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战略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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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网易博客“kktt”




[内容提要]关于中国核战略,学界存在着不同的描述方法,这部分地是由于中、英文语境差别造成的。作者辨析了核武器作用相关的中英文概念,并从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出发,通过考察中国核武器发展战略和核力量运行战略,论证中国的核战略是反核威压,而不是最低核威慑。

[关键词]核战略、核威慑、反核威压

[作者简介]李彬,博士,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1、引言


如何描述中国的核战略,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传统上,中国核战略思想被概述为“自卫”。[1]现在,西方学术界、中国一些学者以及部分实践部门倾向于用“最低核威慑”来描述中国核战略的特征。[2]也有另外一些学者用“反核威慑”来描述中国的核战略。[3]这些不同的表述到底有哪些差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过去,中国政府一直批评核威慑政策。[4]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起,一些中国学者开始认为,单纯的核威慑战略本身并没有不合适的地方,甚至认为中国的核战略属于核威慑。另外一些中国学者反对这种说法。笔者曾经是核威慑说法的支持者。这种辩论体现在《2000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里。白皮书的中文版本用“遏制他国对中国可能的核攻击”来描述中国的核战略,[5]而其英文版本则直接使用了deter(威慑)。[6]

上述的表述差异并不代表中国没有确定的核战略,但却反映出我国相关领域的专家在对我国核战略的认识上缺乏足够的沟通。这种沟通上的不足可能会给学术传承和政策理解带来困难。

一些外国安全专家对我国核武器的发展非常关注,并经常对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步伐和规模进行预测。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实力有所增长之后,外国学者往往先高估我国核武器的发展规模,当他们发现预测与事实不符之后,只好不断地推迟他们预测的目标时间。这些预测者并不都是强硬派、或者信奉“中国威胁论”。造成这种高估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对中国的核战略有误读。按照他们理解的核战略,中国在经济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似乎应该快速增加核武器数量。而中国并没有这么做。这表明,外国学者对中国的误读不利于我国的和平形象。

笔者试图对中国核战略做出一个全面的、准确的描述,并根据我国第一代决策者的论述、中国核武器发展及运行的特点来说明中国的核战略是反核威压,而不是最低核威慑。


2、核武器作用及相关概念辨析


核战略可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核战略思想(nuclear doctrine),或称核学说,主要回答核武器具有哪些作用以及如何利用核武器的作用。第二,核战略(nuclear strategy),主要回答本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目的及基本要求。第三,核武器发展战略和核力量运行战略等。核武器发展战略对核武器发展的质量目标、数量目标以及发展步伐给出具体要求,大体上由国防工业系统负责实施;核力量运行战略对核武器的部署模式、维护、训练、操作、瞄准、发射等给出具体要求,大体上由核力量部队负责实施。

核武器的直接作用就是利用核爆炸所产生的物理效应打击对方,这也被称作使用核武器。使用核武器大致有两种情形:第一,像常规武器一样,为谋求战场优势而使用,这被称作核作战(nuclear war-fighting);第二,警告对方无效而使用。专门为第一种情形而开发的核武器叫做战术核武器。第二种情形的主要目的是利用核武器的影响力。核武器的影响力可以表现在各个方面。国际安全专家主要关注核武器强制性的影响力。在核武器强制性的影响力中可以粗略地挑出两类:第一,迫使其他国家放弃它想做的事情;第二,驱使其他国家做它不愿意做的事情。前者叫做核威慑(nuclear deterrence);后者叫做核驱使(nuclear compellence)。[7]核驱使有时也被译作核强迫、核威逼。核武器强制性的影响力总体上可以称为核威压(nuclear coercion)。Coercion也常常被翻译成强制、强迫。为了与compellence区别,我们不便于使用强迫,因此使用威压,当然也可以使用强制。核威压就是通过建立或者显示核武力,使得其他国家产生畏惧感,从而迫使其他国家在安全争执中屈服退让。通过扬言核打击来迫使对方屈服,当发现对手不屈服之后,不可能真正实施核打击的核威压行为称作核讹诈(nuclear blackmail)。

英语中的威慑(deterrence)是指,扬言对对手的行动进行惩罚、或者采取措施降低对手的行动效果,由此打消对手的行动企图。通过扬言惩罚来阻止对手的行动称为惩罚性威慑(deterrence by punishment);通过降低对手行动效果来阻止对手行动称为抵消性(或称拒止性)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8]核威慑是通过扬言核报复来打消对手行动念头,因此,属于惩罚性威慑。汉语语境中的“威慑”与deterrence含义差别较大。汉语语境中的威慑大体上是指“不战而屈人之兵”,相当于上文所讨论的威压(coercion)。因此,本文开始部分提到的“反核威慑”的说法,其含义应该是 “反核威压”。一般来说,接触西方文献较少的中国学者按照“不战而屈人之兵”来使用“威慑”这一词汇,熟悉西方威慑理论的中国学者按照“阻止一个行动”来使用“威慑”这一词汇。中国学者大多非常熟悉基辛格的威慑有效性度量公式。其含义是:威慑有效性是力量、使用力量的决心以及对手对这二者感知的乘积。[9]不幸的是,这个公式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威压行为,例如,驱使行为。那些用威慑来称呼所有威压行为的中国学者不能通过这个公式体会到中西语境中威慑含义的巨大差别,因此,他们在应用中也就没有刻意地区分二者。

这种词汇学上的不一致带来了国内学者相互讨论的困难,也使得外国学者在阅读中国文献时感到困惑。本文使用 “威慑”这一词汇的时候,含义是“通过惩罚来阻止一个行动”,对应于英文中的deterrence;本文用“威压”来表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含义,对应于英文中的coercion;本文所说的“反核威压”对应于英文中的counter-nuclear coercion。

通过维持基本的核报复力量来慑止核进攻,这被称作最低核威慑(minimum deterrence, minimal deterrence)。最低核威慑本身是一种防御性的姿态。由于最低核威慑战略与“不首先使用”承诺具有可协调性,一些学者将中国的核战略描述为最低核威慑,[10]笔者也曾经持这样的看法。[11]

通过核报复来慑止常规进攻,这被称作扩展的核威慑(extended nuclear deterrence)。扩展的核威慑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对第三方提供核保护伞。本文使用扩展核威慑的时候,仅限于第一层含义。扩展核威慑战略所要求慑止的常规进攻可能具有不同的规模或形式。一种极端情况是,扩展核威慑战略仅用来慑止那些对本国毁灭性的常规攻击,核报复仅仅是最后的手段(last resort)。扩展核威慑战略要求慑止的常规进攻越多,威慑本身的挑衅性越大,其可信性越低。

假定被威慑者是理性的,可以推导出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先发制人打击所造成的损失与报复打击所造成的损失相比没有明显差别。当核打击规模很大的时候,增加核打击中使用核武器的数量并不能显著增加核打击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这个时候的损失被称作不可接受的损失(unacceptable damage),或者不可忍受的损失(intolerable damage)。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报复打击中给对手带来不可接受的损失,那么就称这个国家达到确保摧毁(assured destruction)的要求。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McNamara)提出的不可接受损失的标准是在核报复打击中消灭对手三分之一的人口、二分之一的工业。[12]这一标准称作麦克纳马拉标准 (McNamara Criterion)。在报复打击达到麦克纳马拉标准之后,先发制人打击的规模虽然比报复打击大,但是造成的损失并不会明显多于麦克纳马拉标准。此时,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就没有好处,最低核威慑就是有效的。如果对峙双方都达到确保摧毁的要求,就称双方达到了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的状态。这种状态被认为不容易爆发核战争,或者说战略稳定性很高。这是冷战中发展起来的经典军备控制理论的核心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用理性主义理论难以圆满解释威慑方在威慑失效(即对手采取了进攻行动)之后为什么要惩罚对手。威慑失败之后如果惩罚对手会引起对手的反抗,从而引发本国更大的损失。因此,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威慑者在威慑失效之后不应该惩罚对方。被威慑者认识到这一点,也就不会相信威慑的作用了。这样,威慑似乎总是无效的。对于重复性的威慑行为,可以说惩罚是为了维持信誉。可是,很多威慑行为(例如,核威慑)不具有重复性。最低核威慑、或者作为最后手段的扩展威慑一旦失效,本国将遭受灭顶之灾。因此,保持当前核威慑有效性极其重要。至于威慑失效之后的信誉问题,则不是什么重要考虑。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求威慑者是理性的只能推导出威慑是不可信的。解决办法是,不再假定威慑者是理性的,转而假定威慑失效之后的报复行动是必然的后续行动,也就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威慑是有效的。当一个国家遭到毁灭性的常规打击,或者遭受到了核打击,这个国家进行核报复具有必然性。原因在于,被常规武器毁灭性打击或者被核打击之后的国家没有进行理性计算(国家利益计算)的必要了。出于仇恨,必须进行核报复。其他情况下(例如,遭受一般的常规进攻),即使具备核威慑实力,但由于发动核报复打击不一定具有必然性,因此,这些情况下扩展核威慑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威慑理论的上述缺陷会带来应用中的困窘,那就是扩展核威慑难以应对渐进式的常规进攻。为了克服这种理论缺陷导致的政策难题,美国国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流派以修补政策难题。一个流派种认为,应该清晰地画出美国的底线。一旦苏联超出美国的底线,即使只超出一点点,例如,苏联攻占西柏林,美国应该马上就对苏联进行大规模核打击。这一战略称为“大规模报复战略”。另一个流派认为,针对苏联不同规模的进攻行动应该实施规模不同的核打击。发动一场小规模核打击比大规模核打击更容易实施,由此所产生的威慑也更可信。这种核战略称为“灵活反应战略”。[13] 灵活反应战略需要打有限核战争,所产生的威慑是分级别的。因此,这种类型的威慑也被称作“分级核威慑”(limited deterrence)。

“Limited deterrence”一直被翻译成“有限核威慑”,这种翻译容易造成误解。中国核力量的规模是有限的,这并不表明中国的核战略就是分级核威慑。


3、反核威压战略思想


最低核威慑理论实际上默认核进攻是最主要的核威胁。核禁忌理论却不这样看。核禁忌理论认为,即使核进攻有助于本国获得现实的利益,核武器国家也难以做出核进攻的决定。不使用核武器是一种强烈的禁止性的规范(prohibitive norm)。这种强烈的禁止性的规范又被称为禁忌。规范现在被看作是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14]其实,在建构主义正式形成之前,核禁忌问题就已经得到了非常充分的研究。核威慑的信奉者担心,一旦核报复能力不足,对手就可能发动核打击,因此,必须随时维持足够的报复能力。而核禁忌理论认为,大量的案例表明,即使没有受到核威慑、而且使用核武器还能获得有利战果,但核武器国家并没有使用核武器,况且今后也不可能使用核武器。[15]经典军控理论(核威慑及战略稳定性)的主要贡献者之一、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谢林现在也支持核禁忌理论。[16]

另一种类型的核威胁比核进攻要现实得多,那就是核威压:核武器国家通过炫耀自己的核武力来迫使其他国家屈服。核禁忌虽然限制了核武器国家在一些情况下发起核进攻,但是,核禁忌并不能完全限制它们通过炫耀核武力来向其他国家施加压力。在美国对日本两次核打击之后,核武器没有被再次使用过;但是,核武器却多次被威胁使用。

反核威压战略思想所认定的主要核威胁是核威压而不是核进攻。毛泽东说,“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的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原子弹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 [17]在这里,毛泽东要对付的安全威胁是“人家的欺负”、“人家说你不算数”。很明显,它们都是核威压,而不是核进攻。毛泽东还明确指出,“愚蠢的人仍在奢谈什么原子弹,可它永远不会再使用的。在日本的大爆炸也毁灭了它本身。因为全世界人民群起而攻之。”[18]这里,毛泽东认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使得核武器的使用成为不可能,这就是核禁忌理论的精髓:社会建构的规范压制了核进攻这种政策选择。[19]

在反核威压战略看来,现实中核武器的作用主要在于其影响力的发挥。如果我们因为畏惧其他国家的核武器而不敢维护我们的正当安全利益,那么,其他国家不需要对我们使用核武器,其危害作用就已经体现出来了。为了对抗核武器的这种威压作用,毛泽东的核战略思想体现在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声称核武器是纸老虎,表明中国人民不向核强权屈服。反核威压的战略思想与毛泽东的纸老虎论一脉相承,而最低核威慑理论很难将毛泽东的纸老虎论概括进去。

毛泽东核战略思想的第二个层次是发展中国自己的核武器。中国自己的核武器可以增强中国人民的士气,也可以使得其他国家失去炫耀核武力的资本。这样,其他国家的核威压手段也就不能奏效。

中国核战略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尽管最低核威慑战略与不首先使用承诺具有协调性,但是,最低核威慑理论本身却无法说明为什么中国要承诺不首先使用。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如果中国在常规冲突中被击败,难道中国也不使用现成的核武器吗?最低核威慑理论本身并不能回答这样的质问。来自国内外的关于不首先使用的质疑,其焦点就在这里。

反核威压战略思想能够非常清楚地推导出不首先使用政策。由于核禁忌的存在,核武器国家无法在常规冲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实际上,过去几十年的国际安全实践表明,核武器国家即使在常规冲突中受挫,它们也不敢使用核武器来挽救战局。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是因为在常规冲突中原本就无法首先使用核武器。

完整的不首先使用政策还包括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向无核国家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为什么特别强调不对无核国家威胁使用核武器呢?最低核威慑理论对这一点也没有恰当的解释。按照核禁忌理论,常规冲突中无法使用核武器。如果核国家扬言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这种扬言是不可信的,但却可能刺激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因此,中国避免做出这种有害无益的举动。

核武器国家威胁首先使用核武器往往是不可信性的。因此,中国关于不首先使用的承诺仅仅是排除掉了核武器原本就不可能发挥的作用,并未损失任何安全利益。相反,这一承诺避免了因为误会而导致的核升级,也避免了刺激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因此,符合中国的安全利益。

反核威压战略思想和最低核威慑理论本身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不把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第二节曾经提到,将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而首先使用,这是扩展核威慑中唯一比较可信的。如果中国也将核武器作为生死存亡情况下的最后手段,这就超出了不首先使用的限制。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政策排除了中国核武器的这种作用。对这一问题的一个猜测是,中国决策者认定,中国依靠其常规军力、幅员、人口等足以保卫国家,不至于使国家被常规打击彻底摧毁。因此,中国无需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做出了完整的不首先使用承诺。

核威压战略与核威慑战略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核威慑失效的代价太大,因此,不允许有任何失效。而反核威压则没有这种僵硬的性质。如果反核威压战略一时失效,对手也许会以为自己拥有值得炫耀的核资本而将其外交和常规战争政策变得更为挑衅。这会增加本国外交和常规军事的压力。但是,本国并不会像核威慑失效那样面临灭顶之灾。因此,本国可以顶住压力,逐步采取措施,抵消其他国家的核威压。

并不是所有的反核威压努力都能成功。试图将反核威压战略服务于侵略目的,往往可能不能奏效。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国家试图用常规武器去侵略并摧毁另一个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么,它会担心对方将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对手将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这构成了一种威压。第二节提到,这种形式的威压可能是可信的。要想消除这种威压是极其困难的。中国总体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在这种防御性的国防政策指导下,中国的反核威压战略的目标是非常有限的,那就是在抵抗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时,不因为畏惧其他国家的核武器而屈服。这一目标下的反核威压战略是可行的。因此,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核战略具体称为防御态势的反核威压战略。


4、反核威压战略


核战略思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核武器发展战略和核力量运行战略。由基本的核战略思想来制定核武器发展规划,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选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时机。当时,毛泽东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20]这里毛泽东根据我国核武器反核威压的目的确定了核试验的时间。通过具体考察中国核武器发展战略、核力量运行,我们会发现中国实施的是反核威压战略而不是最低核威慑战略。

用最低核威慑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核战略,我们马上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核力量如何达到麦克纳马拉的“不可接受损失”标准。达到这一标准大约需要在核报复打击中使用几百枚百万吨级的核弹头。[21]然而,外界对中国可用于报复打击的远程核弹头数目的估计远远低于这一标准。[22]对中国核武器数量达不到麦克纳马拉标准,有两个解释。

第一,是因为经济实力的限制。这成为一些学者预言中国核武器数量会飙升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二,麦克纳马拉标准过高,中国不需要那么多核武器就能使得对手产生不可接受的损失。也就是说,麦克纳马拉用纯粹物质性的思路(核打击呈现饱和现象)所推导出来的不可接受的标准是充分的,但不是必要的。“不可接受的损失”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观念,可以用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来考察。本文作者曾经采用历史学方法得到如下结论。如果美国、苏联(俄罗斯)为了获取边沿性的利益而试图对中国发动核进攻,那么,中国仅仅需要几枚核武器就能慑止这种核进攻。[23]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产生不可接受的损失只需要几枚报复核弹头,而不是麦克纳马拉标准所要求的几百枚报复核弹头。

反核威压战略同样可以解释中国核力量的规模特征,并能够给出更为具体和可信的描述。由于核武器本身的大规模杀伤能力,核武器所产生的心理效果与核武器的数量关系并不密切。关键是中国要部署核武器。关于核武器数量,毛泽东从反核威压的战略思想给出了明确的判断:“原子弹要有,搞起来也不会太多,吓吓人,壮壮胆。”[24]在实际部署中,中国核武器的数量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首先,核武器技术发展是阶梯式的。在核武器技术发展的各个阶梯上,中国都可能部署几枚核武器,以显示中国的核武器发展水平。其次,中国承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中国需要逐步发展和部署具有高生存能力的核反击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核武器现代化中的一个重点是发展战略机动导弹。第三,中国核武器的发展需要回应可能的核威压形式。如果当初中国没有受到核威压,也许中国不会选择发展核武器。在过去几十年的核实践中,世界上核威慑战略是占主导的。按照核威慑战略,失去核反击能力意味着核威慑无效。因此,能够在第一次核打击中解除对手的核武装会被看作是一种核优势,并可能成为核威压的一种资本。这种看法在冷战后仍然存在。[25]因此,中国需要显示本国核武器具有一定的生存能力。中国在过去一些年为提高核武器生存能力所作的努力能够很好地体现反核威压战略意图。

按照麦克纳马拉标准下的核威慑战略,一种核武器系统被研制成功之后,应该生产和部署较多数量同型号武器。这样才能通过规模效应使单个武器的购买和维护成本较低。我们的确可以在美国的战略武器削减过程中看到美国对核力量运行中规模成本的关注。[26]在中国,我们看不到这种对规模成本的追求。按照反核威压战略,当某种能力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之后,需要部署几枚这样的武器以证实实力。与此同时,相关的研制和改进可能仍在进行中。在武器系统性能得到改进之后,可能又会部署几枚以证实提高后的实力。直到这一档次的武器技术达到成熟。因此,在中国,同一技术档次内核武器的部署会是滚动式的。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公开的证据说明中国核武器是滚动部署的。今后公开的材料可以用来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

最低威慑理论不能解释中国核武器运行战略。从单纯的威慑角度来看,提高核武器的戒备状态是有好处的。处于高戒备状态下的核武器可以尽快地发射出去。在对手发起先发制人核打击后,尽早将自己的报复核武器发射出去可以减少它们被摧毁的机会,从而增大报复打击的规模。美国和苏联(俄罗斯)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路而将核武器置于“基于预警的发射”(launch on warning, LOW)状态。其含义是,一旦探测到对方来袭的核武器马上就进行核报复打击。中国的核武器发射策略明显不同于美、俄。中国是在对手发动核进攻几天之后进行核反击。[27]中国没有全面的战略预警系统,这固然使得中国无法采用基于预警的发射策略。但是,这并不必然要求中国将报复打击后延那么多天。从反核威压战略角度来看,中国拥有核报复能力是重要的,因为这可以使得其他国家的核威压变成不可信;至于核报复打击早一点还是晚一点并不那么重要。中国采取后延核反击的发射策略并不是因为技术能力的限制,而是一种基于基本核战略思想而专门建立的核力量运行战略的一部分。这有两个证据:第一,在战场上实行弹头与火箭之间的对接[28]本身需要克服技术困难,并且需要部队进行针对性训练。这种实践可能是中国根据自己的核战略思想所发展起来的独特的运行技术。第二,毛泽东曾经明确论述过应该后延核反击。[29]


5、讨论


下面根据核威压理论讨论一些现实的政策问题。

第一个政策问题是台湾问题中的核武器作用。按照反核威压战略,在台湾问题中我们最主要的关切应该是那些针对我们的核威压。“台独”分子期待我们因为畏惧其他国家的核武器而不敢放手维护国家的统一。[30]美国泄漏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也反映了美国可能凭借核优势对我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核威压的心态。[31] 实际上,如果我们放手打击台独,并在常规战争中击败外来干涉,由于核禁忌的存在,美国无法发射其核武器来改变常规战争的态势。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是毛泽东的“纸老虎”论的基本思路。如果我们因为害怕美国的核武器而不敢维护国家统一,那么,美国的核武器在没有发射的情况下就已经发挥作用了。这也就是纸老虎吓着人了。中国自卫反击核力量的存在使得美国不会正式、公开地对中国进行核威压。

核禁忌使得台海常规冲突中遇到挫折的任何一方都无法使用核武器来改变常规态势。如果我们自恃拥有核武器而期待美国不来干涉台海军事行动,这会让我们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使得我们的常规军事准备松懈。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需要遵循《孙子兵法》所言:“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

第二个政策问题是如何回应美国的导弹防御。从理论上来说,美国的全国导弹防御(National Missile Defense)系统可以消除中国的核报复能力,将中国变成事实上的无核国家。时殷弘教授认为,[32]由于广泛进行着的一种道德变迁,即使中国丧失了核报复能力,美国也不可能对中国发动核进攻。因此,中国无需急于回应美国的导弹防御。从核进攻的角度来看,时殷弘教授的看法无疑是对的:核禁忌的确阻碍了美国对中国发动核打击。因此,核打击不应该是中国的首要关切。但是,核禁忌并不能阻止一些国家利用核武器来对中国进行威压。导弹防御有可能成为美国新的威压资本,因此,中国可能需要在了解问题的进展之后采取一些技术措施,抵消美国新的威压资本。

核禁忌虽然能够压制核武器国家理性地使用核武器的愿望,但是,它不能彻底排除核武器国家在紧张对峙、激烈冲突的过程中非理性地使用核武器,例如,事故性发射、非授权发射以及因为误判断而发射等。因此,核战争的阴影仍然存在。其他核武器国家需要向中国学习、采取切实措施降低核武器的戒备状态。与此同时,核武器国家需要避免全面冲突。这样才能减少核战争的可能。

反核威压战略基于对核禁忌的认可。核禁忌的有效性可能存在边界。在核禁忌不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考虑其他的替代措施。比如,恐怖分子也许不会遵循核禁忌的约束。因此,对核恐怖主义,我们不应将其视为纸老虎。而是应该釜底抽薪,加强核材料管理以及相关的国际合作,排除核恐怖主义的物质基础。

如果核禁忌被削弱,中国核战略的基础就会受到挑战。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该与国际社会上一切试图削弱核禁忌的行为进行斗争。削弱禁忌的一个常用手段是模糊界限,进行边沿性的言论和行动,以侵蚀禁忌的效果。在核禁忌问题上,两个倾向值得注意:一个倾向是,发展低威力核武器,模糊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界限,使得核禁忌受到损害。这方面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美国发展核钻地弹。中国对此进行批评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国内的批评声音正反映了美国人民对核禁忌的接受和支持。另外一个倾向是声称核武器已经被多次使用了,例如,将贫铀弹归为核武器。实际上,贫铀弹利用的是铀的金属性质而不是核反应性质。这种武器在使用过程中不会出现核爆炸,不应算做核武器。上述两种倾向都可能损害核禁忌的有效性,我们都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批判,以维护我国的安全环境。


注解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1995年11月,北京。

[2] Michael S. Chase and Evan Medeiros, “China’s Evolving Nuclear Calculus: Modernization and Doctrinal Debate,” in James Mulvenon and David Finkelstein ed., “China’s Revolution in Doctrinal Affairs: Emerging Trends in the Operational Art of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ttp://www.defensegroupinc.com/cira/pdf/doctrinebook.pdf. pp. 119-157.

[3] 吴展:《核威慑》,载《美国研究》,1988年第1期,第16-22页。王厚卿等编:《战役学》,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4年,372页。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白皮书。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0年中国的国防》,2000年10月,北京。

[6]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in 2000,” October 2000, Beijing.

[7] Thomas C. Schelling, “Arms and Influe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66. p. 69.

[8]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arms Control,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Future of US Nuclear Weapons Policy,"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 CD, 1997. pp. 13-15.

[9] 詹姆斯·多尔蒂等著,阎学通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379页。

[10] Paul H. B. Godwin, “China’s Defense Establishment: The Hard Lessons of Incomplete

Modernization,” in Laurie Burkitt et al. ed., “The Lessons of Histor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t 75,”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Carlisle, PA. 2003. p.35.

[11] Li Bin, “China's Nuclear Disarmament Policy,” in Harold A. Feiveson et al. ed., “The Nuclear Turning Point, A Blueprint for Deep Cuts and De-alerting of Nuclear Weapon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Washington, D.C., 1999, pp.325-332.

[12] Robert S. McNamara , “Mutual Deterrence,” September 18, 1967, http://www.cnn.com/SPECIALS/cold.war/episodes/12/documents/mcnamara.deterrence/

[13] 关于美国核战略辩论,见,石斌:《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关于核报复战略的内部争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11期,88-94页。关于美国的灵活反应战略,见,李秋发:《肯尼迪政府的灵活反应战略探析》,载《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137-143页。关于美国核战略演变,见,潘锐:《从‘大规模报复’到“星球大战”—论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演变》,载《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3期,53-66页。

[14]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6. pp.124-125.

[15] Nina Tannenwald, “Stigmatizing the Bomb -- Origins of the Nuclear Taboo,”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4, 2005, pp. 5–49.

[16] Thomas C. Schelling, “The Nuclear Taboo,” Wall Street Journal, Oct 24, 2005. http://www.cissm.umd.edu/papers/display.php?id=59.

[17]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编:《毛泽东与中国原子能事业》,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3年。8-9页。

[18] 殷雄、黄雪梅编著:《世界原子弹风云录》,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258页。

[19] 对毛泽东核战略思乡的全面评估,见,蔡丽娟,《毛泽东核战略思想》,北京: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硕士论文。2002年。

[20]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编:《毛泽东与中国原子能事业》。11页。

[21] Harold A. Feiveson et al. ed., “The Nuclear Turning Point, A Blueprint for Deep Cuts and De-alerting of Nuclear Weapons,” p.52.

[22] Robert S. Norris and Hans M. Kristensen, “Global nuclear stockpiles, 1945-2006,”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62, No. 4. 2006. pp. 64-66.

[23] Li Bin, “China's Nuclear Disarmament Policy,” pp.325-332.

[24] 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编:《毛泽东与中国原子能事业》。11页。

[25] 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End of MAD? The Nuclear Dimension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4, 2006, pp. 7–44. Keir A. Lieber and Daryl G. Press, “The Rise of U.S. Nuclear Primacy,”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6. http://www.foreignaffairs.org/20060301faessay85204/keir-a-lieber-daryl-g-press/the-rise-of-u-s-nuclear-primacy.html?mode=print

[26] Keith B. Payne, et al., Rationale and Requirements for U.S. Nuclear Forces, Vol. I, Executive Report, National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January 2001. http://www.nipp.org/Adobe/volume%201%20complete.pdf

[27] 董聚山:《锻造新中国和平之盾,战略导弹部队崛起纪实》,载《中国青年报》,2001年7月1日。

[28] 高航,“历程:二炮成为具有核反击能力的战略导弹部队”,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5-07/31/content_3282531.htm。

[29] 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136-137页。

[30] 李登辉,《美国48艘核潜舰对准北京、上海与三峡大坝》,载《民声时报》2004年12月2日。http://www.pfts.com.tw/shownews.asp?id=5005

[31] “Nuclear Posture Review [Excerpts],” 8 January 2002.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policy/dod/npr.htm.

[32] 时殷弘:《美国国家导弹防御计划与中国的对策》,载《太平洋学报》,2000年第4期。3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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