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曹锟:我不信我们打不过那小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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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字仲珊,1862年生于直隶天津一个小业主之家。幼年曾入私塾,粗通文字,好习武。世传曹锟不识字,给人题字,只会题一“虎”字,实则曹锟颇通才艺,犹善画梅。十六岁后,以贩布为生。二十岁时,投淮军当兵。不久,被选送天津武备学堂学习。1890年毕业后,入宋庆的毅军当哨官。1895年,到天津小站投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凭着他的善于投机钻营,很快博得袁世凯的欢心,成为“北洋三杰”之外的第四号人物,历任帮带、管带、统领、统制、总兵等。

1912年2月,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南京临时政府派员至北京迎接其南下就职。曹锟当时任北洋第三师师长,在袁的操纵下,纵兵哗变,焚掠内外城,为袁世凯制造拒绝南下的借口。1914年4月,曹锟被袁世凯任命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率第三师进驻岳州,监视南方革命势力。1915年,曹锟投袁世凯所好,拥护他称帝。1916年1月,曹锟又受命率军入川,与护国军交战。袁世凯死后,曹锟被调任直隶督军,驻守保定。


曹锟是直系重要头目之一,但他在当时直皖两派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常以两面敷衍的手法求得自保。他与皖系段祺瑞保持良好关系,段祺瑞以权利诱惑他,他便附和段;冯国璋以直系结合为号召,他又附和冯。曹锟的官瘾大、野心大,当时冯国璋任代理大总统,副总统一职虚悬,曹锟垂涎不已,段祺瑞、徐树铮便以“副总统”一职作为钓饵,争取他加入了主战派,并成为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1918年2月,曹锟亲领大军南下入湘,3月攻陷岳州,4月占领衡阳。可是,段祺瑞并没有兑现“副总统”之约,反而连他亲手抢下的地盘湖南也让给张敬尧。曹锟一怒之下回到天津。6月,督军团在天津开会,曹锟本拟策动议和,但徐树铮向他百般解释,“副总统”之约一定会兑现。曹锟觉得尚有希望,又继续主战,但和徐树铮讨价还价。徐主张先南下作战,立功后送副总统之座;曹锟坚持先定下副总统归自己,再去南征,双方争持不下。8、9月间,曹锟部将吴佩孚在湖南前线通电攻击段祺瑞内阁及其武力统一政策,曹锟亦暗中支持。面对这种局势,段祺瑞也只得决定让曹锟出任副总统,指使安福国会开会荐举。但是,国会中的交通系、研究系一百多名议员在徐世昌的策动下,以“虚副总统一席以待南方领袖”为由,反对选曹锟为副总统,拒不出席会议。结果,折腾了一番。终因法定人数不够而“流会”收场。曹锟白做了一场“副总统”美梦。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逝,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曹锟与吴佩孚一北一南互相呼应配合,准备与皖系决一雌雄。同时,积极拉拢奉系张作霖,共同对付段祺瑞。于是,直、皖军阀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终于在1920年7月14日爆发了直皖战争。战争只进行了4天,以直系大获全胜而告终(详见第二章第四节)。


直皖战争段祺瑞战败,通电辞职。曹锟和张作霖举行天津会议,商量组阁。曹锟本意推荐王士珍,但为了巩固同张作霖的关系,最终同意了张作霖请出其儿女亲家靳云鹏组阁的建议。于是,靳内阁于8月11日组成。8月14日,曹锟、张作霖两位大帅乘坐专列进京,徐世昌迎之以帝王之礼。


曹锟、张作霖为共同垄断北京政府,达成分赃协议: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张作霖晋授为镇威上将军。双方各向北京政府索要军费一千万元后,于9月4日离京返天津。到天津后,由张景惠、靳云鹏撮合,曹锟将七岁之女曹士英许给张作霖八岁之子张学思(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少将)。曹、张两人又成了儿女亲家。


但是,曹、张两人的合作以及直、奉两派的联合极其短暂。直系要保住已得利益并继续抢占地盘,奉系为扩大势力范围而不断向关内发展,双方冲突很快尖锐化。靳云鹏内阁上台后,完全受直、奉两系的控制,凡事均需直奉双方同意方可。靳云鹏为了统一步骤,调处直奉矛盾,邀请张作霖、曹锟、王占元到天津开会,时称天津四巨头会议,也称巡阅使会议。从1921年4月下旬开至5月下旬,各方就财政、内阁、裁兵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和争吵,虽有所妥协,各有收获,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直奉矛盾反而更加尖锐激化,最后不欢而散。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靳内阁支撑了数月之后,不得不在12月17日宣布辞职。12月24日,张作霖荐举亲日派梁士诒当了国务总理。梁士诒上台后,干了一系列亲日卖国勾当,引起全国各界不满。直系的吴佩孚也趁机大肆攻击梁内阁,矛头实则指向了张作霖。张作霖则扬言,如果吴佩孚再反对梁内阁,即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加以。直奉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紧急的情况下,徐世昌要求直奉两系推荐一个双方可以同意的内阁总理,张作霖表示“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则表示“军人不干政”。1922年4月初,徐世昌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不料遭到奉系的反对。4月10日开始,奉军相继开进关内,以军粮城为本营,从军粮城、马厂、静海一直开至德州附近。奉军号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设总部于山海关,后分两路出击。


对奉军的进逼,曹锟不想和亲家张作霖开战,其弟曹锐等人也一意求和。曹锟电令直军不作抵抗,引起了直军将领一致不满。吴佩孚不顾曹锟指令,积极调兵准备应战。结果在吴佩孚的连连请命下,曹锟下了最后决心。他奋然说:“功名富贵皆是我挣来的,如今决计不要了!”又自拟一电致吴,电文说:“你即是我,我即是你。亲戚虽亲,不如你亲,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曹锟任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分头抵御。


4月29日,张作霖下总攻击令,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这次战争,东路在天津浦路马厂一带,西路在京汉路的长辛店一带。长辛店和琉璃河间的战斗尤为激烈,两军屡进屡退,互有伤亡,不分胜负。吴佩孚令董政国二十四小时内夺回长辛店,不然提头来见,结果半天时间,已有传令兵回来报告:“董旅长过去了。”曹锟一听大惊,以为董已死,乃惨然看了吴佩孚一眼,正准备征询该以谁继任旅长的时候,那传令官又频频催促:“大帅,总司令,您们也一起都过去吧!”曹锟才知是打了胜仗,不觉虎跃而起道:“子玉,我们一齐都过去了吧!”战至5月3日,吴佩孚转守为攻,以一部作正面钳制,另以主力绕到奉军背后,直扑卢沟桥,使西路奉军腹背受敌。5月5日,西路奉军张景惠部第十六师师长邹棻倒戈,当日长辛店就被直军占领,奉军大败退至北京。奉军东路闻长辛店失守,军心大乱,斗志消失,纷纷溃退。张作霖被迫下令退却,后经天津、滦州率残部出关。奉军战败后,大总统徐世昌应直系要求,下令免除张作霖所任各职听候查办。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于5月12日宣布独立。19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继续整军备战,以图反攻。6月17日,双方在英国的干预下进行停战议和,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杨清臣,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笛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山海关为两军界线。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军阀大获全胜而告终,直系军阀从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权。


直系军阀独掌权后,一心想当总统的曹锟,想立即驱逐徐世昌,自己登台。还是吴佩孚想得深入全面一些,主张召集旧国会,把黎元洪挖出来复位,用“恢复法统”的名义以为过渡,好使直系的统治“合法化”,让总统和国会都成为直系手中的傀儡,也利于曹锟在黎元洪“补足任期”后,“名正言顺”地取得总统宝座。曹锟同意了吴佩孚的主张,两人领衔发出征求恢复国会意见的通电,得到一大批军阀和社会名流的支持。直系将领孙传芳多次发表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请黎元洪复职,要求徐世昌下野。


1922年5月24日,“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成立。6月1日,旧国会议员150多人在天津开会,宣布国会“恢复”。6月2日,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下台。徐世昌这位圆滑世故的北洋军阀,由皖系安福国会推上总统宝座,任期三年零八个月后,又被直系军阀赶下台来,他的政治生涯也从此结束。


此后,徐世昌在天津作了十七年的“租界寓公”,晚年拒绝出任日伪职务,还能保持民族气节。七七事变后,亲日派不断来游说他。曹汝霖巧言令色:“南京亲英美派当权,支持英美压制日本,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损失,日本不得已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若能出山,与日本签订亲善条约,他们就可以撤兵。”徐以年老体弱为借口加以拒绝,等曹一走他便对家人说:“今后此人再来,就说我不在家。”日酋土肥原贤二约他见面,他也不见。日本人又派他的门生章梫和金梁来劝说他,他委婉推辞,拂袖上楼。后来,徐练气功不得法,热结于膀胱,患了炎症,须到北京动手术。他认为自己一出租界,必被日本人所劫留,于是放弃治疗,于1939年6月5日,从容而逝,享年84岁。逝前曾有客来访,说到抗战前途,他不答,但手指壁上“晚晴簃”横幅而已,是以“晚晴”象征抗战之必然胜利。


徐世昌下野后,曹锟、吴佩孚率直系督军联名通电要求黎元洪“依法复位”。黎元洪表示同意,6月11日入京供职,6月14日下令撤销1917年6月12日“解散国会令”。8月1日,旧国会议员召开会议,正式恢复国会,实现了直系的所谓“法统重光”。


然而,同其他军阀集团一样,直系独掌大权之后,首领曹锟和吴佩孚之间的矛盾立即表露出来,形成了以曹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为首的洛(阳)派。两派在制宪和选总统问题上斗争激烈。而内阁倾向洛派,深为保派不满。为了推倒王宠惠内阁和驱逐黎元洪,使曹锟早日当上总统,1922年11月18日,在保派怂恿下,倾向保派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揭发财政总长罗文干擅自与华义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遭受5000万元损失一事,逼迫黎元洪亲下手谕,命令步兵统领聂宪蕃、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带兵逮捕了罗文干,解送法庭处理。后在吴佩孚的干预下,也因证据不足释放。罗文干案件导致了保洛两派矛盾激化,吴佩孚最终屈从了曹锟,王宠惠内阁也于11月29日倒台。


1923年初,黎元洪已快满任期,曹锟本来再等几个月,也能顺利坐上总统宝座,但他急不可耐,想赶走黎元洪。黎元洪虽是个毫无实权的傀儡总统,但也不甘被人赶下台,所以联系张绍曾内阁及政学系议员与曹锟对抗,不肯下台。5、6月间,直系保、洛两派取得一致意见,提出“拥曹必先驱黎,驱黎必先驱张”。先由亲直系的阁员高凌尉、吴毓麟、程克先拆内阁的台,使张绍曾内阁不得不于6月6日全体辞职,张绍曾当晚被赶往天津。紧接着,曹锟便亲自导演了一场“逼宫夺印”戏。


6月8日,冯玉祥部张之江率军官数十人佩刀闯入新华门,围住居仁堂,向大总统索要欠饷。9日上午,曹锟党徒又怂恿警察罢岗,撤走总统府卫队。10日下午,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到黎府索要欠饷。接着,“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千余人手持“黎元洪退位”的旗帜呼喊而来。12日,黎府又出现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轮番示威骚扰。黎元洪明知是曹锟要赶他下台,却坚持不走。但不久黎宅断了水、电,黎元洪大怒之下,决定离开北京。他把总统的大小印信十五颗拿出来,十颗留在公府,五颗送去交给他那住在法国医院的危氏如夫人,并作了其他一些最后交代。13日下午,黎元洪乘专车离开北京。


曹锟得知黎元洪拿走了总统印信,急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车夺印。黎元洪的专车到达天津新站后,王承斌率领的大批军警便包围了专车,卸下车头,迫黎元洪交出印信。黎元洪被逼得拔枪自杀,被随员抢救没有打中要害。到了晚上,黎元洪无可奈何,只得说出实情,曹锟终于在14日清晨取回总统印信,才放走黎元洪。经过这场耻辱和劫难以后,黎元洪仍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台,后还在天津、上海等地活动,试图东山再起。但不久也感到大势已去,回天无力,便隐居天津张园,从事工商业活动,担任中兴煤矿董事长等。1928年6月3日,因患脑溢血去世,享年64岁。


再说曹锟,指使直系军阀闹饷、逼宫、截车、夺印、赶走黎元洪的种种暴行,激起了全国各界的反对。但曹锟对此全然不顾,为当总统一意孤行。他以40万元的高价收买了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他在国会选举中出谋出力,又以高价收买和胁迫国会议员来京参加国会选举,并派专人在北京宣武门外设立暗察处,对议员进行监视。1923年9月10日,国会开预选会议,曹锟以五千至一万元一张选票收买了五百多名议员。10月5日举行正式选举,曹锟派遣大批军警、宪兵“警戒”。原定十点钟开选,但到上午十一点四十分签到者也不过400多人,不足法定人数,选举会议主席吴景濂急得团团转,派出可靠议员分头去拉同党、同乡的议员,而已签到者已失出自由,不得外出。直到下午一点二十分,签到者达593人,这才摇铃开会投票,四点钟选举完毕,曹锟终于以480票“当选”为大总统,10月10日宣布就职。这次选举共支贿款1350余万元,因此,时称曹锟为“贿选总统”,国会是“猪仔国会”,议员是“猪仔议员”,在民国史上留下了丑恶的一页。


曹锟“当选”总统后,为巩固地位,一边竭尽全力扩大势力,将所有亲信均以封官晋爵,给直系诸将论功行赏,一边利用职权聚敛财富,使得百姓苦不堪言。由于他臭名昭著,民心丧尽,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反抗,就是各地军阀也不听从他的号令,相互争斗,抢占地盘。


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内部已经存在保定、洛阳两派,曹锟当总统以后,两派因争权夺利矛盾日深。吴佩孚居功自傲,自称是曹锟的长子,言外之意是迟早要取而代之。吴佩孚还把冯玉祥、王承斌等人的地盘和兵权也夺了去,因此,直系内部又形成了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结合起来的反吴三角联盟。直系外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为实行北伐,采取了分化北洋军阀集团,联合皖、奉共同讨直的策略,形成了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这两个三角联盟搞得曹锟焦头烂额。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皖系卢永祥与直系齐燮元交战(详见第二章第五节)。9月5日,孙中山下令讨伐曹、吴。作为反直三角联盟之一的奉系张作霖也率军入关为助,随即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9月15日,曹锟接到奉天发来的挑战书,立即电召吴佩孚进京,下令讨伐张作霖,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9月18日,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正面接触,展开连日激战,双方投入20万以上兵力,均出动了海、空军参战,战争规模是近代军阀混战史上空前的。


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受命率部出古北口经滦平、承德向北进军。冯玉祥早已和吴佩孚矛盾激化,已有意倒戈反直。10月21日,冯玉祥乘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前方酣战之时,将所率部队后队改为前队,由李鸣钟、鹿钟麟率领,昼夜兼程140里,沿途割断电线,封锁消息。22日午夜,在负责戍守北京的孙岳配合下,一枪未发,迅速占领了北京城,发动了北京政变。鹿钟麟派一营士兵包围了总统府,将还在睡梦中的曹锟抓了起来,囚禁在中南海延庆楼上。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曹锟后,第一件事是将曹的一个佞幸李彦青枪毙,实际上是为了夺取他的巨额财产。不久又要曹锐去见他,曹锐不愿受辱,马上服毒而死。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逼曹锟辞职。曹锟只得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由新任的黄郛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锟看到前来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截车夺印,捧他上台的干将王承斌时,不禁酸甜苦辣,百感交集。11月25日,段祺瑞被冯、奉捧为临时执政,不久,即下令将曹锟“着内务、陆军两部严行监视,听候公判”,实际是将曹锟保护起来。


1926年春,张作霖、吴佩孚联兵攻击冯玉祥。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所部国民军交由张之江、鹿钟麟率领。鹿钟麟为分化直奉联盟,恢复了曹锟的自由,电请吴佩孚入京主持大计。曹锟也派人转告吴佩孚,想出来再当总统。吴佩孚拒绝曹锟的要求,复电命张之江、鹿钟麟同时下野。张、鹿获电后率部退出北京。


曹锟恢复自由后,还想恢复总统职务,派人到汉口找吴佩孚,但吴不予支持。曹锟只好在当年5月1日通电发表补行辞职宣言,声称“因病辞职”。不久,曹锟离开北京,移居保定,又移居郑州。他曾企图利用吴佩孚到郑州车站迎接他时,将吴杀掉,自为主帅,布告天下,但终因感到力不从心而放弃此计划。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至河南,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英租界,过着休闲的生活。


对曹锟的评价,历来不好。但也不可一概非之。


他任总统时,亲信吴毓麟等人想借驻伦敦公使的人选问题,向外长顾维钧施加压力。双方争执不下,吴毓麟就请曹锟出面,曹锟正色道:“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作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顾维钧在日记里写道: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锟拒绝出任日伪职务,显示出民族气节。华北沦陷后,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酋土肥原贤二极力拉拢前大总统曹锟,想以他为首成立傀儡政府,年迈的曹锟在刘夫人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日本人碰壁后,派出已当上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叩门,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陡变,大声吼道:“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吓得高凌蔚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架着慌忙溜走。当曹锟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时,兴奋溢于言表,连说:“我就不信,我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但随着战事不利,他不久便郁郁而病重。1938年5月17日,曹锟在天津病逝,时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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