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扫黄,妈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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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打击网络色情和低俗信息风暴中,一个名为“妈妈评审团”的社团在北京成立。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妈妈们,怀着母亲的焦灼,加入这场网络大扫除行动,期望为孩子创造一个干净、无污染的网络世界。 “我们要找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信息。”一位志愿者说。白天,怕单位的领导、同事发现;晚上,怕女儿看到——只能在她睡觉后用一小时来“除害”。不过好在,“老婆支持我”。 当北京市的全国劳模李素丽接到北京市宣传部门电话,邀请她加入一个名为“妈妈评审团”的社团时,她马上就说:我去! 1月19日成立的“妈妈评审团”,由北京市网络

打击网络色情和低俗信息风暴中,一个名为“妈妈评审团”的社团在北京成立。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妈妈们,怀着母亲的焦灼,加入这场网络大扫除行动,期望为孩子创造一个干净、无污染的网络世界。


“我们要找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信息。”一位志愿者说。白天,怕单位的领导、同事发现;晚上,怕女儿看到——只能在她睡觉后用一小时来“除害”。不过好在,“老婆支持我”。


当北京市的全国劳模李素丽接到北京市宣传部门电话,邀请她加入一个名为“妈妈评审团”的社团时,她马上就说:我去!


1月19日成立的“妈妈评审团”,由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发起、来自各行业的家长组成,专门举报网络黄色信息。这个新生社团的网络工作平台还未建好,正式颁发的聘书也还不到20份。


不过,“妈妈”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肯定会认真履职。”李素丽说。她曾观摩过网站的运营后台如何删除不良信息,并相信这是一件好事儿。


这些被组织在官方背景的社团周围的“妈妈”们,大部分人对社团的理念表示由衷赞同,并自愿报名。而在她们的背后,还另有一批未正式加入的支持力量。


“孩子从小在一起玩的有十几个伙伴,他们的家长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支持。”成员之一、大学教师张蕊说,他们会给她提供线索。


尽管在网络上,对一年以来的“扫黄”运动还存在议论。但显然,政府已经通过类似于“妈妈评审团”之类的社团,寻找到了来自社会的支持者们。


这也是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一贯的工作思路。三年前,它还组织过一群“网络监督义务志愿者”——通过筛选的报名者,为协会提供网络不良信息的线索。对此,该协会曾总结说:“一套全国首创、行之有效的网络信息管理监控社会机制已经在本市初步形成。”


教育者的焦虑


“妈妈评审团”的提议者宗春山,并不是极端保守的卫道者。在他看来,屏蔽黄色信息只是目前分级制缺失的次优选择。


宗春山有很多头衔: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律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犯罪心理咨询与矫正专家委员会委员等等。每个头衔都与未成年人的成长相关。他在各个场合表示,成人世界要遵守国际公约中的“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


“‘妈妈评审团’的灵感,来自于西方国家一些纯民间性质的‘妈妈’类团体。”宗春山说,她们都在从各自的角度和需要出发,努力保护着自己的孩子。


而中国的孩子由于网络现实的原因,尤其需要“保护”。那些独生子女的家庭尤其有这样的焦虑。


近些年来,张蕊感到黄色信息出现在身边各处,在学生带来的优盘里,以“医药健康”为主题的网站中,都会与它们不期而遇。她的儿子10岁了,她有时会发现他在浏览网页时,对她有所遮掩。


当她向儿子解释了何为“妈妈评审团”后,儿子马上提供了几条线索。


另一位“妈妈”成员魏琛琛,也正为将要面临的性教育问题感到无措。“当孩子问我‘我是怎么样来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她说。


这些妈妈感受到的,都是真实的焦虑。宗春山希望动员这些妈妈,利用家庭的身份加入政府扫黄工作。他知道,“类似的半政府行为,可能会降低组织的自主性色彩。”不过,他也很清楚和政府合作的好处:这是最便捷、最有影响力的方式。


宗春山在不少地方都提到过“妈妈评审团”的建议,不过都没什么下文。这次他和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一拍即合。“协会响应得这么快,出乎我的意料。”


协会成立5年以来,已建立了通知删除机制、曝光谴责机制,以及情况通报机制。在去年开展的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中,中心累计核查了各类网站8万多家,曝光谴责了115家存在低俗内容的网站。


在网络治黄问题上,妈妈们和政府达成了共识:要让网络运营商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与美国欧盟以及台湾地区的网络运营商免责规定相比,这样的解决之道更具中国特色。


鉴别色情信息的烦恼


在删除不良信息的工作中,“妈妈”的称呼的出现带来了更多的温情色彩。尽管这容易产生“家长制”的政治联想,但母亲之爱的意象,也为这一工作赋予了更多的正当性。“在现在和未来,‘妈妈’的角色可能会泛化到社会中更多的人身上。”宗春山说。这一名称,仅就宣传策略而言,就有着明显的优势。


1月29日,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给自愿报名的“妈妈”们上了一堂培训课。培训课上,协会提到:希望在将来,能把“妈妈评审团”做成一个品牌。


从培训课现场看,这个社团的规模还不算大,到场者不到四十位。“因为时间紧,报名的人少,我们给所有北京地区的报名者都发了邀请函。”该协会一位张姓的工作人员说。


培训课上,协会阐述了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并告诉大家色情信息的辨别标准——而这正是引起争议的最大之处。


协会引用了“清理整治网上低俗内容的13条标准”,从直接暴露和描写人体性部位的内容,表现或隐晦表现性行为、具有挑逗性或者侮辱性的内容,情色动漫,到恶意传播侵害他人隐私的内容等,都在“13条”之内。


不过,魏琛琛上过课后,还是对自己能否清楚地界定低俗信息没有信心。“低俗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涉黄,哪些算,哪些不算,我还不能界定出来。”她说。


当然,对于协会来讲,“妈妈”们能不能清楚区分并不是关键问题。毕竟,最终的裁量权还是握在协会的手中。


“妈妈评审团”的章程规定,“妈妈”们需要评审的内容包括:个人监看举报发现的部分,网站主动申请就其某一频道、栏目、板块或某一特定信息进行评审的部分,以及管理部门根据监管需要进行评审的内容等。


之后,北京网络媒体协会将会核实这些举报,并第一时间通过管理系统,自动通知那些服务器架设在北京的网站执行删除。如果服务器架设在北京之外的,系统也能自动通知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处理。


群防群治


“妈妈评审团”成立的新闻刚一播出,就有网上评论称赞说:应该形成更广泛的群众监督机制。“手机扫黄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其中就包括每名家长。”宗春山也说,“最终形成群防群治的局面,并长期进行下去。”


协会之前组织的“北京网络义务监督志愿者”队伍,也是这一逻辑下的具体行动。


2006年4月,北京市网络媒体协会在网上招募为其提供“网络不良信息线索”的义务监督员。两日之内,5000多人回应。8月,首批被选中的200名志愿者正式上岗,其中有教师、中小学生家长和普通公司职员。


这份义务工作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要找的都是见不得人的信息。”一位志愿者说。白天,怕单位的领导、同事发现;晚上,怕女儿看到——只能在她睡觉后用一小时来“除害”。不过好在,“老婆支持我”。


“看到自己昨天举报的不良网页,今天就消失了,真的感觉挺自豪的。”他说。


为了保证效率,北京网络媒体协会还制定了末位淘汰机制:每人每月需举报50条有害信息,要提供网页链接和截屏图像,经协会核实才算有效。每月举报排名末位的网监志愿者暂时“休岗”,名额从5000人储备库中其他申请者递补。


一年后,这个义务的网监团队共举报线索1.2万条。


在2009年的扫黄风暴中,组织网络举报志愿者的形式已在中国各地被普遍采用。


例如,酒泉市肃北县聘请了9名“五老”志愿者——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担任全县网络文化市场义务监督员,并为其培训电脑网络操作和相关法规,颁发聘任证书和义务监督证。


而在杭州,志愿者们被组织成“网络安全卫队”。


像“妈妈评审团”一样,这些志愿者所在机构并不是纯粹的民间性质——尽管北京网络媒体协会更乐意将“妈妈评审团”称之为“民间公益组织”。他们的共同点是:由政府或官方社团将他们组织在一起,也遵照他们的指引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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