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不和谐”的中国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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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和谐”的中国春运


1月30日,为期40天的2010年春运终于拉开了帷幕。尽管春节是和谐的节日,但春运却是一场不和谐的噩梦,不和谐的关键词就是“难”和“挤”,而这里不仅仅是乘车的“难”和“挤”,而是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难”和“挤”。特别是对于那些返乡的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在和谐的春节被不和谐的城市遗弃。


当然,春运的不和谐似乎有其客观必然性,某种程度上它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同现代化和城市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现代化和城市化要求人口大范围地迁移和流动,但传统文化又讲究“家”概念,过年回家落叶归根,这似乎必然会导致春节期间人口迁移和流动的集中爆发,出现乘车“难”和“挤”的不和谐现象。


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春运中规模最大却最弱势的出行群体是返乡的农民工。按照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每年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来,但这种转移也许只是虚假的转移、虚假的城市化,因为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成为市民在城市定居下来,尽管在统计意义上他们可能被算作了城市的常住人口。


农民工在春节期间返回家乡,并不是像已经在城市定居的探亲群体那样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而是其在城市中无理想的容身之所,而不得不被动还乡,这跟传统文化并没有必然联系,他们的还乡是带着一丝酸楚和委屈的。而且,家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精神概念,有亲人的地方就是家,如果农民工真的能够在城市定居,他们就不必返乡,可以把家人接到城里来过年。尽管这也会导致春运客流的居高不下,乘车“难”和“挤”的不和谐现象还会继续,但在精神和心理上却是和谐的,自己会有一种为家人改变境遇的喜悦感,家人也多了一份欣慰。


当然,也有一些农民工并不愿意回家,这其实也不和谐。中国文化中还有“少小离家老大还”和“近乡情更怯”的说辞,许多古诗词中都弥漫着浓郁的乡愁。许多诗人喜欢在异乡怀念家乡,喜欢漂泊的感觉而不愿意回到故乡,甚至躲着故乡走。这里面也有自己一无所成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内心纠结,这其实是一种不值得提倡的做作的文化观念。现在看来,这种文化观念仍然很有市场,虽然这些怯于还乡和回家的人没有参加到浩浩荡荡的春运大军中,但在精神和心理上却是不和谐的,是病态的。特别是对于一些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家和故乡都是模糊的概念,农村和城市似乎都不是他们的家,他们是伟大时代的渺小孤儿。


上述春运和谐和不和谐的标准只是个人主观看法。但即便按照官方的表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来考察春运,春运似乎也略显不和谐。


比如,在火车票价格听证时还应该多一些民主;在打击黄牛党时还要多一些法治(最近广州和成都等地的实名制试点是一大进步);在窗口放票时还要多一些公平正义,少一些暗箱操作;在排队和乘车过程中人与人之间还要多一些友爱少一些摩擦,按照这个标准,最近东莞火车站列车员帮乘客爬窗上车,站长和书记却被双双免职,似乎有点矫枉过正了;尽管春运已经很有活力了,但似乎要少一些活力才会更和谐;安定有序应该是春运最为欠缺的,历年春运过程中出现过踩踏致死和被挤得跳车等等非常动荡无序的事件;至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许每年春运20多亿人次的大迁移自然界并不欢迎。


总而言之,要想使春运走向和谐或者相对和谐,最根本的是要解决城市化过程中转移到城市的农村人口的安置问题。略感欣慰的是,1月31日,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七年锁定“三农”问题,其中有几个提法比较引人注目,比如,“将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以及“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等。如果这些政策能够落实的话,春运应该会逐步摆脱不和谐。


但值得一提的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中国需要的是城市化,而非城镇化,呼吁和号召农民到中小城镇落户可能并不符合客观规律。城市化的过程是转移人口等待基础设施,而不是先大修基础设施再等转移人口。既然大城市已经吸引了大批的流动人口,就不能对此漠然置之,而避重就轻盲目搞中小城镇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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