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核战略演进之路

世界王牌 收藏 0 498
导读:本文出自:网易博客“kktt” 内容提要:当前学者们对中国核战略的争论焦点在于,没有任何一种现有核战略定义能够完全涵盖中国核政策的特点。本文认为,正确理解中国核战略,需要摆脱现有核战略理论概念体系的束缚。只有从中国核战略产生和发展的具体时代背景中寻找线索,才能认识到,中国核战略经历了从反核威慑战略到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巨大转变,而中国长期大规模备战核战争遗留下来的物质遗产和思想基础,仍然对中国核战略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学者应从中国核战略实践出发,参与构建主流话语体系,为核战略学科建设做出自

本文出自:网易博客“kktt”





内容提要:当前学者们对中国核战略的争论焦点在于,没有任何一种现有核战略定义能够完全涵盖中国核政策的特点。本文认为,正确理解中国核战略,需要摆脱现有核战略理论概念体系的束缚。只有从中国核战略产生和发展的具体时代背景中寻找线索,才能认识到,中国核战略经历了从反核威慑战略到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巨大转变,而中国长期大规模备战核战争遗留下来的物质遗产和思想基础,仍然对中国核战略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中国学者应从中国核战略实践出发,参与构建主流话语体系,为核战略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简介:荣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战略与发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洪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引言



关于中国核战略的争论由来已久。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属于最低核威慑战略,其主要依据是中国核武库的规模较小。但是,中国核武库规模大小是否符合最低核威慑战略所要求的“造成不可承受损失”标准,国内外学者莫衷一是。同时,即便这一派学者也承认,中国核政策的一些独特做法,如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不把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以及在受到核打击后再进行核报复的运行模式等,不能用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定义完全解释。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是有限核威慑战略,这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军事学术讨论的公开化,中国将更为注重“分级”威慑,即对不同规模和程度的军事威胁作出不同反应的能力,从而转向有限核威慑战略,而这意味着中国将发展更大规模、更多类型的、包括战术核武器在内的核武器,并有可能修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和后发制人的核运行模式。但这种理论显然更加脱离现实。要将核武器作为战争逐步升级的砝码,有限核威慑战略所需要的核武库规模是极为庞大的,而为实行这种战略,中国必然需要大幅度修改现有的战略部队使命与任务,但迄今为止,并没有迹象表明发生了这种变化。此外,其提出观点的依据是中国军方学者发表的一些论文,而这些论文仅仅代表了一些军方学者的学术观点,不能认定为中国官方的政策宣示。

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中国奉行反核威压战略。这种新的观点将核威压定义为通过建立或者显示核武力,使得其他国家产生畏惧感,从而迫使其他国家在安全争执中屈服退让的做法,包括核威慑和核驱使。而反核威压战略思想认定主要核威胁为核威压而不是核进攻,其逻辑基础是信奉核禁忌,因此,才有了中国长期以来极为克制地发展核武库并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等一系列传统最低核威慑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做法。但是,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虽然反核威压理论可以解释包括中国的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不把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以及中国核力量的规模特征和核武器运行战略等特点,但却难以解释中国曾长期大规模备战核战争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核禁忌是在一段历史时期中,由于各方的努力而形成的一种现象,是在核威慑与反对核威慑的反复斗争中形成的一种平衡。国际上始终存在着将核武器投入实战的声音。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核武器与常规武器的界限更加模糊,也为核禁忌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将核禁忌作为自身核战略的逻辑基础,都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很难相信一个国家的军事领导层会在关乎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上做出如此轻率的决策。

综上所述,以往学者们的研究,都过于拘泥于现有西方核战略理论概念体系,而且主要是一些“横向”的研究,而没有进行“纵向”的剖析,没有从中国核战略所产生、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寻找线索,没有考虑到中国核战略随环境和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历程。本文认为,由于中国曾遭到严重、持续的核威胁,因此中国早期采取了反核威慑战略,直到1985年之后,由于对国际形势判断的根本性转变,中国才转而奉行最低核威慑战略。而在反核威慑战略时期,为备战大规模核战争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所遗留下来的物质遗产和思想基础,仍对中国核战略思想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并成为中国核战略特殊性的真正来源。



反核威慑战略思想



依据一位中国学者的定义,核战略思想回答了核武器的作用以及如何利用核武器的作用的问题,而核战略则决定了本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目的及基本要求。“反核威慑战略”则反其道而行之。“反核威慑战略”思想认为,核武器的威慑力,主要来自于其巨大的杀伤力所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在奉行“核威慑”战略的国家进行“核威慑”时,“核威慑”方一旦发现“威慑”失效,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承认威慑失败,接受现实;第二,为证明自身威慑的可信性,将核打击付诸实施。反核威慑战略思想从被威慑方的角度出发,认为,被威慑方在受到核威慑时不屈服,就需要实行“反核威慑”战略,使得核威慑方不能实现其战略目的。实现反核威慑战略的途径有四种:一是发动世界舆论,建立并维护核禁忌;二是通过发展自身的核武库来增加对方遭受核报复的可能性,从而慑止其核威胁;三是通过加强防御措施来减少核打击对自身的威胁,从而使得对方的核打击难以造成不可承受的损失;四是在反核威慑失效的情况下,赢得核战争胜利。反核威慑战略与反核威压战略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以核威胁可能被付诸实施为基本前提和出发点,而后者则以核禁忌的存在为前提。相应的,前者十分重视防御核打击,而后者则满足于小型核武库的存在,对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和突防能力并不十分敏感。反核威慑战略与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区别在于,前者重视非核因素甚至非军事因素的作用,而后者则更为重视核武库本身的作用。反核威慑战略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核战略的范畴,而这正是从西方核战略理论体系出发难以理解中国核战略种种独特表现的根源。



中国早期的反核威慑战略



核武器甫一面世,中共领导人就注意到这种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及由此带来的深刻影响。从那时起,毛泽东等领导人就对核武器、核战争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形成了独特的核战争观。

早在1946年8月,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首次提出了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然而,“纸老虎”论既不意味着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认为核武器无足轻重,更不意味着他们认为核武器不会被真正用于战争。相反,毛泽东一方面在哲学的高度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强调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因为武器是由人来掌握的;另一方面,依据一贯地“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的杀伤力有着清醒地认识。但是,毛泽东军事思想认为,“我们中国地方很大,人口分散,工业分散,武器物资也可以分散,原子弹碰到这样的国家,就不会有什么作用”。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以及中国当时的国情,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为新中国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确立了积极防御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1955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1956年3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为了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1957年7月,彭德怀在国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确立和怎样实行这一战略方针的问题。在此后的五十多年中,虽然在具体战略指导上曾经经过几次调整,但“积极防御”作为核心内容始终保持下来,也成为中国应对核威胁、备战核战争的基本指导思想。

新中国曾经屡次遭到来自美国和苏联的真实而严重的核威胁。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两次台海危机及中国进行第一次核爆炸试验的前后,都对中国发出过明确的核威胁。在六十、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苏联政府也屡次对中国发出核威胁。

为反对核威胁,中国尽最大努力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积极支持并参与了世界性禁止核武器运动。早在1950年,中国就为了支持建立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国际规范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和平签名运动。作为中国官方舆论权威的《人民日报》,仅1950年就刊登了644篇为和平签名运动宣传造势的文章。经过国内的大力动员,签名的中国民众达2.2亿人,可谓轰轰烈烈。此后,中国继续充分利用一切对外渠道,表达政府反对使用原子弹的坚定立场,呼吁禁止使用原子弹。

不仅如此,中国早在朝鲜战争结束不久,就开始全力研制核武器。经过广大科研人员的艰苦努力,继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1966年10月27日,首次导弹核武器试射成功,中国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核武器;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从1967年5月至1978年,中国的核潜艇、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洲际导弹相继完成试验,中国战略武器步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

由于中国在六十、七十年代面对的是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装备大量先进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并没有过高估计自身核武库的反威慑能力。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中批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这场“全国大备战”一直持续到1985年才正式结束,对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长达21年的全国性大备战行动中,所有战备措施都以应对美国和苏联的核威胁为主要背景展开。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加快核武器研制步伐,加强对“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设防,进行大、小三线工程建设等。

大备战的严肃性可以从大、小三线建设的规模略窥一斑:所谓“三线”的范围,即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根据当时中央军委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在1964年至1980年长达16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国家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总投资达2050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基本建设基金的43.4%。

1969年中国共产党“九大”时,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更为紧迫的估计,在“九大”的政治报告上,写上了“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内容。备战不仅成为九大的议题,而且成为之后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从这时起,全国开始大规模修建防空洞等防空设施。人民防空工程的规模不亚于“三线”建设,广泛性超过了任何一项工程。据1970年底的统计,全国75个大、中城市已挖防空工事1625万平方米,平均可掩蔽市区人口的60%。1974年召开全国人防领导小组座谈会后,全国重点城镇都把城市人防工程纳入建设规划,开始或扩大人防工程建设,这项挖洞工程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

备战核战争的目的,一方面是防止遭到敌人的核突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遭到敌人核打击之后能够打赢核战争。为此,中国也作了充分的实战准备。在大备战时期,中国所面对的主要对手是苏军,而苏军拥有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还有大量战略、战术核武器,制空权不会在中国军队手中,地面力量和目标也很容易被苏军的强大火力摧毁。当时的人民战争指导思想,要求首先躲过入侵苏军的“三板斧”,即核武器突袭、空炮火力突袭、大规模坦克突击,保存力量,存储物资,实行“诱敌深入”,展开人民战争。

为此,在20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广泛开展了以“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为内容的军事训练课目,简称“三打三防”。其中,“三打”的重点是打坦克,“三防”训练的重点是防原子。从1969年起,《解放军报》曾专门开设了一个“加强战备”栏目;从1972年起,《解放军报》中明显增加了对战术训练的报道;1975年12月的《解放军报》中,增加了“学军事”栏目。此后,直至80年代初,《解放军报》在“学军事”这个栏目中针对“在原子条件下”如何作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这些讨论的预设对手显然是大量配备了战术核武器的苏军,讨论的内容具体到“如何在原子条件下集中兵力”、“如何封闭原子突破口”等战术问题,可见军方对核战争包括战术核战争准备的认真程度。

同时,中国政府利用各种媒体,开展了一系列的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广为传播关于原子弹的知识及防御方法。例如,《原子弹是可以防御的》以小册子的形式一版再版。不仅城乡干部群众、民兵组织都有组织地学习了相关知识,甚至对中学生也开展了广泛地原子弹知识普及教育。

在核武器的研制上,中国也十分强调其实战性。依据近年来公开的资料,中国在研制核武器决策过程中,核试验有着验证中国导弹核武器实战性能的明确目的。1966年10月27日,中国进行了首次“两弹结合”试验:这次试验将核弹头与弹道导弹结合起来,在中国国土上进行飞行试验。试验由巴丹吉林沙漠发射核导弹,弹着区设在罗布泊。虽然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必然经过实战化这个研制阶段,但是把核弹头装在导弹上在自己国土上进行飞行试验,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迄今为止这也是全世界唯一的此类试验。中国当时的领导人、决策者和科学技术人员都十分清楚这次试验的巨大风险性。在试验之前,1966年2月,国防科委邀请有关单位负责人就试验方案进行了讨论。钱学森等专家对在中国本土进行“热试验”的成功率,估计在百分之九十。而主持会议的聂荣臻认为:“有百分之九十把握,我们就可以下决心了。”敢于果断作出这种决策,唯有在国家领导层强烈担心中国遭受到核打击、决心尽快确保核武器具有自卫作战能力的基础上,才可以理解和解释。

中国不仅以实战为目的推进核武器研制工作,也曾在受到接近实战的考验时,命令核力量进入临战状态。1969年10月,中苏关系已经降到冰点,在两国商定于1969年10月20日进行的边界谈判开始之前,中方怀疑苏联可能利用苏联谈判代表团的飞机重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幕,因此林彪于1969年10月18日发布了“一号令”,命令全军紧急进入战备状态,其中,特别指出:“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事实上,这些指示在传达中发生了一些变动,为了防止部队思想震动,一号令中没有包括对二炮的命令,而是另外专门向第二炮兵发布了“二号令”,命令其做好发射准备。这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入核战争的临战状态。据近年来媒体披露,第二炮兵在接到命令后,确实做好了作战准备。

虽然中国官方从未详细论述早期的中国核战略思想,但我们可以从上述史实中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中国早期奉行的核战略完全符合“反核威慑战略”的基本特征,而不属于任何一种类型的核威慑战略。依据基辛格总结的威慑三要素(即实力、意志、有效的信息传递),威慑所追求的不是秘密性,而是要让对方清楚了解自身的实力,以及一旦威慑失败后实施核打击的意志,因此,奉行威慑战略的一方就会在准备使用核武器之前明确告诉对方,而不是秘而不宣。但从“一号令”的历史事实可见,中国当时部署核武器是非常秘密的,不但没有让敌方知道中国调动了核力量,甚至在我军内部也要保守秘密,以避免部队思想震动。这显然是为了在反核威慑失效情况下进行防御性实战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威慑。

第二,当时的核武器运用模式是受到核打击后立即反击。下达命令是在1969年10月18日晚,而预计苏联代表团抵达的时间则是1969年10月20日。如果苏联像突袭捷克斯洛伐克一样对中国发动突袭,那么就会是在苏联代表团飞机降落北京机场之时,里应外合,同步对中国发起全面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设想,苏联知道中国有核武器,并且早就计划过要用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消灭中国核力量,那么,苏联必然会在第一波打击中对中国首先使用核武器,而且首批目标中就应当有中国的核基地。第二炮兵当时的核武器都使用液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长,导弹发射阵地也还在建设之中,核力量生存能力也较弱,如果不早做准备,就只有束手待毙。因此,本文认为,为应对苏联的核突击,当时中国采取尽早还击的做法也是合乎逻辑的。



1985年之后的最低核威慑战略



在70年代后期,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极大变化,美国和苏联构成的军事威胁逐渐淡去,中国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要问题的论断,相应地,中国国防建设指导思想也于1985年发生了战略性转变,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到和平时期经济建设的轨道。在这个时期,中国战略核力量的发展取得长足进展,第二炮兵部队于1984年进入日常战备值班序列,中国初步建成了小而全的战略核力量。

虽然中国长期以来不愿使用核威慑这个说法,但是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核威慑战略。1986年9月,邓小平宣布:“今天中国有实力来保卫祖国了,一旦受到外国的核袭击,我们能对该国作出核反击。”同期,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第一次提及威慑:“战略武器,威慑力量,吓唬点人,决不能先打就是,但我有了就可以起作用。”这种逻辑已经十分符合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基础:相信只要有很小的核力量就足以慑止核打击和全面常规进攻。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09年1月20日发表的《200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指出:“第二炮兵是中央军委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部队,是中国实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主要担负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遂行核反击和常规导弹精确打击任务。第二炮兵遵守国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贯彻自卫防御核战略,严格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以保证国家免受外来核攻击为基本使命。”这已经是对威慑战略的明确认可。

在强大外敌所构成的严峻安全威胁消失之后,中国在核武器的发展方面强调维持最低限度核反击能力的需要。正如1984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所指出的:“核武器我们还要发展一点,但怎么发展也是有限的。从长远看,中国拥有核武器只是象征性的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花的力量太多,也会制约自己。”这十分符合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定义。当然,正如学者们所公认的,中国当前的核威慑战略的某些特点,如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受到打击后再反击的核力量运行模式、不将核武器作为最后手段等,是通常的最低核威慑战略定义所不能完全涵盖的。这是因为:

首先,核威慑理论本身的许多概念都在争议之中,各国对于核威慑所需要的核力量规模,并没有达成共识。公开宣称实行最低核威慑的国家,对最低的规模定义都是不同的,而这些定义都受到本国国情和所认知的战略局势的极大影响。例如,英国奉行的最低核威慑战略,认为不需要陆基和空基核力量,只要四艘战略导弹核潜艇,每艘配备16枚三叉戟D5型潜射弹道导弹就达到生存力和威慑力的要求。印度也宣称是最低核威慑战略,但其所需要的核武器数量,据分析在数百枚。而所谓的麦克纳马拉标准,更是以美国和苏联核对抗为蓝本所做的计算,达到这种程度的毁伤效果,所需要的核武器规模相当惊人。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机械地套用某些西方学者推算的数字来质疑中国的核战略。

其次,随着战略形势的变化,即便同一个国家,实现最低核威慑所需要的核力量规模,也不是不变的标准。例如,由于中美可能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随着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中国就有必要重新考虑自身核武库的组成与规模。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理解中国核战略的特殊之处,应当充分考虑到以往的历史。中国出于防御和生存目的曾长期准备大规模全面核战争,因此为实战作了许多准备,这些特殊经历遗留下来的物质财产和精神传统仍然存在,并对中国当前乃至以后的核战略延伸产生极大影响,从而形成了中国核战略的独特之处。



早期反核威慑战略对当前中国的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巨大影响



由于中国在积极备战、执行反核威慑战略期间,与人民解放军建军以后所有战争一样,相对于对手仍然处于军事力量的绝对劣势,因此,在战争准备上极其重视防御。毛泽东军事思想强调通过人民战争来取得核战争的胜利,而进行人民战争的必要前提是战争的正义性,能够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因此,中国的核战略也必然是防御性的。只有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的正义的、防御性的核战争,才能获得广大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才能在最为惨烈的战争中坚持到取得胜利。而咄咄逼人地挥舞着核大棒的“进攻型核战略”,只会受到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唾弃,并且最终受到战争规律、核战争规律的惩罚。因此,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愿望去按照美国和前苏联模式发展从西方哲学观念派生出来的“相互确保摧毁”型的庞大核武库。这也是中国的核力量规模特征、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和后发制人的核力量运行模式的思想基础。同时,中国在长时间的大规模备战过程中,进行了许多国防工程的建设。

在战略转变之后,那些永久性的工程,例如全国各大中城市的防空洞,虽然很多已经转为平战结合、军民两用,但其具有的防御核打击功能并没有消失,因而仍然发挥着增强中国承受核打击能力的作用。这就是“大备战”时期留下来的有形物质遗产。在核力量建设方面,十分值得一提的是“长城工程”。据《解放军报》报道,建设“长城工程”是中共中央于1979年做出的决策,至1995年夏,“长城工程”经数万解放军官兵十六年浴血奋战终于竣工,一批批不同型号、不同样式的,能打、能防、能储存、能指挥、能生活的战略导弹阵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长城工程”,可以称为中国式的“导弹防御”系统,其主要目的是保持中国核力量在经受核打击之后,仍能生存下来并遂行核反击的能力。对于最低核威慑战略而言,“长城工程”的存在,极大增强了中国核威慑能力,减少了对单纯增加核武库的需求。同样由于“长城工程”的作用,即便在实行无条件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的情况下,中国依然有信心在遭到核打击之后进行有效核反击,而对进行反击的具体时间选择并不那么敏感。依据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国战略导弹部队进行的战术演习和训练方案显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可以在遭到核打击十分钟后进行核反击,也可以在全封闭的坑道中生存数天乃至一个月之后才进行核反击。

至于中国为何不把核武器作为现代战争的最后手段,我们可以从粟裕大将的一段讲话中得到启示:“如果敌人大规模向我们进攻,我们最困难的将是头一两个星期。如果我们能够挡住头一两个星期、半个月、一个月,那我们就可以逐步地争取把战局稳住。”这段话是1980年说的,当时,粟裕所说的敌人就是苏联。在承认中国在武器装备方面处于劣势,而且相当落后的前提下,中国军事家们仍然表现出对中国常规军力的极大信心。这是建立在反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基础上的,同时也是对中国广大的地域、多变的地形、庞大的人口、强大的陆军等因素进行了冷静分析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早期领导人对于全面核战争尚且不惧怕,又怎么会认为常规武装的入侵之敌就需要中国使用最后手段?在中国战略环境大大改善的今天,中国常规军事力量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中国自然有充分的信心取得常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而不必考虑动用核武器。



结论



在国际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核战略经历了从反核威慑战略到最低核威慑战略的巨大历史转变,然而,在大规模备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物质财产和思想基础,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这既是中国核战略独有的战略性遗产,也是中国对世界核战略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中国学者应当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在核战略理论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此基础上参与构建主流话语体系,为学科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0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