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把于兵送上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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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2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兵,因涉嫌贪污、受贿1400多万元在北京市一中法院受审,于兵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揭开这起近年来北京市公安系统最大腐败案件的是我国杀毒软件专家、北京东方微点公司总裁刘旭。昨天,刘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讲述了他控告三年、最终把于兵送上法庭的幕后故事。   自述   ■“于兵让我把公司卖给瑞星”   我国传统的防病毒软件,都是通过代码比对的方式查毒和防毒,就像警察通过对比逃犯的照片,抓捕逃犯。这种传统的防毒手段最大的弊端是要先出现病毒之后,才能根据新病毒的部分

2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原处长于兵,因涉嫌贪污、受贿1400多万元在北京市一中法院受审,于兵承认了全部犯罪事实。揭开这起近年来北京市公安系统最大腐败案件的是我国杀毒软件专家、北京东方微点公司总裁刘旭。昨天,刘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讲述了他控告三年、最终把于兵送上法庭的幕后故事。


自述


■“于兵让我把公司卖给瑞星”


我国传统的防病毒软件,都是通过代码比对的方式查毒和防毒,就像警察通过对比逃犯的照片,抓捕逃犯。这种传统的防毒手段最大的弊端是要先出现病毒之后,才能根据新病毒的部分代码查毒和防毒,由于新病毒不断出现,这种防病毒软件永远落后于新病毒之后。


2004年,我从瑞星离职后提出了通过病毒行为查杀病毒的新思路,并开发出了我国首批“主动防御电脑病毒软件”。2005年5月31日,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没想到厄运由此开始。


6月22日,市公安局网监处通知我们到他们那里备案。7月5日,网监处的张鹏云等几个民警就来到我们公司,说是调查资质。来了之后,问我:“你们公司有没有偷税漏税?有没有传播病毒?”并说要做笔录。


他们拿出的笔录纸,却是公安机关询问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纸。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就去打听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得知张鹏云的身份是市网监处案件队的负责人。我们更奇怪,查资质应该是网监处的产品科,怎么会派案件队的民警来?我就觉得来者不善。


7月7日,他们又来了。从此便开始传唤我们的员工。整个7月份,几乎每周来四到五次。来了就到我们研发部,搞得我们的员工根本没办法工作。7月21日,网监处传唤了我。张鹏云说得很明白:“要解决这件事你只有两条出路,一个是你把公司卖给瑞星,一个是你们离开北京。”我当然不会同意。


■“我让员工加班给电脑加密”


7月10日是个星期天,应该是员工休息日。非常奇怪,头一天我就感觉心里特别不踏实,冥冥之中我好像感觉要出事。我一早起来通知公司员工来公司加班,把公司的电脑全部加了三层密。这些电脑里有我公司的全部研发机密。


果然,两天之后,网监处的民警来抄走了我公司的电脑。7月21日,网监处把装有我们全部研发机密的电脑送到了瑞星公司。好在我在这之前对全公司的电脑都加了密。我毕竟在瑞星公司当过多年的总经理,我还有些了解内情的渠道。后来我们了解到,于兵收受瑞星公司的第一笔贿赂,正是2005年6月8日。后来我们把这个证据提供给了检察院。


当时我们已经有所耳闻,他们要整我们,但是我以为他们只是想吓唬吓唬我们,还想不到他们会真敢下手抓人。但是8月30日,公司副总田亚葵被抓。


■“田总被抓我脑子一片空白”


网监处凌晨2点抓走田总。凌晨3点,我接到田总爱人的电话。她哭着告诉我:“亚葵被他们抓走了。”我听后脑子里一片空白。


田亚葵被抓走11个月,她女儿当时正面临中考。几天之后全国各大报刊都刊登网监处发布的消息,说微点公司传播病毒,公司副总被抓。原本计划上市的新产品彻底泡汤,公司一分钱收入都没有。就在那时,我们把自己的房产全部抵押出去,用于给员工发工资。我当时的压力外人根本无法想象。


那一段时间,我真是体会到了什么是恐怖。我紧急把公司的研发部迁往福州。害怕被别人知道我们的行踪,本该坐火车直接到福州,但是我没敢让员工从福州下车,而是在其他车站下车,后用大巴车把员工运到福州。


■“有正义感的人终归比败类多”


从田亚葵被抓之后,我觉得我们不能再抱有任何天真的幻想了。这时也有些知道内情的人士向我们提供一些内部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社会上虽然有于兵这样的败类,但是有正义感的人终归要比败类多得多,包括新闻媒体。仅这个案件,新华社就发了四次内参。通过我们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反映,不少中央领导都对这件事做了批示。北京市纪委接到我们的举报后也非常重视。还有一些正直的人向我们提供于兵受贿的信息。鉴于保护这些人的需要,我们不可能向外界提供他们的名字。但是我们给市纪委和检察机关提供的材料里,都有非常详实的材料。


此外,我拿到田亚葵的起诉书之后立刻提出,起诉书指控田亚葵传播的4种病毒都不能传播。其中两种木马病毒,搞安全的人都知道,谁传播木马病毒谁本人先是受害人。另外一种病毒只能在英语环境下才能传播,而田亚葵的电脑是中文设置,根本运行不了这种病毒。最后一种病毒设定了最后一次传播期限是2003年7月13日,那时微点公司还没有成立。后经市纪委调查组查实,指控田亚葵通过拨号上网的电脑传播病毒时,田亚葵的电脑还没有开通。


2008年7月17日,北京市纪委成立“7•17专案组”,对于兵涉嫌受贿案立案调查。7月23日,于兵逃往南非。随后瑞星公司的副总赵四章也在首都机场要外逃时被抓。8月2日,网监处案件队负责人张鹏云和齐坤被捕。


对话


“背后的始作俑者更应被追责”


记者:昨天看到于兵被送上被告席,您什么心情?


刘旭:唉,百感交集。于兵和微点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置微点公司于死地?我觉得背后的始作俑者更加可恶。我们作为最大的受害人,既希望看到这个案子水落石出,让陷害我们的贪官被送上法庭,从官方角度还我们一个清白,但也遗憾于兵背后的始作俑者还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记者:听说田总被释放出狱的那天您到看守所门口去接他,两人抱住哭得泪流满面。为什么?


刘旭:田亚葵下海之前是电子部的一个副处级干部,他到瑞星任职的时候,是瑞星最困难的时候,田亚葵对瑞星是做过贡献的功臣。结果田亚葵遭到瑞星公司的如此陷害。田亚葵出狱对于我们这些年的举报、伸冤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我这个人长大后从没有掉过眼泪,但是接田亚葵出狱那天,我确实是百感交集,无法控制。直到今天我都不敢看田亚葵出狱时媒体拍下的那些照片。


记者:您面对的对手不是个普通的贪官,而是掌握着很多侦查手段、位置很特殊的对手,有没有想过放弃?


刘旭:从来没有。这可能与我是搞技术的性格有关吧。我认准的事情就一定要办成。我并肩战斗的战友在里面关着,公司要被他们置之死地。我怎么能放弃?从没想过。我对我们的反腐败力度抱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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