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蒋介石与日秘密谈判[转]

整编74师上校 收藏 19 884

萧振瀛与和知鹰二

中日秘密谈判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期间最诡异的事件,一方面,蒋介石屡屡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加以阻遏;但另一方面,蒋介石本人又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秘密谈判。在蒋介石亲自掌控的谈判中,他最重视,并且最用心指导的是1938年的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当时,日军正节节向武汉逼进,和知鹰二“求和”,使国民党内部的部分“主和”派觉得是个机会,但蒋介石对此却不抱希望。8月26日,蒋介石听说和知将到汉口活动,便与智囊、《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商谈,对张表示:“观察倭寇在华之权益与设施,岂能随便放手还我乎?若无重大变化与打击,彼决不罢手。一般以为和知来求和抱乐观者,实未究其极也。”9月23日,蒋介石返回汉口,主持汇报会议,决定对策。由于和知的条件首先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梦想,自然勾起蒋的兴趣。会议决定:“倭必先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并即恢复‘七七’事变前之原状,然后方谋停战。至于军事协定,应绝对拒绝之。”此前,国民政府一直要求,在与日本谈判时必须有第三国保证。但是,就在几天前,英、法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牺牲捷克主权以绥靖纳粹德国,因此,汇报会议决定,可直接与日方谈判。9月26日,蒋介石增派曾任北平社会局长、有对日交涉经验的雷嗣尚到港,加强谈判力量。

28日晚12时,和知向萧振瀛(1886—1947)透露:(萧为吉林扶余人,曾任西安市市长)日方此举的国际根本原因是,希特勒最近多次电请日方与中国谋和,共同对苏,其次要原因则为日本国内困难重重,不堪应付长期战争,拟在军事优势下,以较大让步取得和平。和知称:板垣征四郎、多田骏等虽有远识,但日本朝野各方尚无普遍认识。此次回东京,遭遇困难必多,将拼死努力,于10月10日前以日方最后态度相告。

和知于9月28日离港返回日本后,于10月15日再到香港。16日,与萧振瀛会晤称:日方最高会议决定,中日停战协定可以不涉及任何其他协定,但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后必须有七项谅解。甲.防共军事协作及驻兵;乙.中国政府之调整;丙.伪组织之收容;丁.满洲国之承认;戊.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己.日、华、满经济提携;庚.战费互不赔偿。这七项“谅解”表明,日方虽然声称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但顽固地要求中国签订“防共军事协定”,在中国国土上驻兵,承认“满洲国”,并且狂妄地要求中国政府改组。

10月18日,何应钦复电指示:日方所提“谅解”,甲、乙、丙、丁四项,都是“干涉中国内政”,“若行政不能独立,无异于亡国,万不能承认。如其再提此等事,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必续谈”。关于戊项,何应钦认为,日方仅提“中国领土、主权之尊重”,而未提尊重“中国行政之完整”,“是其居心仍欲亡我中国。如其有诚意,则其宣言必须言明尊重中国领土、行政、主权之完整,决不能将行政二字删而不提也。”关于己项,何应钦称,中日经济提携,必须在恢复原状后方可商讨。他表示“我方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言”。日方有无诚意,以10月20日为期,过此即作罢论。

萧振瀛对和谈前途却有某种乐观,蒋介石一直心情矛盾,举棋不定。9月27日,蒋介石研究和议的弊害,认为可能出现三种状况,一是停战后日方不撤兵或不交还华北,二是共党扰乱,不听命令;三是英美不悦。蒋介石称之为“皆应注意”的“三害”。10月3日,蒋介石研究和议之“险点”,日记云:“一、敌已设支那院与特务总监,岂肯轻易放弃?二、停战后敌在华北部队如迟延不撤,则应如何?三、在上海与察、绥部队如不撤,则应如何?四、我对内如何宣言?五、对死伤军民如何抚慰?此皆应待孔祥熙得和知具体办法时决定之。”5日日记云:“敌既欲求和而又稽延不决,以探我军虚实缓急之情,小鬼可鄙,惯施其伎俩。余惟以拙制巧,以静制动而已。”7日日记云:“注意敌来求和是否为缓兵消耗我主力之计,故应确定其限期,不可拖延时日。”“至于军事协定与经济协定,绝对拒绝。”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13日,攻占河南信阳。日军的这两次军事行动使蒋介石强烈怀疑日方的和平诚意,决心坚持抗战。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萧振瀛称:“敌既在粤登陆,可知其毫无诚意,不可与之多谈。”此时,进行多时的武汉会战已近尾声,预定打击日军的计划已经完成,为保存有生力量,蒋介石决定自武汉撤退,并开始草拟《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10月21日记云:“敌方答复延缓,并无诚意之表示,余当考虑发表宣言以示决绝。语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非下此决心,无以救国。”24日,蒋介石接受各将领要求,离开武汉。次日,下令对武汉若干要害地区进行爆破,以免为日军所用。

30日,蒋介石命何应钦转令萧振瀛,停止和谈,返回重庆。同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要他们考虑对日宣战的利害问题。电称:“今后沿海各口既全被封锁,故我对于海外交通,不再有所顾虑。若我宣战,则美国必实行中立法,可断绝敌人钢铁、煤油之来源,实于敌有害也。又我如宣战,对于国联及各国关系,均应精密研究,切实探明,望即令我驻外各大使全力进行。如何?请核。”31日,《告全国国民书》正式公布。该文说明抗战根据不在沿江沿海,而在广大、深长之西部诸省。武汉会战予敌重大打击,任务已毕,目的已达,现决定放弃武汉,转入主动有利之地。文称: “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惟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惟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与短长,正相悬殊,我惟能处处立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 文末,蒋介石号召国人“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文告发表后,蒋介石很满意。11月1日日记云:“《告全国国民书》自读之,觉为最近第一篇文字,必使国民感悟持久抗战之意义,且使敌国知所畏惧。”大概当时主和派对发表此文有意见,12月2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既知持久抗战是民族惟一出路,为何复有徘徊迟疑?此心既决,毋再为群议所惑。”

特殊的日方代表 在秘密谈判中,日本方面出面者大多系军部或政府人员,但是,也有个别谈判,其出面者系“民间人士”。例如萱野长知与小川平吉。萱野在辛亥革命前曾参加中国同盟会,与孙中山、黄兴友善,多次支持或直接参加中国革命。小川平吉也曾支持辛亥革命,组织有邻会,提倡日中友好。1927年任铁道大臣,是已经退出日本政坛的元老级人物。二人在头山满的推动下,得到近卫首相等政要支持,出面在中日间斡旋和平。

萱野、小川都是曾对中国革命作过贡献的人,背后又有头山满及日本政要支持,因此,蒋一度对谈判有兴趣,宋美龄到香港指导即是明证。但后来蒋介石又在关键时刻下令中止谈判,其原因在于欧战爆发,蒋介石由此看到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和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因此积极调整国际战略。1939年4月29日,蒋介石日记云:“必使欧洲战局扩大至远东,且使包括全球,如此,则英在远东势力可不被倭或俄国乘欧战之机,取得渔人之利。”同时,他也看到了日本经济能力的严重不足。次日日记云:“余已催英与俄速订军事同盟,使俄、倭对欧战不能旁观坐大,而倭连日五相会议,对欧外交政策举棋不定,然其最后必实行与德、意订立军事同盟,以其军阀之嚣张,如倭王不准,则有革命之可能也,至其对我国,一面恫吓,一面求和,犹想从中取巧,未知其经济尚有支撑二年之力否?此次小川等求和,余拒绝之宜矣!”

萱野、小川在香港除与杜石山等谈判外,还曾于5月6日约见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小川表示:日政界多数人愿“和”,但少壮军人有领土野心,如果“和”不了,日本可能会以重兵驻扎华北及沿海,永久占领半个中国。张季鸾答称,中国纯以保卫国家为目的,只求日本承认中国为对等的独立国家,达到此目的,一定“和”,否则,一定拼命打。关于日本要求与中国订立反共协定一事,张表示:这就等于让中国“无端抛弃抗战以来同情中国之英、法、美、苏诸朋友,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精神上亦有抵触也”。关于中共,张称:“蒋公看此问题很轻。战后之中国完全根据‘三民主义’及法律处理一切,即凡不违法之人与事,皆可承认。”对张季鸾所言,小川不能反驳,只能苦笑。

张季鸾的特殊身份 张季鸾是报人,但是,从1938年1月起,张季鸾即受蒋介石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敌运用”,后来又参加蒋介石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秘密谈判,成为蒋的高级智囊。1940年7月2日,蒋介石收到张季鸾的来函,当日日记云:“敌又求和,未知其诚伪如何?此时应暂置不理,以示我不受轰炸之威胁。”尽管如此,蒋还是在几天后复函张季鸾,指示谈判机宜,日记云:“敌方间接求和之心虽切,然其方法与政策仍毫无变更。我应嘱季鸾以最低限度转示之:1郾谈政策而不谈条件;2.谈情感与利害而不谈权利与得失;3.对于中国人心,应特别注意苏俄放弃在华特权之宣言;4.北平至山海关驻兵权应放弃;5.汉口租界应先取消;6.内河航权应取消;7.青岛与海南岛应完全交还;8.热河应先交还,9.东三省问题、借用港口问题、东亚联盟问题,待和平完全恢复,撤兵完全实行后再谈;10.天津与上海租界应定期交还;11郾保障问题应稳妥;12.撤兵手续,平绥路、张家口与归绥一带,必须在第一期撤完。”前文已述,日军自山海关至北平的驻兵权为清末《庚子条约》所规定,1938年萧振瀛与和知鹰二谈判时,蒋曾同意保留。但是,这里蒋却明确要求日方放弃。此事表现出,在与日方谈判中,蒋的妥协性逐渐减弱。此后,蒋介石在与张季鸾会面时又不断指示,其7月19日日记云:“与季鸾谈已曰:敌国野心如昔,毫未改变,岂有和平希望?”25日日记云:“张季鸾来,谈东北与倭不侵犯条约事。”显然,如何对待已被日本侵占多年的东北,是否可以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都是谈判中无法回避或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张季鸾必须向蒋请示。

1938年10月,和知与萧振瀛的谈判因蒋的刹车停止后,和知继续寻找和重庆方面联系的线索。1940年8月,和知动员一位希腊商人到重庆上书蒋介石,“其内容无异于乞和,为从来所未有”,蒋介石由此推断,日本急于向东南亚发展,向中国求和已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同月6日,他与张季鸾讨论,可否利用这一形势,在于我有利的条件下,与日本媾和?但蒋又认为:抗战目的,在于打破日本的侵略野心与侮华心理,恐怕一时还难以达到。9日,蒋介石再次研究和知来函,认为“敌寇求和益急,而其方法乃益幼稚,实益愈益毒劣,应切戒严防之”。 1941年之后,还有个别日本人士企图在中日间斡旋和平,但蒋介石已了无兴趣。1942年4月,和知鹰二的机关总务部长黑木清行,受头山满及萱野长知鼓动,携带萱野长知名片到桂林,要求到重庆面见蒋介石,调解中日战争,恢复两国邦交,否则自杀。贺耀祖、陈布雷二人认为“不可任其自由往返,拟令扣押,密解息烽,留交审讯”。蒋介石批示:“应即拘押监禁。”

谈判终止 日本侵华,采取的是以战为主,以诱和为辅的两手策略。同样,蒋介石也用这两手策略对付日本。一方面,蒋介石宣称以武力抵抗日军进攻;另一方面,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也不排斥与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如前述,蒋介石虽对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不抱希望,但是,由于和知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为诱饵,这使蒋觉得不妨一试。谈判中,蒋细心研究情况,指导起草并亲自修改有关文件,除将东北问题搁置另议外,蒋曾准备以同意日本在长城以外某些地区驻兵为条件,换取日军自中国关内地区撤兵。但是,当蒋发现日方拖延不决,并无诚意之后,立刻下令终止谈判,后来并以“杀无赦”警诫孔祥熙、萧振瀛与和知重开谈判的企图。1940年8月,蒋介石为了应付日本方面频繁的谈判要求,指导张群、张季鸾、陈布雷等制订《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作为对日谈判的原则和准绳。该文件的最大特点是将抗战结果分为“最大限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两种,但是,当张季鸾于同月底带着这份文件赴港,企图首先争取“最小限之成功”时,蒋介石却阻止张与和知鹰二见面,并且迅速命他回渝,使这次经过郑重准备的谈判还没有开始就夭折了。同年7月,近卫第二次组阁后,为了抽出兵力,侵略东南亚地区,一面紧锣密鼓地准备给予汪伪政权以外交承认,一面通过外相松冈洋佑推进“钱永铭工作”,继续诱惑重庆国民政府和谈。蒋介石担心日本承认汪伪会在外交和内政两方面严重影响中国抗战,派出张季鸾赴港谈判,企图加以阻挠。日本政府虽曾一度接受中方的“全面撤兵”等条件,但是,最终还是在军方的压力下承认了汪伪政权。

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长期对日妥协,力图延缓对日全面作战时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被逼抗战,但是,他仍长期为战与和的矛盾所纠缠。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几次谈判说明,他在宣称持抗战的同时,也还在某些时候对和平解决中日战争存有期待。谈判中,他虽不肯承认“满洲国”,不肯立约放弃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但在一段时期内,他却只将抗战目标定在“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这一“最小限之成功”上。这些,都反映出蒋在对日抗战中的软弱一面。

2
回复主贴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19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广告 东风,东风:目标韩国首尔 导弹准备发射

经典聚焦

更多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