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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目前,国内外学者在有关中国核战略问题上存在不少误解和分歧。作者就中国核战略的性质与主要特点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中国核战略的决策依据。作者认为,执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保持有限而有效的核威慑力量、支持最终的彻底核裁军是中国核战略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国核力量发展的主要指导方针。这些基本原则是建立在对核武器特殊性质与作用的清醒认识基础之上,具有相当的客观性、连续性。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发展了很有限的核力量,却十分有效地抵制了别国的核威胁、核讹诈,保证了中国的基本安全,显示出中国核战略的明智性。作者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坚持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为特征的防御性、自卫性核威慑战略。




[关键词]中国;核武器;核战略



[作者简介]孙向丽,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军控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一 引言


核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核力量发展和运用的方略或政策。一般而言,核战略大概由五个具体政策构成:声明政策、发展政策、部署政策、使用政策和核裁军政策。声明政策对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与地位进行定位,发展政策用来指导核武器发展规模、类型和武器性能指标等,部署政策则负责如何部署、戒备核武器,使用政策负责如何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核裁军政策指导如何限制、裁减核武器或进行核军备控制。在美、俄、英、法、中五个主要的核国家里,中国的核战略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1964年10月16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核武器试验,在当天发表的政府声明中,中国政府明确宣示了以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为核心,旨在反对核威胁、核讹诈的中国核战略的主要原则。自从那时起,这些主要原则和方针一直保持相当的透明度和稳定性。但近些年来,有些西方国家却抱怨中国在核战略方面缺乏透明度。在涉及核武器部署状态、方式以及核武器打击方案等具体问题方面,五个核国家都有相当高的保密性,比如,由美国战略司令部制定的涉及核武器具体打击方案和作战部署信息的核战争计划——“统一联合作战计划”(原简称为SIOP,现改名为OPLAN 8044),就是连国会议员都不知晓的高度绝密,美国在这方面从来没有透明可言。人们之所以对中国核战略产生疑虑,原因有多方面:其一,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增长,中国军事力量包括核力量的发展动向自然引起关注。其二,中国学术界在有关核战略方面的学术讨论相对较少,而不少媒体文章在核战略概念术语使用方面又比较混乱,从而引发了不少猜疑和误解。从部分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核战略的研究结论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其中的一些结论很值得关注:比如,有些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核武器计划根本没有战略指导,其核武器的发展主要是技术因素驱动的;在某种程度上,是技术与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中国不得不采取最低威慑态势。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一批中国军方文章显示,中国军方战略学专家支持从“最低核威慑”走向具有有限打击军事目标能力的“有限核威慑”(即有一定赢得核战争能力的战争对抗型核战略),因此预计只要经济、政治等条件允许,中国有可能改变核战略性质。笔者认为这些判断是片面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学者们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笔者在不同核战略的对比基础上,就中国核战略的主要特点和性质进行分析,并探讨中国领导人制定中国核战略的战略依据,最后就有关中国核战略走向等问题提出笔者的看法。


二 国际上两大核战略类型


毁灭性的杀伤力和难以防御是核武器的两大基本特征。在杀伤力度和速度方面,常规武器与核武器不可同日而语。正是核武器惊人的杀伤力和对社会、心理、环境的持久破坏效应,使它具有了战略性威慑作用,同时,也成为一种“不好用”的武器。几十年来在国际上逐步形成的核禁忌(nuclear taboo)因素,成为阻止核国家对无核国家随意使用核武器的重要政治和舆论力量。在核国家之间,由于害怕升级到核大战,也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因此,核武器的主要功能便体现在威慑作用上。

一般来说,所谓的威慑,就是令对手惧怕后果而不敢采取某种行动,即让敌人相信,他进行侵略行为的潜在代价超过其预期收益。正是由于核武器的“超杀”能力,使得核威慑具有了一种与常规威慑根本不同的特质:常规威慑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实力的相对大小,只有本国常规力量具有战胜对方常规力量的时候,才具备强大威慑力;而核威慑的有效性与核力量相对大小关系不大,只要具备了第二次打击能力即核报复能力,弱核的一方就可具备有效核威慑。

[注:一方不经警告即对另一方发起全面核袭击以期摧毁对方报复能力的打击称为第一次打击或先发制人式打击(first strike, preemptive strike)。要维持核威慑作用必须保证在经受第一次打击以后仍能有一定量核武器生存下来,借此可以在实施报复性回击中给予对方不可承受之打击,这就是第二次打击或报复性打击(second strike, retaliatory strike),这也称为确保摧毁(assured destruction)能力。在西方,人们比较认同麦克纳马拉提出的一个标准:只要毁灭敌国人口的20%~25%及其工业能力的50%~75%,就被认为是不可承受的打击,为此大概需要400颗100万吨当量的核弹头。第一次打击的目标一般是敌国的军事目标,这被称做反军事目标(counter force)的打击方针;第二次打击目标则是敌国的社会财富、价值中心,所以也称做反价值(counter value)打击方针。]

不过,在如何实现有效核威慑这个问题上,各国决策者和战略学家们的观点却大相径庭。在核威慑理论方面主要形成两大学派:纯威慑派(Deterrence Only,也称确保摧毁派Assured Destruction)和战争对抗派(War Fighting,也称灵活反应派Flexible Response)。纯威慑派认为,只要保证第二次打击能力,就可以慑止敌人对关键利益的攻击。战争对抗派认为,必须具有打败敌手、赢得核战争的战争对抗能力,才能具备可信的核威慑。

[注:“war-fighting”一词在中文里还没有统一的译法。有的中国学者使用“实战”一词来描述“war-fighting”,这样做会产生误解,因为在中文语境里,“实战”能力还包括基本的武器能力。纯威慑战略不要求“war-fighting”能力,但要求有报复性打击的基本武器能力,所以使用“实战”一词描述“war-fighting”,不能明显区别纯威慑战略与“war-fighting”战略的内涵,建议将“war-fighting”翻译成“战争对抗”、“战争战斗”或其他更合适的词。]

纯威慑派的实质是:通过具备第二次打击能力,慑止对手的大规模常规侵略和核攻击,赢得战略稳定性。这也可以说,通过相互确保摧毁能力,防止核战争。由于第二次打击能力并不要求太多的核武器数量和种类,因此可以不必要与对手进行核军备竞赛。与此相对,战争对抗派的实质是:依靠赢得核战争的能力或核优势来威慑对手。由于它是以赢得核战争为目标,因此需要远远超过第二次打击能力的其他能力(如第一次打击能力、打有限核战争能力、导弹防御能力、控制升级能力等),其核心是具备进行核战争对抗并赢得核战争的能力,这必然要求发展种类繁多、规模庞大的核武库,核军备竞赛难以避免。这显然是一种将核武器常规化看待的理论思想。在两种核威慑理论基础上形成了两种核战略类型:一是最低核威慑战略(minimum deterrence),该战略建立在纯威慑理论基础之上,仅保持第二次打击能力,不谋求战争对抗能力;二是战争对抗型的核战略,它是建立在战争对抗派的理论基础之上。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需要发展战争对抗能力。

其实,美苏冷战时期的核军备竞赛历史证明,战争对抗型战略缺乏说服力。因为打有限核战争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准确判断出对手对冲突等级的定义和心理防线的极限,交战过程中存在太多主观和客观不确定因素,谁也无法百分之百地保证,不会引发毁灭性结果。因此,对于两个互有核报复打击能力的核国家来说,任何形式的核武器较量都面临全面核冲突从而走向灭绝的巨大风险,拥有核优势并不能根本消除这个风险。所以,进行有限核战争的想法以及任何通过核优势赢得核战争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也是相当危险的。美苏两国历史上分别发展了7万和5.5万枚核武器,双方都曾有占优势的时期,但结果仍然是谁也不敢侵犯对方。所以,战争对抗能力不能实质性增强核威慑的有效性。相反,它会刺激军备竞赛,增加战略不稳定性,恶化核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尽管冷战后美国明确宣布放弃“准备打赢一场持久核战争”的指导原则,政治上向纯威慑战略靠拢,但从美国实际的核力量规模和运用政策上看,美国核战争计划制定者(战略司令部)却是长期以来从未根本放弃赢得核战争的对抗型指导原则。

根据主要核国家目前核力量的结构、部署等实际情况,五个核武器国家的战略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美、苏(俄),属于战争对抗型的核战略;第二类是中、英、法,基本属于“最低核威慑”类型。但是,中国的核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与英、法又有区别,特别是在核武器威慑的对象方面以及在构成不可承受的报复打击所需要的武器数量等方面,中国与英、法不同。中国执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这表明其核武器仅用于威慑核攻击(英、法核武器还用于威慑常规进攻)。在维持第二次打击能力所需要的数量上,由于中国人对“不可承受损失”的理解和标准与西方不同,中国仅维持了一个十分有限的核武库。所以,仅用西方惯用的术语——“最低核威慑”来界定中国的核战略似有不足,因为这样无法与英、法的核战略区别开来,还需要再加上“不首先使用政策”等界定词。


三 中国核战略的主要特点和原则


中国的核战略具有以下三个独特的鲜明特点:

(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政府在第一次核试验当天的政府声明中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这是中国核战略中有关使用政策方面的主要原则。中国坚持这个原则40余年不变,在五个主要核国家中是十分独特的。至今,美、英、法三国都明确拒绝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俄罗斯在1982年曾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1993年又放弃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将核武器的作用限制在反核攻击的范围内,体现了中国核战略的纯粹防御性和自卫性特点,强调了当初发展核武器是面临美国核威胁情况下的被迫而为的正当性。不首先使用政策充分显示了中国核战略是一个防止核战争的战略。

(二)保持有限且有效的核力量

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中国核力量规模一直保持在很有限的水平上,可以说在核力量发展方面长期保持了一种克制态度,即使在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条件允许相当规模地扩充核武库的时候,中国依然显示了克制。从中国核力量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决定中国核力量规模的指导标准是:在遭受敌人的核攻击后,确保足够的核武器生存下来并能突破导弹防御体系,给予对手以不可承受的报复打击。这可以说是一种“自卫所需的最低水平”。至于“不可承受之打击”的标准,中国人与西方的理解有所不同。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一个确保摧毁的标准,认为毁灭苏联人口的20%~25%及其工业能力的50%~75%,就算“不可承受之打击”。中国一向认为,少量核武器就可以给敌人以“不可承受之打击”。正如聂荣臻元帅所强调的那样:要“有起码的还击手段”。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你要毁灭我们,你自己也要受到点报复。”由此看出,中国人所理解的“不可承受之打击”程度比西方标准要低。但不管怎样,要确保起码的核报复打击能力。

当然,核力量规模有限并不是说核武器的数量一成不变,事实上它是一个与核武库有效性相关的动态的量。随着国际上各类精确打击武器能力的迅猛提高以及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自卫所需的最低水平和技术指标就不得不相应地提高。其实,所谓的中国“核力量的现代化”就是针对国际上精确打击能力和导弹防御能力发展的一种应对措施,其目标是提高核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抗毁性、机动性和突防能力等。总之,通过提高核力量的整体生存能力,确保任何条件下核威慑的有效性。

(三)支持核裁军

中国政府一向支持全面彻底的核裁军目标。这方面的立场是比较明确的,只要其他核武器国家全面彻底地放弃核武器,中国也将进行核裁军。按照美国军控专家的估计,美、俄两家的核武器大概占到全球总数的98%,按照《莫斯科条约》,美、俄将在2012年前将部署的战略核武器裁减到1700~2200枚,但同历史上大部分双边的裁军条约一样,该条约没有对未部署的核武器数量进行限制。据估计,在2012年以后,除了部署的核武器外,美国拥有的非部署核武器还有4000枚左右,仍然远远超出一般核威慑的需求。因此,当前全球核裁军的重点是美、俄两个核大国的双边深度核裁军。由于中国的核武库一直维持在很有限的自卫所需的最低水平,因此,目前不必参加直接的核裁军行动。不过事实上,中国一直间接地支持全球核裁军进程,比如:坚持不首先使用政策,坚持无条件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承诺,坚持不扩大核武器作用,长期将核武库维持在有限水平,不进行军备竞赛,反对发展国家导弹防御体系,积极参加《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支持谈判《禁止生产武器用裂变材料条约》等等,这些都是促进核裁军进程的实际行动,也可以说是已经参加了广义的核裁军进程。


四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评估


自1964年以来,中国一直坚持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这是中国核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区别于其他主要核国家核战略的一个鲜明特点。这个政策能保持40余年而不变不是偶然的。

一般而言,首先使用核武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指第一次打击,即先发制人式的打击,目的在于消除对方战略核力量潜力;二是指国家在常规冲突中的危难时刻,首先使用核武器(即将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中国在1964年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政策是无条件的,即在上述两种情景下都不首先使用。从政治、外交和军事角度看,这一政策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和可信度。

首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是一种反对核战争的政策。该政策取决于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核战争的深刻认识。毛泽东曾说:“世界人民是反对用原子弹杀人的”,“原子弹哪能乱摔呢?如果我们有,也不能乱摔,乱摔就要犯罪。”20世纪60年代,美、苏在进行激烈的核军备竞赛,世界人民的“反核运动”如火如荼,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宣布不首先使用政策,充分强调了纯粹防御性的核战略本质,反映了中国政府反对核战争的政治立场,这是顺应世界人民反对核战争愿望的一种体现,在政治、外交上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其次,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有利于促进全球核不扩散和核裁军进程。核国家的核战略是与全球核不扩散以及核裁军进程相关联的。所有的核国家都反对核扩散,都表示愿意长期维持现有的核不扩散机制。但是,为了维持现有的核不扩散机制,核国家必须在核裁军方面付出行动,必须减小核武器的作用。如果常规武器十分发达的核国家还坚持首先使用政策、还大大地依赖核武器,那么如何说服广大的弱小无核国家放弃发展核武器的权利呢?因此,从内在的逻辑看,核大国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是与核不扩散政策以及核裁军政策根本相违背的。首先使用政策与不扩散政策是矛盾的,它们不应该同时并存。遗憾的是,其他主要核国家长期坚持首先使用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计划起到了负面的刺激、示范作用。

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则是一种将核武器作用局限在最小范围内的政策,可以说,维持不首先使用政策本身就是核不扩散、核裁军努力的一部分。它包括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对防扩散有政治道义上的促进作用;由于承诺在核国家之间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不容易刺激核军备竞赛,不会导致核讹诈,因而有利于核裁军进程。所以从逻辑上讲,只有执行不首先使用政策,才能符合核不扩散以及核裁军承诺。

最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在军事安全上也具有重大作用。一方面,中国长期严肃承诺不首先使用政策,不仅在安全战略和政治上充分避免了挑衅性,而且最大限度地显示了中国核战略纯粹的防御、自卫特性,这与中国长期的防御性的国家安全战略目标一致,有利于国家的整体安全,也有利于核国家之间的战略稳定性。另一方面,不首先使用政策反映了中国在常规作战方面的自信以及通过拥有核报复打击能力赢得战略性威慑的自信。对于常规威胁,中国有长期艰苦作战的优良传统和经验,在涉及生死攸关的核心利益上,无论来犯之敌的常规力量如何强大,中国人民也有决心战斗到底,在这方面没有必要宣布首先使用核武器来威慑常规进攻。至于威慑核攻击方面,慑止核攻击不需要战争对抗能力和第一次打击能力,有起码的核报复打击能力就够了。只有常规武器才靠“战斗”或“格斗”定输赢,核武器不然,核武器是一种不需要“讲话”和“搏斗”的武器。


五 中国核战略的决策依据


通过考察中国核武器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核力量是经过艰苦的努力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始终有一个清晰的战略指导框架的,这个框架建立在对核武器特殊的军事与政治特性的认识基础之上。

由于历史、地缘政治以及国家制度等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安全成为最重要的问题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国曾面对美国从朝鲜、中南半岛、台湾海峡三个方面的威胁,其中包括严重的核威胁与核讹诈。为了消除直接的威胁和确保国家根本利益,中国政府于1955年1月决定发展核武器。1962年12月,中国政府决定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由周恩来总理挂帅,七位副总理、七位部长级干部组成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负责集中统一领导整个战略核力量的发展。可以说,正是以毛泽东、周恩来为核心的这个最高层决策圈决定了中国核战略的基本框架。中国决策层领导人对核武器的性质和作用有着非常清晰而又现实的认识,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才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核战略思想,它指导了整个战略核力量的发展过程。

毛泽东曾经说过核武器是“纸老虎”,正如他后来自己解释的那样,这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并不是说核武器真的是纸老虎。毛泽东同志对核武器作用的认识是很分明的。他在1970年曾说:“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有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由此看出他对核威慑原理的理解。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了使用核武器在政治道义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使用。我们是用它作为防御的武器。”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核武器的军事作用及其政治局限性都有清楚的认识。

正是由于对核武器特有的军事、政治性质有现实的认识,才形成了中国独特的以不首先使用为特征的防御性核威慑战略。这个战略对核力量发展规模、力量结构、部署安排等问题有相当明确的方针,归纳起来就是“规模有限,确保有效”。决策层的领导人多次提醒这一点。核武器“不在量多,但是我们也要有一定的数量,有一定的质量,有一定的品种”。总之,要“有起码的还击手段”。显然,确保有效的内涵就是确保核报复打击能力,通过拥有核报复打击能力形成威慑,而不是靠战场对抗和“格斗”能力来获取威慑。在过去的40余年中,中国没有追求战争对抗型核战略所需要的庞大的核武器数量、繁多的种类、极高的精度以及高度紧张的高戒备状态(预警即发射状态)等。这一点不仅从决策层制定的一些指导方针中可以看出,从中国核力量的规模、结构、部署态势上反映出来,而且也从众多直接参加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家的观点和信念那里得到引证。

对于数量有限的核力量来说,确保核报复打击能力的关键就是确保核力量的整体生存力,即包括安全性、可靠性、抗毁性和突防能力。在决策层的直接领导规划下,经过多年努力,中国核武器从液体燃料、固定井基的第一代,逐步走向了固体燃料、小型化、机动、有一定突防能力的第二代核武器系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有把握地说它能消除中国的核报复能力。

总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核力量建设的决策层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核战略理论框架,不首先使用为特征的防御性核威慑战略是建立在对核武器特殊性质与作用的清醒的认识基础之上,它指导了整个核武器计划的发展过程。尽管经济、技术资源的有限性对中国核力量的发展也构成影响,但核力量发展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中国核战略的指导方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技术条件有了长足的发展,本来有条件较大规模扩充核武库,但事实上中国依然执行着非常有限规模的政策,这也说明核战略指导原则是核力量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因素。


六 结论


尽管在新军事革命条件下,高新常规武器技术不断发展,但是核武器在军事上的独特作用以及政治上的特殊性没有改变。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以极大的克制发展了很有限的核力量,却十分有效地抵制了他国的核威胁、核讹诈,保证了中国的基本安全,显示出了中国核战略的明智性。因此,笔者认为,以不首先使用为特征的纯粹防御性、自卫性核战略的主要原则应该继续保持,不应有根本改变。当然,随着国际上精确打击能力以及导弹防御能力的新发展,中国还是十分有必要在保证有效性方面做出应对措施。希望所有的核国家都能将核武器限制在自卫所需的最低水平,放弃战争对抗型核战略,为最终实现全球彻底的核裁军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