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这一态度,是对带有强制性的雅尔塔协定的有限反弹,毕竟蒋不可能与大国协定相抗衡。在一种现实主义的审慎外交政策下,蒋介石把它的“可容纳”视为 “绝非寻常”的外交手段,所谓以曲求伸谋略。在雅尔塔协定的有限框架内,蒋介石自以为能够咬住大体不变的目标而作灵活变化。这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此种外交方针,绝非寻常外交家之所能知者也。”

6月12日,蒋介石再次接见苏大使,彼得洛夫端出中苏谈判的“先决条件”,其中引起最大争执的是“恢复旅顺港之租借,建立苏联海军根据地”。双方都亮出了各自论点,互不让步。

蒋介石说:“租借地一类的名义,我中国人民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我们不好再用这种名义,中苏友谊互助条约是一种光荣的条约,如有租借地一类的名义,则将失去条约的原意。”

彼得洛夫坚持说,“'租借地'与'租界'不同,'租界'的意思包含着领事裁判权等等的特权,'租借地'却不包括这样的特权”,它的“领土主权完全属于中国。”

蒋介石反驳道:“既有租借地,便是领土主权的不完整,因为中国的军港,自己不能管理,不能使用,便是领土主权不完整,所以租界这种名义,切不可再用。”

蒋介石还说:“请大使报告政府,在历史上,一八九八年中国旅顺被帝俄租借之后,继之有青岛之租界于德,威海卫租借于英,广州湾之租界于法,那是中国人民所最反对的,认为是民族的耻辱。”

彼得洛夫说,苏联出于安全考虑,在太平洋需要有不冻港。

蒋介石反唇相讥:“苏联在太平洋要求安定,中国亦然。”

彼得洛夫搬出丘吉尔和罗斯福是支持苏联这一要求的,表示租用旅顺决不会用以反对中国的。

蒋介石丝毫不让步,“当然不会反对中国,但不可因此使中国变成不平等的国家。”

最后蒋介石强调:“条约无论在名义和内容上,都不好用租借地一类的意思,……希望将本人这点意思郑重地报告贵国政府。”

蒋介石始终将“租借”看成极为严重的国家主权问题。关于租借旅顺一项,蒋介石明确表示“反对到底”,中国再也不能接受耻辱的“租借地”协定。蒋介石划定的底线是:“最大限度亦不能超过与其同盟者共同使用之程度。”蒋介石请彼得洛夫将其要求告知苏联政府。这次与俄大使交涉未果,亦在蒋介石意料之中。此时,蒋对宋子文赴美求援仍抱期望。

6月26日,中国代表团即将赴苏前夕,蒋介石再次接见彼得洛夫,宣示了中方对苏的立场,主要精神是:凡涉及中国的条件必须由中国本身决定,其他任何国家不能代决,中国今后所有条约都不能再出现租借与特权的文字;如果苏方提出不解决租借旅顺问题就不要派代表团赴苏,那么中方将拒绝交涉,一切责任均在苏方。蒋介石还强调:“关于外蒙问题,苏联于一九二四年在条约中,曾经承认外蒙的领土和主权是应属于中国的。”“外蒙不可脱离中国,中国亦不能放弃其宗主权,否则即为中俄两国将来纠纷之恶因。但我中央政府可与外蒙以高度自治也。”

通过综述蒋介石三次召见俄大使的情形,我们可以概括蒋对苏交涉的几项基本原则,第一,对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旅顺租借问题上持强硬态度;第二,对外蒙古问题定位在允其“高度自治”上,并建议内蒙问题最好是不提;第三,越来越重视内政问题,提出“关于政治问题,希望能彻底商谈”。政治问题即指中共问题。

尽管如此,我们还不能由此断定,蒋介石将解决政治问题转变成为与苏谈判的先决条件。

五、徒劳无功的联美抑俄

世事如棋局。雅尔塔协定的签订,是同盟国出于尽快取得对日作战胜利以及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安排,是众大国权衡战时、战后各自战略需要的结果。中国是其中一重要棋子,于是乎,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美苏对华政策的矛盾以及国共关系等等,三国四方关系纵横交错。蒋介石掌握美国不会放弃自己的底牌,以及排挤苏联在华影响的心态,希望能借美国一臂之力与苏斡旋,从而走出困局。

蒋介石采取联美抑俄策略,即是传统的“以夷制夷”对策。蒋介石相信美国对苏联抱有戒心乃至利益上有冲突,需要拉中国来维持远东的稳定,也就是所谓的“战后中国将为美俄间冲缓”。按罗斯福原意,在东亚扶持起一个强大的中国,一是出于战时有利于打败日本的战略意图,二是出于战后建立一道遏制苏联野心屏障的展望。6月6日,美国爆发《美亚杂志》间谍案,之前一直呼吁“延安比重庆更值得美国人重视”的前驻华大使馆及国务院的谢伟思等6名亲中共人员被捕。延安认为这一事件是中美关系分水岭,从今后,美国政府只承认蒋介石政权。这一事件给蒋介石打了一支强心针,蒋介石期待美国伸出援手,毕竟华盛顿是重庆不可替代的重要盟友,“摆脱开苏联势力范围的唯一希望是与美国保持牢固的关系”。蒋介石为此先后制定了两个方案,中心内容都是围绕旅顺租借问题。6月8日,蒋介石电示宋子文

见杜总统时,商旅顺处理方案,可预定步骤如下:

第一、旅顺愿交国际安全机构为国际海空军根据地;

第二、中、美、俄共同使用;

第三、如以上两项俄仍甚反对,则至少限度必须中俄共同使用。

但以上三项无论何项,其主权与行政必须完全归我国自主,各国不能干预,若俄提归其独占或租让,则我必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

前两点是希望通过联美抑俄手段遏制苏联野心,第3点是中方的退让底线。蒋对此寄予很大期望。同一天,蒋迭电宋,特别关照宋子文与杜鲁门会谈时“应注重技术”,并特别指示宋子文须向美国表明中国今后决不能再有租借地名义出现,希望美国支持中国这一立场。

6月8日及10日,蒋再电宋子文,务必向美国表明,旅顺军港最少应由中俄共同使用,必须不损及中国主权及行政自主,租借或独占均不可行。“若俄提归其独占或租让,则我必反对到底,决不许可也。”蒋介石曾期望“美国必坚持其对远东一贯政策,使中国之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凡在华领土之内,不能再有任何特权之设置也”。

宋子文拜见杜鲁门时表示,1924年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和租界地,难以理解雅尔塔协定中关于苏联在满洲享有“优越权益”的条款。对中国来说,最困难之点是租用旅顺,因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非常反对在中国重建专门租用港口的制度,这也关涉到战后回收九龙问题。

杜鲁门含糊其词,保证“不会做任何伤害中国利益的事情”,并再次搬出斯大林的保证:愿意助华复兴,苏联无领土野心,蒋介石为中国唯一领袖。杜鲁门更乐见苏联早日向日军发动进攻,以减少美国士兵的牺牲,中国利益反在其次。当时美国军方有个估算,没有苏俄参战,要征服日本,美军恐要付出一百万的伤亡。当时美国民意测验表明,美国人更期待苏联尽快对日作战。

接到宋子文的报告后,蒋介石深感失望,明白美国无意在中苏谈判中鼎力帮助中国。6月11日,蒋介石两次致电宋子文:“唯中国今后决不能再见租借地名义,今后只要俄国尊重我主权与行政完整,则中国可允其对军港共同使用,但不能再用租界名义,关于此点非坚持不可,否则所谓东北领土主权与行政仍不完整,仍非独立也。”

第一次预案没有达到目的,蒋介石仍不放弃,继续对美游说。蒋和宋商议,把英国也拉进来共同遏制苏联野心。蒋介石对赫尔利提出新三项建议,希望美国和英国加入中苏协定,由四国(中英美苏)海军共同使用旅顺口,使得中苏双边协定变成中苏美英四边协定。在蒋介石看来,四边协定是一种保护性协定,它可以限制苏联在华权益,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和独立。蒋还希望美国参加中国与苏联的协定,如果美国加进来,“则余对俄仍作坚决态度,提出中、英、美、俄四国共同使用旅顺军港之方案于俄,如俄不允,即使交涉破裂,余亦在所不惜也。”

但是,杜鲁门的回函以及赫尔利解释雅尔塔密约出台的细节使蒋介石感到愤怒。6月15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会见赫尔利,赫尔利带来杜鲁门的函件,杜鲁门开宗明义就强调斯大林所承诺的:“决尽其所能促进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之统一”,“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委员长继续领导”等等,然后就是雅尔塔协定规定的几项条件。94蒋介石的心情并没有因斯大林的再次许诺而感到轻松,相反,蒋介石听罢感到十分郁愤,甚至有“此一最黑暗之时代也”的忿满。当时,彼得洛夫还问蒋经国:为什么这两天蒋介石如此不高兴。

蒋在日记写道:

上午回渝所,哈雷(即赫尔利-引者注)来提其总统备忘录,闻之郁愤不知所止,甚恐其此尚非耶尔达密约之全文,然仅此亦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而且其美国今后百年内对东亚亦无安定和平之日,夫可(以下有数字不清)此一最黑暗之时代也。

维护尊严需有实力。杜鲁门的回复使蒋介石彻底失望。美国出于内政以及对确定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需要,欲与苏联结成合作伙伴。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的联美抑俄系列措施自然难以奏效。美国人在现实利益上的实用主义不亚于斯大林。长于内斗而拙于外交的蒋介石等国民党政治家,希望在纵横交错的国际关系中寻求支持者的愿望落空。

他们没有意识到,杜鲁门根本不可能就旅顺问题作任何回应,因这是罗斯福的用意,“美既拟永久占领日本附近海岛,无法拒绝苏联使用旅顺,故罗总统有此让步”。英国也不反对,因它有九龙租借地问题。雅尔塔协定,本身就是美、苏、英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为了各自利益,互相妥协的结果,是典型绥靖政策的体现。面对着被“利益均沾”捆绑一起的大国,蒋介石的应对之策进退失据。蒋介石有纵横家的气质,却不具备现代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蒋介石本来希望左右逢源,左拉右打,到头来却是左右为难,左支右绌。尽管如此,蒋介石始终不放弃请求美国援手的愿望,同时也准备派出宋子文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

中国代表团启程前往苏联前夕,蒋介石衡诸大势,与宋子文、王世杰再次敲定对苏谈判方案,主要结论是:旅顺口在中苏拟定之同盟条约期间可与苏联共同使用,但主权仍归中国;中东、南满铁路及大连湾的所谓“特殊利益”问题,应明确规定其范围,不用“特殊利益”名词;外蒙问题暂不提出讨论。

这一天(6月23日),蒋介石在“上星期反省录”中写道:“对俄交涉方针研究即毕,决心已定。铁路交涉当可放宽,而旅顺租借必须严拒,以期达成共同使用而不失行政主权之方针也。令子文不可以第三国或国际关系与俄作交涉,应以中俄两国自动解决,勿使俄国误解也。”

雅尔塔会议后不足四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为尽快获知雅尔塔协定有关中国的内容,以及制定应对措施,可谓费尽心机,纵横捭阖,多线作战。中国虽跻身世界四强,但未完全具备世界强国的实力,未能享有与美、苏平起平坐的发言权。在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力场上,蒋介石是被动的。对此,蒋介石悲愤交集,他在日记里涉及雅尔塔及对苏交涉内容共有17处,“首曰'惶惑',又曰'悲愤'”,更是感叹“抗倭战事之理想恐成梦幻矣,但终接受现实,并且又自为宽慰”。

蒋介石的种种应对方策也并非独创,某种程度上是继承了孙中山的外交遗产,其手法无外是“借助外力,以夷制夷”以及“运用公法,遵守惯例”等。抗战胜利前夕,在大国外交的框架下,蒋介石能够有所作为的历史空间实在有限。

六、蒋介石提出中共问题

在与苏联交涉中,蒋介石首次提到中共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法,是在代表团出发前夕。6月24日,蒋介石在日记里总结与苏联谈判要点:

甲、 旅顺不得有附属地,以旧日辽东半岛租借地之范围;

乙、 只要行政权不失,则技术人员可聘俄人助理;

丙、 中共问题必须明白提出,如其将军政权交还中央,则可允其参加政府,否则当视为叛变之军队,无论在任何方面不得声援;

丁、 新疆问题亦须提出,伊宁、伊犁必须收复,俄国不可再予叛部以武器之接济,如此则新疆经济乃可与俄合作;

戊、 东北铁路俄国运兵必须事先商定,而且中途不得下车停留;

己、 必须将帝俄时代所定已过时之条约(而且失效)及其精神扫除,而根据十三年(北京新约)之要领协商;

庚、 外蒙可予以高度自治,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其权限可予俄国宪法上所规定之各苏维埃权限相同。

这七点,基本是国民政府解决中苏关系的一揽子问题。这年初,王世杰列出的中苏间的重大问题除了外蒙外,已包括以上七条,如中苏同盟、东三省及大连旅顺港、中东铁路、中共、新疆等问题。对于蒋介石政权来说,这都是有关国家民族利益以及国土安全的重大问题。

七条谈判要点中,第三条与中共有关。条文的前半句,仍沿袭5月国民党六大提出的《关于中共问题之决议》以及《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等议案的思路,但后半句语气明显强硬:“否则当视为叛变之军队,无论在任何方面,不得声援”。甚至在26日的修正交涉要点中,蒋的措词严厉:“中国为求国家之统一,对于全国之军令、政令必须彻底统一,不使具有武力之政党--共产党,假借政党之名义,掩护其武力之割据,而妨碍国家之统一与抗战之胜利。”中共力量被蒋视为最具危险对手,这与近来国共冲突升温有关。

在刚结束不久的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被树立为一个可以挑战蒋介石的民族领袖。毛泽东表明将以革命战争解决战后问题,“但现在我们还不向全国人民宣布,因为一宣布,下文必然就是要打倒蒋介石。”经过抗战八年,延安已拥有90多万雄兵,200多万民兵,1亿人口,120多万党员。毛泽东断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会议还提出建立带有政权机关性质的“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这一口号带有极大进攻性,它直接挑战国民政府的“国民大会”。对此,谢伟思认为,“其中暗含的威胁是明显的”,是中共抛弃国民党政权“决定性”的第一步。随着中共力量的不断强大,国共之间的冲突也日益严重。素有军统“智多星”之称的侍从室六组少将组长唐纵在5月31日写道:“共产党的攻势甚锐,其势迫人,令人惶恐不安。”时人热议的话题是“战后中国究竟是谁人之天下”。

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但不能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不断壮大的解放区势力,对中央政权深具威胁,蒋视之为对国家的破坏,正如陶希圣主笔的《中央日报》社论所言:“如果国人对于这一点不加分别,那么今后任何军阀豪劣土匪都可以先起一支队伍,再与政府'政治解决',其结果将使中国化为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局面。”唐纵说得更明白:“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欲以此号召不满现状之各党派共同夺取国民党之政权,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联合政府口号的实质,就是关于国家权力的再分配。陈布雷更是从《论联合政府》字里行间中读出未来结局是“内战”。

6月27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这次谈判,中苏双方主要围绕外蒙、港口和铁路三个问题展开。在谈判过程中,蒋介石一直担心苏联有加害于东北领土主权完整之意,他特别强调关于租借旅顺港一项,明确指示中方代表要反对到底,中国再不能接受耻辱的“租借地”协定,此点非坚持不可。蒋介石要遏制满清以来中国多次割地租借的屈辱颓势。

老谋深算的斯大林一开始就主动抛出中共问题。谈判伊始,斯大林主动将话题转到中国内政问题。根据俄方档案,斯大林主动问宋子文:“中国国民政府是否要求苏联能着手解除中共军队的武装?”“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斯大林还强调说,承认蒋介石的领导,不仅东北仍大致可保,中共亦将听命。并明确说,不支持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斯大林向宋子文表示:“关于中国之共产党,吾人并不予以支持,亦无支持彼等之意向。”斯大林对宋子文的国民党应在政府中居领导地位的说法表示赞同:“此实为国民党正当之愿望,自中国历史上观察,实至属明显。”

这些提议,对于斯大林来说,只是重复了美苏之前早已达成的支持蒋政权统一中国的共识。

斯大林还对蒋介石最为关心的旅顺问题作了表态:旅顺将不用租借名义。蒋介石没想到中苏第一次会谈,对方就将他认为棘手的问题化解了。其实,斯大林抛出这两个诱饵的背后用意,在于解决外蒙古问题。苏方把“维持外蒙古现状”解释为外蒙古脱离中国主权而成为独立国家,这为中方始料不及,也为中方所不能接受。外蒙事关重大,此为干涉中国国家主权问题,宋子文立即“以事逾训令范围”之由拒绝。宋向蒋请示,并就此问题与重庆紧急商榷。

多年来,中国对外蒙古拥有法理主权早已形同虚设。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签署的《孙文越飞宣言》中,孙中山已承认苏联红军对外蒙古的占领权。 1924年起,被划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外蒙古居民,出入境已持莫斯科颁发的护照。对此,蒋介石征询过王世杰意见。事后王世杰写道:

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尔后蒋先生约孙哲生、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辞修诸先生商议,最后决定主张外蒙独立事可让步。

7月5日蒋介石日记写道:

俄对外蒙之要求,志在必得,……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绝非谋国之道,忍痛牺牲,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

斯大林说:“我们曾这样对中国人说:'如果中国不承认蒙古独立,那我们将不会去同日本人作战!'这样一来,中国人不得不承认了蒙古的独立。”苏联和蒙古的历史学家在评论这一历史进程时也明确写道:国民党政府“是被迫承认在国际关系中早已奠定的情状”。在这种情形下,蒋介石的让步主张,得到了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的主要人物赞成。蒋的左右认为,如能以外蒙古换得国内的真正统一及中俄间十年以上之持久和平,可不惜予以满足。

外交说到底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利益交换,其中包括妥协和让步。中国与俄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着领土纠纷和争端,此时蒋介石要提出更多的要求,还缺少足够的筹码,尤其美国也主张放弃外蒙。在力有不逮情形下,关于外蒙古问题,蒋介石权衡再三不得不作妥协。蒋之妥协,目的很明确,“就是想以外蒙古的独立,使得我们东北完全收回。”

7月6日,蒋介石电宋子文称,若我国包括东北与新疆在内真能因此确实统一,所有主权领土和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则可考虑。提出中国愿于抗日胜利后,自动提出外蒙独立案,经外蒙公民投票,许其独立,以换取如下要求:

一、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

二、新疆之伊宁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阿尔泰区仍应属新疆范围;

三、中共对政令、军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

这是中国最后的期望,如无切实保障,即相机中止交涉。

7月7日,蒋介石提醒宋子文“务望注意我之主要目的:一、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第一点属外交问题,也是蒋介石最为关注的国家主权问题。第二点属政治问题,也是遭后人批评的“政治交易”。蒋介石之所以将外交问题与政治问题捆绑解决,在他看来,这都属国土安全问题,最重要的是,它们都与苏联脱不了干系:“中共确以苏联为背景”,何况中共已准备与国民党决裂。7月6日,毛泽东告左舜生、章伯钧,决与蒋委员长并立,不惜与美一战。至于“新疆匪乱”成立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就包含着苏俄在新疆制造附庸国的企图。这些“地方割据”,都成了重庆难以安寝的心腹大患,内乱不作,外患不生,蒋介石希望苏联不再给予支持,然后他以“政治解决”方式来化解。蒋介石既要维护国家主权利益,更要维护国民党在战后中国的统治地位。

前文提到,关于中共问题,斯大林早已向宋子文表态,新疆问题也属枝节,斯大林的真正用意在于外蒙和东三省。7月9日,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斯大林的回复:

(一),关于新疆,允禁止私运军火,堵截边境,同意助我解决匪患……(二)关于中共,史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一切武器及其它物质,均以中央政府为唯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

但关于东三省权益问题,斯大林丝毫不让步,坚持旅顺大连由俄国人管理,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俄国人据有所有权。斯大林在政治问题上的让步,其用意是换取对满洲最大限度的控制。

7月19日,蒋介石分别给斯大林、杜鲁门发去一封重要的电报,清楚表明蒋介石在中苏谈判中所持的立场,电文指出:

中国政府已经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其条件是苏联必须答应:一、为了中国的行政与军事统一,苏联不得给予中共任何精神的或物质的援助;二、必须支持中国平定新疆的叛乱;三、必须绝对尊重中国在东北地区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蒋介石表示感谢斯大林就前两点做出的明确保证,但他坚持认为苏联在第三个问题上,即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大连和旅顺等问题上的要求,妨碍了中国恢复主权与行政统一的目标。

电文的前两点是重复斯大林之前的保证,也即是斯大林提出的条件。很明显,双方争执的重点在于第三点。对于中方来说,争取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是中国抗战目的之一,兹事体大;而斯大林对于满洲权益则志在必得。如果说蒋介石“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的话,其目的在第一轮谈判中就已达到,大可不必一再二地在第二轮谈判中大费周章。

在第二轮谈判过程中,苏联不仅要控制军港,还要求旅顺市政管理权。在斯大林看来,旅顺比大连更重要。蒋介石坚持不作让步,并于7月19日、8月4日两次会见苏联大使彼得洛夫,亲自推动中苏谈判。7月19日,蒋介石对彼得洛夫说,旅顺的行政、主权必须完整,行政人员由我政府指派,不能先得苏方同意。蒋还郑重声明:“如果讨论有关中国的问题而有所决定,因为中国并未参加会议,中国决不承认。”蒋的语气无不包含着对雅尔塔密约的痛恨。

8月4日,蒋介石再次对彼得洛夫强调中国的立场。关于苏方提出的旅顺以南100公里内岛屿中国不能设防问题,蒋介石说,中国决不能接受,中国在这几个岛屿上的应有之主权绝不肯牺牲。蒋介石甚至认为这是欺人太甚,“除非将我国政府看作一个没有常识的政府,否则这种要求是绝不可能提出来的”。在美国的反对下,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赤裸裸提议最后被收回,斯大林表示,苏联没有打算破坏中国的主权。

8月5日,美国务卿令驻俄大使哈里曼劝告斯大林勿于雅尔塔协定之外对中国作过分要求。美国务卿也发电报给宋子文,“劝你在任何问题上也不要向俄国人让步”。第二轮的中苏谈判,在美国的干预下,苏俄这种得陇望蜀的野心被遏制。对于美国来说,雅尔塔协定的另一层战略意义,它“起码在纸面上限制了俄国的野心”。美国担心,如果苏俄在远东取代日本的地位,无异拒虎引狼,势必影响美国在远东的门户开放政策。

七、中共问题成了斯大林谈判筹码

正当中方与苏方为东北主权完整以及外蒙疆界问题争吵不休时,形势急转直下。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杜鲁门宣称日本如不投降将会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邱吉尔宣称:“原子弹是二次基督来临”,并确信,战争将在一两次原子弹的猛烈轰炸中结束,故不再需要请求苏联参战。而苏联抓住天赐良机于8日迅速宣布出兵。9日凌晨,150万苏军兵分五路挥师进入东北。同一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苏联适逢其时地“轧上一脚”。这在蒋介石看来是“极尽其投机取巧之能事”。战争即将结束,形势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中苏谈判出现变数。

这一天(8月9日),斯大林警告宋子文,中国政府必须让步,“否则共产党就将进入东北地区”。到了这时,“中共问题”才真正地、独立地成为斯大林威吓蒋介石的最有力筹码。斯大林奉行“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的强者逻辑,东北有可能如同东欧那样,成为苏联利用中共建立一个独立的或自治地区。国民政府在东北既无一兵一卒,无力与苏俄对撼。如果没有和苏方签订条约,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国民政府将难以对其约束,苏军有可能公开支持中共,出现孙科讲的“将政治交与中共”情形。这是美国与国民政府最不想看到的局面。

美国一直担心苏联有可能“利用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或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或自治的管区”,这不仅会危及美国设想的远东国际秩序,还会危及美国在中国的根本利益。从意识形态来说,早在20年代,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不能容许中国成为苏联领导下的国家。冷战体系的端倪那时已显现。哈里曼提出,苏俄出兵东北,必支持中共,甚或在东北、华北建立傀儡政府。国民党人士更是忧心忡忡,陶希圣提出:“倘使苏联向日宣战,而以大兵取右翼包抄之势,向察绥、河北进兵,以取东北,苏、共会师,则北方大势既去。”新任外长王世杰意识到,“苏军参加到对日作战后,我如事前未与有所协定,则(一)苏联军进入东三省后,领土主权以及经济利益必更难取回;(二)中共与苏联或竟发生正式关系。凡此均使我无统一,亦且对内对外均无和平之可能。”

中共果然迅速行动起来。8月10日,在日本表明投降之意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发布了七道命令,命令解放区军队收缴敌伪武装和接受日军投降。12日,中共发出《关于必须力争占领交通线及沿线大小城市的指示》,积极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13日,毛泽东说,“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解放日报》更是将蒋介石宣布为“人民公敌”。

正所谓势比人强,中方代表顿被一种紧迫感所催促。防止苏联与中共联手,成为头等重要大事。宋子文急电蒋:“苏已对日宣战,形势趋紧,不容过事牵延也。”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却对外蒙疆界问题仍不肯让步。8月12日蒋连电宋子文、王世杰,称蒙古问题如对方不允以中国地图为根据,“则承认其独立,不惟无益,而且有害,虽停止交涉,亦所不恤,务希抱定此决心与态度为要。”。在这紧要关头,蒋介石的态度竟然是谈判决裂也在所不惜。

对形势看得更深远的宋子文认为应尽速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与苏联签约,中国则进退有据,美国也不会坐视不理。如依从蒋介石的固执主张,将会使斯大林改变对华政策,其害甚于外蒙及旅大的损失。王世杰也认为,“苏军已大规模攻入东三省,倘再拖延交涉,或生根本变化”,甚至“若再停止谈判则形势势必立变,前途隐忧堪大”。蒋经国则明确电告,如坚持谈判必破裂。情急之下,宋子文甚至主张不理会蒋介石意见,迳与苏方达成妥协,但王世杰坚持须经蒋授权。8月13 日,蒋介石下达了“准授权兄等权宜处置可也”的命令。

正当中方代表团为条文忙不迭与重庆方面来回斟酌时,斯大林心里清楚,一旦他的军队踏上中国领土,蒋介石已没有回旋余地,正所谓实力之水一到,霸权之渠即成。于是,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苏军进攻东北的炮声中仓促缔结。除了旅顺不使用租借名义以外,斯大林得到的比雅尔塔协定的还要多。同一天,日本决定无条件投降。王建朗说得中肯,“莫斯科会谈所能给中国外交家们提供的舞台是有限的”,“让他们在这个舞台施展手脚实在是够委屈的”。事实正是如此!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于迅速战胜日本,解放中国领土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它又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使外蒙从中国版图分离出去,苏联在“优越权益”的名义下,恢复沙俄时代在中国的系列特权,更重要的是,苏俄终于实现它在远东的传统战略目标。资深外交家颜惠庆认为,苏联在东北的权益与当年日本在山东的权益性质是一致的,“这是一次大战时山东问题的重演”。王正廷则认为中苏条约的签订,犹如倒退四十年。

斯大林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仪式发表讲话:“帝俄时代,俄国政策在分裂中国,与日本同一目的,苏联政府则在与中国为友,且希望中国军力强盛,使日本不能再起。”在座的宋子文、王世杰等人不知作何想法。希望藉此达成中苏友好同盟关系的宋子文很快发现,苏联并无诚意建立中苏间互信互利的外交关系,其用心只在于重建苏联在东北的势力范围。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公报》基本持赞同态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历史上我国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友好同盟条约。……我们认为这个条约是苏联一贯地以平等待我的政策的又一表现。”中共在当时的“反苏必反共”的共同体认识逻辑下,自然站在苏一方。对此,苏联人倒是说了一句公道话,1949年1月苏联领导人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时无意中流露一句:“旅顺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当初誓言决不坐视苏联取代日本的蒋介石,不得不吞下苏俄硬塞的苦果。9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此耻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更具讽刺的是,同一天,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政府向同盟军统帅麦克阿瑟签署投降书,正式宣告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杨奎松说过:“国共两党,包括它们的最高领导人,在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这一点上,基本的诉求其实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差别。”重新梳理这段历史,我们看到,蒋介石对雅尔塔协定乃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态度和立场,实在不是一句“以苏联放弃支持中共为交换条件”所能定论的。在谈判过程中,中共问题确实是蒋介石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最早提出中共问题的是斯大林,斯大林甚至早在中苏谈判之前就提出了的。在苏联出兵后,中共问题更是成为苏联制约和威吓国民政府的借用力量。

本来是苏联开出的筹码,以换取中方对外蒙和东北主权的让步,却被世人解读成为蒋介石以外蒙和东北等国家民族利益换取苏联放弃对中共的支持。历史记忆在不知不觉中随日后意识形态左右移易。当“大历史”被宏大叙事模糊时,历史的细节却保留着历史的另一面。至于蒋介石何以作出让步,黄仁宇有句定论:“希望有此让步,可以赢得苏联口头保证尊重除此之外中国之主权也。”此话甚为中肯。

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款中,无论在道义上、军事上还是经济上,斯大林均表示完全支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耐人寻味的是,斯大林并没有在条款中注明不支持中共字句。最终,苏联借口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而将东北退让给中共,同时留有大批武器装备,使得中共的力量迅速得到增强,国共双方在东北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共产党人从而获得改写自己历史的一次战略机遇。陈诚对此总结道: “苏俄因出兵东北……才得有扶植共党与劫夺我东北物质的机会,而共党因得苏俄的扶植,才有今日'窃据'大陆的结果。”史家也普遍认为,蒋介石在大陆的最终失败,始于东北的失败。这是后话。

斯大林得到他想要的一切,而他的承诺,最终止于纸上。正如沃尔仲教授所言:“苏联对于满洲属于中华民国领土合法组成部分的说法并不当真。”对于老谋深算的斯大林而言,扶蒋只是他的外交政策选项之一,并非独沽一味。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说过,苏联支持蒋介石政权的承诺不会长久,如果苏联进入远东舞台,将“会重新审查它的政策,而依照于它最有利的方面,修改它的政策”。

蒋介石的反共立场不言而喻,但其维护国家主权与斯大林抗争的立场同样态度鲜明,如一学者所说:“在中苏关系研究上的历史上,曾对蒋介石政府对苏关系中捍卫国家主权利益的一面没有客观地反映出来。”

雅尔塔协定对二大战后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它决定了直到今天许多国家的命运与方向,它也同样极大地影响了战后中国的走向。国民党最终未能迎接抗战的挑战。在抗战胜利关头,因应付长年战争导致的社会和经济衰落,以及自身权威性有限,内部不统一,工作缺乏效率的国民党政权,开始全面走向衰败。

抗战胜利了,却并没有导致中国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