本独有的认知领域,保留着那些被视为具有排他性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日本要素;第二,由各种各样的外国影响力和那些被视为具有日本独特性的要素结合而形成的独特产物。正如有人认为,日本的“领域”概念远不止于日本自身的“混血性”。尽管日本文化很独特,例如榻榻米、日本清酒、相扑,但是日本的特性归根结底还在于日本人为何会行为特别,也即日本人和其他国家的民众的根本的认知差异何在。这种二元性允许固有本质和外来影响力的共存,也广泛地扎根于从饮食和服装到电影和婚礼等日本生活的方方面面。两者以某种方式共存,它们之间基本上少有激烈冲突,日本吸收外来影响的精髓然后加以重构,与之融合形成自己的特色。故而,日本现代性是一个相当复杂、不协调、有时候甚至有些怪异的现象。它的融合可以追溯到中国影响力时代,但是在西方化时代,这种特征表现得最为明显,日本所受的精神创伤也是最大的。这种融合是如此根深蒂固,使人们理所当然地将它看成日本最自然、最固有的特性。


经历了极端的西方化时代后,日本人和西方元素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认真思考和激烈争辩的主题。1868年后,日本经历了西方化和日本化的交替。明治维新后的头20年,日本国内许多领域迅速西方化,但是到1900年,这种现象让位于内省和寻求国家本质定位。在这场辩论中,日本国民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界定:天皇制度、武士精神和家庭社会观念(天皇即父亲)。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并被美国占领后,再一次进入了疯狂追赶西方经济的西方化时期。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又迈向了更深层次的重新定义日本国家本质的阶段。然而,历史从来都不会故步自封,在这节骨眼上展开的日本“国民性”概念,与其在20世纪初叶的意义完全不同。20世纪70年代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讨论,大多认为日本是一个以集团为主导的单一同质社会,日本国民的一致性是难以言表的、不合逻辑的。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看法不足为奇,“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日本仍然固守着自己的“国民性”。


当然,日本国民性的本质实际上不能用如此简单的词语来描述。日本性(Nihonjinron)是针对西方影响而做出的具有政治创造性的文化回应。它让我们了解了日本人的许多心理,他们希望与众不同的愿望,但是它也只能部分地揭示出日本固守的差异性。在《菊与刀》中,露丝·本尼狄克特提出:


在研究西方国家的过程中,如果没有比较各国文化,就会对整个行为领域不得要领。研究者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必要去探究日常生活中的琐事,这在电视荧屏上司空见惯。殊不知,正是这些琐事决定了国家的未来,而不是外交官签署的诸多条约。


日本的独特性恰恰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从人际关系的本质到引导人们行为的价值观,都很容易被人们忽视。


日本的人际关系,要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主要基于人们的阶层、性别、年龄来做出划分,每一种人际关系都可以根据以往的接触频率和熟悉程度,按照这些标准来精确地分出等级。等级制度的重要性,最初都是从家庭中习得的,父亲毫无争议地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每个家庭成员的地位都是注定的。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天皇被视为国父,公司也是按照家庭的思路设想出来的。等级在语言的使用中也得到了体现,比如,表达“你”的时候,要根据对方的社会地位来选择词语。语言也是分性别的,男人和女人需要使用不同的词语和称谓。日语中有很多敬语,尤其微妙的是日本有一套严格按等级设定的鞠躬体系,鞠躬的程度取决于对方的身份地位,公司经常建议员工们根据他人的地位来确定鞠躬的程度。


日本不仅要求尊重等级制度,而且还存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责任系统。日本存在两种类型的义务,比方说对自己父母承担的义务是无限的和终身的,而情理则是有限的。这些义务和责任构成了日本社会的核心,日本所谓的贞德是从承担义务的角度来定义的,而不像西方社会那样,通常用金钱来衡量美德。如果一个人不够担当,他会有一种羞耻感。从广义上讲,文化可以划分为(类似***衍生出来的)负罪文化和羞耻文化。一方面,负罪文化源于原罪的观念,即人本质上都是有罪的,它是依据事实来判断;另一方面,羞耻文化是通过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审视自我,从而进行自我约束的产物。日本的耻辱文化根深蒂固:与一个人自己的良心相比,他如何被别人评价,才是最为重要的。罪恶感可以通过道歉来减轻;而羞耻感则正好相反,几乎是无法减轻的,它会导致一种非常独特的行为方式。比如,在西方社会,自杀作为一种自私的举动,被视为人所不悦的行为;而在日本,自杀却被视为敢于担当的终极方式,因此是一种崇高的行为。在日本社会,自杀现象更为常见,平均每100000个男性中35.6个会自杀;而美国只有17.9个,英国只有10.8个,德国则为19.7个。


日本的人际关系,是以等级和责任为基础的,它体现在从“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到公司、学校、政府等所有日本机构。以企业为例:大型企业与对大型企业有所依赖的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呈现出明显的等级特征。终身雇佣制,仍然在大型企业中占主导地位,体现出公司和员工双方的一种责任观念,这与合同制(往往是短期的)完全不同,而后者一直为英美所推崇。公司被看成是与家庭类似的,公司对雇员承担许多义务,而雇员 几乎都是男性,从职业生涯来看,会长期服务于公司。资历体系,在日本的公司中广为应用,反映出日本社会的年龄等级。一个人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稳步地爬上公司的高层职位,享有日益增加的收入和权力,而不像西方国家的公司,到了一定岁数便被解聘。


独具特色的日本人际关系还体现在工作和生活的许多方面。例如,日本人竭力避免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喜欢对簿公堂。因此,日本的律师很少,无法与欧洲相比,就更别提美国了。几乎所有的民事冲突,都是采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的,要不在法庭之外,要不在任何司法判决做出之前。从表2 1、图2 1、图2 2和图2 3,可以对日本的人际关系有所了解。


表2-1日本人对待性别的态度


认为男人应该出去工作,


女人应该留守持家认为男人和女人有平等的


工作权力


日本(东京)16.246.4


美国(纽约和洛杉矶)10.581.2


英国(伦敦)10.581.8


法国(巴黎)3.291.3


德国(柏林)2.692.1


瑞典(斯德哥尔摩)3.280.4


图2 1日本人的工作责任感(%)


图2 2日本人对工作场所的期望(%)


图2 3日本人对规定的态度(%)


人们应该不会对日本的这种独特性感到意外。即使只是偶然地接触日本社会,也会有这种感受。尽管事实上日本和西方的发展水平大致相当,但是两者的文化和价值观却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个理由几乎不需要重述:文化差异影响深远,日本社会根植于一种独特的文明。第二个理由是历史原因:因为明治维新并不久远,日本仍然保持着顽固的封建特征。此外,1868年后的精英统治者自觉并蓄意保留日本的历史特点。而且,新的统治集团核心是由武士组成的,这意味着其部分价值观会延续到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并贯穿后来的历史。“二战”后的日本,与后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一样,一直由管理阶层即武士的后裔统治,真正运营大型企业的不是那些企业家,而是他们;他们主宰自民党;他们支配内阁;诚然,正是他们建立了在日本治国过程中发挥着中心作用的官僚机构。


甚至连统治方式也深深地烙上了历史的印记。据日本历史记载,大多数时候,权力都被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心,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天皇从事礼仪性和象征性的国事活动。国会只享有少许真正的权力。日本首相的权力远逊于其他任何主要发达国家总理的权力,任期相对短暂,之后可能便被执政自民党的其他成员替代。内阁会议主要是礼仪性的,会议持续时间不会超过15分钟。尽管日本拥有正式的多党制度,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自民党便盘踞权力的宝座,享有长久未衰的执政权,该党内的各个派系实际上发挥着比其他各党都重要的作用。因此,日本的权力分散在一系列各不相同的机构中,类似的情形在日本历史上俯拾皆是。从美国占领行将结束开始,日本一直被西方视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实际上,它与任何西方民主国家都极为不同,让人们不禁开始怀疑,用“民主”这个词来形容日本,是否妥当。日本可能从1868年就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历史的影响力却持续存在,经久不衰。


向西方转变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使命是跨越历史的鸿沟,拉近与西方的距离,效仿西方国家,取得它们的尊重,至少要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赶上西方国家。赶超西方变成了这个国家新的行动指南。在日本人心目中,1939年以前的西方主要意指欧洲国家;而1945年之后,美国便以压倒性优势取代了欧洲,成为西方代表。当然,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但是日本始于明治维新时期的殖民扩张,也应归功于效仿欧洲的愿望: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日本必须拥有自己的殖民地。正是觊觎领土的野心,将日本卷入了太平洋战争,直至最终战败投降。那是一个极其羞辱的时刻:明治维新最初的目的恰恰在于防止西方国家对本国的统治,而此刻这个目标已经被破坏殆尽。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极力地效仿西方,在占领殖民地方面也不甘落后,这最终造成了惨痛的灾难。


然而事实证明,战争只是日本历史上最壮观的一段经济增长时期的前奏。1952年,日本的GDP小于殖民地马来西亚。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日本已经从农业国家转变为成熟的工业化国家,1950~1970年人均GDP增长率高达8.4%,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均GDP已经超过美国和欧洲,并具有最强大的金融实力。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变革,但是没有持续下去。20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的经济泡沫最终破灭,在随后的15年里,经济几乎停滞;与此同时,美国创造了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在一系列新兴行业和技术领域(特别是互联网行业)展现出相当的活力。日本对此的反应都颇具启发性 无论是从人们对日本的评论来说,还是从所有非西方国家赶超西方的过程中固有的困难来看,都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日本取得自明治维新后最为显著的成就,它最终赶超了西方国家,但同时也埋下了日后危机的种子。自1868年以来,日本的首要目标便是赶超西方国家,1945年以后,这种雄心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但是,当这个目标最终实现,当赶超或多或少地完成,当日本在许多方面都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方面具有绝对领先地位时,又将发生什么呢?当明治维新的目的最终达成,下一步做什么?日本没有答案,该国陷入了一种生存主义危机。人们一直习惯于从纯粹的经济角度来说明日本的泡沫经济,但是这里也存在着一种更深刻的文化和心理上的解释:这个国家及其机构,包括公司,完全失去了方向感(见图2 4)。


历史并没有赋予日本改变前进方向的能力和基础。自1868年开始,日本的每个历史转折点,都表现出该国对其长期目标的持续追求和坚韧不拔的非凡能力。日本可能被人们描绘成依赖单一路径,其制度保证日本能够坚持走自己道路。这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使该国能够极其有效地实现长期目标。然而,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日本在多重路径上显得经验不足、能力有限。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1868年明治维新,那是对严峻的外部威胁做出的反应。


图2 4日本人对日本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悲观认知(%)


泡沫危机之后,日本经济步入了很长时间的停滞状态,举国上下开始进行自我反省,民众普遍感到忧郁和沮丧。有些人竟然提出,日本已经遭受了两次挫败:一次是在1945年,另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悲观情绪席卷整个国家,揭示出当代日本国民心理的脆弱性。在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之后,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们满腹疑问。随着美国经济逐渐恢复了活力,而日本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却显得相对平静,这让人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即目标至多只是一种幻想,日本注定将永远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中。日本国民面对泡沫经济的心理脆弱性,直接警示着世人: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赶超西方的过程异常艰难、困难重重。用任何标准衡量,日本取得的成就都是显著的,在很多方面,它或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或更胜一筹。它很轻松地超过了欧洲的绝大多数国家,而这些国家曾经是它极力效仿的偶像;它建立了引人瞩目的世界顶级研究机构、世界知名的大企业,它已变成经济实力排名第二的国家,然而,在灿烂辉煌的时刻,它同样对自身充满了怀疑。


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日本自我认知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与欧洲或美国将普遍性和世界性作为自己的愿望和对自身的定位不同,日本人在思量本国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时,其视角是独特的,长期以来将日本定位为处于主要文明的边缘和外围,而且认为这些主要文明已经创建了普遍性的规范和准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和西方构成了日本效仿的两个对象,同时也是日本坚守“国民性”时所反对和排斥的两个主要行为体。“对于日本人来说,”吉野耕作指出,“向中国和西方学习,成为日本获得 普世 文明的一种经历和体验。在此,日本人一再强调他们之间的特殊差异,就是为了将他们自身与具有普遍性的中国人和西方人区分开来。”换句话说,这个特点,不仅将日本与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西方普世文明区别开来,而且,正如我们在后文要探索的那样,还将自身与中国的不同也放大了无数倍,要知道,从普世性角度来讲,中国人一直视自己的文明是2000年来最精华的部分(见图2 5)。


图2 5日本人对“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与一个外国人结婚,


你作何感想?”问题的回答(%)


日本1868年后转向西方的举动,仅仅是其新式统筹战略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表现在它对待亚洲大陆的态度上。这种态度融合了对西方的拥护和对亚洲的拒绝。在转向西方的过程中,日本涌现出许多知名作家,最著名的是福泽谕吉(FukuzawaYukichi),他在188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正在远离亚洲”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没有时间等待邻国的启示和开导,以便大家能够共同努力促进亚洲的发展。离开亚洲国家的队伍,把我们的命运与西方文明国家的紧密相连,对于我们来说更好。至于如何处理与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不需给予什么特殊的待遇,只因它们碰巧是我们的邻国。在如何对待它们的问题上,我们只需要简单地按照西方人的方式即可。任何一个珍视坏朋友的人都将无法逃脱恶名。我们要直接将亚洲的坏朋友们从脑海中抹掉。”


日本人很快便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1894~1895年,日本出兵占领了中国台湾。1910年,他们夺取了朝鲜。1931年,他们吞并了中国的东北地区;1936年,占据了中国主要省份;1941~1945年,他们攫取了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在1868~1945年的77年间,日本参与了10次大规模战争,其中绝大多数都是以牺牲亚洲邻国利益为代价,这些战争累计达30年之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整个德川时代,日本从未参与过任何一场战争。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不仅打算实现经济现代化和效仿西方,而且还实行领土扩张政策,这些从其口号“富有的国家和强大的军队”中便可窥见一斑。尽管日本曾于20世纪30年代提议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表面上是对抗西方来为亚洲谋利益,但是实际上,这只是日本企图征服亚洲以实现其帝国主义利益的一个策略。


日本人顺理成章地将世界的本质与日本社会中深刻的等级特性等同起来。它以崇拜的目光仰视着西方,渴望变得像西方国家那样强大,同时贬视亚洲的落后和劣等,企图征服亚洲,达到日本富强和扩张的目的。曾几何时,它认为中华文明是何等优越,现在它则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劣等种族。日本看待世界的视角中,种族等级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到今天,这种传统观念仍然没有被打破,这一点可以从它与东亚邻国的关系中得到佐证。白种人仍然处于颇受尊重的地位,而黄种人则被视为二等公民。种族观念的思维方式,依然是日本文化中固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尤其坚持“日本人民的同质性”(即使存在着很多少数民族)和“日本人种”(即使日本经历了许多人口迁移运动)的想法,普遍认为日本人的“血型”与其文化行为的特定模式是紧密联系的。在日本关于“自身”以及经由暗示的“他人”这两个概念中,种族、民族和国家的类别几乎是完全重叠的。后者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1986年发表的臭名昭著的评论中得到了说明,该评论认为美国人的智力水平比日本人的低,因为前者是种族混合的产物。即使在今天,日本也没有任何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


然而,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东亚已经从落后的状态转变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区域,日本已不再形只影单地稳坐亚洲经济第一名的宝座。但是日本对东亚国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着明治时期的扭曲观念。日本仍旧倾向于把自己看成西方国家而非亚洲的一部分:我清楚地记得,欧洲和日本于1999年在东京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大家很严肃地提出,日本可能会考虑申请加入欧盟。在东亚国家逐步转变,并开始在日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背景下,日本未能重新考虑自身与东亚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第8章予以更充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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