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写的全球销量之最≮当中国统治世界≯—。—

李华梅 收藏 1 1008
导读:《当中国统治世界》是马丁·雅克先生的最新著作。作者凭其多年的东亚国家游历,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幽默的文笔,对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取得了很大的市场成功,《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等各大媒体的纷纷报道,充分说明本书引起的广泛重视。在写作过程中,马丁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欧洲中心做过访问学者,笔者也有幸多次与之交流。 乍听书名,不禁有耸人听闻之感,但细读本书后,发现全文分析持平、冷静。马丁是为数甚少的对中国有所偏好的西方作者之一,所以在描述中国的情况时,大量选用中国方面的材料,更

《当中国统治世界》是马丁·雅克先生的最新著作。作者凭其多年的东亚国家游历,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智慧幽默的文笔,对当今时代的发展潮流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取得了很大的市场成功,《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等各大媒体的纷纷报道,充分说明本书引起的广泛重视。在写作过程中,马丁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欧洲中心做过访问学者,笔者也有幸多次与之交流。

乍听书名,不禁有耸人听闻之感,但细读本书后,发现全文分析持平、冷静。马丁是为数甚少的对中国有所偏好的西方作者之一,所以在描述中国的情况时,大量选用中国方面的材料,更加贴近中国的现实。

作为一个学者,笔者认为本书在理论上存在几个鲜明的特点:

(1)世界上实现现代性的方式绝非只有西方模式。作者在第4章中提到:未来世界不只存在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现代性,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现代性。虽然马丁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观点的学者,但他列举中国的例子来证明这个观点,显然很有新意。

(2)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从1648年国际关系进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组成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并习惯于用“民族国家中心观”来分析问题,但这并不适合于中国。已故麻省理工学院白鲁恂(LucianPye)教授曾有一段经典言论:“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她更是一个有着民族国家身份的文明国家。中国现代史可以描述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把一种文明强行挤压进现代民族国家专制、强迫性框架之中的过程,这种机制性的创造源于西方世界自身文明的裂变。”这段话为中国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在如今很多西方学者和海归学者都继续沿用“民族国家”单位来分析中国问题的背景下,本书作者坚持从文明国家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实乃对中国研究方法论做出的一大贡献。

(3)作者关于“中央王国心态”(mentalityoftheMiddleKingdom)的分析,也是对中国特性研究的一次勇敢尝试,且不论其观点到底有多么准确,至少能让中国读者了解到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起到兼听则明的效果。

在本书观点中,最容易刺激西方人神经的观点,应该是“中国崛起远远超出经济的范畴,包括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崛起,而且中国崛起的影响远大于美国崛起的影响”。笔者个人认为,要准确判断当前中国所处的状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发展势头堪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媲美,但是同时社会却陷入了严重失序(disorder)的境地 旧秩序在消失,新秩序尚未建立,所以中国是当今大国中情况最复杂、内部矛盾最多的国家。这给社会科学各领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毕竟现有的社会科学都是根据北美、西欧等地区人们的集体心理和集体行为总结出来的,所以在解释中国问题时显得比较苍白,缺乏信服力。在此,笔者建议用“双重特性方法”(dualidentityapproach)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

中国是处在现代化中的巨型国家,用一般意义上的“大国”来形容中国不甚妥当。根据农业专家的观点,从粮食消耗量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实为14亿,相当于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在内的整个欧洲的2倍。另外,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极快,过去60年中国现代化的成就基本上等于欧洲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的200年。经过百年的探索,中国目前已经基本适应工业文明,在农业文明时期表现卓越的中国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历经痛苦,但是取得的成就也非凡无比。随着中国的崛起,工业文明的历史正在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与欧洲千万级人口的结合;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化与美苏1亿级人口的结合;而在当前的中国,工业化正在与10亿级人口结合,其世界史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这些都是中国故事的一个方面。

中国故事的另一方面,便是庞大的巨型国家内部面临的众多现实挑战和不确定性,现实方面的挑战媒体和学术界天天在述说,这里就不谈了。笔者更看重的是中国古代传统和近代传统中的问题。自宋朝之后,中国内部开始出现势力强大的文明腐败(非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腐败”),导致内部衰败和外部入侵。尽管中国文明在接受现代化洗礼的过程中,采用了反思、革命、改革等多种手段遏制文明腐败,但结果如何却仍无法知晓。另外,从晚清开始,中国精英层就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其中还出现过两大反思高潮,即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思潮和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思潮,近百年的反思使中国文化取得了斐然成就,使我们能够用现代学理来梳理传统文化,但也不乏错误思潮,“文学家式的批判主义学统”便是其中之一。这种思潮的特点是感性而非理性地看待中国,虽然能准确意识到中国存在的问题,却无力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所以最终只能“我骂故我在”,以激愤的批评代替冷静的分析,以偏概全,以点带面,其逻辑错误在于将中国人在一段时期内未能成功应对工业文明挑战的现实归结为中国人不行、中国文化不行,犯下“不完全归纳”的逻辑错误,造成中国人由此丧失自信、丧失主体的恶果。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中国人后来学习苏联时变得比苏联还“左”,学习西方时变得比西方更“右”,完全丢失了自己的根基,没有了自己的特性。马丁的书提醒中国人从这个意义来看待自己的根,如果最后真能发挥这样的功效,那将是马丁的贡献,中国学术界的悲哀。上述种种历史和现实问题使我们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处于一种不太确定的状态。

总之,中国在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如果中国能够作为一个成功的农业文明重演工业文明的辉煌,那将是人类历史的奇迹。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重要的应该是进一步努力,使自己的国家完全实现工业化;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不仅应该从理论准备、知识储备和产业技术等方面参与现代化进程,而且应该向国内人民和外部世界解释好自己国家的文明和路径,减少彼此文化理解中的障碍,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使崛起的中国更早更快地被世界接纳,同时也为全球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

“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它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可能是全球化竞技场上最有影响力的 球员 ,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终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

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的主导力量。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实力也遥遥领先于苏联,其经济规模是后者的两倍,军事实力和科技能力也无比强大。“二战”以后,美国是创建一系列国际或全球机构的主要推动者,例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举动都证明美国已经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实力和权威。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瓦解了,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同时,还促使苏联解体后的部分领域和国家开放了各自的市场,并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持。

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即使当年处于最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也无法与当今美国的综合实力相提并论。美元成为世界通行的货币,绝大多数贸易都是以美元来进行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储备也都是美元。除联合国以外,美国主导了所有的重要全球机构,其军事影响力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似乎无懈可击,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人们习惯用“超级实力”或“单极”等词语来描述这支新兴的、独一无二的力量。

全球最强实力的接力棒,在传到美国手中之前,一直都是由欧洲掌控的,尤其是主要的欧洲国家,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还有早先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从18世纪末叶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中叶,欧洲一直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塑造着世界历史。工业化是欧洲活力的动力,殖民征服是欧洲扩张的惯用模式。虽然“一战”之后,欧洲的地位日益衰落,尤其是1945年之后,更是急剧下降,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作为新崛起的力量,实际是欧洲文明的产物。美国充当了旧世界和新世界沟通的桥梁,一方面使其表现出西方的一些理念,另一方面也舒缓了同英国的潜在竞争关系。20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一直都为西方所主导,首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

现在,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历史性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还相对处于初级阶段,但是它最终必将改变整个世界。在经济规模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在急速地撼动着10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的主导地位。1973年,发达国家约占全球GDP的60%,而到了2001年,这一比例下降为50%。当然,哪怕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先进的国家,要想获得与发达国家同等成熟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它们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而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球经济重心的偏移。当前有几种现象可以阐释这种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

世纪之交的时刻,过去20多年来持续下滑的商品价格终于开始回升,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结果,直到遭遇全球经济衰退,这一趋势才得以逆转,至少从短期来看确实如此。与此同时,东亚经济体在经济领域的出色表现,给它们带来巨额贸易盈余,也使其外汇储备急剧膨胀。这些国家把部分外汇储备投资于主权财富基金,尤其中国和新加坡,旨在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大宗商品生产国,尤其是那些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也从它们的巨额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投资于类似的基金。由此,主权财富基金获得了强大的资金优势,它们手中掌握的资源,显然正是西方金融机构所缺乏的。2008年9月,华尔街几家金融巨头的倒闭,加剧了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态势。一些资金受困的金融大亨转而向主权财富基金寻求支持,同时美国政府极力挽救住房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部分也是为了消除中国等国家的疑虑,因为这些国家向房地美和房利美投入了巨额资金。如果投资国撤资,美元必然会大幅贬值。金融危机生动地体现出东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不同,前者资金富足、多年盈余,而后者资金短缺、数年赤字。

如下图所示,根据高盛的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将是中国、美国和印度,然后是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只有两个欧洲国家位列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即英国和德国,它们分别居第九位和第十位。在当前的G7组织中,只有四个国家位居前十。普华永道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认为到2050年的时候,在经济规模上,巴西将超过日本,而俄罗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也将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如果这些预测或类似的预言果然成真,那么在未来的40年里,世界将会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于当前的景象。

对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

对国民经济规模的预测以2006年的GDP为基准。

这种情形,与人们在2001年时的想法大相径庭。“9·11”事件之后,美国不仅认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还尝试在全球扮演一种能反映其全球影响力的新角色。为了开创新美国世纪,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于1997年成立了新保守主义的智囊团,他们通过了一项原则声明,表达了有别于以往的信条,为布什政府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美国成为世界的超强动力。在领导西方赢得冷战之后,美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在过去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美国是否具有继续驰骋纵横的远见?美国是否有决心塑造一个遵守美国原则、维护美国利益的新世纪?”

2004年,极具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Krauthammer)写道: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世界形势大为不同。美国作为其他国家无法匹敌的唯一力量主导了单极世界,其决定性的影响力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人类历史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的又一次意义深远的大变局。”

全世界人民都深深地意识到,新世纪已经到来了,未来的世界将是美国一国独大。新保守主义者喜欢从苏联解体、美国拥有举世无双的军事优越性的角度来解释世界,而对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却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新军事准则着重强调美国保持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军事实力,以便遏制潜在对手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应当寻求自身利益而非受对手或国际条约的限制。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见下页图),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其他所有国家存在如此巨大的军事优势。与先前的政府相比,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反恐战争成为首要任务,美国与西欧盟友的关系退居次要地位,任意诋毁国家主权原则、坚持声称政权更迭、入侵伊拉克的行为将布什政府的这些政策推向了顶点。但是,美国并没有主导和重塑全球事务,它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国际社会的支持率也下滑至1945年以来的最低点。事实证明,在伊拉克实施强大的军事威慑效果并不明显,相反还损害了美国1945年以后慢慢积累起来的“软实力” 用约瑟夫·奈(JosephNye)的话,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未能理解更深层次的经济趋势的含义,加上对伊拉克局势的错误判断,布什政府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实力,所以其制定的外交政策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结果:不仅没有提高美国的全球地位,反而严重地削弱了它。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是对历史的一种灾难性误读。

2008年全球军费开支的分布状况(亿美元)

*澳大拉西亚,指大洋洲的地区,例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邻近的太平洋岛屿。

军事和政治实力都有赖于经济实力。正如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一书中所说,一个国家行使和保持全球霸权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美国之所以拥有当前超级大国的地位,正是它1870~1950年间经济快速增长,以及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具活力经济体的结果。这种经济实力巩固了其政治、文化和军事实力,并使美国的综合实力从1945年起变得令人惊叹。按照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估算,1870年,美国占全球GDP的8.8%,随后经历了一段比较壮观的增长期,该比例从1913年的18.9%上升到1950年的27.3%,紧接着又出现了缓慢的下降,到1973年约占22.1%,现在则保持在20%左右。考虑到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4.6%,这一比例仍然相当可观,但是其长远趋势却已经显而易见。人们很容易将美国的情形与1850~1914年间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列颠帝国联系起来,因为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所以它享有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巨大经济优势。但是,与美国1944年经济达到顶峰时约占世界GDP的35%(虽然当时的世界深受战争的蹂躏)相比,英国1899年经济状况最好时,还不到世界GDP的9%,到1998年则下滑至仅约3.3%。随着经济地位的迅速恶化,英国作为曾称雄半个世纪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也急剧下降。即使英国追随美国征战伊拉克,它能做出的军事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要称霸全球,打造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前提条件就是雄厚的经济实力。至少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客观的尺度 但是江河日下的列强们似乎总是在否定这一事实。当前的情形与1918年后英国的情况很相似,布什政府(也许奥巴马政府不是如此)没有看清形势,没有看到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力正在大大缩水的事实,而是一相情意地认为在一个新美国世纪,美国将会主导整个世界,在这方面,美国犯了与英国同样的错误。

据估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花费的总预算和经济成本大约为3万亿美元。即使军费开支如此之高,军队还是感觉捉襟见肘。部署时间越来越长,重新部署的次数越来越多,长期服役的士兵越来越少,招募标准不断下降,军队失去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士兵,选择早早离开的军官也不在少数。这便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高昂代价,更别提政治方面的恶劣影响了。而如果再入侵伊朗,其财政负担将会更加庞大:实际上,由于军事原因和政治原因,布什政府已经无力在其他两个它所谓的“邪恶轴心国”伊朗和朝鲜实施类似的军事行动。担负着维持庞大的全球军事存在的重任,加上800多个美军基地星罗棋布地散布在世界各地,正是美国发生巨额经常账户赤字的重要原因(2006年,美国的军费开支约占其GDP的6.5%)。未来时期里,美国将会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兑现这种军事承诺。美国已不再是主要的制造商或制成品的大规模出口商,东亚国家正在稳步占据这一位置。最近,美国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政府的支出超过储蓄,家庭也是如此,自1982年以来,仅有一年例外,其他时期美国的进口一直都大于出口,由此导致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负债。当然,经常账户赤字是可以慢慢弥补的,但是只能通过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和减少负债的方式。这将会进一步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作用,而且侵蚀美国的金融力量。这并不表明短期内由于金融制约,美国必须减少其军事开支:实际上,鉴于军事在美国占据重要地位,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着重强调军事实力,削减军事开支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身为“帝国”,这本身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随着其相对经济实力的持续下降,在未来的某一节点,美国自然无法维持这样的军事承诺,也无法保持目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外国机构对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带来美元持续贬值的担忧一直在增长,这一趋势持续到2008年,而且在未来的某个时点,这种担忧还会卷土重来。

2008年,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警告说,除非美国立即削减政府开支,否则在未来10年美国将丧失顶级的3A信用评级 3A信用评级是于1917年首先授予美国国债的。这是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而接下来,随着美国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拯救金融部门,美国的债务负担又将急剧扩大。

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们很快将要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已经能感受到要接受一种新鲜事物是多么困难:我们早已习惯了当代世界处理问题的套路,从骨子里认定它们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绝非长期的历史周期变化的一部分。考虑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延续了几十年,西方的霸权地位更是历史悠久,这种想法不足为奇。我们习惯称当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很少想到除这两种叫法以外的其他情况。而且,在其他国家仰慕的目光中,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很多既得利益。自然而然,霸权力量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条约灌输给附属国,后者将会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和变革;如果后者没有做出令其满意的回应,它们就会将那些价值观和条约强加在附属国身上,必要时甚至采用武力等极端方式。因此,无论从心态上还是利益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很难设想或接受一个自身影响力不断遭到削弱和缩减的世界。

以全球化为例。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其他国家变得越来越西方化的过程,也即实行自由市场,接受西方资本、私有化、法律法规、人权制度和民主规范的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国家确实付出了很多政治努力。同时,竞争、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强劲压力,促使世界许多发展中城市都出现了集中性和同质性,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移动电话等就是典型表现。然而,由于各个社会的特定历史和文化之间存在着强大的对抗力量,所以最终会发展成各具特色的机构体系,例如家庭、政府和公司。此外,随着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自信,越来越不愿意效仿西方。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可能是全球化竞技场上最有影响力的“球员”,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终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全球化进程涉及无休止的冲突:一方面,包括西方政治压力在内的全球力量不断融合;另一方面,各国也因碰撞而产生离心和本土化的趋势。

1960年之前,与世界其他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和日本享有巨大的经济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农业方面。但是从那以后,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逐渐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结果,现在越来越难以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地区:例如,韩国和台湾地区,目前都被看成发达的地区。但是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步达到西方的发展水平,它们会变得更像西方,还是更不像西方,再或是两种情况的结合体呢?显然,趋同的压力体现了前者,而分歧和本土化的力量又表现出相反的趋势。以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极大不同,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上。只有当这些发展中国家都能达到西方发展水平的较低层次时,探讨趋同或分歧的问题才比较恰当。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只存在唯一一种实现现代性的方式,那就是走西方式的道路,包括接受西方制度、价值观、习俗和信仰,例如法律法规、自由市场和民主规范。人们可能会补充一点,这是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加先进和文明的民族和文化的典型特点:落后国家只有按照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走,才能逐步赶上。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拥有影响力的世界来说,这场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它们最后发展成类似西方的国家,换句话说,即实现西方现代性,那么新世界将与我们早已习惯的当代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这四个国家为例,它们在本质上几乎无异于西方。这正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设想的未来,他预言后冷战时代将建立在一种体现自由市场和民主等西方原则的全新普世主义上。如果它们实现现代性的方式有别于甚至完全迥异于西方模式,那么它们主导的世界将与我们当前仍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制造”的世界完全不同。正如我所要讲述的,正是工业化进程使现代性变成了现实,直到20世纪中叶出现了少数例外的情况,这一看法才有所改变。所以,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西方国家实际上享有垄断性的现代性(其中日本是个特例),因为只有这些国家经历了经济腾飞。可能有人认为,前苏联模式也是一种现代性方式,但是从人均GDP、农村人口所占比例以及技术水平等方面来衡量,苏联与自己声称的正好相反,它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此外,尽管苏联是个欧亚国家,但它却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沿袭了很多西方传统。

日本是一个特例,我将在第2章中予以探讨。“二战”之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太引人注目,直到19世纪70年代它才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但是1945年以后,在经济方面,日本一跃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强劲对手,到8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日本总是试图表明自己具备成为西方国家的特质,尽量淡化自己的政治特色和文化特性。日本在“二战”中战败后一直为美国占领,直至1951年。日本接受美国制定的宪法章程,无权设立军队(日本的安全防护主要依赖美国和日本1951年缔结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它即使没有沦为美国的附属国,也只享有有限的主权。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日本尽管在文化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它依然不屈不挠地试图强调自己的西方特性。

直到前不久,除了日本以外,现代世界的成员几乎清一色地都是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换个说法,便是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笔下的“西部分支”:欧洲国家本身、欧洲移民定居的国家以及欧洲后来征服的国家。所以,西方现代性,或者说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现代性,只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小小的阶段。这些现代性经验或者是欧洲的,或者源于欧洲,它们完全或大部分共享着同样的文化、政治、思想、种族和民族特征。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由此导致的非代表性,通常容易被人们忽视,而这正是过去200多年中西方国家享有的主导优势。但是随着那些拥有异于西方文化、历史以及文明遗产的国家的现代性进程的启动,西方经验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就越来越明显。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正处于这一过程的最初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第一批东亚国家和地区 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才开始了经济腾飞,到7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才加入了这一行列,再后来是中国。一些特征曾经或多或少仅局限于东亚国家和地区 我指的是东北亚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例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现如今已扩散到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1950年,美国GDP几乎是东亚国家的三倍,所有亚洲国家的二倍。而到了2001年,美国GDP仅仅是亚洲的2/3,同时也远低于东亚的水平。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详细讨论现代性的本质,我认为世界上实现现代性的方式绝非唯一,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丰富多样、相互竞争的现代性并存的世界的诞生。这正是21世纪的全新特征,我们迎来了一个我称之为“现代性竞争”的时代。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蓬勃发展,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才是最重要的经济体。她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和驱动力,对新世界拥有日益强大的支配权,短短十多年的时间,其影响力已经遍及了东亚、中亚、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中国大陆与韩国、台湾地区等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不同,它从来都不是美国的附庸,同时还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所以,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是亚洲其他新兴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直到现阶段,西方国家还存在着一种共识,即无论是作为现代性的结果,还是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抑或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体,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以这种信念为基调的,它为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的出口开放市场、赞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允许中国成为日益成熟的国际组织成员提供了支持。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产生太大的改变。这种看法基于三个关键假设:从本质来讲,中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在适当的时候,中国会变成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加入国际组织,接受并遵守其规章制度,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将会以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现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前许多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和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四倍,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那时的中国依然处于向现代经济体转变过程的相对初级阶段,这些经济预测可谓惊心动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假定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呢?新崛起的国家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是国际社会的铁律,这正是霸权力量的意义所在。中国也必将成为这样的一支力量,但是要西方国家去想象这种情形,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占据全球支配地位的时间太长,西方国家已经用这些假设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已经无法做到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它们习惯于用西方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形容显得名副其实,而其他国家进步与否、进步多大,就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他们认为这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逐步消失。但是,认为中国将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除非撇除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将世界简化成只关系到经济和技术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国变得越来越西方的结论。

在第5章中可以看到,东亚国家虽然在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欧洲殖民统治后,又被美国权势笼罩了半个世纪,但是它们事实上并没有西化太深,实在令人称奇。如果这个说法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那它就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了。这里有四个主题,每一个都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它们共同刻画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点,其意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可能在中国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的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些主题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在此我简要概括如下。

首先,不应该仅把中国看成一个民族国家,即使目前她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看待她的。中国在现有的疆域内存在了差不多2000年之久,但只在20世纪才开始认为自己是民族国家。中国人的特性早在断定自己是民族国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与西方不同。在欧洲和美国,人们的特性主要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表述的。通过不断地提及自己拥有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意识到界定他们的不是国家意识而是文明意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不应该被首先看做民族国家,而更应该是文明国家。这个表述的含义是深远的: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大同小异。我将在全书尤其是第6章中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其次,在民族观念上,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等人口大国同样也有所不同。尽管程度各异,但后者普遍认为,它们生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占世界总人口的1/5)的国家,起先由众多民族组成,不足为奇,其中最大的民族是占全国总人口92%的汉族。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它激发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同时推动了几千年来各民族的大融合。中国在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上存在意识形态的成分:19世纪末叶,中国日益陷入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列强的包围之中,民族主义者为了抗击外来入侵者和推翻清朝统治,提出了“汉族”这一说法,获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汉族”一词的作用,比起中国漫长历史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在政治和文化作品中,民族往往是人们容易忽略的话题,但是对待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态度,却是理解各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我在第7章中阐述的那样,它们塑造和界定着中国人看待境内外的外国人的方式。中国人对待差异的态度,是决定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将如何作为的强有力因素。

再次,直到100多年前,整个东亚地区都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所谓朝贡,是指邻国通过向中央王国(即中国)缴纳贡品,来表达对中国文化优越性和强大国力的敬意,以换取中国的仁爱和保护。众所周知,朝贡体系遭到了欧洲列强在东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的破坏,被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WestphalianNation-stateSystem)取代。那么,朝贡体系还有可能在该地区再生吗?一如从前那样,中国仍旧是该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欧洲很久以前就远离了东亚地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也正在逐步削弱。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遍布于该地区的洲际体系将继续沿袭威斯特伐利亚的版本。如果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那么从新生中国的角度来看,东亚已经处于被重新构筑的过程中。我将在第8章思考朝贡国家体系过去和未来的本质。

最后,中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那就是她的统一性。西方曾一度普遍认为,中国将会以一种类似于前苏联的方式解体。这种观点源于对中国根本性误读的基础上。2000年来,中国的疆域一直相对稳定。当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小国的时候,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她统一的进程一直持续至今,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很长时期的割据现象。所以,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容纳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深深地影响了她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识,也为她提供了(至少是潜在的)特殊的力量。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中国与除印度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区别开来。对中国统一性的本质和演进的探讨将贯穿本书,尤其在第3、6、7章着墨更多。

且不论我将在书中讨论的其他观点,单从文明国家、民族、朝贡体系和统一性这四个方面来看,显然中国历史极为独特,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中国崛起为世界最强国,她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因此,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

这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是否会像现在这样接受国际体系,还是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体系?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因为中国仍处在崛起的早期阶段。自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成为国际共同体中守规矩的一员,她付出了诸多努力,向西方国家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约翰·埃肯伯里(JohnIkenberry)提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二战 后的西方秩序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种由一个强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都是恩威并用,既有自愿随从也有被迫无奈,但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独具特色,比起帝国,它更加注重道德的力量,而且易于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其合法性更强,也更持久。其规则和机构体系都扎根于全球范围内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日益强大,后者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前者的完善。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加入,它日益膨胀。它可能产生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可能发出限制增长的信号,总之,所有这些特征使得进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很容易,推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却很难。”

埃肯伯里认为,当前美国创造的国际秩序,拥有吸纳中国并使之成为其中一员的潜力,从长远来看,它也不会被中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替代。这是考量中国崛起之意义的关键晴雨表。迄今为止,任何一个新的全球霸权力量的出现,都会导致国际秩序的重大转变,英国和美国的情形都是如此。关于中国,人们很容易接受一种看法,即中国的崛起最终将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的诞生。这是我将在本书末尾重新回归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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