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难道是一场形式主义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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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一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登基不过三个月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持召开了一场由大部分要臣参加的御前政论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自古理政得失”,目的是希望找出一条适合本朝发展的路线方针。 刚刚从关东地区巡视回来的魏征在会上信心满满地说:“正如饿极了的人很愿意吃东西,大乱之后百姓也更愿意接受教化。只要上下同心,按照圣哲的教导行事,几个月就能见效。要是两三年才见效,那就是失职!” 名儒封德彝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日渐浇薄,故秦朝重用法律,汉代


武德九年(626年)十月,登基不过三个月的唐太宗李世民,主持召开了一场由大部分要臣参加的御前政论会议。会议讨论的主题是“自古理政得失”,目的是希望找出一条适合本朝发展的路线方针。


刚刚从关东地区巡视回来的魏征在会上信心满满地说:“正如饿极了的人很愿意吃东西,大乱之后百姓也更愿意接受教化。只要上下同心,按照圣哲的教导行事,几个月就能见效。要是两三年才见效,那就是失职!”


名儒封德彝对此却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夏、商、周三代之后,人心日渐浇薄,故秦朝重用法律,汉代推崇霸道。不是秦、汉的君主不想教化百姓,而是教化不了。封德彝们的结论是:“魏征一介书生,不识时务,若相信他的邪说,必会祸乱国家。”


这场著名的辩论,最终是魏征获得了胜利。许多年以后,唐太宗发自肺腑地感叹道:“我之所以取得如此光辉的成就,全是魏征的功劳。”又过了许多年,历史学家们在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时,激动不已地呼喊出了这个名词:“贞观之治”!


历史学家们激动不已,历史却沉默不语。


在这沉默不语的历史背后,有这样一连串数字:


西汉初年,全国百姓户口为300万上下,人口约1400万。(《中国人口史》)


光武帝去世时(57年),全国户口为427.9634万,人口2100.7820万。(《续汉书·郡国志》)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户口数为245.9840万,人口数1616.3863万。(《晋书》)


贞观初年,户口不及300万。(《通典》)


……


在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是另一连串璀璨的名词: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贞观之治……


漫长的800年里,这些几乎永恒不变的数字,简直平静得令人窒息。


为了可以把这条残酷的脉络表述得更清晰一些,下面这一连串数字也是必不可少的:


秦始皇统一全国时,人口数约为4000万。(《中国人口史》)


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全国户口数1223.3062万,人口数5959.4879万。(《汉书·地理志》)


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户口数大约1067.7690万,人口数5647.6856万。(《续汉书·郡国志》)


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口数大约890.7536万,人口数4601.9956万。(《通典》)


在这一连串数字的背后,是另一连串灾难性的名词:秦末大乱、绿林赤眉之乱、黄巾之乱、隋末大乱、安史之乱……



历史永远是理性的,甚至永远是符合数学逻辑的。


从秦汉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长时光里,人口的生殖力与土地的生产力之间,一直都在作殊死搏斗。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的前提下,中国的大多数人口一直都集中在古老的黄河流域。耕地一直都是有限的,农作物品质也一直没有什么改进。无论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先民们如何披星戴月,6000万人口,似乎一直都是这块土地所能承载的极限。


王莽时代的大骚乱,一直被史书解读为王莽暴政的结果,但却忽略了一个显著的事实:随着生殖力的急速增加,汉末百姓的人均耕地,已经不及汉初百姓的五分之一,而粮食亩产又几乎没有什么提升。王莽花了半生的时间来经营一个帝国的精神文明,但最终却无法解决生殖力增加所带来的巨大的生存问题。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最先反对王莽的都是农民,知识分子直到最后一刻才弃他而去-王莽因精神文明建设而成功,却不得不因为无法继续推动物质文明建设而失败,他满足了知识分子们的虚荣,却满足不了草民们的肚皮。生殖力过于旺盛所带来的流民问题,在王莽之前,已经困扰了汉帝国近百年。这不是王莽和他那个时代能够和平解决的问题-除非他们能够发明杂交水稻


同样的道理,当东汉人口再次接近6000万这个极限时,一场大规模的农民骚乱再次爆发。而史籍却仍在一味地奢谈那些年朝廷的腐朽与昏庸-譬如宦官专权,再譬如外戚干政。


6000万人口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极限。明清两代对江南的充分开发,以及番薯、玉米等新农作物的引进,曾一度将这一上限提升至4个多亿(道光年间数据)。但更多的时候,历史往往等不及这个上限的到来就选择了提前洗牌,譬如秦、隋两代。


这是因为,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劳动力与生产力之间往往是成正比的。同样的一亩耕地,两个劳动力耕作,显然要比一个劳动力耕作产出更高。所以,国家对劳动力的大规模征用,实际上等同于在变相地压低生产力上限。吃租赋的人口大量增加,又等于变相提高了生殖力。此消彼长的结果,是秦、隋两代的生产力所能承受的人口上限迅速跌至4000万。随后就是大量流民的涌现,导致武装暴动和王朝的短命而亡。


中国历史一直都缺乏对“暴政”和“仁政”的具体定义。但凡社会安定,这段时间实行的定是“仁政”;但凡社会动荡,这期间实行的必为“暴政”。这自然有道理,但从结果去为前因定性,难免会出现失误。王莽成为逆贼和暴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没有人可以在王莽的时代,做得比王莽更好。光武帝则是另一个例子-任何正常智力的君主,都可以在光武帝的时代做出和光武帝一样的政绩,因为王莽无法逾越的那座人口高峰在漫长的战争中早已消失。光武帝统一全国时,他的人口背景,又重新回到了文景之治前的水平。


贞观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样的例子。生殖力与生产力之间紧张的关系突然松弛下来,偌大的唐帝国只剩下不足300万户口,总人口已不及隋炀帝年间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着百姓物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同时也意味着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转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渊晚年社会渐渐安定,到贞观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盛世”的到来,恰恰不过二十来年,一切都不过是自然调节的结果。


历史既证明不了封德彝的悲观,也无法肯定魏征的“功绩”。同样,伟大的贞观之治,也和伟大的太宗皇帝无关。在这个幅员辽阔、苦难深重的国家,每当只剩下可怜的300万户人口时,只要坐在未央宫或者太极殿里的皇帝没有丧心病狂,不管他是谁,“盛世”都不会爽约。


不过,作为一个治世传奇,除了人丁繁庶、家给人足的“伟大政绩”之外,贞观之治还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一个传奇皇帝,一个史上最接近“内圣外王”的皇帝的存在。



普通大众一直都有仰望的需要。所以,历史和现实生活一样,也都是需要偶像的,尤其需要具备偶像气质的皇帝。


对儒家知识分子们来说,这种仰望同样是必需的。“内圣外王”式的救世主,一直都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孔子曾经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他看来,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只能称之为“霸道”或者暴政,而远非“王道”。他们曾经花费了很长时间,试图找到这种具有完美道德的理想君王,实现道德(内圣)与政治(外王)的完美结合。他们一度以为自己找到了,而把虔诚的儒家信徒王莽推上了帝王的宝座。最后却又不得不接受那个残酷的现实-当王莽死于乱刃之下,儒家知识分子们那个从“内圣”开始,最终抵达“外王”的理想也随之宣告破灭。此后他们不敢再在人君面前放肆地谈及“外王”(譬如“禅让”),而是悄悄地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到了对皇帝的影响上面,培育或者劝谏。在无法自己制造和推举皇帝之后,改造皇帝便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孜孜不倦追求的新理想。


他们走上了一条将“外王”改造成“内圣”的折中之路。


所以,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如此描述万历皇帝在他的那些儒学臣僚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


儒家政治观里,一个合格的天命的代表首先应该以自己的道德做天下人的楷模。黄仁宇说得更直接一些:“大小臣僚们期望他(万历皇帝)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这些儒学臣僚们希望“皇帝”不仅仅只是一个职位、一份职业-这样太低级趣味了,它应该是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的核心就是道德,而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各种各样抽象化了的礼仪,譬如每年开春,皇帝在侍臣们的搀扶下,去地里颤颤巍巍地“扶犁”。


这种形式主义作风并不是简单的虚伪或者做作,因为孔夫子很早就再三强调过:礼,是道德最完美的外在表现形式。


从《贞观政要》等典籍的生动记载里,是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的:太宗皇帝李世民,确确实实已经做到了“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他确实是一位合格的“天命的代表”,他已经无限地接近于“内圣外王”。


可是,从登基的那一刻开始,手足相残、父子反目的李世民,就已不再具备“内圣外王”的资格,所以,为了绕开这些障碍,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规避的手段。



贞观四年,李靖率军大破突厥。唐太宗对侍臣们“兴奋”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誓灭匈奴……”(《旧唐书·李靖传》)


李渊早年称臣于匈奴这段秘史一直留存在正史当中。而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证据,就是李世民上面的这番话。实际上,这段话却是信口雌黄。《旧唐书》的史料来源,一是房玄龄等人主持的国史馆修撰的国史,另外还有太宗的“御用撰史人”许敬宗编撰的《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等书。而这段“高祖称臣”的记载,正是由许敬宗秉承太宗旨意捏造,编入《太宗实录》,日后被史官原文抄入了《旧唐书》。


其实,秉承唐太宗旨意,为唐高祖捏造各种不光彩履历这种事情,许敬宗还干了不少,譬如,《资治通鉴》记载,武德三年五月,“秦王世民引军自晋州还夏县,屠之”。


司马光在这段话后面附了一段《考异》,说:“据《高祖实录》记载,唐高祖曾经说:'当年平定薛举,没有杀俘,以至于他们再次叛乱,所以这次一定要把能够参军的男子全部杀掉。'显然,这是许敬宗将太宗的罪过推诿给太祖,所以不予采用。”


再譬如,《通鉴》同一卷里还有一段关于唐军击破军阀刘黑闼的记载。司马光也愤愤不平地留下一段《考异》:“据《太宗实录》记载,刘黑闼再次造反,高祖对太宗说:'上次击破刘黑闼,我想杀光他的党羽和部队,将崤山以东变成无人区,你不听我言,落了现在这个结局'。高祖随后派李建成去平叛,命其坑杀叛区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最后,在李世民的苦苦劝谏下,此事方才作罢。”


司马光一番考据之后,对这段记载不屑一顾,说道:“高祖即使再不仁,也不至于有杀光整个崤山以东地区百姓的事,史臣们想把所有的优点都送给太宗,但对高祖的污蔑,未免也太过分了!”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为父亲捏造这些“劣迹”,对李世民而言,有着很强烈的现实目的。


譬如“高祖称臣”这件事情,往大了说,和将自己塑造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一样,可以凸显出自己在创立唐帝国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在自己手里,帝国才得以脱离对突厥的附庸地位,取得绝对的独立性;往小了说,则是讳疾忌医,借诬蔑老父“称臣突厥”,来掩饰自己即位初年与突厥“结盟”的那场“渭水之耻”(武德九年,太宗登基,突厥来犯,太宗在渭水与之订立屈辱性盟约)。既然在老父手里帝国已经向突厥称臣,那么自己当年在渭水河畔,虽然以大量人口、金帛委曲求全,但比起称臣的耻辱来,好歹也算得上是一种进步。


这些最后都成了李世民用来规避走向“内圣”的各种障碍的手段。


玄武门前浓重的血迹和随后对老父的幽禁,既举世皆知,自然成了李世民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道德难题。这个道德难题有两层含义: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孝悌”与政治伦理道德中的“正统”。中国历史上,曾有许多暴君都曾面临过类似的道德难题,不同的是,他们都没有像李世民这般迫切地想要去解决这一难题。一方面这和李世民当日所面对的险恶局势有关,譬如太子李建成的残余势力仍然足够庞大,而李世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李建成旧部打出“诛篡逆,复正统”的旗号。另一方面,李世民所获得的舆论支持,主要来自儒家知识分子,他早年设立的文学馆,网罗了四方名流贤达,尤其是“十八学士”海内知名。为了换取这些儒家知识分子们所把持的社会舆论的支持,李世民也必须勉为其难地去解开这个道德难题。


简而言之,解决这些道德难题,一开始动力并不是成为“内圣”,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获取尽可能多的支持。所以,李世民处心积虑地大造社会舆论,将自己打扮成太原起兵的首倡者,不过是为了抹杀父亲作为创业之主的地位;同理,极力抹杀兄长李建成在创业过程中的功绩,也是为了证明他不够资格拥有这个帝国。论功行赏,这帝国只能是李世民的,老父亲一不小心做了唐高祖,明摆着是占了自己的便宜。然后再在史书中伪造几条“高祖许诺以秦王为太子”之类的记载,“正统”问题也就算勉勉强强地解决了。


而解决监禁父亲所带来的“孝悌”问题,李世民则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他诬蔑父亲多次有过丧心病狂的大屠杀的“劣迹”,甚至将兄长李建成也虚构成执行老父大屠杀政策的刽子手,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是想要用“仁”之大义来规避“孝”之小义而已。在儒家政治理念中,天下乃有德之人的天下,高祖李渊既然如此残暴不仁,那么,其反对者李世民强行接替他的权柄,虽属不孝,但却符合“仁德”,瑕不掩瑜,是可以原谅的。



“孝悌”在儒家政治观中具有纲领性的地位。汉儒们很早就说过,如果一个人在家里不能够做到“孝悌”,出来做官也就不可能做到正直和忠诚,所以李世民希望在“孝悌”问题上获得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谅解,也并不那么容易。


贞观六年春天,监察御史马周就曾尖锐地指责过他的“大不孝”。马周说,年迈的太上皇,独自住在狭窄潮湿的大安宫内已经很久。东宫皇太子的宅邸尚且处在宫城之内,太上皇作为至尊,居所居然跑到宫城外面去了,这像什么话?况且陛下也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去探望年事已高的太上皇了。马周还说,陛下眼下正兴致勃勃地准备去九成宫消夏避暑,却从来没有想过太上皇留在湿热的大安宫里所受到的煎熬,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马周的激烈言词,显然深深地刺激了唐太宗。作为补救措施,他邀请老父亲随自己一同前去避暑,结果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隋文帝就死在了九成宫。从这一邀一拒中,也不难看出这父子二人间的感情裂痕已深。


为太上皇建造单独的避暑行宫,成了解决这场“孝道”纠纷的最终方案。可惜的是,在巍峨的大明宫落成之前,李渊却早早地去世了。


贞观七年的冬天,从少陵原狩猎归来的李世民,在未央宫举行宴会,邀请唐高祖也一同参加。个中盛况,《资治通鉴》有详细记载。李渊在宴会上命突厥可汗起舞,又命南蛮酋长吟诗,笑道:“如今胡、汉一家,自古未有!”李世民则向老父亲敬酒,说道:“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全是您的教导之功。以前汉高祖刘邦也曾在这个地方大摆筵席,向他的老父亲敬酒,却在老父亲面前夸耀自己的成就。对此我是不愿意效仿的。”李渊大悦。


看起来父子间似乎已经隔阂尽除。


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李渊在贞观九年去世。李世民的妻子长孙皇后则死于贞观十年。儒家知识分子们惊讶地发现:伟大的“天可汗”,为他的父亲所修筑的陵寝,规模居然明显地小于为长孙皇后修筑的陵寝。


显然,这对父子自玄武门喋血之后,从来就没有达成过真正的和解。


儒家政治理想中改造皇帝的热情再次燃烧起来。贞观十年的某一天,李世民邀请他最器重的大臣魏征,一起登上了皇宫中一座新修筑的高台。李世民眺望着远方起伏的山峦,魏征却说自己视力不好,什么也看不见。李世民把规模宏大的昭陵(长孙皇后所葬之处)指给魏征看,却遭到了这位刚直大臣的无情抢白:“臣以为陛下爬这么高,是为了眺望献陵(唐高祖所葬之处)。若是昭陵,臣早就看见了!”



对于儒家知识分子们的这种“改造”热情,李世民似乎一直都表现得相当配合。


贞观二年的夏天特别长,秋雨都来了,暑热却还没过去。宫中炎热潮湿,大臣们于是联名上奏唐太宗,请求营建一座干燥避暑的阁楼。李世民说:“朕呼吸系统有病(气疾),当然不适合长期住在潮湿的地方。不过若答应你们的请求,耗费恐怕会很多。当年汉文帝珍惜十户中人之家的资产,而放弃修建露台。朕德行不及汉文帝,如果耗费却比汉文帝还多,又哪里有资格做百姓们的父母?”


贞观四年,唐太宗又对身边的侍臣们说:“大造宫殿、池苑、台阁,是帝王所喜欢的,同时也是老百姓所不喜欢的。朕尊为帝王,富有四海,凡事都取决于朕。但朕确实是能够自我控制的,只要百姓们不喜欢,朕一定会顺从他们的意愿。”魏征在边上补充说:“隋炀帝就是个惨痛的教训。”


可惜,事实上李世民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够自我控制的人。同样是在贞观四年,就在说这番自夸的话前后,他还曾下诏大兴土木,营建东都洛阳的皇宫。大臣张玄素对此极为不满,上奏说:“陛下以前去东都,把那些华丽的建筑都给拆毁了,以示节俭,天下人因此而众口称颂。如今又回过头去重建,这算什么呢?陛下天天说巡幸不是什么要紧的事情,只会白白浪费钱财。如今国库空虚,陛下又要营建宫殿,这又算什么呢?当日太上皇要烧毁东都多余的宫殿,陛下觉得如果不烧,拆下来的瓦木还有用,还可以赐给贫民,虽然最后太上皇没采纳,但天下人都称赞陛下的仁德。事情才过去五六年,陛下如今却大兴土木,这又算什么呢?”


张玄素的这番挤兑没留任何余地,李世民很尴尬,只好回头对房玄龄“解释”说:“朕营建东都的本意,其实是因为洛阳处在国家的中央,可以方便各地州府前来朝贡。如今玄素既然这么说了,日后朕去洛阳,就算露天而坐,也不会觉得苦的。”当然,房玄龄也知道“方便朝贡”不过是个很蹩脚的借口,但皇帝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他当然也要附和一句“陛下圣明”。


儒家知识分子心目中“内圣外王”式的理想君主,必然寡私欲而好仁德。唐太宗善于纳谏和勇于改过的事迹史不绝书,其“镜鉴理论”和“水舟关系论”更深入人心,看起来也很符合寡私欲而好仁德的标准,不过让一个活生生的人,严格按照某种既定的模板运作,显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在魏征激赞张玄素阻止太宗营建洛阳宫、实有“回天之力”的同时,贞观五年,刚刚建完仁寿宫的唐太宗,突然又再次将营建洛阳宫提上了日程。民部尚书戴胄再三劝谏,得到了太宗的极口称赞,并因此提升了官爵。然而,洛阳宫终究还是修了起来,而且极为奢华,据《资治通鉴》记载,“凿池筑山,雕饰华靡”。


在个体的欲望与儒家知识分子寄希望于自己的仁德这二者之间,李世民一直处在一种痛苦的煎熬之中。出于私欲,他一心想要修筑洛阳宫;为了那众人称颂的仁德,他又屡次接受大臣们的劝谏,放弃了修筑。当屈从于个体的私欲而不顾一切把洛阳宫华丽地修筑起来之后,他似乎又受不了满朝士大夫们打量他的异样目光。所以,最终,洛阳宫问题演变成了一场闹剧:他狠下心,把负责工程的建设部部长(将作大匠)找来痛骂了一顿,指责他营造得过于奢华,免了他的官,然后把刚刚落成的宫殿,又给拆毁了。



类似的煎熬一直都伴随着李世民。


贞观六年正月,太宗准备从皇宫搬往新落成的“避暑山庄”九成宫里居住。九成宫距离京城300多里,大臣姚思廉觉得皇帝去那里住对处理国家政务极不方便,于是极力劝阻,但李世民却坚持要去,理由是“气疾”。


贞观二年,李世民曾表示为了不损耗天下百姓,自己忍受一下“气疾”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而拒绝大臣们为他兴建避暑阁楼的提议。现在他拿出“气疾”为自己辩护,多少有点儿自食其言的味道。不过若真是因为“气疾”之苦,倒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当时还只是正月,避暑的理由实在是难以成立。李世民之所以如此迫切想去九成宫,不过是因为新落成的九成宫的居住条件,要远远好于他现在居住的寝宫。


姚思廉的劝阻暂时让太宗留在了京城。不过到了三月份,长安城刚刚春暖花开,李世民还是车辚辚、马萧萧地去了九成宫。一直在那里呆到这年的十月份,冬天都快来了,实在是无“暑”可避了,才回到京城。


在贞观年间漫长的进谏与纳谏游戏中,唐太宗与他的臣僚们正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大臣们极力想要压抑太宗的私欲,将他纳入“内圣外王”的正确轨道,所以频繁进谏。太宗则几乎逢谏必纳,对进谏者无不大加赏赐,但在行动上却几乎没有什么改观:奖赏过谏臣之后,他想去游猎,仍然会去;想修筑新的别宫,仍然会修。


当然,一个人程序化地生活久了,也会偶尔的事宣泄一下,太宗也不例外。贞观八年,一个小官僚皇甫德参进谏说:“陛下往日修筑洛阳宫,耗费民力;收取地租,则过分征敛;民间女子都喜欢梳高髻,也是向宫里学的。”太宗听了大怒,对着房玄龄发飙说:“这个皇甫德参,是不是国家不征用一个劳动力,一斗地租都不收取,然后朕的宫女们都剃着光头,他才满意?!”至于他对着长孙皇后说要找机会杀了魏征这个“田舍汉”,自然更有名。也正是在这一年,魏征敏感地觉察出了太宗心理上的微妙变化,他直言不讳地说道:“陛下如今不再喜欢直言了。虽然还勉强接受,但早已没有了往日的豁达。”


同样是在这段时间,魏征开始以自己的“目疾”为借口,屡屡“求为散官”。



按照儒家经典教义来改造皇帝,自王莽死于乱刃之中以后,就成了儒家知识分子们退而求其次的理想。明君唐太宗,正是这种理想的产物。追溯起来,这种改造与被改造,其实是从玄武门事变后开始的。事变后的太宗,急于获得社会舆论的认可,自然就和怀有“内圣外王”理想的儒家知识分子们一拍即合。


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有着形式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特征,与王莽当年对“内圣”的主动追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王莽即便是逼死自己的儿子,也仍然可以感受到道德洁癖所带来的强烈快感,但对唐太宗来说则完全相反,在对“内圣”的伪追求过程中,他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物欲所带来的煎熬。


所以,改造唐太宗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了单纯的进谏和纳谏活动,而且完全流于形式主义。太宗不断地纳谏,不断地奖赏进谏者,但对于执行进谏的内容,却一直都兴趣索然。


这种形式主义游戏玩久了,有时候也会让人感到很厌倦。贞观十一年,李世民就对魏征发牢骚说:“进谏的人都指责朕游猎过于频繁,但朕以为虽然如今天下无事,可武备还是不能松弛的,所以时而与左右之人在后苑狩猎,并且这又没有劳民伤财,能有什么错?”


魏征无奈地回答:“陛下既然让大家进谏,也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如果说得对,陛下采纳了,对国家自然有好处;如果说得不对,陛下不予理会,也没什么损失。”


李世民说:“你说得太对了!”


魏征的回答里流露出了强烈的悲观情绪。从唐太宗的牢骚里,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抗拒“改造”的情绪。这种抗拒,在同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上,表现得更加充分。


这年十月,御史柳范弹劾吴王李恪(李世民第三子)频繁外出游猎。结果李恪被免除了官职。李世民愤慨道:“长史权万纪辅佐我儿,却不能有所匡正,论罪当死。”柳范梗着脖子回答:“房玄龄辅佐陛下,也未能阻止陛下四处游猎,该死的不光权万纪一人!”李世民拂衣而去。


臣僚们在这一年里屡次劝谏李世民不要频繁游猎,李世民则借游猎一事屡次向臣僚们发难,反抗“改造”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地去完善自己,而勉强接受外界压力的“改造”,最终都不免会有这样的反抗情绪。


作为一个极为重视历史存在感和历史形象的皇帝,李世民曾多次违制向史官索求关于自己的历史记录。贞观九年,他就希望能够阅读国史,结果被谏议大夫朱子奢抵制了回去;贞观十三年,他又询问褚遂良自己起居注里的具体内容,担心里面记载了自己的缺点……尽管史官们一再婉拒,但最终太宗仍然从房玄龄手里看到了国史,并对撰史工作作出了“公正的指示”。这一行为,既是对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认可(希望自己在史书里留下“内圣”的美好形象),同时也是对这一



贞观十三年,魏征在进谏时说:“陛下这些年来一直滥用民力,而且还振振有词,说什么'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这是什么歪理!”


从早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孰真孰假?哪个是表演,哪个是真言?答案在300年后。


859年,唐宣宗李忱在孤寂中悄然去世,儒家知识分子们丝毫没有吝啬自己的赞美,在史书中给了他一个“小太宗”的称号。李忱临朝的13年,是一段极为沉闷的时光,没有发生过任何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找不出任何光彩炫目的数据,相反,藩镇割据依旧,宦官弄政也依旧。


李忱“小太宗”的勋章,恰恰点破了“贞观之治”的真相-和太宗皇帝一样,李忱也一直都努力表现着自己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对文职官僚们极为罕见的尊重。


没有任何像样的大事件可以用来标志李忱。弥漫在他所统治的13年里的,只有无数细节生动的故事和轶事。各式各样从谏如流的美谈,就在这种铺天盖地的细节泛滥中放肆地四处流淌。受到特殊优待的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没有办法不将李忱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君王唐太宗联系起来。因为,太宗朝正是如此。


反观贞观年间的历史,是不难发现李世民那些浓厚的表演痕迹的。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对自己日后留在史书中的形象是如此强烈地关注,以至于他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饰。他不止一次地通过与臣僚们对话的方式,极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简朴、爱惜民力的光辉形象。


然而,在这些令人感动不已的对话背后,九成宫、大明宫、飞山宫、襄城宫……也正同时破土而出;因为九成宫修建得过于华丽,他又下令将其摧毁;襄城宫同样被摧毁,但原因却是因为修筑出来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对比很容易让人看出,哪一场属于表演,哪一场属于真意。


贞观时期的20多年里,太宗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的进谏,然而接受是一回事,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数的进谏最后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当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虚怀若谷的帝王风度,当他对犯颜直谏的宽容被史官们载入实录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记了谏言的具体内容。对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进谏,而不是接受进谏的内容,所以经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头一个月他还在表彰劝谏自己不要沉迷于游猎的大臣,第二个月他就已经在野外纵马引弓了。



意味深长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尤其是文职官僚们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纳谏,而不是执行纳谏的内容,因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义,只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内圣外王”的乌托邦罢了。至于贞观之治,剔除那些家给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场完美的形式主义表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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