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中国人,为什么毛的军队能战无不胜?!(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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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位“国军”勤务兵的故事》---同是中国人,为什么毛的军队能战无不胜?! 原载1998年第11期《青年作家》 作者:高戈里      近年,思想界和文化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对其中的思想改造运动及人文精神,多有议论、争论,一位曾被称为“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袖”(李泽厚)和另一位著名学者(刘再复)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愫和救世情怀,甚至在香港出版了一本题为《告别革命》的书,认为“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批判20世纪中国对革命方式而不是改良方式

一位“国军”勤务兵的故事》---同是中国人,为什么毛的军队能战无不胜?!

原载1998年第11期《青年作家》

作者:高戈里


近年,思想界和文化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对其中的思想改造运动及人文精神,多有议论、争论,一位曾被称为“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袖”(李泽厚)和另一位著名学者(刘再复)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愫和救世情怀,甚至在香港出版了一本题为《告别革命》的书,认为“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批判20世纪中国对革命方式而不是改良方式的历史选择,并以其伤感的诗人情调悲叹:“这真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

对历史的理性反思深刻与否,归根结底,决定于反思的本身是否根植于历史的沃土。

本文,以一位年逾古稀老人亲身经历思想改造过程中的“疯狂与幼稚”,向当代人,更向当代学者展示中国革命史上与人文精神密切关联,割弃不断的一处“告别革命”论难以诠释的历史剖面。

老人叫罗珠成,半个世纪前,在国民党第60军暂编21师第2团给一位军官当勤务兵。1948年10月,曾泽生将军率国民党第60军在长春反蒋起义不久,罗珠成被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由此,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灵魂大革命。

“刚起义的时候,我们这些当兵的,认主子啊!就跟电影《末代皇帝》溥仪身边的奴才一样一样的。”在国民党军当过近4年勤务兵的罗珠成,对思想改造前夕的往事与旧我,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那场荡涤灵魂重塑自我的“泪血大控诉”,记忆犹新。

在旧军队,罗珠成是“认主子”的奴才。

“认主子”的奴才,又何止罗珠成一人?

解放前,旧军队数百万士兵,旧中国几万万百姓,有几人,不是麻木无知的奴才?有几人,不是祖祖辈辈的奴才?


一、佃户穷呀,不认主子没饭吃

罗珠成的家,在云南省石屏县宝秀乡大样营村。

解放前,他家是一户没有一分土地的佃农,完全靠租本村地主张某的田维持生活。罗珠成的父亲是个种田能手,很能干,经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辞辛劳地带着全家人去经营租来的田地。然而,由于地租太高,收获的稻子七成交租,只有三成归自己,全家人一年苦干下来,依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贫困生活。

罗珠成兄妹7人,只要大一点的都得干活,割草、喂猪、放牛、挑水、打柴、带弟妹,只要能干的都得干。

7岁的时候,罗珠成就独自上山砍柴了。砍柴的路上,他连草鞋都舍不得穿。夏天,走到石板路上,石头被太阳晒烫脚了,才把草鞋穿上,石板路一过,脱下草鞋挂在担子上,继续挑柴赶路。

13岁那年,父亲托人将罗珠成送到本村一位姓张的大户人家当长工。

父亲盘算:“家里张嘴吃饭的人太多,你去了,能省下一个人的口粮。”

母亲叮咛:“侍候大户人家要听话,要勤快,免得挨打。”

大户人家的主人当时在路顺县(今澜沧)当县长,同村一个姓王的在张县长下当县保安队的大队长,姓王的每年替张县长赶两次马帮,将任内捞取的银圆、大烟等驮回村,再将本村特产“臭豆腐”驮往滇缅边境出售。

罗珠成和同村几个外出“找生活”的人,就由姓王的带往路顺县,一路大山,走了六七天,罗珠成年纪小,实在走不动了,就拉着马尾巴咬着牙往山上爬。

到路顺的第二天,罗珠成就开始给张县长家干活,实际上是给张县长的三个孩子当保姆。做饭、洗衣、倒便盆、收拾房间、挑水、劈柴、送孩子上学、接孩子回家,什么都干,根本闲不着。

张县长的三个孩子,老大14岁,是个女孩子,上6年级;老二11岁,是个男孩,上3年级;老三也是男孩儿,才6岁。女孩子大了,要管的事少些,最麻烦的是老三,又顽皮,又爱哭闹,为他的事,罗珠成没少挨骂。

一天吃午饭,老大边吃边看书,老三边吃边玩,时间一长,饭菜凉了,守在一旁侍候他们的罗珠成便把饭菜端回厨房,热了以后再给他们端上桌。谁知,老三正在玩手里的东西,心不在焉地吃了一口,这一口烫着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张县长的太太闻声从另一房间跑了过来,不由分说地扯着罗珠成的耳朵,把他拽到县政府的院坝里,往地上撒一把黄豆,再把罗珠成按在黄豆上跪着,饭也不让吃,顶着北回归线上的似火骄阳,从烈日当头一直跪到夕阳西下。

小小年纪的罗珠成,眼泪“啪哒、啪哒”地从眼眶奔涌而出。落在地上的泪水,几乎是瞬间就蒸发得无影无踪。他不敢哭出声,更不敢叫,怕挨打。也不能求饶,因为这是张县长的家规,自己无论如何也逃不脱这种非人的虐待。

在县太爷家,面对非人的虐待,罗珠成对自己的人身权利茫然无知,他唯一的生存选择,或者是忍辱偷生留下来,或者是一逃了之回家去。

忍受不了主人家虐待的罗珠成,后来,打听到为张县长做生意的马帮又要回家了,于是,在马帮出发时,一人悄悄跟在后面。马帮一路走,一路敲着梆子,“梆、梆、梆,梆、梆、梆……”13岁的孩子一个人在大山里,怕也得走,死也不在张县长家里干了!他不敢走快,怕追上马帮,让人家发现,再把自己送回张县长家。也不敢走太慢,怕遇到野兽和强盗。就这样,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地跟着马帮走了大半天,终于,因为饿得实在受不了了,才追上马帮。赶马帮的都是同村的大叔、大哥,他们同情罗珠成的境遇,也无奈路程已远,难以送回,于是,把罗珠成带回了家。

罗珠成一回到家,抱着母亲,眼泪就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妈,我死也不去侍候他们了。我想爸爸,我想妈妈,我想读书呀……”

泪满面颊的母亲告诉揽在怀里儿子:“这都是命。‘命里注定半碗米,走遍天下不满升。’穷人要活命,只有忍了。”

父亲没有责打罗珠成不体谅父母的苦衷,只是一旁叹息:“唉,你这一年算是白干了,工钱一文都拿不到。在张县长那里,不管怎么说,你总有碗饭吃嘛!”

小小的罗珠成怯生生地看了爸爸一眼,又说了一句“我想读书”,然后,放声大哭。

父亲心软了,咬咬牙,将儿子送进本村的私塾小学。

因为家里太穷,书,罗珠成只读了3年。


二、当兵苦哇,认了主子才少遭罪

罗珠成16岁那年,刚满18岁的哥哥被派上了壮丁。哥哥是家里的壮劳力,哥哥下面有6个年幼的弟妹,靠父亲一人根本养活不过来。为了支撑起这个家,父亲带着哥哥躲开了。

乡丁来到家里,没抓到哥哥,就把长了一身疥疮的罗珠成捆了起来,准备带到县里去凑数。

母亲哀求:“孩子又矮又小,放了他吧!”

乡丁“哼”了一声,“小?小了可以长嘛!”

母亲继续乞求:“孩子有病,你看,身上的疥疮还在留脓。”

乡丁把罗珠成浑身上下又打量了一番,还是不依:“疥疮?好治得很,用蒿子煮水,洗几次就好了。”

“当壮丁遭罪啊!”老人记得,壮丁被集中到县城后,整日关在一座大庙里,人都挤满了,晚上睡觉时,躺在地上挤得紧紧的,翻个身都翻不动。大庙的窗户是封死的,只留一个很小的门洞,屋子中间放一只解大小便的马桶,屋里臭气熏天,又不让你出来。大庙关不下,就把新来的壮丁绑在院子里的木桩上。

壮丁往部队押送的时候,多数是用绳子绑成一串一串的,吃饭、拉屎、撒尿,绳子都不解开。遇到有生病的壮丁走不动路了,就打。要是反抗或逃跑,干脆就要你的命。

到部队后更遭罪。吃饭,每顿一碗稀粥,根本吃不饱,里面还尽是沙子。睡觉,没有被子,更没有褥子,地上垫一点稻草,当兵的就像一窝小猪羔挤在一起,靠彼此的体温互相暖和着。

当兵的生活条件太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军官贪污。军官贪污是公开半公开的,没人敢过问,不公开敲诈士兵的钱财就不错了。

至于发饷,老人不但没印象,反而说起来就有气:“发饷?发个屁!饭都不让你吃饱,里面还掺了沙子。在旧军队,肚子经常饿得‘咕咕’叫,想买个红薯的钱都没有。我不记得发过什么钱。不但没发钱,还倒拿走我从家里带来的3块银圆。

那是他刚分到连队的时候,班长一见面,眼睛就盯住了罗珠成的口袋,“你带了多少钱?”

罗珠成被抓壮丁的时候,母亲把家里仅有的3块银圆全塞给了仿佛一去无归的儿子。此时,银圆正在口袋里“叮当”作响,于是,罗珠成老老实实交代:“3元。”

“交出来,我替你保管。”顶头上司像怒目金刚。

见罗珠成疑惑不解,站在原地没动,班长恶狠狠地道出了由他“保管”的理由:“不把这个钱收起来,你会开小差的。”

罗珠成无可奈何地交出了银圆。交出的3块银圆,被班长永远“保管”下去了,再没还给罗珠成。

旧军队是一级压迫一级,没有靠山的,理所当然受欺负。

老人说,这都算不了啥,真正难以忍受的是挨打。

凡是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兵的,没有一人不诅咒旧军队的专制与暴戾:那哪是人过的日子?整天挨打受骂,人都被打“木”了。

“兵是打出来的”,这是旧军队军官信奉的一条带兵“法则”。

挨打最多的时候,是训练。

队列里,你没站正,当官的挥起胳膊就是一耳光子;正步,你的腿踢出去时力量不够,当官的飞起就是一脚,踢在你腿上或屁股上;射击、刺杀、投弹训练,若达不到规定的标准,他要么挥起拳头打你几砣子,要么用手中的棍子朝你身抽几棒。

对那些太笨的兵,实在教得不耐烦了,就罚。有时是罚站,让你站在一堵矮墙上,两手举起来,一站就是个把小时。有时是罚蹲,叫你两脚分开与肩同宽,两膝弯曲成直角,两臂向正前方平举,胸部挺直,目视前方,成“骑马蹲裆”式,一次少说也得蹲上半个小时。

几乎每一位国民党兵,都有一段挨打的辛酸经历。

“三拳两脚一个大耳光”,太寻常了,太家常便饭了,老人们只记得那些重打。

通常是拿刺刀打手掌,打下来,手掌都要被打肿。

严重的,就拿扁担打屁股。轻的,要被打得几日起不了床;重的,能把人打死。

罗珠成刚到国民党暂编21师第2团,就见到一次打杀逃兵。

那一次,全团集合在一个大操场上,被抓回的七八名逃兵押上来后,几位军汉将他们按倒在地上,随后,团长宣布:全团每个士兵上来打3军棍!

刚上来的士兵不忍心打,有一位士兵是逃兵的同乡,下手轻了。被值星的军官发现,“你狗日的不会打?老子来教你!”

当下,让人把逃兵的同乡按到地上,“啪、啪、啪”,就是狠狠的3军棍。

打完了,再将逃兵的同乡从地上拎起来,把军棍往他手里一塞,让他重打自己情同手足的患难兄弟。

老人说,两三千人打七八人,每人打3军棍,每位逃兵都要挨几百军棍,打下来,身上的肉都被打碎了,骨头也被打断了,像碎蜡烛一样。打完以后,逃兵好象被埋了。不埋也活不成。

“国民党军队,好多当官的就是不把士兵当人看,杀个兵就跟杀个小鸡一样!”老人怕晚辈不信,讲了他亲眼所见的另一次令人发指的杀人过程。

那是抗战末期,罗珠成在国民党暂编21师第2团2营机炮连当兵,该营驻防云南省个旧市卡房镇时,一天,营里的一个步兵连抓住一名逃兵。

这一次没打。

但比打还残酷,是活剐!

逃兵被扒光衣服绑在一根柱子上,柱子前摆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把雪亮的匕首、一只铁盆、一块铁板,铁板上面有比铜钱稍大的圆洞。

全营官兵集合后,营长宣布:由逃兵所在步兵连每人用桌上的匕首从逃兵身上旋下一块肉,标准就是铁板上的圆洞那么大。

头一刀,由一位军官示范:将铁板按在逃兵肩头,用匕首从铁板上的圆洞中捅进去,然后,顺时针一旋,随着逃兵撕心裂肺的惨叫,将一块肉旋离肩头,再用刀尖把肉挑下来,让负责监督检查的值星军官和全营官兵过目后,丢在盆中。

军官示范过后,100多名士兵排着队上去,一人一刀,谁也别想缩脱。

老兵麻木的稍多,下手往往比较利索,“唰、唰”两下就旋下一块肉,匕首往肉上一扎,挑起来,亮个相,再甩到盆里,军官也满意。

麻烦的是新兵。

有的还没上去,手脚就哆嗦个不停,匕首根本握不住,一块肉还没旋下来,匕首几次从手中滑脱,掉在地上。

有的,不忍心下手,又不敢不下手,只好少割点肉。遇到这种情况,不但要被军官臭骂一顿,还得重割一块大一些的交差,才放你过去。

当轮到逃兵的一位同乡时,他放声大哭,边哭边向军官告饶:“我和他是一个村的,我要是下手,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去见他父母?长官行行好,放我过去吧!”

“不行!”军官揪住逃兵老乡的衣领,“啪、啪”就是两耳光,然后把匕首硬塞到逃兵老乡的手里,“你不割他的肉也可以,从你自己身上割一块下来代替,小了,老子可不要!”

逃兵到最后,身上的肉几乎割光,白骨一块一块地露出体外,肠子也掉出来一堆,殷红的鲜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这个地步,还没死,也没有死的权力,一双鲜活的眼珠还在转!

除了眼珠,别处,都不成人样了。

所有目击者都不会忘记,逃兵在被割光身上的肉之后,那对鲜活的眼珠。

每每述及那惨不忍睹的一幕,罗珠成总要不住地重复:“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士兵,在国民党军队里遭的罪是难以想象的。然而,罗珠成却说,他的日子,要比多数士兵好多了。

原来,罗珠成新兵训练结束分到部队后,他的父母打听到本村一户姓张的财主的儿子在该团2营机炮连任连长,便登门求见了财主,请他们写信叫儿子把罗珠成要到身边,以便就近有个关照。财主一口应承。

张连长接到父母大人的来信后,从本连选了一名年轻力壮的新兵,把罗珠成换来,给自己当勤务兵。

罗珠成跟上了张连长,每天侍候主子打洗脸水、洗脚水,盛饭、洗碗,给竹烟筒换水,打扫卫生、洗衣、叠被。与在班、排当兵比较,饭能吃得饱一点了,挨打、挨骂也少多了。

在众多士兵的眼里,罗珠成获取了一个求之不得的美差。


三、是奴才,就逃不脱被宰割的命运

罗珠成当上了同村长官的勤务兵后,他很满足。

然而,罗珠成毕竟还是“奴才”。是“奴才”,就逃脱不了任人宰割的命运!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第60军奉命进入越南接受日军投降。1946年4月,又奉调东北参加反共内战。

1947年,部队移防吉林市。此时,张连长已升任少校卫生队长,罗珠成仍是他的勤务兵。

一天,住在一户老百姓家里的张队长,突然发现自己藏在箱子里的几两大烟土丢了。他怀疑的第一个人,就是亦步亦趋跟随自己,执鞭坠镫侍候自己的罗珠成,于是,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厉声喝问:“是不是你偷的?”

罗珠成一听,吓得面如土灰,嘴唇发白,像半截木头戳在那里,僵僵地站在张队长面前好一阵子,才“哇”地一声哭了,“不是我偷的,不是我偷的!”

“我的东西只有你知道放在哪儿,不是你偷的怎么不见了?你个吃里爬外忘恩负义的东西!”张队长气得揎拳捋袖,“啪、啪”两耳光扇了过去。

“在老百姓家里住着,我未必天天给你看着箱子?”罗珠成这样想,但绝对不敢这样说。小当兵的,几时有过说话的自由?越辩,越挨打!

罗珠成捂着火辣辣的面颊,抽抽噎噎地回答:“我,我也不知道是谁偷的。”

几两烟土是一笔不大不小的财产,张队长却把它看得比士兵的性命还重。见问不出个什么名堂,张队长索性喊人把罗珠成拖下去,关了起来。

当天晚上,吉林九台籍的文书来到禁闭室,悄悄告诉罗珠成:“小罗,你快逃吧,队长要枪毙你,就在今天晚上!”

罗珠成大吃一惊,面如死灰地怔住了,良久,才哆哆嗦嗦将信将疑地嘟囔了一句:“不会吧?我和他是一个村的。”

文书急了:“什么一个村不一个村的,别信那一套了!人家是当官的,看重的是钱。他要杀你是我亲耳听到的,就在今晚上半夜,地点是松花江大桥下。一般杀人都要那里,杀死后,往江里一蹬,尸体就顺着江水冲走了。你快逃吧,再不逃就没命了!当官的杀个人就跟杀个小鸡似的,你又不是没见过。”

当夜,罗珠成逃离了部队,躲进吉林市内的一户老百姓家里。这家主人是位40来岁的中年人,一妻一妾,没有孩子,大老婆40岁左右,心地善良,十分同情罗珠成境遇,有心收留他做干儿子。无家可归的罗珠成便在这家住了下来。

张队长有一位十分要好拜过把子的军校14期同学,叫王仕乾,与张队长在同一个团当营长,他听说张队长要杀自己勤务兵,便找上门来:“听说你要把你那个勤务兵杀了?”

“我的大烟土丢了!”张队长忿恨不已。

“是这个娃儿偷的吗?”王仕乾问。

“就算不是他偷的,他当勤务兵没看好也有责任。”张队长依然不饶他的小同乡。

“唉!”王仕乾沉下脸了,“你这个咋要得,他不是别人,好赖,你俩也是一个村子的,你就下得了手?日后还乡之日,他父母问起你,你咋说?乡亲们咋看?”

张队长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见张队长无语,王仕乾索性以大哥身份替老弟做了主:“杀他干啥?听我的,别杀他了!”

张队长这才点了点头:“好!我听大哥的,不杀他了。可是他已经跑了,我也不知道他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王仕乾和张队长的谈话,被有意候在外屋的文书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文书抽出身,设法找到罗珠成,将“大赦”全过程原原本本地转告了罗珠成,并劝道:“队长的气已经消了,不杀你了,快回去吧!”

罗珠成回部队后,张队长没再提丢大烟土和要杀他的事。见长官没记“仇”,罗珠成颇有一番感动:到底是一个村的,我要是落在别的长官手里,哪还会有今天?

为报答这不杀之“恩”,罗珠成侍候张队长更勤快了。

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罗珠成从来没想过。他想的,只是走到哪里都要跟好这位同村长官,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忘记张队长的不杀之“恩”。

直到起义,他仍死死地抱住这个信条。

张队长出身于地主兼官僚的家庭,父亲、哥哥都在外做官,路顺县的张县长是他的叔叔,所以,当曾泽生将军率部举起了反蒋义旗后,张队长不干了。部队撤到九台县桦皮厂时,他找到师长陇耀,要求辞官挂甲还乡,得到了批准。

获准还乡的张队长回到部队驻地,正打点行装准备离队返乡,罗珠成畏首畏尾地凑了上来,吞吞吐吐地央求:“队长,带我一块回家吧,路上我好侍候你。”

张队长愣了一下,感慨地拍了拍罗珠成的肩头:“唉!到了这种时候,难得你还愿意跟着我。好,我这就去找师长,他若同意,你回家的路费我掏!”

罗珠成的要求被拒绝了,陇耀师长的态度很明确:军官不干的可以走,士兵,一个也不准放!

张队长带着忧郁、失望的心情离开了部队。在与这位朝夕相处将近4年之久的本村小同乡分手时,他似乎动了点感情:“小罗,以后,你只能自己关照自己了。将来不管跟谁干,都要听话,勤快点,灵活点。不然,你要吃亏。”

依依不舍地送走了对自己有不杀之“恩”的主子后,又过了一两个月,罗珠成被送进设在齐齐哈尔的东北军政大学学习。


四、改造之前愚昧嘛,确实不懂阶级压迫

国民党第60军反蒋起义时,正值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初期,尽管中国人民解放军急需将更多的兵力投入华北、中原战场,然而,统帅部却把这支数万人的武装力量留在后方,以政治整训的形式改造官兵们的思想。

道理很简单,在战场上,中国共产党需要的,不是炮灰,不是打手,更不是奴才,是有人格尊严,懂得为亿万劳苦大众的权利也为自身权利奋斗的自觉战士。

国民党军没有,也培养不出来这样的战士。“将贵智,兵贵愚”,是数千年来赤县神州滚滚烽火中通行的治军带兵古训,继承了这一封建传统的国民党军,只能培养出人格扭曲,奴性十足,权利意识荡然无存的战争机器

国民党第60军起义后,部队进入吉林九台进行政治整训,并于1949年1月2日被中央军委授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在部队正式整训开始之前,三分之二左右的军官被分批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同去的还有一部分军士和侍候官佐们的勤务兵,此外,还有一部分随军家眷。

进入东北军政大学的起义官兵共2490人,为第11期学员,编为第5团,下设3个营和1个女生大队。第1营编4个连,第1连为将校官连,第2、第3、第4连的学员主要是中尉和上尉军官。第2营和第3营的学员是少尉、准尉军官,以及军士和士兵。女生大队下设两个中队和一个拖儿带女的“母亲班”,200人左右,全部是随军女眷。三个师的官兵一律混编。

罗珠成入校后,被编到第5团2营6连。

东北军政大学对起义官兵的编组,一方面是为了因人施教,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组织上割断他们之间在部队结成的封建关系。

这种封建关系在进东北军政大学之初,依然相当紧密。

组织起义官兵学习,是为被压迫者恢复做人的尊严和做人的权利,也为压迫者洗涤私欲恶性膨胀的灵魂,还为所有起义的学员唤醒麻木的人权意识。

然而,面对祖祖辈辈想都没敢想的人身解放和灵魂解放,多数士兵不但茫然无知,甚至对共产党有戒备心理和多多少少的敌对情绪。

军官就更不用说了,不仅有政治立场上的对立,对供给制的生活待遇也不满意,个别军官甚至反感不允许嫖赌的纪律,牢骚更多:“他妈的,这不是让我们给共产党守活寡吗?”

住在东大营的士兵,没事就往北大营跑,去军官队探望长官,结识同乡,并主动为军官干点洗洗衣服、跑跑腿的差事。军官对士兵也比往日和气多了,官兵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蜜月期”。用罗珠成的话说,“彼此之间热乎得很呦!”

此时的官兵关系,虽热,但并非基于血肉相连的平等关系。士兵们企盼的,不是解下脖子上的锁链,而是放长锁链,在锁链之下,多得到点主子赏赐的权利。而“认主子”,正是从苦力奴才向贴身奴才晋升的通道。

在人权意识荒蛮的旧中国,这是不少中国人,是不少祖祖辈辈的中国人认同了的群体行为方式。

中国人的这种奴性,戊戌变法的刀光剑影不曾触及,辛亥革命的枪声炮响未有震憾,“五四运动”一代精英的泪血呐喊也没能唤醒,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中动摇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在重视灵魂觉醒方面,任何国家任何时期的任何革命,都无法比拟。

起义官兵的“蜜月”关系,在东北军政大学的学习正式开始后,很快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

士兵队的教育内容,先是新旧社会、新旧军队的对比。刚开始时,没几个人听得进去,没几个人想得通。

一位出身于佃户家庭,曾经受过地主高额地租剥削的士兵,对阶级斗争的理论就不理解:“要不是在财主家找到活儿干,我一家人早就饿死了。”

有一位勤务兵,一年多前,部队由吉林南部撤往吉林市的时候,曾经丢失了团长驮马,被团长当众用指挥刀的刀背狠狠地砍了一通。可是,他却为团长侵犯他人身权利的暴行如此辩护:“团长是打了我,但那是因为我做错事了嘛。团长对我很信任,他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时弄的金条一直让我保管,行军打仗的时候,装在一个望远镜的盒子里,由我背着,每一次,肩膀都要勒出血印子!团长如此提携我,而我却辜负了团长的期望,是该打嘛!老子还打儿子呢!”

还有一位勤务兵,平日侍侯长官衣食住行,端屎倒尿,却还要挨长官的打,并被罚过跪。罚跪的时候,长官竟然旁若无人地搂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当着跪在床前勤务兵的面,睡在床上。可是,这位勤务兵却置共产党的平等教育不顾,经常主动地去军官队,侍侯往日虐待过他的主子。

罗珠成对自己所受的苦,一样持麻木态度:“张县长老婆罚我在太阳底下跪黄豆是过分了,但咱们吃人家的饭啦!张队长虽然动过杀我的念头,但后来人家开恩了嘛。要不是靠上他,说不定自己早就死在战场了!”

随着教育的一步步深入,士兵们那一个根根麻木了的神经开始苏醒。

在指导员穆益轩的启发下,罗珠成从张县长三少爷白花花的饭碗里,看到了自己被富豪权贵吞食的汗珠;从张队长黑洞洞的枪口下,窥见了自己被吞噬的人身权利。

罗珠成说:穆指导员讲的道理,现在看来似乎平淡无味,可当时听起来却是闻所未闻的新奇道理,越听越爱听,越听越想听。听了之后,真有一种耳目一新大梦初醒的感受。

是啊!穷人也是人,凭什么忍饥挨饿,备受盘剥?士兵也是人,凭什么挨打受骂,任人宰割?

对呀!共产党要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这有多好!

看吧!人家解放军的官,不论大小,平易近人,对士兵和和气气。指导员是抗战初期的老干部,与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有多亲!

不比不知道,一比气得跳:旧军队那些当官的,太不把我们当人看了!

起义官兵的关系,随即冷却下来。

那些一向勤快听话的勤务兵,一个个再也不愿往北大营跑了,再也不愿去侍候从前俯首贴耳听命之的长官了。


五、控诉运动不得了哇,真想把往日的“主子”往死里打

推动起义官兵之间的关系进入了“速冻”状态的,是“泪血大控诉”。控诉运动开始后,起义学员中已经冷漠下来的官兵关系,急速演变成剧烈的对抗、冲突。

东北军政大学起义学员的控诉运动,与九台起义部队的控诉运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在九台,军政委徐文烈部署全军教育时,明确规定:“不准在官兵之间搞面对面的斗争,个别矛盾一时不易解决的,把干部调离原单位,实行回避政策。”

东北军政大学则不同,控诉运动一开始,就选取了十来个典型,作为第5团2490名起义学员批判斗争的对象。

东北军政大学的教育与起义部队的教育,同受东北军区政治部的统一领导,这似乎是个谜。

对此,有位当年的学员这样解释:东北军政大学的学员以军官为主,用一般的办法,很难把群众发动起来,很难把那些反动的思想和情绪压下去。

这话,不管是否猜中了组织者的意图,但从实际效果看来,这种面对面的斗争,确实发挥了事半功倍扭转乾坤的神力。

第5团全体学员的第一次控诉大会,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主席台上就坐的,除第5团政委外,没有一位校、队领导,全是各连民主选举的“革命军人委员会”主任,有校官、尉官,有士兵,还有女生大队的两位家属学员。

站在主席台前接受批判斗争的,有的是“特务嫌疑分子”,多数是军阀作风严重的团以上带兵长官。

控诉大会由谁控诉,控诉谁,控诉了些什么,老人们记不太清楚了,严格地说,是记不过来了。

深深印在老人们脑海里的,是捶胸顿足呼天抢地的哭嚎,是咬牙切齿咆哮如雷的愤恨,是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地扑向主席台的复仇!

像一座座猛然爆发的火山,喷出一道道直上九霄的烈焰。

老人说,开初是哭。台上诉苦的人先哭,哭得呜呜咽咽泣不成声,随即传染了台下的听众,由闷头抹泪,到掩面而泣,待抽抽嗒嗒的哭泣声连成一片时,有人便忍不住失声痛哭。大礼堂2000多人,什么样的哭声都有,甚至还有倒在地上打滚哭的。准确地说,不是哭泣,是哭喊、哭嚎、哭骂、哭吼!

当台上台下的人哭得天昏地暗的时候,会场上喊起了口号:

“反对剥削,反对压迫!”

“彻底摧毁黑暗的封建军阀统治!”

“向万恶的旧社会、旧军队讨还血债!”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坚决跟着共产党革命到底!”

老人们说,那口号喊得“嗷嗷”的,掀天揭地,惊天动地

口号一喊,泪水就干了,悲与愤的转化在一瞬间完成。

记不清是什么时候,更不知道是谁带头,有人冲向主席台,非要亲手痛打受批判斗争的起义军官。

“揍他!”

“打死他们!”

叫声,喊声,随即而起,几近疯狂。

会场秩序大乱。

参加控诉大会所有的解放军干部都离开了座位,堵在大礼堂的通道上,制止着冲向主席台发疯似的学员。可是他们人太少,每个连只配备一名指导员,一名文化干事,根本堵不住。

紧急关头,大礼堂主席台前两侧大门“咣当”一声打开了,“哗”地一下涌进来一大批解放军,把冲击主席台的人流死死地堵在主席台前。

第6连的士兵罗珠成说:“那个义愤呀,谁都按不下来,要是张队长在台上,我也要冲过去揍他!他凭什么因为丢失几两大烟土就要杀我?”

第4连的中尉赵谦说:“堵在主席台附近的八路,一个连有了,没有一个连堵不住。”

第1连的中校王伟略说:“要是没有学校八路的保护,主席台上受批判斗争的那十来个人都会被打死,一个也跑不脱!”

控诉大会是怎么结束的,老人们记不大清楚了,只记得人流冲过来,推过去,各连指导员、各营教导员和5团政委,一个个嗓子全喊哑了。

台湾师范大学张春兴教授所著的《现代心理学》认为:构成人的神经基本单位的神经元,其兴奋性具有一种很特殊的现象,当刺激强度未达到某一程度时,即无神经冲动之发生;当刺激强度达到某种程度而能引起冲动时,该神经冲动立即达到最大强度。此后的刺激强度纵使再继续加强或减弱,对已引起的冲动强度不再发生影响。此种现象称之为“全有全无律”。

“全有全无律”,对改造起义部队的教育方法具有很强的解释力。正面教育固然能缓和矛盾冲突,但由于刺激强度不够,很难在转变立场上达到期望的教育效果。“泪血大控诉”的方式则不同,它刺激起来的感情波澜,能在短暂的时间里实现阶级意识和人权意识的大觉醒,并长久保持着难以消磨下去的强度。

东北军政大学第5团的控诉大会结束之后,学员们的余怒久久难消。

每当士兵学员连队和军官学员连队,或尉官学员连队和将校官学员连队在校园相遇时,总有人不顾一切冲出队列,去寻打自己的仇人!

每当全团集会,即使带队的干部死死看住自己的连队,不准有人越雷池半步,仍有人往军官学员连队,往将校官学员连队扔石头!

于是,校方采取了措施,尽量避免有关的学员连队相遇,凡是看电影、看戏或是集会,指导员先一个个搜身,检查口袋里有没有砖头。再另外安排人员,将会场附近砖头捡干净。

很快,又规定集会不准穿大衣,怕砖头藏在大衣里面检查不出来。

然而,还是有人在看电影的时候用小板凳砸了一位军官。

后来,校方又规定,小凳子也不准带了,看电影一律背背包,以背包代板凳

学员们的怒气依然不消。一次看歌剧《血泪仇》,看了一半,又躁动起来了。

从前呼口号,是指导员、教导员带着呼,这一次,是学员自己呼。呼着呼着,一帮士兵学员就控制不住自己了,要冲下楼,去寻打自己的仇人。冲到楼梯口一看,校方早有准备,楼梯上已经坐满了“八路”,下不去。气得一个个不是攥紧的拳头往墙上打,就是跳着脚朝楼下骂!当然不是骂“八路”。

那场面,哭的哭,闹的闹,叫的叫,蹦的蹦,跳的跳,乱得一塌糊涂,就像发疯似的。老人现在说起来觉得好笑,可当时,谁都笑不出来。


六、共产党绝啦,控诉后搞了个官兵团结教育

控诉运动之后,起义学员转入社会发展史教育。

罗珠成记得他们6连文化教员隋成西,以本连控诉的真人真事画了许多宣传画,贴在食堂里,生动形象地揭示了地主怎么剥削农民,士兵如何受欺压的事实。

那时,起义学员中要求枪毙几个以平民愤的呼声很高,穆指导员有针对性地疏导大家:“只要参加起义,就一个也不能杀。杀一个,国民党就要大造舆论,以后谁还敢起义?再说,毕竟是军官带着大家起义,参加革命的嘛!”

共产党不知哪来那么多的办法,先发动“泪血大控诉”,把士兵群众的阶级觉悟激发起来后,再搞一个“内部官兵团结教育”,化解个人矛盾。

指导员穆益轩通过上课给大家讲道理:“旧社会穷人受剥削,旧军队士兵受压迫,不是个人造成的,根子在社会制度。只要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在,叫我们在座的人去当官,平心而论,恐怕相当一部分人也要学坏。所以,要把仇恨记到旧的社会制度上,记在国民党的反动政权上。这些军官,只要放弃过去的立场,共产党还用他们。”

罗珠成说:“我们那个时候,共产党的什么道理听着都新鲜,都入耳。文化教员的画,一看就懂;指导员的话,一讲就通。”

道理懂了,思想通了,士兵和军官又恢复了来往。士兵找回了个人的尊严,放弃了个人的仇恨;军官,则全无当主子的架子,谦虚多了。

起义官兵中一种全新的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从此建立。

罗珠成在控诉运动期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前夕,公开了党员身份。从东北军政大学毕业后,分回由原国民党第60军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在军教导团任排长。

从东北军政大学毕业回第50军的起义军官,一部分下部队继续带兵,另一部分作为干部储备,编入军直属教导队。

那位曾经说服张队长放弃杀罗珠成念头的营长王仕乾,分回第149师(原国民党暂编21师改编),继续当营长。1950年10月,第50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在让世界军事强国胆寒的汉江50昼夜阻击战中,王仕乾身先士卒,率部以劣势装备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大兵浴血奋战,坚持与阵地共存亡。王仕乾身负重伤,阵地失守后,另一位起义的营长杨树云,带上一个连的兵力实施反击,夺回了阵地,才把昏迷不醒的王仕乾抢了下来。

编入军教导队的起义军官,相当一部分下班排当兵。共产党干部说:人民军队的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要为人民服务,就应深入群众,体验群众的生活。军官当兵,有助于改造在旧军队形成的剥削阶级思想和脱离群众的旧习气。

罗珠成在教导队当排长时,原国民党第60军第51兵站支部长张官迎就在他那个排。张官迎在旧军队的职务,大体相当于军后勤部部长。

罗珠成说,张官迎那时可积极了,部队南下时,他帮助炊事班背行军锅,一到驻地,除了协助做饭,还抢着为老百姓打扫卫生,特别能吃苦耐劳。老百姓见了,都以为他是个“伙头军”,根本不相信他曾经是一位“国军”上校。

1949年底,成都战役结束不久,起义了的国民党第20兵团划归解放军第50军夹带改造。第50军受命后,组织了起义官兵占90%以上的300余人的工作团,前往这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随后,将该兵团及其所辖3个军的残部,改编为辖3个团的1个师,授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7师,编入第50军建制。张官迎在此期间,和另外两名团职起义军官周庆三、王伟略分别担任3个团的团长。

老人说:50军这支部队特殊啊,恐怕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支这样的部队。1946年改造海城起义的国民党第184师,共产党只派去了30多名干部;两年多后,改造长春起义的国民党第60军,共产党派去了410名干部,其中海城起义官兵占60%以上;又过了1年,改造在四川郫县起义的蒋介石嫡系部队第20兵团和在川东起义的范绍增袍哥武装,共产党总共派去了四五百名干部,其中海城起义和长春起义的官兵占了90%以上。

在这片灵魂改造的新土地上,国民党起义官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轻车熟路地驾驭“泪血大控诉”的改造形式,以自身灵魂裂变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成功地实现了灵魂裂变的“链式反应”,顺利地激活了一批又一批数以万计的国民党起义官兵的人生能量。

这,就是当年共产党人创造的人间奇迹!

大洋彼岸那帮把书本嚼烂了的政治家、军事家、管理学家、心理学家、人权政论家,这家、那家,未必有这个本事!

在笔者采访的所有改造起义部队的亲历者中,无论是地下党员、派入的解放军干部,还是潘朔端师、王家善师、曾泽生军、陈克非兵团、罗广文兵团(军史无记载,但第50军的起义官兵确实参加了罗广文兵团起义后的改造工作)、范绍增袍哥武装的起义官兵,回忆这段刻骨铭心永志难忘的思想改造史,对“泪血大控诉”的改造方式,无一不给予极高的评价:“控诉方法好,不是人民军队学不去!”


七、将近半个世纪后的道歉

罗珠成于1951年离开了第50军,调齐齐哈尔步兵学校警卫连任副指导员,1964年转业回昆明,离休前任云南省水利水电厅基建处副处长。

1995年春节,罗珠成回云南石屏老家探亲,无巧不成书,一进村,就在村头碰见了张队长。

张队长从九台辞官还乡不久,云南即告解放,随后,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张队长家里的田产被分给了贫苦农民,张队长本人则在本村当上了一名民办小学教师,以此自食其力,维持生活。

据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当上了教师的张队长,因待人诚恳,为人谦虚,执教认真,颇得村民的好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基本上没怎么受冲击,后半生过得比较平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张队长被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落实了“国民党起义人员”的政治身份。

昔日威风凛凛“国军”少校,重逢当年为丢失几两鸦片差点死于自己枪口之下的小勤务兵,十分尴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站在自己面前的,已不再是那个俯仰由人,任凭呼来唤去,可以任意宰割的孩子,而是一位令自己敬畏的共产党县团级离休干部。面对落花流水、春露秋霜,这位比罗珠成大十来岁的老人,不能不百感交集。

他郑重地登门道歉了:“当时东西丢了,怀疑是你偷的,即使不是你偷的,也觉得你有没看好东西的责任,所以才动了那个念头。后来,念头打消了。这件事对不起你了!”

48年后的道歉

一个风烛残年步履蹒跚的老人,愧悔当年心虔至诚的道歉

这一年,罗珠成66岁,他还能说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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