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惨烈的桂林保卫战(上)[转]

日寇南下,白崇禧重掌“帅印” 1944年,日军在中国的空军主力被美军“飞虎队”歼灭。海上交通线被切断之后,穷途末路的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它在太平洋的孤军,企图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以及马来西亚的大陆交通线,发起“一号作战”令,不惜代价集中了13个师团约50万人的兵力,于1944年4月开始对平汉线南段发动攻势,郑州、洛阳等地相继失陷。6月18日,敌陷长沙,兵锋直迫粤汉、湘桂两铁路的交汇点——衡阳。日寇进攻衡阳得手后,下一个目标将是桂林、柳州、南宁,最后入越。

日军攻势凶猛,桂林、柳州是必经之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鄂北老河口前线指挥作战,未能回桂,对此忧心忡忡。时在重庆复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的白崇禧遂请黄绍竑、黄旭初到家中密商时局。白崇禧建议黄旭初早点回桂,做好省政府和桂、柳、邕城应变准备。

黄旭初回桂数日后,便电告白崇禧:“桂林市面人心浮动,由于中原会战国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等部不战而溃,对于这次湘北会战也不敢过于乐观。省府召集有关机构会商两次,决定如敌情紧急,省府必须迁移时,应以百色为宜。”

白崇禧接到黄旭初电报后,心里颇感着急。日寇要进广西,不打是不行的,但广西实力有限,眼下只有留守广西的夏威第十六集团军下辖的第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为主,且装备落后,难以抵抗敌军的攻势。因此,白崇禧接到黄旭初告急的电报后,便到重庆西郊的歌乐山下“林园”求见蒋介石。不想,还未坐下,蒋便命他回广西指挥桂柳会战,并答允派陈牧农率第九十三军由川赴桂,坚守湘桂边界黄沙河及全州一线,并允派美械装备桂军第三十一军之一八八师和桂军第四十六军之一七五师两个师。

白崇禧见蒋介石要把嫡系部队开入广西作战,又可获美械装备桂军两个师,已是万事俱备,只有欣然领命了。 1944年7月前后,桂林全市骚动,老百姓再也不能安居,纷纷向乡村或山区疏散。整个城市人心惶惶,满街车辆都向城外奔去。

政府机构遵广西省长黄旭初的既定政策,由民政厅长陈良佐代行职责,着手转移物资到百色,官家眷属亦同政府疏散。一路上难民如蚁,有的坐大卡车,有的坐牛车,有的推木板车,更多是步行,一个个惊慌失措、面容憔悴,肩挑手提、拖男带女。越走越艰难,大家只好边走边忍痛将所带行李丢弃。由于饥饿,小儿女哭到声嘶力竭,有些人眼看小孩活活饿死,也顾不得掩埋,用衣服匆匆一裹放在路旁,又仓皇上路。到处是哭泣声、诅咒声,生离死别的惨状,令人心酸泪下,目不忍睹。

桂林火车站更是一幅世纪末日的悲惨恐怖景象:车站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大吵大叫,呼天抢地之声,令人撕心裂肺!月台上是黑鸦鸦的人群,铁路上也是黑鸦鸦的人群,车上的人哭着、喊着、骂着,车下的人也哭着、喊着、骂着。有些人刚爬上去就掉下来,有些人爬上去又给人推了下来,人们都疯狂了!火车刚开出车站,又成为日寇轰炸、机枪扫射的目标,死伤之状,惨绝人寰。

受此深重灾难,老百姓对日寇的强盗行径恨之入骨。有一次在某村上空打落了日机数架,老百姓一拥而出,人人手握菜刀锄头,只要看见敌机人员,不管是死的、伤的,一律千刀万锄,捣成肉酱尚不解恨。

难得的是,在这大敌当前、民族危难之时,由桂林师范学校师生组成的抗日工作队,徒步数百里,历尽艰辛,迎着硝烟,在桂北一带宣传,组织群众奋起保家卫国,在敌后坚持武装斗争,直到抗战胜利,英勇感人。

当时桂林已动员疏散,气氛紧张,街头群众看到这支北上抗日的学生队伍,顿时情绪振奋,挥手喊好,说抗战有人,中国不会亡,有的青年还跟着要求参加。队伍到灵川、兴安、全州、灌阳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宣传队到达全州时,县城已进入战时状态,居民疏散不少,队员们深入街坊民居和附近村屯,开展小型宣传活动。黄沙河和庙头是广西的门户,一组组队员迎着烽烟赶到两地,走村串巷,发动群众武装保乡。8月7日,衡阳沦陷,战火迫近,队伍才听从安排返回学校,化整为零投入新的战斗,但有许多师生毅然留在了敌后,组成桂北游击队。

衡阳失守,桂军保家卫国 早在衡阳陷落前,白崇禧就奉蒋介石之命,由重庆飞回桂林,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早已到桂林迎候。白崇禧因得到蒋介石批准桂军更换军备和扩编的命令,于是准备在桂林组织一个大战役,拟以桂系第十六集团军主力第三十一军和第四十六军据守桂林,待日军在城下受到一定程度消耗之后,再调在贵州整训的中央军主力围歼日军。战备工作初具头绪之后,白崇禧便皆张发奎一起北上湘境,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薛岳会晤。衡阳保卫战正在激烈进行中,蒋介石指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万一衡阳失守,即将其主力部队部署在湘桂铁路两侧,侧击南进之日寇,使桂柳会战得以从容部署。

当时日军在衡阳遭到了第九战区中央军第十军的顽强抵抗,战况激烈,攻势受挫。日军待后续部队增援,再次向衡阳发起猛攻时,又被国民党军击退。可惜我方增援部队竟被上层调乱未能赶到解围,而被迫后退。衡阳危急,后退的国民党军又如何能切断敌人的交通?白崇禧与张发奎只得尽快离开衡阳赶回广西重新布防了。 车抵黄沙河,这是由湘入桂的门户。黄沙河正面是一片开阔地,背靠山峦,是一个理想的防御阵地。按第四战区的作战计划,第九十三军在黄沙河应以主力占领阵地,另以一个加强团进至庙头占领前沿据点,拟进行持久防御,在时间上滞敌之前进,以排斥桂林市之防御准备。可是当白崇禧和张发奎在巩县黄沙河下车,巡视第九十三军的防御阵地时,只见一个营的士兵或在挖工事,或在树荫下睡大觉,全无临战的紧张状态。

二人见了连忙登车前往全州,到第九十三军军部找着军长陈牧农,责问为何不执行第四战区长官部的作战计划,将军队之主力推进至黄沙河构筑工事作持久防御?陈牧农却不慌不忙地向白、张出示蒋介石的电令:“以一营兵力守黄沙河,军之主力皆驻全州县城。”

白崇禧和张发奎看了蒋的电令,一时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心想衡阳不保,全州不守,驻贵州中央军不来,桂柳会战还有什么希望?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苦心经营的广西模范省危在旦夕。 白崇禧一言不发,只好和张发奎登车回桂林重新布防了。现在只有桂军可调动,桂军第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官兵全是广西子弟,守土有责,为保卫桑梓而战,义不容辞。回桂林后,翌日上午召开桂林师级以上防守作战会议。司令夏威、副司令韦云淞,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第四十六军军长黎行恕先后发表意见,拥护白崇禧的防御作战方针,即依山城形势进行野战防御,但守城必须有城外机动部队之策应。会后即指定军令部第三厅厅长张秉钧、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韩练成和第四战区参谋处长李汉钟三人起草防守书面计划呈白崇禧核批,再交城防司令韦云淞执行。

但在临战前,为了保存实力,韦将三十一、四十六两军中战斗力较强的第一八八师海竟强部和一七五师甘成城部调出桂林,只留下一三一师和大部分是新兵的后调师一七○师防守桂林,配属七十九军之七一二团又两个步兵营,以及约两个营的炮兵部队,只有22门火炮(加农炮2门、山炮12门、高射炮4门、战车防御炮4门)。没有飞机,因日寇逼近,陈纳德将军下令“飞虎队”从秧塘机场撤离。美军在9月20日撤离前销毁了价值高达百万美元的物资和设备,这是多少架次的驼峰队员飞运来的!可惜此时此刻已无法再转运他地。 由于工兵部队和器材缺乏,无法提供大量的钢筋水泥,守军的防御工事大部分为临时性的野战工事,一部分则是利用石山岩洞加砌石块构成的掩体,重点阵地前才有铁丝网及地雷。此时桂林成了孤城,但防城部队并不孤单,从广西各地自发进入桂林城的地方民团与他们一起坚守阵地,迎战敌人。

日寇南下,白崇禧重掌“帅印” 1944年,日军在中国的空军主力被美军“飞虎队”歼灭。海上交通线被切断之后,穷途末路的日本侵略者,为了挽救它在太平洋的孤军,企图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以及马来西亚的大陆交通线,发起“一号作战”令,不惜代价集中了13个师团约50万人的兵力,于1944年4月开始对平汉线南段发动攻势,郑州、洛阳等地相继失陷。6月18日,敌陷长沙,兵锋直迫粤汉、湘桂两铁路的交汇点——衡阳。日寇进攻衡阳得手后,下一个目标将是桂林、柳州、南宁,最后入越。

日军攻势凶猛,桂林、柳州是必经之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鄂北老河口前线指挥作战,未能回桂,对此忧心忡忡。时在重庆复任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的白崇禧遂请黄绍竑、黄旭初到家中密商时局。白崇禧建议黄旭初早点回桂,做好省政府和桂、柳、邕城应变准备。

黄旭初回桂数日后,便电告白崇禧:“桂林市面人心浮动,由于中原会战国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等部不战而溃,对于这次湘北会战也不敢过于乐观。省府召集有关机构会商两次,决定如敌情紧急,省府必须迁移时,应以百色为宜。”

白崇禧接到黄旭初电报后,心里颇感着急。日寇要进广西,不打是不行的,但广西实力有限,眼下只有留守广西的夏威第十六集团军下辖的第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为主,且装备落后,难以抵抗敌军的攻势。因此,白崇禧接到黄旭初告急的电报后,便到重庆西郊的歌乐山下“林园”求见蒋介石。不想,还未坐下,蒋便命他回广西指挥桂柳会战,并答允派陈牧农率第九十三军由川赴桂,坚守湘桂边界黄沙河及全州一线,并允派美械装备桂军第三十一军之一八八师和桂军第四十六军之一七五师两个师。

白崇禧见蒋介石要把嫡系部队开入广西作战,又可获美械装备桂军两个师,已是万事俱备,只有欣然领命了。 1944年7月前后,桂林全市骚动,老百姓再也不能安居,纷纷向乡村或山区疏散。整个城市人心惶惶,满街车辆都向城外奔去。

政府机构遵广西省长黄旭初的既定政策,由民政厅长陈良佐代行职责,着手转移物资到百色,官家眷属亦同政府疏散。一路上难民如蚁,有的坐大卡车,有的坐牛车,有的推木板车,更多是步行,一个个惊慌失措、面容憔悴,肩挑手提、拖男带女。越走越艰难,大家只好边走边忍痛将所带行李丢弃。由于饥饿,小儿女哭到声嘶力竭,有些人眼看小孩活活饿死,也顾不得掩埋,用衣服匆匆一裹放在路旁,又仓皇上路。到处是哭泣声、诅咒声,生离死别的惨状,令人心酸泪下,目不忍睹。

桂林火车站更是一幅世纪末日的悲惨恐怖景象:车站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大吵大叫,呼天抢地之声,令人撕心裂肺!月台上是黑鸦鸦的人群,铁路上也是黑鸦鸦的人群,车上的人哭着、喊着、骂着,车下的人也哭着、喊着、骂着。有些人刚爬上去就掉下来,有些人爬上去又给人推了下来,人们都疯狂了!火车刚开出车站,又成为日寇轰炸、机枪扫射的目标,死伤之状,惨绝人寰。

受此深重灾难,老百姓对日寇的强盗行径恨之入骨。有一次在某村上空打落了日机数架,老百姓一拥而出,人人手握菜刀锄头,只要看见敌机人员,不管是死的、伤的,一律千刀万锄,捣成肉酱尚不解恨。 难得的是,在这大敌当前、民族危难之时,由桂林师范学校师生组成的抗日工作队,徒步数百里,历尽艰辛,迎着硝烟,在桂北一带宣传,组织群众奋起保家卫国,在敌后坚持武装斗争,直到抗战胜利,英勇感人。

当时桂林已动员疏散,气氛紧张,街头群众看到这支北上抗日的学生队伍,顿时情绪振奋,挥手喊好,说抗战有人,中国不会亡,有的青年还跟着要求参加。队伍到灵川、兴安、全州、灌阳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宣传队到达全州时,县城已进入战时状态,居民疏散不少,队员们深入街坊民居和附近村屯,开展小型宣传活动。黄沙河和庙头是广西的门户,一组组队员迎着烽烟赶到两地,走村串巷,发动群众武装保乡。8月7日,衡阳沦陷,战火迫近,队伍才听从安排返回学校,化整为零投入新的战斗,但有许多师生毅然留在了敌后,组成桂北游击队。

衡阳失守,桂军保家卫国 早在衡阳陷落前,白崇禧就奉蒋介石之命,由重庆飞回桂林,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早已到桂林迎候。白崇禧因得到蒋介石批准桂军更换军备和扩编的命令,于是准备在桂林组织一个大战役,拟以桂系第十六集团军主力第三十一军和第四十六军据守桂林,待日军在城下受到一定程度消耗之后,再调在贵州整训的中央军主力围歼日军。战备工作初具头绪之后,白崇禧便皆张发奎一起北上湘境,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司薛岳会晤。衡阳保卫战正在激烈进行中,蒋介石指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万一衡阳失守,即将其主力部队部署在湘桂铁路两侧,侧击南进之日寇,使桂柳会战得以从容部署。

当时日军在衡阳遭到了第九战区中央军第十军的顽强抵抗,战况激烈,攻势受挫。日军待后续部队增援,再次向衡阳发起猛攻时,又被国民党军击退。可惜我方增援部队竟被上层调乱未能赶到解围,而被迫后退。衡阳危急,后退的国民党军又如何能切断敌人的交通?白崇禧与张发奎只得尽快离开衡阳赶回广西重新布防了。 车抵黄沙河,这是由湘入桂的门户。黄沙河正面是一片开阔地,背靠山峦,是一个理想的防御阵地。按第四战区的作战计划,第九十三军在黄沙河应以主力占领阵地,另以一个加强团进至庙头占领前沿据点,拟进行持久防御,在时间上滞敌之前进,以排斥桂林市之防御准备。可是当白崇禧和张发奎在巩县黄沙河下车,巡视第九十三军的防御阵地时,只见一个营的士兵或在挖工事,或在树荫下睡大觉,全无临战的紧张状态。

二人见了连忙登车前往全州,到第九十三军军部找着军长陈牧农,责问为何不执行第四战区长官部的作战计划,将军队之主力推进至黄沙河构筑工事作持久防御?陈牧农却不慌不忙地向白、张出示蒋介石的电令:“以一营兵力守黄沙河,军之主力皆驻全州县城。”

白崇禧和张发奎看了蒋的电令,一时面面相觑,做声不得,心想衡阳不保,全州不守,驻贵州中央军不来,桂柳会战还有什么希望?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苦心经营的广西模范省危在旦夕。 白崇禧一言不发,只好和张发奎登车回桂林重新布防了。现在只有桂军可调动,桂军第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官兵全是广西子弟,守土有责,为保卫桑梓而战,义不容辞。回桂林后,翌日上午召开桂林师级以上防守作战会议。司令夏威、副司令韦云淞,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第四十六军军长黎行恕先后发表意见,拥护白崇禧的防御作战方针,即依山城形势进行野战防御,但守城必须有城外机动部队之策应。会后即指定军令部第三厅厅长张秉钧、第十六集团军参谋长韩练成和第四战区参谋处长李汉钟三人起草防守书面计划呈白崇禧核批,再交城防司令韦云淞执行。 但在临战前,为了保存实力,韦将三十一、四十六两军中战斗力较强的第一八八师海竟强部和一七五师甘成城部调出桂林,只留下一三一师和大部分是新兵的后调师一七○师防守桂林,配属七十九军之七一二团又两个步兵营,以及约两个营的炮兵部队,只有22门火炮(加农炮2门、山炮12门、高射炮4门、战车防御炮4门)。没有飞机,因日寇逼近,陈纳德将军下令“飞虎队”从秧塘机场撤离。美军在9月20日撤离前销毁了价值高达百万美元的物资和设备,这是多少架次的驼峰队员飞运来的!可惜此时此刻已无法再转运他地。

由于工兵部队和器材缺乏,无法提供大量的钢筋水泥,守军的防御工事大部分为临时性的野战工事,一部分则是利用石山岩洞加砌石块构成的掩体,重点阵地前才有铁丝网及地雷。此时桂林成了孤城,但防城部队并不孤单,从广西各地自发进入桂林城的地方民团与他们一起坚守阵地,迎战敌人。 9月下旬,日军越过黄沙河,直扑广西北面门户全州县。布防于全州的中央军第九十三军一触即溃,为严肃军纪,张发奎奉令把军长陈牧农押来桂林枪决。由于全州门户洞开,日军4个师团逾10万兵力和300多辆坦克、30多架飞机及大量重炮集结于桂林一线,准备进攻。

由于日军集结桂林一线,准备进攻桂林市,一贯沉着稳重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发表讲话,呼吁全省军民团结一致,做好防守攻敌,组织各地民团,配合国军把日寇歼灭。 广西各地民团遵照黄的指示,为打击日本鬼子做好周密的安排。灵川某村当地民团觉得鬼子枪炮精良,不能硬拼,只能智取,于是他们分成两路:一路由100多名团员持土枪和炸药,分三方包围村里的晒谷场;另一路由10多名团员扮成厨师给日军下厨,把饭菜送到晒谷场。这些饿狼似的日军,闻到香喷喷的酒菜就狼吞虎咽。桂林秋天特别干燥炎热,日军个个脱光上衣,酒足饭饱后昏昏欲睡,枪支整齐地架在一边,对我方民团的摸近全然不知。就在这时团长一声令下,四面立即响起枪声,土枪子弹密集地射向日军,炸药震耳如雷,日军惊慌失措,既来不及抵抗,又毫无退路,10多分钟过去,晒谷场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日军的尸体。

此时,正在另一个村庄做饭的几十名鬼子,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后立刻起来,途中被事先埋伏的民团伏击。日军走投无路,被我民团逼近一个山坳里,成了瓮中之鳖,民团将日军一网打尽,将敌人全部歼灭。

广西子弟铁血丹心战倭寇 1944年10月28日,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桂林城外的屏风山、猫儿山等独立据点进攻。驻守这里的两营桂军部队一直抵抗到11月4日,除一人回城报信幸免于难外,全部战死在阵地,无一人投降。

随着笔架山、猫儿山的失守,日军开始直接进攻桂林城。而桂林保卫战在临时调防后,兵源一减再减,实际仅以桂军一三一师为主力。师长阚维雍,号伯涵,原名庆福,广西柳州人,曾在南京陆军工兵学校深造7年,毕业后再入中央陆军大学乙级将官班第一期深造。1944年9月中旬他接到防守桂林的命令,即率部由南宁北上并下定了与桂林共存亡的决心。在给其妻的信中表示,坚信“抗战胜利在望”,此役关系重大,“我师总要与日军厮杀一场”,“不成功便成仁”。 阚师长精心部署桂林防务,所辖3个团负责漓江以东(即城东)、老君洞兴侯山隘一线以北(即城北和城西北)及中正桥(今解放桥)3个防区。虽只有3团守军,却全是桂军,骁勇强悍,采取以山头为据点战术。

城东的猫儿山、屏风山失陷后,日军即以此为支撑,逐点攻击侧翼已暴露的普陀山、月牙山守军阵地。守军凭借石山阵地,勉强抵抗,有的阵地反复争夺,数度易手,多处发生白刃格斗,双方死伤无数。激战到11月7日,在予敌大量杀伤之后,守军后援不继,各山头阵地相继失陷。三九一团团长覃泽文被迫将指挥所和残余部队撤入七星岩内,迅速组织各据点撤退的幸存者以岩口突石凹缝作掩体,抗击进攻敌人。

七星岩内纵横交错,有上、中、下3层,深达1郾2公里,最高处27米,最宽处49米,深宽曲折,有东西南北四个出入口,易守难攻。此时,岩内驻扎有野战第三医院及一批伤病员,还有团属卫生队、输送队和担架兵、防毒排等非战斗人员,加上团部、第一营营部偕同第一连、轻机连、特务排、山炮排和退守入岩官兵,共1000多人。此时,岩内官兵同仇敌忾,誓作最后一搏。

日寇在七星岩下威迫抓来的农民,在山下显眼处充当炮灰,传话要守军出来投降。但岩内守军宁愿为国战死,没有一个出来投降,还击毙了几个日寇。此时,抓来的农民乘乱逃散了。

11月8日傍晚,日寇已占领普陀山大部,七星岩守军仍孤军坚守。日寇为尽快消灭城东的守军,使用高热火焰发射器轰击前岩,又将大量汽油喷入岩内燃烧,前岩房屋立即化成浓烟,岩里充满了烟雾。但岩长洞深,官兵骚动一阵后,仍坚持据守。 9日黄昏,恼羞成怒的城东日寇下了最狠的毒手。他们在城北部队总攻城中心的同时,再次向七星前岩猛烈轰击,接着不顾国际公法,竟投入大量的红色、黄色的毒气弹。毒气比重大,从高向低流,压缩的毒气立刻形成一股股气流冲入岩内,由粗变细散开。防毒排发出了警报,但由于没有防毒设备,岩内守军瞬间便严重地落泪、呕吐、糜烂、喷嚏,数分钟后全部气绝。30钟左右,前岩和近前岩的守军均以身殉国,只有退至后岩的团长数人突围。

我守军被毒杀惨烈阵亡。在桂林沦陷的8个月里,日寇异常胆寒,未敢进岩探个究竟。光复后,广西省长黄旭初命亲信桂林省会警察局局长谢凤年率队搜岩殓骸,但见七星岩前岩及其附近,到处是守军遗骸。这些遗骸均为完整形象,多保持卧射、坐射、立射、牵马等的临战状态,且都怒目咬牙,如雕塑群像一般,计有823具,极为惨烈。

城东激战的同时,日军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向北门车站、甲山和西门德智中学以及南门将军桥等守军阵地发起全线进攻。 11月8日,敌军以重炮百余门、战车30多辆,在大批飞机的助战下,猛攻一三一师三九二团阵地中正桥以及伏波山沿河一带阵地。伏波山山头据点是日军难以对付的直射炮阵地,有力地阻隔着城东渡江西进和北下南进的日寇。

午后,日军摧毁中正桥西侧盐街一线守军阵地,随即分乘登陆艇、橡皮艇甚至竹筏,强渡漓江,但被桂军准确的火力杀伤大半,地方民团敢死队甚至在身上绑上手榴弹,去炸毁日军的登陆艇。日军仅仅在漓江上就付出了阵亡7000多人的代价,但仍被一股日军占领了桥头堡,并向南北发展。此时,象鼻山桂军炮兵倾泻炮弹挡阻,终于遏止日军后续部队渡江。一七○师副师长巢威亲率预备队反击突入之敌,部分日军龟缩于街道房屋内负隅顽抗。

战至11月9日拂晓,日寇发起第二次全面总攻,以100多门火炮一齐向城北、城西北各守军据点发射,达10分钟之久。顿时市区炮声隆隆、地动山摇、浓烟冲天,接着日机飞临市区上空轰炸,之后日军各部一齐出击。日军又趁漓江水涨淹没了铁丝网之机,攻破了桂林守军设立在漓江两岸的第二道防线。此时,城北的日寇第五十八师团与城东已强行渡江的第四十师团共上万人,形成南北夹击。但是我一三一师守军仍在顽强抵抗,使敌人西渡中死尸布满漓江,河水尽变为赤。

8时20分,我独秀峰的炮兵猛烈反击,大量炮弹落在日寇炮兵阵地上。11时,敌人第五十一旅团坦克25辆沿北门外大街向北门口推进,被我军三九二团的反坦克壕陷阻,大大地挫伤了敌人一举攻克的嚣张气焰。中午,日军又展开更猛烈的攻势。三九二团在北门与敌血战,伤亡殆尽。此时桂林市内,中南路一带守军与敌人发生巷战,战事极残酷惨烈,但是桂林守军都抱着必死决心与桂林共存亡,士气十分高涨。而且守军立足于主要与日军打巷战,他们把所有的房子都修成了碉堡,在所有的路口都建了防御工事,所有的水井都下了毒,实行焦士抗战。来自广西各地的民团,更是组成了数千人的敢死队,在身上绑了手榴弹或者炸药包,然后用自己的身体炸毁日军的坦克。

桂林被硝烟炮火吞没了,几百年来一直静静流淌着的漓江,也被激怒得掀起波浪。城内的每一座房屋、每一条街巷、每道残垣、每一道断壁、都在燃烧着,每一寸土地上都是血与火。进入城中的日军惊骇地发现,面对的竟是一支赤膊、面目熏黑的军队。他们手握大刀,身上挂满拧开了盖子的手榴弹,大刀飞舞,手榴弹爆炸。一个排打光,又一个排从瓦砾里走出来;一个连打光,又一个连从断壁后冲出来。攻入城内的日军留下一大批尸首,不得不退出来,如此反复27次。当日下午,终因日军大量增援,城中据点大都丢失,战局已无法挽回。

11月10日,曾坚守城西北马鞍山、观音山、清塘山、宝绩山阵地的三九二团,被命为后卫,增援到城西的老人山和隐山,经两日的苦战,该团伤亡惨重,团长吴展(桂林恭城人)最后率领余部200人左右退守到隐山。隐山原是城南守军一七○师的指挥部,该师已于11月9日随司令部西撤。吴团长吩咐弟兄们节约子弹,在50米内射击敌人,一些狂妄的日军为此丧命。中午,敌五十八师团突然向隐山老君洞步步发射炮弹,老君洞为六洞相连,守军仍然顽强抵抗。日军遂不择手段,以毒气弹攻击,丧心病狂地向老君洞等6个洞的洞口投入了大量的毒气弹,吴团长与退守官兵一同殉国。城北、城西北的守军余部,在失去统一指挥后,仍各自为战,坚持抵抗,与日军同归于尽。

日军第五十八师团团长在日后的战报中称:“我师团在桂林遭到了广西当地土著武装的顽强阻击,这些土著武装的装备虽差,但是极为凶悍,至死决心甚浓,其勇猛为我军远远不及,我军士气低落到极点……”日军下级军官也有这样的记录:“自小听说桂林景色怡人,为世之罕见,但今日我军遭到了自战争以来最凶猛的抵抗,城中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地雷,全城在肉搏,我大队900多人在战役结束后仅剩70多人,且多为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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